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文学]吴国富：汉代豫章郡治在鄡阳综论 [复制链接]

7、钟陵县的演变与县域范围
《晋书·地理志》记载豫章郡统县十六，其中有钟陵县，向来不知准确的方位。综合下面的研究，钟陵县应当始设于建安四年（199）孙策占领豫章郡之后，其县治在吴城镇的芦潭村，管辖修河下游的北岸地区。
据赵明《西汉“海昏”地望考论》一文所考，永修吴城镇的历史，据说可以追溯到秦汉时期，相传秦朝曾有移民居此，又传说东吴大将太史慈筑城于此。向来有海昏县治设立在吴城的说法，《康熙建昌县志》曰：“海昏故城，芦潭东北二里许。 春涨万顷，冬则城址俱现。 世传洪水漂没，好事者往观，辙得故瓦，腻润可克砚材。”《同治建昌县志》曰：“海昏故城，芦潭东北二里许。春涨万顷，冬则水净潭清，城址微现。好事者往观，辙得故瓦，腻润可克砚材。”《同治南康府志》卷二十一载清人吴名凤《建昌修圩记》曰：“建昌，古海昏也。今芦镇有海昏城旧址，在合兴、沙港诸圩之间。吾周历水乡月余矣，每出门必问诸水滨，始恍然于海昏之所由名也。”现代编撰的《永修县志》曰：“（海昏）县治，初设吴城芦潭西北（今江益红星贾家山附近）。后因南朝宋元嘉二年（425），鄱阳湖南移，地壳下沉，迁海昏县治于艾城。因此，民间有‘沉了海昏县，立起吴城来’之说。”“汉高祖六年（前201）置海昏县，县治设吴城芦潭西北。”
古城遗址所在的芦潭村，位于吴城镇西北面，与吴城镇仅隔着一条修河，为修河汇入鄱阳湖之处。2006年10月，修河水位降到最低，在芦潭村的河堤上露出了 100多根腐朽的木桩和一滩乱石，相传这里是古代的一个“集谷场”。有人说木桩、柱石是海昏县的城墙，也有说它们是粮仓的木柱。20多年前，村民在这里发现了一个破碎的石臼。这是一截碾槽，是古人用来碾米的。前些年，村民在这里发现了很多陈年谷壳，捡到了一些铜钱。上个世纪 70年代，芦潭村有人在这里挖水圳，在深约两米之处挖到了一段由麻石条铺成的街道。据说风平浪静的时候，村北的蚌湖中还隐约可见城址。
赵明《西汉“海昏”地望考论》一文指出，吴城水中的古城遗址是否为西汉海昏县治，旧志并未明确；而海昏侯墓的发掘，又足以让人知道海昏县城在海昏侯墓附近，吴城一带所谓“沉到鄱阳湖中的海昏县”与海昏侯墓相距较远，不可能是西汉的海昏县城，更不可能是海昏侯国遗址。此论颇为有理，可以说明吴城镇的古城遗址并非海昏县遗址。
建安四年（199），孙策引兵攻击豫章郡，筑椒丘城。《太平寰宇记》卷一百零六：“椒丘城，在州北，水路屈曲一百四十八里。按雷次宗《豫章记》云：‘建安四年，孙策起兵，破刘勋于寻阳，军欲谋取豫章太守华歆所筑也。’” 综合各种说法，吴城镇的古城遗址应当是椒丘城遗址。其一，吴城镇有“东吴大将太史慈筑城于此”传说。按孙策攻击豫章郡之前，太史慈已经先行率军到此，筑城以等候孙策主力的到来，合乎情理。其二，椒丘城，即土筑之城，王逸注《楚辞·离骚》：“土高四堕曰椒丘。” 吴城的古城遗址有大量的木桩，应当就是建造土城墙时打下去的，这比用石头砌筑城墙基础省事多了，而且快捷高效，满足了当时的军事需求。其三，在鄡阳平原存在期间，吴城与鄡阳仅隔着一条赣江，且更接近赣江汇入古彭蠡之处。扼守在这里，不但对豫章郡治形成了威逼之势，而且控制了豫章郡治通往古彭蠡的出口，隔绝了豫章郡治与外界的联系。孙策亲率大军到来之后，孤立无援的豫章太守华歆就只好投降了。
