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和生，男， 1965年7月生，江西都昌人，1981－1990年在上海交通大学先后就读本科、硕士和博士，随后在浙江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曾赴美国和挪威高校和研究机构作访问学者；2006年“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江西省主要学科跨世纪学术和技术带头人、江西省高等学校中青年学科带头人，江西省百千万人才工程第一、二层次人选，上海交通大学兼职教授和机械设计及理论专业博士生导师，南昌大学材料加工工程、机械电子工程和机械设计及理论专业博士生导师，南昌大学材料加工工程、机械制造及自动化、机械电子工程、机械设计及理论和化工过程机械专业硕士生导师；教育部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专家，《应用基础与工程科学学报》、《橡塑技术与装备》杂志编委，国际权威刊物《polymer》和《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eat and Mass Transfer》特约审稿人， 全国橡胶塑料设计技术中心技术委员会委员 ；江西青年科学家、江西省科技创业领军人物、江西十大杰出青年称号和江西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江西省政协委员，全国青联委员，江西省青联副主席，江西省青年科技工作者协会副会长；长期从事材料成型加工、机电一体化研究，主持完成国家级科研项目 2项，省（部）级科研项目9项，作为第一作者和通讯作者在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80多篇，2项成果达国际先进水平、1项成果国内领先并填补国内空白，已培养毕业博士6名、硕士15名；曾任青岛化工学院橡塑机械研究所副所长、南昌大学机械电子研究所副所长、所长、机电学院院长、上饶市人民政府市长助理等职，2004年5月25日被正式任命为上饶师范学院党委副书记、副院长 ( 主持行政工作 )。
记者：首先祝贺您入选“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谈谈您入选后的感受。
柳和生：这个工程的背景是这样的：新世纪之初，为继续做好年轻一代学术技术带头人培养工作，国家七个部委（人事部、科技部、教育部、财政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制定了2002－2010“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实施方案。工程分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造就上百名45岁左右的能够进入世界科技前沿的学术和技术带头人；第二层次，是造就上千名45岁以下的具有国内先进水平的学术和技术带头人；第三层次，是培养上万名30至45岁在各学科领域具有较高的学术造诣、起骨干作用的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后备人选。第一、二层次是国家级人选，第三层次是省级人选，由各个省自己组织评选。此项“工程”国家级人选每两年选拔一次，评审非常严格，在各地区、各部门、各有关企业推荐的基础上，国家人事部联合有关部委组织专家进行严格评审。2004年，“工程”确定第一批国家级人选，那一批全国入选的是819名，我省有3人入选。这次是第二批，全国不到600名，我省有5人入选。到现在为止，我们省里共有8个人入选了该“工程”国家级人选，其中地方高校有两位，一个是我，另一位是景德镇一位陶瓷艺术专家。
所以说，入选该工程的国家级人选的难度可想而知，全国到目前为止不超过2000人，能入选肯定是一种很高的荣誉。我这次是以上饶师范学院的老师的身份申报的。作为在一个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地方高校工作的老师能入选国家级人才队伍更不容易。因此，说没感到有什么光荣那是假话。但是荣誉背后确实感到压力，因为既然是国家队队员，就应该有国家队队员的表现，要做出国家队队员做出的成绩。这份荣誉不光是属于我个人，也属于上饶师院和上饶市。我的责任是要为国家争光，为江西争光，为上饶市争光，为学院争光。所以，荣誉背后感到一种责任、一种压力。
记者：请谈谈您的求学和成长经历，您认为成功之路上最重要的品质是什么？
