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两汉豫章郡的中心在鄡阳平原
两汉时期是大一统国家的奠基和形成时期，很多制度都处于初始状态，并不十分稳定。统治者要把全国各地都纳入大一统的框架，率先需要考虑的是军事，没有军事的保障，行政便难以实行。就豫章郡而言，它在西汉前期还属于“边郡”，与闽越、南越交界，更需要强化这里的军事力量。清代王谟《江西考古录》卷一云：“盖秦汉之世，豫章尚为边郡，而汉制羁縻蛮越，多在此处。” 所言诚是。《汉书·地理志》的记载并不关心郡治设在哪个县，倒是特别关注“都尉治”设在哪个县，亦反映了在西汉时期优先考虑军事的历史状态。
1、西汉豫章郡十八县的设置原理
西汉初期，豫章郡与闽越、南越、南海国、东瓯国的地盘犬牙交错，常有敌寇之患。
西汉前期，占据豫章郡西北部至古彭蠡北岸庐江一带的是南海国，汉文帝时期因反叛而被灭。历代对南海国的地望有很多说法，陈泽泓《南海国地望考》一文指出，“南海国封地，初时在豫章郡中、北部，北与淮南国的庐江郡、西与长沙国、东与闽越国接。则长沙王吴芮虽兼得豫章，未能控制豫章全部。认定南海国在这个区位，《史记》《汉书》记载的南海王事迹得以解释。” 所言甚是。汉高祖十二年（前195）三月诏：“南武侯织，亦粤之世也，立以为南海王。”可知立为南海王的南武侯织，是越人的后裔。据《汉书·严助传》，汉文帝在位时期，严助上书曰：“前时南海王反，陛下先臣使将军简忌将兵击之，以其军降，处之上淦。”王谟《江西考古录》卷一引韦昭注云：“上淦，越邑，即新淦也。以其在淦水上，故曰新淦。”《嘉庆一统志》卷三百二十四云：“新淦故城，在清江镇，即今樟树镇也。”王谟又引《汉书·地理志》云：“豫章都尉治新淦。”王谟指出“处之上淦”的目的是“俾得就都尉治”，也即靠近豫章都尉的治所，便于控制。王谟又引《史记·淮南衡山列传》云：“南海民处庐江界中者反，淮南吏卒击之。” 指出两者所叙是同一件事，可知南海王的封地就在庐江附近，也即是古彭蠡附近。
闽越王无诸是越王勾践的后代，其王都设立在今福州。在闽越国存续期间，其势力从今浙赣线一带一直延伸到今贵溪市、余干县一带。汉武帝时期，闽越王余善发动叛乱，被汉军击败，闽越亦灭。《读史方舆纪要》卷八十五记载：“璩岭，在（贵溪）县南八十里，亦曰据岭，以闽越偏据时，以此为界也。” 可见西汉初年，在贵溪市以东的广大地区，尚为闽越所占据。闽越的存在，对豫章郡的安全造成了巨大的威胁。
宋代罗泌《路史·国名记》引《淮南》云：“越人有变，必先守余于者。”《资治通鉴》卷十七：“闽越王郢兴兵击南越边邑，南越王守天子约，不敢擅兴兵，使人上书告天子。于是天子多南越义，大为发兵，遣大行王恢出豫章，大农令韩安国出会稽，击闽越。”又载淮南王刘安《谏伐闽越书》：“其入中国，必下领水。领水之山峭峻，漂石破舟，不可以大船载食粮下也。越人欲为变，必先田余于界中，积食粮，乃入伐材治船。边城守候诚谨，越人有入伐材者，辄收捕，焚其积聚，虽百越奈边城何！” 所记乃汉武帝建元六年（前135年）之事。唐代杜佑《通典》云：“越之西界，所谓干越，越之余也。”韦昭注《汉书》曰：“今余干县，越之别名也。” 据王谟《江西考古录》卷一，“余于”、“余於”、“余汗”即后来之余干，余汗水即今天的信江。今天的余干县，即因境内的余干山、余汗水而得名。总结起来，在汉武帝以前，今余干县以东的上饶地区，还属于闽越国的管辖范围，不属于豫章郡。
