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文学]吴国富：汉代豫章郡治在鄡阳综论 [复制链接]

  在数千年的历史中，长江与鄱阳湖的水体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也对江西的历史造成了巨大影响。江西的发展史，可谓是一部“逐湖而迁”的发展史，鄱阳湖的中心位置在哪里，江西的中心便在哪里。为此，想了解上古至于三国的江西历史，就必须明瞭鄱阳湖的发展史。
  两汉时期，鄱阳湖还属于“古彭蠡”阶段。“古彭蠡”分南北两部分，北部相当于长江“鼓胀”出来的一段，在今湖北黄梅、安徽宿松境内；南部相当于被湖泊侵吞的赣江古河道，在今湖口、都昌、星子之间，相当于现代鄱阳湖的北部。赣江在鄡阳平原上汇集了江西境内各大河流之后，注入“古彭蠡”的南部。在漫长的历史阶段，鄡阳平原都是豫章郡的中心：粮食生产的中心，水上运输的中心，政治军事的中心。汉代豫章郡治就设置在这里，一直延续到两晋时期。东汉时期，“古彭蠡”的北部消失得很快，与此同时，先秦时代巨大的云梦泽也很快萎缩而至于消失。引起这一变化的原因，目前还不很清楚。综合各种研究，应当是巨大的地壳运动引起了海平面的不断下降、长江河床的不断提升、长江水的不断南浸。到三国两晋时期，在今武汉与九江之间一分为九的“九江”，仅剩一大一小两道江流及若干较大的湖泊。东晋时期，大地震频发，鄡阳平原在赣北地质板块的挤压下不断沉降，到了南朝刘宋时期，已经成为一片汪洋，现代鄱阳湖的南部从此开始形成。这一变化导致鄡阳平原上的几个县被撤销，豫章郡治所也迁徙到了南昌，但豫章郡城并未被完全淹没。隋唐时期，湖水上涨的速度变缓，甚至有一度降低的迹象。在这种情况下，残存的汉晋豫章郡城因位居江西各大河流汇聚之后的“总出口”、江西境内水上转运的“总枢纽”而成为江西观察使的驻地，再次得到利用并得到修缮，时称“钟陵郡”，由此出现了一些新的文化现象，产生了一些新的文化景点。然而到了五代十国晚期至北宋早期，鄱阳湖的水位再度急速上升，由汉晋豫章郡城演变而来的钟陵郡基本上被淹没，仅被改造为一个供往来船只停泊且维护水上治安的哨所“四望山寨”，于是这里的文化发展进程骤然终止，而原本属于汉晋豫章郡城及唐代钟陵郡的文化也失去了承载。南朝豫章郡治设在南昌，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汉晋豫章郡治的文化；从南朝到唐朝，位于鄡阳的汉晋豫章郡治又皆属于南昌县的管辖范围。这一点导致汉晋豫章郡城（唐代为钟陵郡）被淹没之后，属于这里而较为著名的文化现象被挪移到了南昌，大量的文化则迅速湮灭，残存者则依附于南昌文献。汉晋豫章郡城（唐代钟陵郡）与南昌文化的混杂就此开始，而且不可逆转。从两宋到明清时期，南昌成为江西全境的中心，汉晋豫章郡城（唐代钟陵郡）很快被人淡忘，于是南昌历史文化与汉晋豫章郡城文化混杂在一起的情况就变成了常态，再也无人甄别。事实上，汉晋豫章郡城及唐代钟陵郡的文化与南昌文化存在很大差异，它在南昌这个地理空间中始终无法得到明确指认，为此呈现出不断萎缩之势。这一点给江西文化带来了巨大损失，因为汉晋豫章郡城文化、唐代钟陵郡文化乃是江西早期历史文化的代表，当它显得虚无缥缈或飘忽不定的时候，江西早期文化也就在很大程度上被虚无化了，仅剩“宋元明清”的江西文化也就成了“半拉子文化”。