孙策占领豫章郡之后，椒丘城一直得到使用，直到孙权时期犹然如此。唐代许嵩《建康实录》卷一：“十年春，往椒丘，使都尉贺齐讨上饶，分置建平县。”《三国志·吴书·宗室传》：“韶年十七，收河余众，缮治京城，起楼橹，修器备以御敌。权闻乱，从椒丘还，过定丹杨，引军归吴。”
据《三国志·太史慈传》：“策于是分海昬、建昌左右六县，以慈为建昌都尉，治海昬。” 孙策占领豫章郡之后，在修河流域设立了“左右六县”。这六个县是由东汉时期的海昬、建昌、艾这三个县拆分而成的，与其他县域无关，因此这个“左右”当以站在豫章郡城（鄡阳）西望为视点，以修河为界，修河以南为左，修河以北为右。左三县为海昬、建昌、西安（故址在今武宁县石渡乡）；右三县明确可知者为艾县，大致可知者为西平县。《大清一统志》卷三百零九：“艾县故城，在宁州西，……艾城在州西百里龙冈坪，故城犹存。” 《乾隆宁州志》卷二：“汉献帝建安四年，孙权据吴，析海昏、建昌地置西安县。……立西平县。……在今州治一百九十里许，建置之详，兹不可考。”卷三：“西平城，在州西一百九十七里西乡七十三都。” 还有一个县不明确，应该就是钟陵。又因艾县、建昌县已经拆出西平县、西安县，再有拆分，甚不合理，故而钟陵县应该由海昬县拆出。海昬、钟陵同在修河下游，海昬居左，钟陵自然居右（修河北岸），这就指向了吴城镇一带。
钟陵之名，亦颇与吴城有关。吴城向来有孙钟种瓜及葬父的传说，孙钟为孙策、孙权的祖父。《同治新建县志》卷六十六：“吴城，孙钟种瓜处，钟即权之祖。” 明代解缙《解学士文集》卷五《吉水金璧孙氏江东谱序》曰：“凭生武，为吴将；生明，食采富春，世家焉。历秦汉，代显。汉末耽为汉阳守，卒，二子钟、旃葬耽吴城山，世称白鹤冢是也。钟生坚，坚生权，帝吴江东，封安成王于宜春，袁之孙氏自此始。” 孙策占领豫章郡之后，分修河流域为六县，其中钟陵县设在吴城，将太史慈所筑的椒丘城作为治所，又以纪念孙钟葬父之地而命名，颇合情理。此处与位于鄡阳的汉晋豫章郡城隔水相望，在军事上足以拱卫郡城，又颇具价值。此外，武宁县杨洲乡也有孙钟种瓜之说，也留下了“钟陵瓜圃”的传说。此“钟陵”当指“钟陵县”。综合起来，孙策分海昬、建昌而设立的“左右六县”，其中就包括钟陵县，县治设在吴城镇的芦潭村，修河下游的北岸皆在其管辖范围之内，东起吴城镇，西至今武宁县的罗坪、杨洲、巾口一带。
从三国东吴开始，两汉的豫章郡被分成了豫章郡、鄱阳郡、临川郡、庐陵郡、安成郡，北部的柴桑县则被划给武昌郡。《晋书·地理志》记载豫章郡统县十六，其中有海昏、永修、钟陵。《晋书·地理志》记载鄱阳郡统县八，其中有鄱阳、余汗、鄡阳、历陵。在鄡阳平原存在期间，众水汇入赣江，赣江最下游的一段将鄡阳平原切割为东西两部分，形成了东吴及两晋时期鄱阳郡与豫章郡的分界线。鄡阳属于鄱阳郡，表明它在赣江古河道之东；钟陵属于豫章郡，表明它在赣江古河道之西。