越人征战主要靠舟船，而从余汗水（信江）进入古彭蠡、长江较为快捷，所以闽越国想发动叛乱，就必须在余干一带积累粮食，砍伐木材，制造战船。因此，汉代豫章郡在鄡阳平原的东南角设立了白沙、武林两个军事要塞（位于现代鄱阳湖的南部水域中），以防备闽越的进攻。王谟《江西考古录》卷二引《雍正江西通志》云：“余干东北三十里有武陵山，临大湖，云即武林。”“进贤县军山湖北有白沙湖，与南昌大沙、小沙二湖相接，疑即白沙也。” 如果豫章郡治设立在古鄡阳城一带（遗址在今江西省都昌县周溪镇泗山村），这两个军事要塞就是豫章郡东南面的军事屏障。如果豫章郡治设在南昌，则这两个要塞起不到拱卫作用，几乎没有意义。
据《越绝书》记载，汉景帝时，吴王刘濞起兵反叛，东瓯王的弟弟夷乌领军杀了刘濞，汉景帝因此“封东瓯王为彭泽王”。王谟《江西考古录》卷一据此推测说“汉初彭泽尝为王都”。这一记载表明，今皖南山区的西部至赣东北的彭泽、湖口、都昌、景德镇一带，在汉武帝以前有相当一部分应当是东瓯国的地盘。史载东瓯国的核心地带在浙江温州一带，汉武帝建元三年（前138年），闽越国发兵攻打东瓯国，汉武帝派中大夫庄助从会稽发兵，浮海救援东瓯国。汉兵还未到达，闽越王已闻讯撤逃。东瓯王望因担心闽越兵再度围攻，请求内迁，在得到汉武帝同意之后，率领族属吏卒四万多人北上，居住在江淮流域的庐江郡。但据《越绝书》来看，西汉初期的皖西南、赣北一带可能也属于东瓯国，后来迁徙到温州一带，因畏惧闽越国而迁回原来的居住地。
南越国与豫章郡的交界处，大致就在赣南的大庾岭一带。从汉高祖五年（前202年）灌婴平定江南，到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年）消灭南越国，在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内，反复无常的南越国一直让汉朝耿耿于怀，为此豫章郡在防止南越国叛乱时便呈现出重要的边防作用。到了汉武帝时，为了讨伐南越，特意在江北的寻阳设立楼船军，封杨仆为楼船将军，之后命杨仆出兵豫章，终于剿灭了南越。没有楼船军这一“国之利器”，看来还很难征服南越。汉朝的楼船军，其基地设立在寻阳，大量的战船当然就应该放在古彭蠡泽中。南昌附近的赣江水位较浅，水面较窄，是难以容纳如此大规模楼船军的。
汉朝的郡，其行政长官为太守，但实际上掌管一郡军事的都尉显得更重要，对处于边防线上的豫章而言，更是如此。按《汉书·百官公卿表》：“郡守，秦官，掌治其郡，秩二千石。有丞，边郡又有长史，掌兵马，秩皆六百石。景帝中二年更名太守。”“郡尉，秦官，掌佐守，典武职甲卒，秩比二千石。有丞，秩皆六百石。景帝中二年更名都尉。”“都尉”虽然是太守的佐官，但与太守享受同样的待遇。《汉书》详细记载了各郡的“都尉治”，如太原郡的“都尉治”在广武县，东郡的“都尉治”在东阿县，陈留郡的“都尉治”在外黄县，南阳郡的“都尉治”在邓县，九江郡的“都尉治”在历阳县等。根据现代人掌握的资料，这些设为“都尉治”的县，多半不是郡治所在的县。同时，《汉书》中又有很多郡没有“都尉治”的记载，可认为这些郡的郡治与都尉治设在一个地方。反过来说，有必要分开记载“郡治”与“都尉治”，表明两者各有治所。《汉书·地理志》记载豫章郡的“都尉治”在新淦，“莽曰偶亭”。《永乐大典》卷八千零九十二《临江志》：“废尉城，在清江县东三十里崇学乡，或曰汉都尉所治之地，班史新淦县下但云都尉治。《舆地志》云汉南昌都尉所理，未知何据。……按《前汉·地理志》，豫章郡新淦县有都尉治，王莽改曰偶亭。” 因新淦从未成为豫章郡治，可知豫章郡治与豫章都尉治所是分开的。据《汉书·儒林传》记载，兰陵人毋将永、邓晨的父亲邓宏等人曾任豫章都尉。
综合上述，在汉武帝以前，汉朝控制的豫章郡实际上只能算一条交通线，从最北的彭蠡到鄡阳平原，再沿赣江而上，直至大庾岭。位于这条交通线的以西的赣西北、赣西南地区，因为靠近长沙郡、零陵郡，未见有其他诸侯国的存在，所以显得较为安定；而位于这条交通线以东的赣东北至赣东南地区，却处于闽越国、南越国的威胁之中，时常发生战争。从鄱阳县附近的武林、白沙两个军事要塞到南昌县，再到驻扎重兵的豫章都尉治所新淦，就基本上形成一条线，拱卫着鄡阳平原的东南面。