  位于江西省都昌县周溪镇泗山村的“鄡阳遗址”，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发现并定名的古城遗址。当时考古发掘的文物甚多，但公开发表的文章很少，而且叙述非常简略。此外，在公开发表的文章里，还存在着“有意忽略”的弊端。第一种“有意忽略”是有意忽略文物分布的面积。据此次文物考古工程的参与者介绍，这个古城遗址文物散布的面积接近10万平方米，且周边山地上散布了很多古墓并出土了大量文物。但在公开发表的文章里，并未对文物的分布面积进行认真描述，如此一来，在大面积范围内发现的文物与在某些点上发现的文物也就没有太多区别，这个古城的面积到底有多大，也就无从判断。事实上，在泗山村古城遗址带来了中并未发现带有“鄡阳”字样的文物，但文物考古专家却骤然认定它就是汉代鄡阳县的遗址，从而阻断了与其他城市遗址的联想。这种“有意忽略”和“骤然认定”，对后续的研究非常不利。第二种“有意忽略”是有意忽略汉代以后的文物。泗山村古城遗址出土的文物，延续时间很长，例如东汉建初三年（78）、永元七年（95）、西晋元康八年（298）的砖块，北宋的铜钱“元祐通宝”，表明“鄡阳遗址”的文物发生时期从汉代一直延续到北宋。但文物考古专家却有意忽略汉代以后的文物，骤然认定它就是汉代鄡阳县的遗址，这是非常不合理的。总而言之，“鄡阳遗址”的考古结论大有商榷余地。
  笔者通过多方论证，说明“鄡阳遗址”并非是一个单纯的汉代县城遗址。汉晋豫章郡城在鄡阳遗址而不在南昌。在汉晋时期，鄡阳城是豫章郡与鄡阳县“郡县合一”的治所，所有的地名皆与南昌不同。南朝时期，豫章郡治迁徙到南昌，鄡阳城成为钟陵县的治所。到了唐朝，鄡阳城是江西观察使的驻地，称为“钟陵郡”。唐代钟陵郡有几个地名与南昌相同，但就唐代文献来看，它们各有来历，产生的时期不同，地理差异也很大。北宋时期，唐代的“钟陵郡”基本淹没，仅剩一个水上哨所“四望山寨”。这一变化导致汉晋豫章郡城、唐代钟陵郡的文化与南昌文化混杂在一起，以至于积重难返。然而仔细考察，它们之间的差异还是很大的。

吴国富（1966——），江西武宁人，教授，九江学院学报编辑部主任，研究方向为陶渊明、九江文化等，出版《论陶渊明的中和》等著作13种。本文主体部分节选自吴国富《赣北古史考》一书，2018年，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又根据后续的研究进行了大量的修改，并新增唐代钟陵城的论述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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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长了

8、鄡阳文献与南昌文献的混杂
通过上述论证，可知鄡阳文献与南昌文献混杂在一起的情况非常严重，想从南昌文献中剥离出鄡阳文献殊为困难。造成这种混杂的因素是多方面的。
