余应桂（1585年—1648年），字孟玉，号二矶，江西省都昌县春桥乡余二矶湾人。耕读世家，明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中举，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登进士榜，授浙江省武康县知县，先后历任福建省龙岩县、海澄县知县，陕西道监察御史，湖广巡抚，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等职，曾一度总督三边军务。崇祯十六年起为兵部右侍郎，后家居都昌。清顺治二年，起兵反清，清兵破都昌，不屈而死。
余应桂少时读书用功，曾在庐山脚下的千年学府——白鹿洞书院学习过。清代同治版《都昌县志》上还有他留下的《鹿洞夏读》诗一首：“夕阳欲落万山迎，水石飞凉枕簟青。林鹤三鸣犹不寐，行吟月下和松声。”文笔流畅，意境清新，尽情地描绘了白鹿洞书院美丽的自然风光和夏夜读书行吟的无穷乐趣。后来余应桂虽从政为官，但对尊经学道仍然痴心不改，耿耿于怀，作有一首《谒奠经归祠》，诗中唱道：“西山庙貌入青冥，潜德悠悠始夏旌。功并洛闽家乘灿，文留天地岫云蒸。吉蠲但酌鄱湖水，跄跻仍占太史星。学道无闻鬓未变，还从筵桷授遗经。”经归祠即经归书院，为祭祀元代著名理学家、都昌先贤陈澔而创办的。元学士虞集题陈澔墓额曰经归，故名经归祠。陈澔著有《礼记集说》，与朱熹的《四书集注》同为明清两代各类学校御定课本，可见影响之大矣。
为官清正 敢与权贵作斗争。余应桂自中进士后，从知县干起，一直升到巡抚一级的地方大员，几番宦海沉浮，却屡遭贬谪，经历坎坷。但始终不为权势所畏，不为名利所累，能做到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好学慎行，淡泊自甘，是明代的名臣之一。周延儒是崇祯初年的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后升任内阁首辅，权倾一时，炙手可热。此人性格警敏，善伺旨意，深为皇上器重。然实时论所非。余应桂则大义凛然，连上数道奏疏，弹劾周延儒罔上行私，贪邪倾险之状。第一道奏章劾周收受孙元化参貂白银，又受杨鹤重赂，则力主抚议，以息事宁人。因此时皇帝正信赖周延儒，余应桂反而受到斥责。后孙元化守登州城被执。余应桂又以孙元化贻祸封疆，皆周延儒曲庇所致，重上奏疏，矛头直指贻祸的根源周延儒。皇帝大怒，将余应桂降级三等，逼得余应桂只好以养病为名辞官回归故里。在奏疏中，余应桂义无反顾，认为“时事艰危已甚，奸辅悛悔无期，谨列其欺贪之实，仰祈圣明，奋然明断，以清政本事。自阁臣周延儒柄政以来，趾高气扬，横恣愈甚，且夫皇上方患无实心任事之人，而延儒明明行欺诳之术。皇上方欲一清苞苴之径，而延儒明明开贿赂之门……。延儒之为人也，赋性极是贪邪，而更饶机警，行事最无忌惮而独善揣摩。今天下有三大事：曰恤民，曰治兵，曰理饷，彼皆悍不顾虑者也。今朝廷有三大权：曰用人，曰赏功，曰罚罪，彼皆懵不分明也。惟以依傍颠倒之黠肠，行其牢笼倾险之狡术。事可市权则攘臂而决之。若不相涉，纵关大计，亦必推委模棱。大都遇所私之人，则大者小之，重者轻之，即罪极重大，惧皇上之疑也，亦复从深入浅，有转移脱卸之法。遇异已之人，则小者大之，轻者重之，即罪极轻小，惧皇上之讶也，亦复生节生枝，有借题旁陷之法。”通篇文笔犀利，入木三分，义正辞严，读来令人酣畅痛快。崇祯十六年，周延儒率军驻通州，因胆怯不敢出战，惟与幕僚日夕饮酒娱乐。但等到敌兵退去之时，他却谎报军情，冒功领赏。事败之后，连一向言听计从的皇帝也不能容忍，令其自尽以谢天下。权倾朝野的周延儒终于为余应桂所料，落得个身败名裂的下场。