柳和生：我出生于农村，九江都昌人，6岁就上小学，16岁上大学，从本科到博士都是不间断在上海交通大学读书。25岁拿到博士学位，27岁在浙江大学完成博士后研究。29岁在南昌大学当教授，32岁成为博士生导师。当时在江西是最年轻的博导，在全国也算很年轻的，我培养的大部分博士年纪都比我大。33岁当了南昌大学机电学院院长，也是全校最年轻的院长之一。35岁到上饶挂职当专员助理，撤地设市后改任市长助理。曾经被国家公派到美国，被挪威国家科学基金委员会邀请到挪威作访问学者。到美国国家薄膜、纤维、纺织工程研究中心访学原计划一年，但我不到半年就回国了；到挪威科技大学原计划也是一年，由挪威国家科学基金委员会全额资助我以及我的夫人、女儿在挪威的费用，但我也是不到半年就携妻女回国了，原因都是当时我正担任着上饶市市长助理一职，既然做了这个职位，就要有份责任心，责任心驱使我提前回国了。在当市长助理期间，我还放弃了另外两个对于搞学问的人来说梦寐以求的机会，一个是受国家留学基金委员会“重点高校系主任/重点实验室主任出国研修项目“的资助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研修，一个是受对方邀请和全额资助赴澳大利亚Monash University合作研究，他们资助我在那工作一年，也放弃了。既然当市长助理，就要把这份工作做好，所以把这两个机会放弃了。只要能把市长助理这个职责履行好，我也觉得无怨无悔。我的求学和成长之路看上去什么也没耽误，是一路顺风的，但是，这里面还是有很多的艰辛。
我认为成功路上最重要的品质就是四个字。这是我总结的，每年学校的毕业典礼，我都要作为临别赠言，送给我们的毕业生。
第一个字就是永恒的“恒”。我跟学生讲，要成才必须先立志，远大志向是一个人的精神脊梁。现在年轻人往往不难立志，但很难守志。碰到点挫折就改弦易辙，碰到点打击就抛弃初衷。今天一个想法，明天一个主张，跟着感觉走，结果后面什么事都没做成。“恒”我觉得是无止境的探求，只有阶段，没有最终。成才过程就是永无休止的探求过程，需要持之以恒的精神，不断的到了一个终点，又开始另一个新的起点。“恒”还意味着应该树立终生学习的观点。现在知识更新越来越快，只有不断学习新知识，接触新领域，才能不落后于时代。
第二个字就是恬静的“恬”。“恬”指的是要保持清醒的头脑，淡泊名利，不做物欲的奴隶，不为外界诱惑所动，更不要因为图眼下之利而放弃奋斗目标。现在对求学的人来说，外界的诱惑是太多了。人生征程中，有人为名所累而步履沉重，有人为利所迷而浑浑噩噩。人的一辈子是个赛跑，龟兔赛跑的故事我们都知道，最后胜出者往往就是那些脚力虽不出众但能心无旁骛，埋头赶路者，那些脚力虽好，却常常分心走神去琢磨路边景色的人，往往可能开始领先却不能最后胜出。
第三个字就是诚实的“诚”。“诚”就是老老实实做人。学会做人，完善人格是知识分子尤其是青年知识分子走向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做人应该以诚为本，努力去培养自身的协作精神、全局观念、豁达气度等性格和气质。一些青年知识分子处处只想到自己，遇事斤斤计较，弄得人人敬而远之，成了孤家寡人。这样的人很难成就大事业，因为他即便成了才也很能发挥人才的作用。“诚”还指的是踏踏实实做事。国内许多高校的校训都包含“求是”或“求实”二字。我认为，这讲的就是一个“诚”字。它要求我们做人不虚狂、不浮躁，做事不急功近利，不摆花架子。
第四个字就是勇敢的“勇”。“勇”就是不怕困难和挫折，敢于迎接挑战。不畏难，不畏险，只顾攀登莫问高。对勇者来说只有不彻底的努力，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俗语说得好，“自知者明，自胜者强”，因此“勇”还意味着敢于解剖、战胜和超越自己。只有做到“自知”才能正确认识自己，才能扬己之长，补己之短，既不自命不凡，也不自惭形秽。只有做到“自胜”才能不陶醉于一时一事之成功，永不停止进取的脚步，才能经受住磨难和挫折，百炼成钢。
说到求学和成长，有件很有意思的事情，说明我和上饶很有缘份。那是1979年，我参加中考，成绩排都昌县全县第三。当时有个政策，全县前几名可以免试读小中专。那时我家在农村也不太懂，就报了婺源茶叶学校。那个时候农村孩子能跳出农门读中专成为国家干部是一件非常令人向往的事情。然而，令我没有想到的是，前几名中的几个人都陆续收到录取通知，而我却没有，一打听是婺源茶校不要我。原因是那时我年龄太小，体重太轻，个头太矮，学校觉得难以承担照顾一个“小孩”学生的责任而不予录取。当时，这个打击对我实在太大。当时正是盛夏，我还得顶着烈日在棉花地里和稻田里干农活。种棉花是要打顶芯的，不打顶芯棉花会疯长，不长棉桃只长枝叶。我个子又小，棉花又高，闷在里面，还有虫子咬，太阳晒，还得到稻田里干活。那时心理上的沉重打击和生理上的煎熬曾经使我觉得不想活了，但我还是挺下来了，上高中，两年以后，我还是以全县第四的成绩考入上海交通大学。朋友们曾开玩笑说，你不能埋怨，而应该感激婺源茶校。这也说明，我和上饶有缘，我来到上饶工作了，而且至今一干至今就是6年多，当了4年市长助理，在师院工作了2年多。
记者：翻开您的简历，首先让人想到的您是一位学者，而您现在是主持上饶师院的行政工作，请问您是如何兼顾学术研究和学院的行政管理，并找到最佳平衡点的呢？