在汉晋时期，发生在豫章郡治的大事，实际上也是发生在鄡阳县的大事。但因鄡阳县城从属于豫章郡治，不熟悉豫章的人只知道豫章郡而不知道鄡阳，熟悉豫章的人又觉得没有必要提到“鄡阳”，这就导致历史文献中很少出现“鄡阳”之名。鄡阳县虽然存在了600多年，但存在感很弱，远不如周边的鄱阳、海昏、彭泽等县。这一点导致豫章郡治的地理标志变得非常模糊。在两汉史籍中，有关豫章的记载也有不少，有时也需要确定其具体地点（如某件大事的发生地点、某个人物的居住地点等），但通常都无从确定，只能主观臆断。地理标志的模糊性，为后来的文献混杂埋下了伏笔。
汉晋豫章郡治的地理标志本来就非常模糊，南朝时期，豫章郡治迁徙到南昌，汉晋豫章郡治的地理标志就变得更加模糊而混乱了。北魏郦道元撰《水经注》，在没有实地考察、不熟悉江西地理的情况下，把分属于汉晋豫章郡治及南昌的文献混编在一起，对后人形成了极大的误导。南朝雷次宗撰写的《豫章记》反映了汉晋豫章郡治的真实情况，然而在《水经注》的影响下，后人却把汉晋豫章郡治的绝大部分地名、古迹放在南昌，以致错误百出。因现代人考古无法证明南昌曾有过这些地名和古迹，于是汉晋豫章郡治在南昌便成了传说一般的存在，显得虚无缥缈。而失去了文献支撑的鄡阳遗址，又成了“无厘头”一般的存在，没法与曾经发生的真实历史联系起来。
在漫长的汉晋南朝时期，鄡阳平原尚在，河道历历分明。此时的鄡阳平原，北部分属于鄡阳、历陵，南部分属于海昏、鄱阳，海昏、鄱阳两县之地隔开了鄡阳县与南昌县。因行政区划不同，区分汉晋豫章郡治与南昌还是比较容易的。然而南朝初鄡阳平原发生大面积的沉陷，历历分明的河道变成了一片汪洋，残存的陆地变成了众多的岛屿。鄡阳、历陵两个县的主体部分被淹没，县级建制也被撤销。鄱阳、海昏两县的平原地带被大量淹没，建制虽在，面积大为缩减。从各种方志的记载来看，这些被湖水淹没的地区，应当一并划给了南昌县，包括汉晋豫章郡治（鄡阳城）在内。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唐五代时期。唐初一度在鄡阳设立钟陵县，旋即并入南昌县。直至北宋，新建、进贤独立建县，鄡阳才重新与南昌分开，并划给都昌县。这也就是说，在南朝初至北宋前期的500多年间，汉晋豫章郡治（鄡阳城）一直是南昌县的一部分，缺乏行政区划上的独立性，发生在这里的事情，通常没有必要刻意与南昌进行区分，这就为鄡阳文献与南昌文献的再一次混杂埋下了伏笔。
在唐代，残存的汉晋豫章郡治（鄡阳城）得到一些修建，成为江西观察使的镇守之地，因一度设立钟陵县而被称为“钟陵郡”。江西观察使位高权重，且通常都兼领洪州刺史，在这种情况下，“钟陵郡”成为江西的政治、军事、经济中心，大量的文化现象发生在这里。相形之下，南昌的文化还处于“欠发达”状况。然而“钟陵郡”只是一座城池，并非一个独立的行政区域。又因“钟陵郡”与南昌长期混用、反复混用“豫章”“钟陵”的地名，导致人们以为“钟陵”就是南昌，而“钟陵郡”上承汉晋豫章郡治（鄡阳城）的事实亦隐没不见。事实上，《进贤县志》《新建县志》的记载表明“钟陵郡”是南昌县的一部分，其地在“南昌东”或进贤县境内，并非南昌城本身，而考古发现也无法证明“钟陵郡”就是南昌的事实。同时，位于“南昌东”或“进贤境内”的“钟陵郡”始终无法坐实，迄今为止也没有发现古城遗址。通过上述研究，南朝雷次宗《豫章记》记载的豫章郡治，与唐代的钟陵郡一脉相承；而与南昌东或进贤县毗邻的鄡阳古城，与唐人描述的“钟陵郡”又高度吻合。
