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66年开始到1978年恢复高考，这十几年期间，除了参军转业安排工作，工农兵推荐上大学毕业后分配工作以外，再就是原有的城镇户口吃商品粮的可以安排工作，其余的，在城市的理所当然的当工人，在农村的毫无例外的当农民，好象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没有第二条路可走。不象现在，无商品粮农业粮之分，无城市户口农村户口之别，到处可以打工，农村的可以进城，大都市的可以下乡，到处可以创业当老板。那时农村里，读过书的，文化水平比较高的也就当当赤脚老师、赤脚医生。要不就在生产队里记记工，在大队当当会计，拿的都是生产队里的工分。因此，那时的农村女孩找对象，首要条件就是对方必须是商品粮，因为只有商品粮，才是那时唯一的希望，否则一切都免谈。
1971年，我高中毕业，加上我是本公社首届高中生，这在农村，可算是稀有品种，看似文化水平很高的样子，其实自己心里很清楚，这只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肚子里的墨水还真没有几多。但是有了这个响当当的牌子，大队就特别重视，先是安排我当民兵文书，管管民兵档案，帮助民兵训练，顺便搞搞宣传。后来村小急缺老师，因为几年来学生在不断增加，老师不但没有补充，甚至还有自然减员现象，教师缺口很大。于是大队领导反复商量，最后决定安排我去当赤脚老师。那时候当赤脚老师，既没有专门培训，也没有旁人辅导。大队领导把你带到高小点，对高小点负责人说，给你增加一位老师，就一位，你可要好钢用在刀刃上。高小点负责人也是满心欢喜，象得了个大宝贝似的，紧紧地握住领导的手，连声的说谢谢领导，谢谢领导。接着交给我一套教材、一张功课表，一张作息时间表，至于课怎么上，学生怎么管，那是你自己的事。
那时的农忙期间，（即5月1号至7号的一个星期）所有中小学都要放假，老师学生都要回家帮助生产队插秧割油菜，以便及时抢种抢收。说实话，那时候虽然一年种两季，但基本上都是广种薄收，靠天吃饭，每亩产粮仅仅两、三百斤，如果耽误了农时，产量会更低，这关系到国计民生。那一年农忙假开始的第一天，生产队里就来了一位漂亮的女生，亭亭玉立，一副书生意味。初见时，甚觉愕然，且又好奇，但又不敢多看。后从侧面打听，原来是某农机厂厂长的公主，年方十六，正在学校念高二。因为同是高中生，在扯秧栽田的接触中就有了很多共同语言，更为巧妙的是，我们都把奥斯特诺夫斯基的“人最宝贵的东西是生命……”这段名言当作自己的座右铭，我们经常在一起你一句我一段背诵这段话。当生产队里其他人工间休息抽着旱烟云雾缭绕讲荤段子的时候，我们就在一边谈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谈李英儒的《野火春风斗古城》。谈鲁迅先生的杂文，谈茅盾先生的散文。我们常常忘记了繁重的体力劳动带来的满身疼痛，沉浸在一种无以言说的愉悦之中。共同的爱好，使我们的心逐渐近了，情窦也在悄然张开。在那段春暖花开的日子里，我们相爱了。
短短的农忙假期结束，我们依依惜别，后来我们便用书信互诉衷肠。两年时间一晃而过，地下恋情终于成为公开的秘密。她的父母知道后，她母亲扬言：我的女儿非吃商品粮的不嫁，没有商品粮，谁也别想在我女儿身上打这个歪主意，只要是吃商品粮的，哪怕是扫大街看厕所的都行。话已至此，路已封死，为了她的幸福，我只好洒泪收心，结束了这段美好而又失败的初恋。
商品粮，在那个特殊的年代，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城里吃商品粮的，你就是混得再差，但到了乡下，你就是香饽饽，找个乡下姑娘做老婆，那基本上就是一句话的事儿。当年有个女孩，杨柳细腰，樱桃小口，标致极了，可谓人见人爱，花见花开。后来嫁给城里一个公子哥，结果三天两头被家暴，弄得遍体鳞伤，丈夫开口闭口是“贱货”，甚至连她的名字都变成了“乡巴佬”。当然，乡下进城的女子大部分都如愿以偿地改变了生活，但大多数人的户口问题几十年都没有得到解决。当年，乡下姑娘嫁进城，那是多少少女梦寐以求的事。
那时候，夫妻双方，如果女的是商品粮而男的不是商品粮的话，他们生下的子女便是商品粮，如果男的是商品粮而女的不是商品粮的话，他们生下的子女便是农业粮。这可能是因为我们的祖先就是从母系社会走过来的？所以户口就随母亲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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