根据上述情况，不难看出西汉豫章郡十八县的设置原理。
其一，彭泽县和属于庐江郡的寻阳县，控制着古彭蠡泽北部的东西两端，也控制了位于豫章郡最北端的水上入口（由江入湖）。柴桑县设在庐山北面的马回岭镇一带，位于从山北到山南湖滨的交通要道上，成为古彭蠡泽西边的屏障。
其二，赣西北地区属于豫章郡的控制范围，这里地广人稀，只有艾县（治今修水县）、建成（治今高安市）、宜春（治今宜春市）三个县。赣西北有九岭山脉横亘，艾县位于九岭山之北通往长沙郡的交通要道上，而建成、宜春则位于九岭山之南通往长沙郡的交通要道上，到了现代，这两大通道依然是江西进入湖南的交通干线。
其三，沿着赣江，从下往上设置了四个县，即南昌县（今南昌市）、新淦县（今樟树市）、安平县（今安福县东）、庐陵县（今泰和县西南），这四个县都设立在赣江边上，而且其间距都在60—70公里之间，非常有规律，大致相当于一日航行的路途，符合军队晓行夜宿的作息规律。其中南昌县位于赣中平原上，无险可守，且从旴江（今抚河）进入南昌颇为便利，故而在旴江上游设立了南城县（今南城县东），这里是山区，可以凭险据守，防止闽越从东南方向沿河而下，攻击南昌县。
其四，在靠近大庾岭与南越国交接的地方，亦即赣江源头，密集分布着三个县，即赣县（今赣州市西南）、雩都（今于都县）、南埜（今南康县）。论者指出：“三县地处赣江源头，紧密相邻，以赣县为中心，互为犄角，扼守南越出口的意图相当明显。汉武帝时成为汉军出击南越的桥头堡和休整地。” “豫章十八县分布的特点，一是依凭自然形势，靠近江河湖泊；二是分布密度小，地区间置县不平衡；三是军事战略意图明显，边防地位突出。” 这些论述是正确的。
诚然，豫章郡十八县主要是根据水上战争的要求和特点来设置的。修河、赣江、抚河、信江、饶河五大河流，是豫章郡内的主要水系，在两汉之时，这五大河流均汇入赣江，流向彭蠡湖，最后才到达长江。在这五大河流的下游，分别设置了海昏县、南昌县、南城县、余汗县、鄱阳县，明显具有针对五大河流的防御作用，而彭泽县、柴桑县主要起到防守长江、彭蠡湖的作用。这七个县环绕在鄡阳平原的西、南、东、北四面，具有相似的水上边防性质，亦可见鄡阳平原是它们防卫的中心。从南昌开始，一直上溯到赣州，沿赣江设置的新淦县、安平县、庐陵县、赣县、雩都县、南埜县，都具有“兵站”或“桥头堡”性质，可归于一类。过了新淦县（今樟树市）之后，在赣江以东的赣东南地区、赣江以西的赣西南地区，均没有设置任何县城，更能说明沿赣江设置的各县只能是“兵站”而不是赣东南、赣西南的区域中心。至于通往长沙郡的艾县、宜春、建成，也同样属于“兵站”或“桥头堡”，并非局部区域的中心。
为此可以看出，位于鄡阳平原的县区，构成了豫章郡的中心区域，承担了豫章郡政治、经济的主要功能，而其他各县基本上只有单一的军事要塞、运输交通功能。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将豫章郡的郡治设在南昌，则偏离了豫章郡的中心区域，不但不便于较快地集中人力物力，也远离了从彭蠡泽迅速进入长江、靠拢北方的通道，甚至在面临闽越、南越威胁时，位于南昌东南面的县城太少，而且间距较远，不足以对其形成拱卫之势，一旦敌人入侵，情形十分危险。反之，如果将豫章郡治设立在鄡阳平原的中心位置，不但可以控制直达郡治的各条河流，便于快速集中人力和物力，而且有鄡阳、海昏、历陵、柴桑、余汗、鄱阳、南昌这七个县城如众星拱月一般形成护卫之势，还可以快速进入彭蠡泽，到达长江。
赣公网安备 36042802000101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