北宋初期，鄱阳湖水位再度快速上涨，汉晋豫章郡治（鄡阳城、唐代的钟陵郡）彻底淹没。兼之改朝换代、行政区划变化，唐代钟陵郡的各种活动大部分转移到了南昌，所积淀的历史文化也被南昌“收编”。因鄡阳城淹没，已经倾圮的滕王阁失去了再生的机会，但它留下的文化影响却使人们在南昌建造了滕王阁，于是唐代滕王阁的文化就被宋代滕王阁“收编”了。位于汉晋豫章郡治之南的徐孺子墓，当然是“豫章第一名迹”；淹没之后，人们便在南昌的徐孺子宅附近建造了孺子亭、孺子墓。其实到了宋代，南昌的徐孺子宅也已经不知道准确的方位。假托许逊传人的唐代道士，本来集中在钟陵郡活动，北宋时期也就很快转移到南昌，为净明忠孝道的创立奠定了基础。但严格说来，南昌对汉晋豫章郡治、唐代钟陵郡文化的“收编”与“再造”仅限于著名的文化现象，知名度不算太高的文化，并未得到南昌的“收编”与“再造”。这类无人接收的文化，就像游魂一般，找不到自己的归宿了。例如唐代的钟陵郡是江西观察使的驻地，有很多文人在这里活动并留下了诗作。如白居易有《钟陵饯送》诗，杜牧有《怀钟陵旧游四首》等作，罗隐有《钟陵见进士杨寻》《送张绾游钟陵》《嘲钟陵妓云英》等诗，李绅有《过钟陵》诗，齐己有《寄怀钟陵旧游因寄知己》诗，等等，把这些诗歌统统解释为歌咏南昌的作品，不但与南昌的风景名物等存在较大差异，也找不到有力证据。然而统统拒之于南昌之外，似乎又对南昌文化造成了巨大损失。明清方志在处理这些文献之时，所持的态度往往暧昧的，只在一定程度上接纳了钟陵郡文献。
在唐代，钟陵郡（鄡阳城）一带有很多僧道、隐士、文人的活动，为此产生了众多的诗文。在目前的论证阶段，尚难以将它们与南昌文化完全区分开来。但在研究“西山十二真人”这个问题上，可以发现很多端倪，并对钟陵郡文化与南昌文化进行初步的分割。从两晋南朝的文献来看，吴猛、许逊各自有一些传说，但数量较少，许逊的传说则更少。“西山十二真人”的传说，是否在两晋南朝就已产生，目前还无法确证。就目前研究的情况来看， 吴猛、许逊及“西山十二真人”的传说绝大多数产生于唐代，以《十二真君传》 的出现为标志。然而综合看来，许逊、吴猛的传说大量产生于唐代的钟陵郡而非南昌。因为钟陵郡（鄡阳城）一带水患严重，唐代术士便自称许逊、吴猛的传人，创造了许多神话，编造了许多故事，发展出许多镇蛟、治水的法术，在钟陵郡的西山托古人洪崖以自神，附会了“洪井”“洪崖岭”等地名，建造了镇蛟的铁柱以及铁柱观。到了北宋前期，钟陵郡（鄡阳城）被淹没，这些唐代术士的传人自然不甘沉沦，于是全部迁徙到南昌，借助南昌铁柱观、南昌西山继续大行其道。然而将钟陵郡的故事挪到南昌，总显得有些虚无缥缈，飘忽不定，很多活动地点、活动背景无法在南昌得到很好的落实。南昌离鄱阳湖的中心区域较远，水患并不严重，镇蛟、治水的法术也不容易产生较大的轰动效应，故而唐代“十二真君”的故事便逐渐停止了发育，呈明显的萎缩之势。现存的净明忠孝道文献，大都出现在宋元明清时期，“净明忠孝”成为道士的主打方向，镇蛟、治水的法术不再成为重点，这一变化固然与时代背景有关，也与这一派道士活动地点的变化有关。

7、钟陵县的演变与县域范围
《晋书·地理志》记载豫章郡统县十六，其中有钟陵县，向来不知准确的方位。综合下面的研究，钟陵县应当始设于建安四年（199）孙策占领豫章郡之后，其县治在吴城镇的芦潭村，管辖修河下游的北岸地区。