南朝宋初，豫章郡的海昏被废。《宋书·州郡志》于“豫章太守”条下记载：“《永初郡国》有海昏，汉旧县，何志无。”豫章郡领县十二，其中没有了钟陵县。又于“鄱阳太守”下记载：“永初郡国有历陵县，汉旧县，何志无。”鄱阳郡领县六，其中没有了鄡阳县。《太平寰宇记》卷一百零七：“废鄡阳县在县西北一百二十里。按《鄱阳记》云：汉高祖六年置，宋永初二年废。”《永乐大典》卷八千零九十三引《鄱阳志》：“古鄡阳县城，……永初三年废。”综合起来，南朝宋初，因鄡阳平原沉沦，海昏、历陵、鄡阳皆被废除，而钟陵县也应当基于同样的原因而同时被废。
钟陵县位于赣江古河道之西、因鄡阳平原沉沦而被废，这两点显示了它的大致方位。因南朝宋被废的海昏在新建县（今南昌市新建区）境内，再往上就是南昌县，为此钟陵县就只能处于赣江古河道最下游一段的西岸，即今永修县吴城镇一带（南朝的永修县距离鄡阳平原较远，鄡阳平原的变迁对它影响不大）。这一推理结果，也可以佐证孙策在吴城镇设立钟陵县的观点。
综合起来，吴城镇芦潭村的古城遗址，应当就是两晋南朝的钟陵县遗址。南朝宋初，钟陵县治因水患被废，但钟陵县在修河北岸的管辖区域并未受到多大影响。梁陈时期，钟陵县重新设立，鄡阳、海昏、历陵却未恢复，足以表明钟陵县仍有存在的理由。鄡阳、海昏、历陵三县被废之后，残存陆地皆被划入毗邻县域，与钟陵一水之隔的鄡阳，极有可能就在梁陈时期划给了钟陵县。又钟陵的旧县治在吴城，因水患而被废，则不得不另觅县治；若汉晋时期的豫章郡城在鄡阳，而梁陈时期的豫章郡治早已迁徙到南昌，则豫章旧郡城最适合做钟陵县治。到了隋朝，南朝梁陈的钟陵县又被废除，就近划给了豫章县（南昌县）。唐朝武德五年（622），又从豫章县（南昌县）析出钟陵县，县治仍设在汉晋豫章郡旧城，但它的管辖范围却发生了变化。因为此时的修河北岸绝大部分已经属于建昌县，钟陵县的主要管辖范围便挪移到了南昌东北，与现代的进贤县发生了关系。
进贤县在北宋时期正式建县，此前均属于南昌县的一部分。《康熙进贤县志》卷一：“迨吴孙权据吴，移豫章于南昌，因析南昌地置富城、钟陵、宜丰三镇，钟陵镇立于大茅渡，今治所也。后升为钟陵县，晋武帝时县废，太康元年乃复升镇为县，七年复为进贤镇。” 按照这个说法，位于进贤县的“钟陵县”出现在东吴时期，两晋时期则仅在晋武帝太康年间存在过七年，此后一直都不是一个独立的县。这个说法等于基本上否认了两晋南朝时期在进贤境内有过“钟陵县”。事实上，进贤县在两晋应当有一部分属于海昏县，跟当时的钟陵县无关。到了唐朝，进贤县才被划给钟陵县，但县治并不在今进贤县境内。进贤县东五十多里处有钟陵乡，一般人多以为是唐代的钟陵县治，但《中国地名大辞典》据《元和郡县制》指出唐元和年间置钟陵郡，在今江西南昌进贤县西北，不在进贤县东。《明一统志》卷四十九：“钟陵桥，在进贤县东五十五里，相传元初累修累圯，乡人埋小钟于桥侧以厌之，遂不圯，故名。” 钟陵乡以钟陵桥而得名，起源于元初，与唐代的钟陵县无关。钟陵县在进贤西北之说，颇为模糊，但与钟陵县治设在汉晋豫章旧城的情况并不矛盾，同时也显示进贤县是唐代“钟陵县”的一部分。