与周延儒贪婪倾邪相对应，余应桂在为官任上，却把金钱看作身外之物，千金散尽无所吝，自律甚严，清廉耿介，不置恒产为子孙作稻粱谋。他在海澄为令时，正逢海寇猖獗，应桂捐俸银筑铳城二座，石城三里许于海岸旁，以为海澄之外藩，土人为纪念余应桂之功，因名其处为余公街。崇祯七年，余应桂被重新起用，巡按湖广。他到任之后，捐赎锾十余万两，用以召募壮士，修缮城池，打造兵器。右佥都御史卢象升抚治郧阳（今湖北郧县），军需奇缺，余应桂知之，赠以赎锾一万五千两，为卢象升缓解了军需不足的燃眉之急。心怀故里 热衷地方公益事。余应桂中年为官于外，在故乡的时间不多，但对家乡的故土有着深厚的感情，有着无尽的眷恋。第一次被降职三等时，他就毅然以养病为名回到故乡。回到都昌后，他十分关注家乡的风土人情和公益建设。
清代同治版《都昌县志》十一卷?文录上刊载有他的九篇遗作，中有五篇是为故里公益事业而作的，从崇祯五年开始到崇祯十三年为止，时间上跨越八年之久。如“钱公桥碑记”、“革除巡拦抽税碑记”、“重建新开寺记”、“改建儒学于小南门外碑记”、“杨侯鼎建县堂碑记”等，这在宋元明清的都昌文人先贤中是首屈一指的。对于地方公益事业，对于修桥补路、新建县衙、减轻赋税、改造学堂、重整寺庙等善举，余应桂莫不双手过额，称赞不已，乐于为之作记以广流传，以存后世，为地方上保存了一份值得后人珍视的文稿。
余应桂还作有《陈侯澹庵荣觐序》一篇，时间是崇祯六年（1633年），序中说道：“士则不然，双眸可以镜廉污，寸舌足以变黑白。高者以文艺为媒，卑者以趋媚为的。狡者以保留延誉为捷径，愚者以珥笔佐证为膻途。故令虽无求于士，而士则不能无求于令也。令若有求于士，而士之求益无量矣。”又说：“无求之心其心正，无求之目其目明，无求之感其感笃，盖以侯之为都也，其心如水，其政如春。其待士也，正已以树型模，较仇以广磨砺。……”这颇有哲理的话语部分代表了余应桂立命处世的为人之道以及对士子高洁品行的推崇，余应桂不愧为都昌地方受人尊崇的乡贤之一。
潜力边务 努力挽狂澜于既倒。余应桂所处的晚明是一个多灾多难的时代。此时的明王朝在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的双重打击下，已成强弩之末。内有李自成、张献忠的农民造反，外有后金王朝和海盗倭寇的不断侵袭。面对这内忧外患、国空兵虚、大厦将倾的困难局面，腐败的崇祯帝刚復自用，猜忌多疑，出尔反尔，自毁长城。朝中忠勇之士，或被冤杀，或被牵制，或弃之不用。余应桂就属这样的忠勇之士。他早年习儒，入学白鹿洞书院，后中举人，选进士。出任浙江、福建三县的县令时，史书就称他“历宰三县有政绩”。其中非常重要的一条就是潜心钻研边务，深谙“欲先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的道理。为海澄县令时，他本想做个清正廉明、造福一方的太平官，不想此时的海防，已陷百孔千疮，海寇濒临的境地。余应桂到任之后，筑铳城，建腰墙，聚民众，利兵器，海寇久攻不能入，民赖以安。崇祯四年，他担任监察御史后专门上了一道奏疏条陈边务，明确提出内明政治、外修边务的主张，他说：“欲定四方之蟊动，先定半壁之绸缪。谨陈备边实著以裨庙谟，以苏民困事。”这是他上疏的出发点。认为“兵多则饷溢，饷溢则民穷，民穷则盗起，今盗几遍天下矣。”故而他提出：“臣再四筹之，唯有先为发难之半壁，策其万全，乃可徐为蠢动之四方，苏其最急。计其实箸，似亦有前箸之可借者，一则布置宜定也。从来御远之法，边陲为上。边陲之法，要害为上。凡增饷增兵，或先几而修备，或亡羊而补牢，举不胜概。谓藩篱既固，堂奥自安，著先定也。”