据赵明《西汉“海昏”地望考论》一文所考，永修吴城镇的历史，据说可以追溯到秦汉时期，相传秦朝曾有移民居此，又传说东吴大将太史慈筑城于此。向来有海昏县治设立在吴城的说法，《康熙建昌县志》曰：“海昏故城，芦潭东北二里许。 春涨万顷，冬则城址俱现。 世传洪水漂没，好事者往观，辙得故瓦，腻润可克砚材。”《同治建昌县志》曰：“海昏故城，芦潭东北二里许。春涨万顷，冬则水净潭清，城址微现。好事者往观，辙得故瓦，腻润可克砚材。”《同治南康府志》卷二十一载清人吴名凤《建昌修圩记》曰：“建昌，古海昏也。今芦镇有海昏城旧址，在合兴、沙港诸圩之间。吾周历水乡月余矣，每出门必问诸水滨，始恍然于海昏之所由名也。”现代编撰的《永修县志》曰：“（海昏）县治，初设吴城芦潭西北（今江益红星贾家山附近）。后因南朝宋元嘉二年（425），鄱阳湖南移，地壳下沉，迁海昏县治于艾城。因此，民间有‘沉了海昏县，立起吴城来’之说。”“汉高祖六年（前201）置海昏县，县治设吴城芦潭西北。”
古城遗址所在的芦潭村，位于吴城镇西北面，与吴城镇仅隔着一条修河，为修河汇入鄱阳湖之处。2006年10月，修河水位降到最低，在芦潭村的河堤上露出了 100多根腐朽的木桩和一滩乱石，相传这里是古代的一个“集谷场”。有人说木桩、柱石是海昏县的城墙，也有说它们是粮仓的木柱。20多年前，村民在这里发现了一个破碎的石臼。这是一截碾槽，是古人用来碾米的。前些年，村民在这里发现了很多陈年谷壳，捡到了一些铜钱。上个世纪 70年代，芦潭村有人在这里挖水圳，在深约两米之处挖到了一段由麻石条铺成的街道。据说风平浪静的时候，村北的蚌湖中还隐约可见城址。
赵明《西汉“海昏”地望考论》一文指出，吴城水中的古城遗址是否为西汉海昏县治，旧志并未明确；而海昏侯墓的发掘，又足以让人知道海昏县城在海昏侯墓附近，吴城一带所谓“沉到鄱阳湖中的海昏县”与海昏侯墓相距较远，不可能是西汉的海昏县城，更不可能是海昏侯国遗址。此论颇为有理，可以说明吴城镇的古城遗址并非海昏县遗址。
建安四年（199），孙策引兵攻击豫章郡，筑椒丘城。《太平寰宇记》卷一百零六：“椒丘城，在州北，水路屈曲一百四十八里。按雷次宗《豫章记》云：‘建安四年，孙策起兵，破刘勋于寻阳，军欲谋取豫章太守华歆所筑也。’” 综合各种说法，吴城镇的古城遗址应当是椒丘城遗址。其一，吴城镇有“东吴大将太史慈筑城于此”传说。按孙策攻击豫章郡之前，太史慈已经先行率军到此，筑城以等候孙策主力的到来，合乎情理。其二，椒丘城，即土筑之城，王逸注《楚辞·离骚》：“土高四堕曰椒丘。” 吴城的古城遗址有大量的木桩，应当就是建造土城墙时打下去的，这比用石头砌筑城墙基础省事多了，而且快捷高效，满足了当时的军事需求。其三，在鄡阳平原存在期间，吴城与鄡阳仅隔着一条赣江，且更接近赣江汇入古彭蠡之处。扼守在这里，不但对豫章郡治形成了威逼之势，而且控制了豫章郡治通往古彭蠡的出口，隔绝了豫章郡治与外界的联系。孙策亲率大军到来之后，孤立无援的豫章太守华歆就只好投降了。
孙策占领豫章郡之后，椒丘城一直得到使用，直到孙权时期犹然如此。唐代许嵩《建康实录》卷一：“十年春，往椒丘，使都尉贺齐讨上饶，分置建平县。”《三国志·吴书·宗室传》：“韶年十七，收河余众，缮治京城，起楼橹，修器备以御敌。权闻乱，从椒丘还，过定丹杨，引军归吴。”