《读史方舆纪要》卷八十四：“唐武德五年，置都昌县，属浩州。……唐始立县在狮子峰之南，其地先有古城，莫知年代，遂因之创县，以地名都村，远与建昌相望，近与南昌相接，遂号都昌。” 武德五年同置都昌县、钟陵县，钟陵县旋废入豫章县（南昌县），故称都昌“近与南昌相接”，而相接之处就在钟陵（“小钟陵”）一带。到了宋代，鄱阳湖南部的水面日益扩大，钟陵县治遂与南昌县隔绝，被划给了都昌县。宋代又从南昌县分出新建县，与都昌隔湖相望，钟陵县便与南昌隔开，不再相邻了。宋代的南昌县也有钟陵乡，见《赵师孟妻钟氏改葬圹志》：“夫人钟氏，南昌钟陵人也，南平王之裔。” 南平王即钟传，于唐僖宗中和二年（882）驱逐江西观察使高茂卿，据江西八州之地。宋代南昌县的钟陵，应当另有其地，与唐代江西观察使镇守的钟陵郡无关。
两宋之时，豫章郡城（唐代的钟陵城）因荒废日久、水淹日甚，残存的建筑越来越少。唐代贯休《再到钟陵作》：“六七年来到豫章，旧游知己半凋伤。春风还有花千树，往事都如梦一场。无限丘墟侵郭路，几多台榭浸湖光。只应唯有西山色，依旧崔巍上寺墙。”贯休生活在晚唐时期。诗中“几多台榭浸湖光”或能反映晚唐时期钟陵城的水患日益严重，许多亭台被水淹没了。
与此同时，鄱阳湖的水面日益辽阔，这个古城控扼交通要道的功能也下降了，为此沦落为一个戍卫之所，主要针对湖区的治安而设。此时距离豫章旧郡的废除已有数百年之久，人们也不再以“豫章”称之，而是称为“四望山”。“四望山”意指此处高踞湖心，四面而望，一览无余也。据《三朝北盟会编》卷一百四十二，建炎四年（1130）九月一日，“李成寇江州，（吕）颐浩乃驻军于饶州四望山。” 朱熹知南康军，有《乞住招军买军器罢新寨状》：“今照都昌为邑百余里，见有棠阴、四望、松门、楮溪、大孤山五寨。……乞行省罢此寨，欲将招到军兵并归四望山寨。” 南宋诗人杨万里有诗《明发四望山，过都昌县，入彭蠡湖》。《嘉庆重修一统志》卷三百十七：“四望山寨，在都昌县东南六十里鄱阳湖中，宋元时置巡寨于此，又县西矶山下旧有大矶山寨，俱久废。” “泗山村”之名即由“四望山”演变而来，明代已经出现。一般的船只经行到此，常常把它当作打尖、歇息的场所。明代夏良胜《东洲初稿》卷七：“后奔宜阳，扶柩暨戚属归次泗山，舟阽石漏。”“宜阳”即宜春，“泗山”即“四望山”。

8、鄡阳文献与南昌文献的混杂
通过上述论证，可知鄡阳文献与南昌文献混杂在一起的情况非常严重，想从南昌文献中剥离出鄡阳文献殊为困难。造成这种混杂的因素是多方面的。
在汉晋时期，发生在豫章郡治的大事，实际上也是发生在鄡阳县的大事。但因鄡阳县城从属于豫章郡治，不熟悉豫章的人只知道豫章郡而不知道鄡阳，熟悉豫章的人又觉得没有必要提到“鄡阳”，这就导致历史文献中很少出现“鄡阳”之名。鄡阳县虽然存在了600多年，但存在感很弱，远不如周边的鄱阳、海昏、彭泽等县。这一点导致豫章郡治的地理标志变得非常模糊。在两汉史籍中，有关豫章的记载也有不少，有时也需要确定其具体地点（如某件大事的发生地点、某个人物的居住地点等），但通常都无从确定，只能主观臆断。地理标志的模糊性，为后来的文献混杂埋下了伏笔。