对于边务废止，他痛心疾首：“今则不然，敌来则千里扫迹，敌去则满地皆兵。兴阑则愿撤愿裁，变生则又议复议创，毕竟民膏徒供浪掷，何曾得一兵之力也。愿当事者于此一眼看明，一手握定。”在疏中，他还提出了种种御敌之策和防敌之法。如防敌之正著，间谍侦探之法，坚壁清野之法，驰援之法，持久之法，旁击之法等。提出“用人宜确，吏部择贤督抚，兵部拔贤将帅，则兵自精，饷自饶，敌人自可制。”一时间，上感其诚，皆予采纳。接着他又上一道《请蠲驿递加派及生员优免疏》。疏中说：“上有轻徭薄赋之恩，而后下多洁已爱民之吏。使饷皆饱兵，兵皆堪战，何乱不除，安用新加。……微臣心有所危，不识忌讳，敢因前疏中不堪之说而补牍陈之，稍蒙矜采，天下幸甚，微臣幸甚。”他的这些诤言，切中时弊，言之成理，虽曾一时被朝廷采纳，却终究无法挽回明王朝的衰落。但余应桂的安邦定国之策与拳拳报国之心却是有目共睹的。后来余应桂还出任湖广巡按、右佥都御史兼湖广巡抚等职，任上他守城护陵，运筹帷幄，料敌如神，他曾遣将击败顺义王于黄福店，又算定张献忠日后必反，熊文灿、戴东旻不听所言，终致杀身之祸。余应桂为救明王朝的危亡立下了战功。在朝廷门户之争未绝，将骄卒惰不断的同时，余应桂也多次遭到政敌的弹劾和诬陷，或去职罢官，或被捕下狱，虽历经磨难，但初衷不改。崇祯十六年，兵部尚书孙传庭战死后，廷臣交章举荐余应桂督师，皇上这才起用余应桂为三边总督。应桂面见崇祯帝时以无兵无饷哭泣告之。上却只遣随军千人护行，给银万两，银花四百，银牌二百作为军前赏功之用。应桂迫不得已，只得起程。到黄河边上时，李自成已拥有百万大军，占有陕西、山西、河南的大部分。余应桂赴任无地，逡巡不敢轻进。崇祯再次迁怒于他，责以逗留之罪，终被最后罢官。后继之官李化熙迫于时势，也不能前进，可见非应桂之责。清顺治五年，金声桓，王得仁叛清复明于江西，余应桂举兵响应于都昌，终致战败被俘，押解到南昌惨遭杀害。余应桂亦成为明代末期的又一悲剧人物，这是值得后来的史学研究者深思的。
在封建社会的历史长河中，涌现出一批清正廉明、为国家为人民做出贡献的历史人物，余应桂就是其中杰出的代表。余应桂一生处于明王朝内忧外患、天灾人祸频仍的没落衰弱时期，最高统治者醉生梦死、不理朝政，各级官吏互相勾心斗角、贪污腐败、国库空虚，民间连年灾荒，加上外寇入侵、掠夺骚扰，百姓啼饥号寒、挣扎在水深火热之中。据《都昌县志》载，余应桂是贫苦耕读世家出身。由于社会底层的困苦、农村生活的潦倒，成长道路上的艰辛，铸成他日后走上官途清廉自守、百折不挠、不畏困苦、努力拼搏的个人品质。同时也激励他立志求学、苦读群书、为国为民办实事成就一番事业的意志和决心。封建社会奉行“学而优则仕”的哲学，但做官后是捞钱享乐还是为民办实事办好事，这种人生价值和观念在官场中经常产生撞击，尤其在明末官员中表现得更加激烈和尖锐。余应桂从小立志要“扶持万里江山”，他的理念就是要建功立业。
明末社会害民最烈的莫过于苛捐杂税和官吏劣绅的暴敛盘剥。余应桂青少年时代因家庭贫困，深受里役倾家之害，其为官业绩最著最受老百姓欢迎的就是大力废苛税、除污吏。余应桂入仕初任浙江武康令，仅半年时间，于天启六年任龙岩令。龙岩地处闽西，土瘠、俗朴、民贫。余一到龙岩就察视民情、咨询疾苦，发现土豪胥吏狼狈为奸、贪酷作歹、残暴害民。他立即大刀阔斧地重加清厘，合法的纳入正税，不合法的即以清除，贪污的不但要退赔，而且要加息上缴。此举受到龙岩百姓的热烈拥护和欢迎。明末百姓的沉重负担还有各种临时税派和已经成为定例的“耗羡”。所谓“耗羡”是地方政府在正税之外增加的部分，主要用于各级官吏中饱私囊。私派更是毫无定制，有人仍借军兴而私加；有的借增饷以擅派；有的因工程修筑而巧立名目；有的借解运税粮而加倍征收。余应桂发现苛税扰民，便极力排除阻力“亟为罢斥”、“蠲除额外耗费，剔蠹刷奸，绝狐鼠之迹”。余应桂这一举措，为老百姓做了一件大好事，但却堵住土豪猾吏生财之道。处在黑暗的封建王朝，余应桂这样做，无疑是需要很大的胆量和勇气。