据《三国志·太史慈传》：“策于是分海昬、建昌左右六县，以慈为建昌都尉，治海昬。” 孙策占领豫章郡之后，在修河流域设立了“左右六县”。这六个县是由东汉时期的海昬、建昌、艾这三个县拆分而成的，与其他县域无关，因此这个“左右”当以站在豫章郡城（鄡阳）西望为视点，以修河为界，修河以南为左，修河以北为右。左三县为海昬、建昌、西安（故址在今武宁县石渡乡）；右三县明确可知者为艾县，大致可知者为西平县。《大清一统志》卷三百零九：“艾县故城，在宁州西，……艾城在州西百里龙冈坪，故城犹存。” 《乾隆宁州志》卷二：“汉献帝建安四年，孙权据吴，析海昏、建昌地置西安县。……立西平县。……在今州治一百九十里许，建置之详，兹不可考。”卷三：“西平城，在州西一百九十七里西乡七十三都。” 还有一个县不明确，应该就是钟陵。又因艾县、建昌县已经拆出西平县、西安县，再有拆分，甚不合理，故而钟陵县应该由海昬县拆出。海昬、钟陵同在修河下游，海昬居左，钟陵自然居右（修河北岸），这就指向了吴城镇一带。
钟陵之名，亦颇与吴城有关。吴城向来有孙钟种瓜及葬父的传说，孙钟为孙策、孙权的祖父。《同治新建县志》卷六十六：“吴城，孙钟种瓜处，钟即权之祖。” 明代解缙《解学士文集》卷五《吉水金璧孙氏江东谱序》曰：“凭生武，为吴将；生明，食采富春，世家焉。历秦汉，代显。汉末耽为汉阳守，卒，二子钟、旃葬耽吴城山，世称白鹤冢是也。钟生坚，坚生权，帝吴江东，封安成王于宜春，袁之孙氏自此始。” 孙策占领豫章郡之后，分修河流域为六县，其中钟陵县设在吴城，将太史慈所筑的椒丘城作为治所，又以纪念孙钟葬父之地而命名，颇合情理。此处与位于鄡阳的汉晋豫章郡城隔水相望，在军事上足以拱卫郡城，又颇具价值。此外，武宁县杨洲乡也有孙钟种瓜之说，也留下了“钟陵瓜圃”的传说。此“钟陵”当指“钟陵县”。综合起来，孙策分海昬、建昌而设立的“左右六县”，其中就包括钟陵县，县治设在吴城镇的芦潭村，修河下游的北岸皆在其管辖范围之内，东起吴城镇，西至今武宁县的罗坪、杨洲、巾口一带。
从三国东吴开始，两汉的豫章郡被分成了豫章郡、鄱阳郡、临川郡、庐陵郡、安成郡，北部的柴桑县则被划给武昌郡。《晋书·地理志》记载豫章郡统县十六，其中有海昏、永修、钟陵。《晋书·地理志》记载鄱阳郡统县八，其中有鄱阳、余汗、鄡阳、历陵。在鄡阳平原存在期间，众水汇入赣江，赣江最下游的一段将鄡阳平原切割为东西两部分，形成了东吴及两晋时期鄱阳郡与豫章郡的分界线。鄡阳属于鄱阳郡，表明它在赣江古河道之东；钟陵属于豫章郡，表明它在赣江古河道之西。
南朝宋初，豫章郡的海昏被废。《宋书·州郡志》于“豫章太守”条下记载：“《永初郡国》有海昏，汉旧县，何志无。”豫章郡领县十二，其中没有了钟陵县。又于“鄱阳太守”下记载：“永初郡国有历陵县，汉旧县，何志无。”鄱阳郡领县六，其中没有了鄡阳县。《太平寰宇记》卷一百零七：“废鄡阳县在县西北一百二十里。按《鄱阳记》云：汉高祖六年置，宋永初二年废。”《永乐大典》卷八千零九十三引《鄱阳志》：“古鄡阳县城，……永初三年废。”综合起来，南朝宋初，因鄡阳平原沉沦，海昏、历陵、鄡阳皆被废除，而钟陵县也应当基于同样的原因而同时被废。
钟陵县位于赣江古河道之西、因鄡阳平原沉沦而被废，这两点显示了它的大致方位。因南朝宋被废的海昏在新建县（今南昌市新建区）境内，再往上就是南昌县，为此钟陵县就只能处于赣江古河道最下游一段的西岸，即今永修县吴城镇一带（南朝的永修县距离鄡阳平原较远，鄡阳平原的变迁对它影响不大）。这一推理结果，也可以佐证孙策在吴城镇设立钟陵县的观点。