汉晋豫章郡治的地理标志本来就非常模糊，南朝时期，豫章郡治迁徙到南昌，汉晋豫章郡治的地理标志就变得更加模糊而混乱了。北魏郦道元撰《水经注》，在没有实地考察、不熟悉江西地理的情况下，把分属于汉晋豫章郡治及南昌的文献混编在一起，对后人形成了极大的误导。南朝雷次宗撰写的《豫章记》反映了汉晋豫章郡治的真实情况，然而在《水经注》的影响下，后人却把汉晋豫章郡治的绝大部分地名、古迹放在南昌，以致错误百出。因现代人考古无法证明南昌曾有过这些地名和古迹，于是汉晋豫章郡治在南昌便成了传说一般的存在，显得虚无缥缈。而失去了文献支撑的鄡阳遗址，又成了“无厘头”一般的存在，没法与曾经发生的真实历史联系起来。
在漫长的汉晋南朝时期，鄡阳平原尚在，河道历历分明。此时的鄡阳平原，北部分属于鄡阳、历陵，南部分属于海昏、鄱阳，海昏、鄱阳两县之地隔开了鄡阳县与南昌县。因行政区划不同，区分汉晋豫章郡治与南昌还是比较容易的。然而南朝初鄡阳平原发生大面积的沉陷，历历分明的河道变成了一片汪洋，残存的陆地变成了众多的岛屿。鄡阳、历陵两个县的主体部分被淹没，县级建制也被撤销。鄱阳、海昏两县的平原地带被大量淹没，建制虽在，面积大为缩减。从各种方志的记载来看，这些被湖水淹没的地区，应当一并划给了南昌县，包括汉晋豫章郡治（鄡阳城）在内。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唐五代时期。唐初一度在鄡阳设立钟陵县，旋即并入南昌县。直至北宋，新建、进贤独立建县，鄡阳才重新与南昌分开，并划给都昌县。这也就是说，在南朝初至北宋前期的500多年间，汉晋豫章郡治（鄡阳城）一直是南昌县的一部分，缺乏行政区划上的独立性，发生在这里的事情，通常没有必要刻意与南昌进行区分，这就为鄡阳文献与南昌文献的再一次混杂埋下了伏笔。
在唐代，残存的汉晋豫章郡治（鄡阳城）得到一些修建，成为江西观察使的镇守之地，因一度设立钟陵县而被称为“钟陵郡”。江西观察使位高权重，且通常都兼领洪州刺史，在这种情况下，“钟陵郡”成为江西的政治、军事、经济中心，大量的文化现象发生在这里。相形之下，南昌的文化还处于“欠发达”状况。然而“钟陵郡”只是一座城池，并非一个独立的行政区域。又因“钟陵郡”与南昌长期混用、反复混用“豫章”“钟陵”的地名，导致人们以为“钟陵”就是南昌，而“钟陵郡”上承汉晋豫章郡治（鄡阳城）的事实亦隐没不见。事实上，《进贤县志》《新建县志》的记载表明“钟陵郡”是南昌县的一部分，其地在“南昌东”或进贤县境内，并非南昌城本身，而考古发现也无法证明“钟陵郡”就是南昌的事实。同时，位于“南昌东”或“进贤境内”的“钟陵郡”始终无法坐实，迄今为止也没有发现古城遗址。通过上述研究，南朝雷次宗《豫章记》记载的豫章郡治，与唐代的钟陵郡一脉相承；而与南昌东或进贤县毗邻的鄡阳古城，与唐人描述的“钟陵郡”又高度吻合。