余应桂还注重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办实事，修桥、建楼、筑城，利民、便民和安民。他在龙岩任上，十分关心百姓疾苦，热心做一些公益事业，想人民之所想，急人民之所急。据清《龙岩州志》载：“龙津桥圯于洪潦，忧民病涉，拮据鸠工，成于不日”。龙津桥是当时龙岩交通要道上的一座桥梁，被洪水冲垮，造成交通中断。作为知县的余应桂心急如焚，“忧民病涉”。他下最大决心，克服财力的拮据的困难，在很短的时间内把桥修好，受到人民的交口称赞。此外，余应桂还建成砥中楼，旧志赞他“悉捐俸助建，不侵公帑，不费民财”，他把自己省吃俭用多年积攒的薪俸全部捐献于这项工程。余应桂离任后，龙岩人民立生祠纪念他，树“余侯遗爱碑”。碑文写道：“相时以动，不弗人情，斯何等识力哉！……救荒发粟，施济众，真恺悌君子，民之父母也。”
崇祯元年，余应桂深受在京的工科给事中颜继祖的常识，颜是龙溪县人，龙岩时属漳州管辖，因此对余在龙岩的政绩知之甚详，便上疏崇祯帝极力推荐余应桂，“一清如水，慷慨任事”，“区区岩邑不足尽其掀揭之才，官调剂海澄”。不久余应桂到海澄任知县。一到海澄便深入调查，征询长治久安之策，审时度势，制定抵御外寇的战略，将抗御外寇、保境安民当作第一要务。海澄临海，海岸线长，倭寇、红夷、海盗经常肆虐，抢劫民财奸淫烧杀，百姓深受其害。在任三年，余应桂带头捐献俸银，聚集全县之力，筑二座铳城，一座炮城，一座关楼和数百丈“腰墙”，使海澄的防御设施基本建成，在抗击抵御寇乱起到重要作用。据旧志载：“设铳城于港口之大泥，正当海门；又筑溪尾铳城对中港，据水上流；而于中筑关联络之，号曰中权关；沿溪砌石为腰城，铳城建成后，贼尝入犯，发铳击之，十余艘皆没，自是贼不敢窥城下”。海寇平息，民赖以安。后海澄人民以铳城遗址取名余公街，以示永久纪念。清《海澄县志》盛赞余应桂“以破贼始终，设险”，使海澄“遂为重镇”，“二矶实干城之器也”。崇祯四年，余应桂离任海澄赴京就御史之职，海澄士民建生祠以祀之。
余应桂在龙岩、海澄县时，明敏为治，断案既快又准。清《海澄县志》卷廿四记述：“余应桂，性廉明，无停牒，尝有讼者，判讫即署云：甲与乙争斗，乙独刃，杖之。其明敏多类此”。由于县无冤狱，政通人和，深得群众爱戴。封建社会的官场向来讲究为官之术，但余应桂矢志要做清官、忠臣，不愿做奸臣。他嫉恶如仇，与奸邪如冰炭水火不容，对忠烈正直之士则钦佩有加。他任海澄知县时，对前任县令刘斯球、龙国禄为官清正廉明大为赞颂。龙国禄任海澄知县，对皇帝派来的太监税使高寀不奉承阿谀，不助纣为虐，敢于抵制、斗争。余应桂在《清祀龙令君奏记》(见清《海澄县志》)中称龙国禄“铁骨能支，冰心自映”；“近脂膏而不自润，政贪酌为廉泉，尤足多者”；“男妇旄倪先后传诵，语以龙令莫不称其真风骨，真清廉，真慈爱，如出一口”。余应桂亦引龙国禄为榜样。可惜余应桂生不逢时，他呕心沥血、为国为民的一番作为对于没落的朱明王朝亦无济于事。