柳和生：这是个很好的问题。我虽然是副院长，但主持学院的行政工作，履行的是院长的职责，所以我可以谈谈对大学校长这个角色的认识。我认为，作为一个大学校长，首先应该是一位学者。因为他所面对的是孜孜求学的莘莘学子以及一大群创造知识和传授知识的老师。所以说他必须是一名学者，否则怎么去面对学生、老师并为他们服务？但他还不能仅仅只是一位学者，他还应该以教育家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同时还必须具备很强的执行能力。所以，最好的学者未必能成为最好的校长，最好的校长也不必要求他同时是最拔尖的学者，因为人的精力毕竟是有限的。认识到这一点，扮演这两个角色，我的思路就很清晰。首先要努力作一名好校长，因为好校长可以帮助更多的人成为好学者。但我也不会放弃成为一流学者的努力，因为这样可以赢得更多学者的支持、尊重和拥戴，有助于自己成为一名好校长。当然，要做到这些，就意味着要吃几倍于常人吃的苦，而只能享几分之一常人享的福。校长和学者这两个角色，要扮演好哪一个都不容易，何况两个都要扮演。我每天不到凌晨1点是睡不了觉的，因为搞研究要整块的时间，需要一个连续思维，所以只能晚上做研穷，白天坐在办公室没办法做。我在南昌大学有一支研究队伍，有我带的一、二十个硕士生、博士生在那里，在上海交大还有一个我带的博士生。做大学校长学术这块是不能丢的，就像我前面刚讲过的，我不能要求自己成为最拔尖、最优秀的学者，但要成为一流的学者，因为精力毕竟有限，要扮演好校长的角色，自己的专业业务方面就得做出点牺牲。能做好一个大学校长就能让更多人成为好学者、优秀学者、一流学者、拔尖学者，这是做校长的责任，然后通过他们去培养一流的学生，最后成一流的学校。
记者：清华大学老校长梅贻琦先生有一句名言：“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您觉得什么样的学者和老师才当得上大师的称谓？一所大学如何涌现出更多的大师？
柳和生：我很难说准什么样的学者和老师才称得上大师。但我认为：大师必须具有真才实学，在某一乃至某几个领域有高深的造诣。大师名声很高，但名气大的不一定都是大师。徒有虚名、欺世盗名者，哪怕名气再大也不能称之为大师。真正的大师不只让人佩服，而应令人敬佩。大师不仅有名气，而应有名望。因此，大师应该具有高尚的情操和能感染人、激励人的人格魅力。真正的大师不仅埋头做学问，而且抬头看世界。躲进小楼成一统，管它春夏与秋冬的人，即使再有学问，恐怕也当不得大师。真正的大师对人生有深刻的感悟，大师必有大思，会把自己的治学之道与国家、民族的进步和振兴之路紧密结合在一起，有强烈的民族自尊感、国家荣誉感和社会责任感。真正的大师应该是善于带队伍的人，是导师，他乐于带领和帮助更多的人成为大师。孤芳自赏、孤军奋战者哪怕学问再高也当不得大师。这是我对大师的理解，我自己不是大师，但我会以大师的要求来要求自己。
大师不是仅靠高校就能培养出来的，而是高校和社会共同滋养的结晶。为此，我们需要一种充满理想主义的大学，一种具有独立精神的大学，一种与功利主义保持适当距离的充满人文关怀的大学。这样的大学加上一种宽容与求实的社会氛围，就可能成就很多真正的大师。
记者：教育的目的和责任是培养人才，尤其是大学。但现在有很大一部分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另一方面是用人单位觉得找不到人才，您以为这种现象的成因是什么？大学如何培养社会需要的人才？
柳和生 ：讲到培养人才，大学生难找工作，这是普遍关注的问题。首先对人才的概念要有个认识。人才，两个字，人和才，先做人，后成才。做人德为先，有能始为才。有能力但德不行那也成不了人才，如果一个人思想道德很坏，他越有本事，对社会危害反而越大。我看人才总体上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成长型人才，一类是成熟型人才。人才要成熟必须要待其步出校门，踏入社会之后。刚走出大学校门的毕业生我觉得恐怕只能称为成长型人才。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培养人才不仅是高校的责任，而应是社会和高校共同来承担的责任。用人单位觉得人才难找，什么原因呢？往往是因为他们是要求找到那种来之能战，战之能胜的成熟型人才。要找这样的人才最好不要瞄准刚走出校门的大学毕业生。因为高校毕业生基本上还是成长型人才，还处于成长过程，所以说用人单位应该要来共同承担培养成熟型人才的社会责任，而不能把这个成本都摊在高校，不能说我拿来就用，这个是不太现实的，我觉得这是用人单位的一个误区。大学毕业生不是找不到工作，而是很多大学毕业生找不到自己满意的工作。满意与否要看自己的期望值有多高。在确定自己的期望值之前，大学毕业生朋友应该有两个基本认识，一是认识到自己最多只能算是成长型人才，不要期望获得成熟型人才同样的待遇，我觉得只要有单位愿意承担把你培养成成熟型人才的责任，就应该心存感激；二是要认识到我国高等教育正在进入大众化阶段，大学毕业生再也不象在精英化教育阶段那样被称之为天之骄子，如果能把刚毕业的自己定位为高素质建设者和高素质劳动者，就会更现实一些，带着这样的认识去找工作就会发现路路畅通。也就是说，心路通则就业之路畅通，心锁开则就业之门敞开。既然大学毕业生属于成长型人才，那么大学的责任就是尽一切努力让毕业生最具成长性。比如培养一个好苗子，让他先天发育比较好，各方面基础打的比较扎实，栽在哪里都能生长，这就是大学如何培养社会需要的人才的关键和要旨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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