北宋初期，鄱阳湖水位再度快速上涨，汉晋豫章郡治（鄡阳城、唐代的钟陵郡）彻底淹没。兼之改朝换代、行政区划变化，唐代钟陵郡的各种活动大部分转移到了南昌，所积淀的历史文化也被南昌“收编”。因鄡阳城淹没，已经倾圮的滕王阁失去了再生的机会，但它留下的文化影响却使人们在南昌建造了滕王阁，于是唐代滕王阁的文化就被宋代滕王阁“收编”了。位于汉晋豫章郡治之南的徐孺子墓，当然是“豫章第一名迹”；淹没之后，人们便在南昌的徐孺子宅附近建造了孺子亭、孺子墓。其实到了宋代，南昌的徐孺子宅也已经不知道准确的方位。假托许逊传人的唐代道士，本来集中在钟陵郡活动，北宋时期也就很快转移到南昌，为净明忠孝道的创立奠定了基础。但严格说来，南昌对汉晋豫章郡治、唐代钟陵郡文化的“收编”与“再造”仅限于著名的文化现象，知名度不算太高的文化，并未得到南昌的“收编”与“再造”。这类无人接收的文化，就像游魂一般，找不到自己的归宿了。例如唐代的钟陵郡是江西观察使的驻地，有很多文人在这里活动并留下了诗作。如白居易有《钟陵饯送》诗，杜牧有《怀钟陵旧游四首》等作，罗隐有《钟陵见进士杨寻》《送张绾游钟陵》《嘲钟陵妓云英》等诗，李绅有《过钟陵》诗，齐己有《寄怀钟陵旧游因寄知己》诗，等等，把这些诗歌统统解释为歌咏南昌的作品，不但与南昌的风景名物等存在较大差异，也找不到有力证据。然而统统拒之于南昌之外，似乎又对南昌文化造成了巨大损失。明清方志在处理这些文献之时，所持的态度往往暧昧的，只在一定程度上接纳了钟陵郡文献。
在唐代，钟陵郡（鄡阳城）一带有很多僧道、隐士、文人的活动，为此产生了众多的诗文。在目前的论证阶段，尚难以将它们与南昌文化完全区分开来。但在研究“西山十二真人”这个问题上，可以发现很多端倪，并对钟陵郡文化与南昌文化进行初步的分割。从两晋南朝的文献来看，吴猛、许逊各自有一些传说，但数量较少，许逊的传说则更少。“西山十二真人”的传说，是否在两晋南朝就已产生，目前还无法确证。就目前研究的情况来看， 吴猛、许逊及“西山十二真人”的传说绝大多数产生于唐代，以《十二真君传》 的出现为标志。然而综合看来，许逊、吴猛的传说大量产生于唐代的钟陵郡而非南昌。因为钟陵郡（鄡阳城）一带水患严重，唐代术士便自称许逊、吴猛的传人，创造了许多神话，编造了许多故事，发展出许多镇蛟、治水的法术，在钟陵郡的西山托古人洪崖以自神，附会了“洪井”“洪崖岭”等地名，建造了镇蛟的铁柱以及铁柱观。到了北宋前期，钟陵郡（鄡阳城）被淹没，这些唐代术士的传人自然不甘沉沦，于是全部迁徙到南昌，借助南昌铁柱观、南昌西山继续大行其道。然而将钟陵郡的故事挪到南昌，总显得有些虚无缥缈，飘忽不定，很多活动地点、活动背景无法在南昌得到很好的落实。南昌离鄱阳湖的中心区域较远，水患并不严重，镇蛟、治水的法术也不容易产生较大的轰动效应，故而唐代“十二真君”的故事便逐渐停止了发育，呈明显的萎缩之势。现存的净明忠孝道文献，大都出现在宋元明清时期，“净明忠孝”成为道士的主打方向，镇蛟、治水的法术不再成为重点，这一变化固然与时代背景有关，也与这一派道士活动地点的变化有关。

太长了

可能本文作者掌握的原始史籍文献及地质科学等文献局限，导致文中所述内容与史籍文献记载相悖的错误观点。只要检索国家图书馆古籍资源库及近代地质科学文献资料等，可以获得最接近历史真相的有关鄡阳、豫章郡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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