余应桂为官心系百姓，对侵害人民利益的行为敢于斗争，对人民的痛苦给予关怀和抚恤。清《龙岩州志》载：“值大祲年荒”，“米贵，市有使白昼攫金者，应桂廉治其渠魁，余皆屏息”。不但使白昼抢劫者遁迹，而且复出仓储以赈贫窦，使困难者得到救济，渡过灾荒。做到灾年不乱、荒年不饥，社会稳定，居民安宁。他身为地方官，不仅清廉，而且俭朴，生活上贴近百姓，从不特殊，这在腐败的官场中是十分难能可贵的。清《海澄县志》记：“余公莅任三载，不挈家眷，无仆婢供朝夕，日所餐者多用蕃薯，曰适口耳，或啖不弃皮，其廉介又不可及矣。”余应桂在福建为官，离江西都昌老家千里之遥，不带家眷，不用仆人，生活自理，日所餐者多食蕃薯，不去皮，生活如此俭朴，但他却将俸银捐献用于建造海澄军事防御工程，为当地人民造福祉，这足显其高尚的品德和为国为民的精神。余应桂为官为民办实事，办好事，人民没有忘记余应桂，传颂他，怀念他，给予极高的评价。龙岩、海澄两县都立生祠纪念，可见他在百姓中的份量。据《明史》载，余应桂离开海澄后，又历任陕西道监察御史、湖广巡按使、兵部左侍郎掌尚书印，在任期间一贯清廉耿介，勤政务实，业绩显著，且正直敢言，与奸佞作不屈斗争。最后在崇祯十六年(1643年)的抗击清兵入侵战役中被俘就义。
余应桂是福建海防史上一位不可或缺的军事指挥官，是龙岩、海澄两县历史上一位政绩卓越、清廉有为的官吏。古人云：“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今天，我们缅怀古代廉吏清官，因为其可以启迪和教育后人，亦是反腐倡廉的好教材。我们的确应从历史文化中吸取营养，发扬伟大的民族精神，借鉴历史人物继往开来、与时俱进，创造出无愧于先贤的宏伟业绩。
余应桂故居：余呈湾村是明朝后期著名忠臣余应桂的祖居地，位于春桥乡境内。据余氏谱牒中的记载，余应桂乃秦相余由七十二世孙。唐末，余由之四十四世孙余迪（字元诏，号十万）随父余嗣光宦游江州，因避黄巢之乱，迁居都昌县之大塘村（今都昌徐埠镇雪岭村委会大塘余村）。其后子孙繁衍，散布都湖。其中，余元吉由大塘村分迁东位湾村（今都昌春桥乡官桥村委会东位湾村）。至六十六世余秉刚自东位湾迁居余呈湾村。余秉刚之子名余呈，贡生。余呈生三子，此村遂人丁兴旺。村由人名，故号为余呈湾村。
余呈湾村经过历史的变迁，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仍保存了一部分的历史遗迹。村前的地理环境遗存较好。后人为了纪念余应桂的伟绩，特在村前新建厅堂一座，大约新建于20世纪30、40年代。村里对村前的一片地形地貌有一种特定说法，把厅堂前两棵古树称为“左青龙”、“右白虎”，左边是古樟树，直径大约为0.6米，右边是古枫树，直径大约为1米，都至少有400年的历史，高约24米。往前是一口形状有点像正方形的小池塘，大家都把它称为砚池塘，面积大约为2亩。再往前是一块8.2亩的规则田地，号官印田；其左边是一口约有14亩面积的大池塘，人们称之为“沙帽塘”；两者前面便是一座三峰相间连接的小山，号“笔架山”，与古代文人书写常用的笔架工具形状极为相似。
余应桂墓：余应桂墓位于都昌镇西河村委会西山。明代墓葬，坐北朝南，封土堆高1.5米，墓冢长6.4米，宽3米，原墓碑已破坏，2000年对该墓进行了修缮，余二矶曾任少司马，据传该墓为衣冠冢。余应桂，字二矶，明万历四十七年（1620）进士，历任知县、御史、巡按、巡抚、兵部侍郎和三边总督，为人清正廉洁，劾奸爱民，是崇祯皇帝的军国重臣。顺治五年（1649），他在都昌起兵响应金声桓、王得仁在江西反清复明，与清军大战于左里湖和都昌县城。终因力量悬殊，城破被俘。他被押解至南昌城外清军统帅固山额真谭泰营中，余应桂怒骂不降，被清军肢解。家人招魂葬其衣冠于万茅山。此坟面向南昌方向，距鄱阳湖100米，似乎时时刻刻在呼叫余应桂“魂兮，归来！”。1984年该墓被公布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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