综合起来，吴城镇芦潭村的古城遗址，应当就是两晋南朝的钟陵县遗址。南朝宋初，钟陵县治因水患被废，但钟陵县在修河北岸的管辖区域并未受到多大影响。梁陈时期，钟陵县重新设立，鄡阳、海昏、历陵却未恢复，足以表明钟陵县仍有存在的理由。鄡阳、海昏、历陵三县被废之后，残存陆地皆被划入毗邻县域，与钟陵一水之隔的鄡阳，极有可能就在梁陈时期划给了钟陵县。又钟陵的旧县治在吴城，因水患而被废，则不得不另觅县治；若汉晋时期的豫章郡城在鄡阳，而梁陈时期的豫章郡治早已迁徙到南昌，则豫章旧郡城最适合做钟陵县治。到了隋朝，南朝梁陈的钟陵县又被废除，就近划给了豫章县（南昌县）。唐朝武德五年（622），又从豫章县（南昌县）析出钟陵县，县治仍设在汉晋豫章郡旧城，但它的管辖范围却发生了变化。因为此时的修河北岸绝大部分已经属于建昌县，钟陵县的主要管辖范围便挪移到了南昌东北，与现代的进贤县发生了关系。
进贤县在北宋时期正式建县，此前均属于南昌县的一部分。《康熙进贤县志》卷一：“迨吴孙权据吴，移豫章于南昌，因析南昌地置富城、钟陵、宜丰三镇，钟陵镇立于大茅渡，今治所也。后升为钟陵县，晋武帝时县废，太康元年乃复升镇为县，七年复为进贤镇。” 按照这个说法，位于进贤县的“钟陵县”出现在东吴时期，两晋时期则仅在晋武帝太康年间存在过七年，此后一直都不是一个独立的县。这个说法等于基本上否认了两晋南朝时期在进贤境内有过“钟陵县”。事实上，进贤县在两晋应当有一部分属于海昏县，跟当时的钟陵县无关。到了唐朝，进贤县才被划给钟陵县，但县治并不在今进贤县境内。进贤县东五十多里处有钟陵乡，一般人多以为是唐代的钟陵县治，但《中国地名大辞典》据《元和郡县制》指出唐元和年间置钟陵郡，在今江西南昌进贤县西北，不在进贤县东。《明一统志》卷四十九：“钟陵桥，在进贤县东五十五里，相传元初累修累圯，乡人埋小钟于桥侧以厌之，遂不圯，故名。” 钟陵乡以钟陵桥而得名，起源于元初，与唐代的钟陵县无关。钟陵县在进贤西北之说，颇为模糊，但与钟陵县治设在汉晋豫章旧城的情况并不矛盾，同时也显示进贤县是唐代“钟陵县”的一部分。
《读史方舆纪要》卷八十四：“唐武德五年，置都昌县，属浩州。……唐始立县在狮子峰之南，其地先有古城，莫知年代，遂因之创县，以地名都村，远与建昌相望，近与南昌相接，遂号都昌。” 武德五年同置都昌县、钟陵县，钟陵县旋废入豫章县（南昌县），故称都昌“近与南昌相接”，而相接之处就在钟陵（“小钟陵”）一带。到了宋代，鄱阳湖南部的水面日益扩大，钟陵县治遂与南昌县隔绝，被划给了都昌县。宋代又从南昌县分出新建县，与都昌隔湖相望，钟陵县便与南昌隔开，不再相邻了。宋代的南昌县也有钟陵乡，见《赵师孟妻钟氏改葬圹志》：“夫人钟氏，南昌钟陵人也，南平王之裔。” 南平王即钟传，于唐僖宗中和二年（882）驱逐江西观察使高茂卿，据江西八州之地。宋代南昌县的钟陵，应当另有其地，与唐代江西观察使镇守的钟陵郡无关。
两宋之时，豫章郡城（唐代的钟陵城）因荒废日久、水淹日甚，残存的建筑越来越少。唐代贯休《再到钟陵作》：“六七年来到豫章，旧游知己半凋伤。春风还有花千树，往事都如梦一场。无限丘墟侵郭路，几多台榭浸湖光。只应唯有西山色，依旧崔巍上寺墙。”贯休生活在晚唐时期。诗中“几多台榭浸湖光”或能反映晚唐时期钟陵城的水患日益严重，许多亭台被水淹没了。
与此同时，鄱阳湖的水面日益辽阔，这个古城控扼交通要道的功能也下降了，为此沦落为一个戍卫之所，主要针对湖区的治安而设。此时距离豫章旧郡的废除已有数百年之久，人们也不再以“豫章”称之，而是称为“四望山”。“四望山”意指此处高踞湖心，四面而望，一览无余也。据《三朝北盟会编》卷一百四十二，建炎四年（1130）九月一日，“李成寇江州，（吕）颐浩乃驻军于饶州四望山。” 朱熹知南康军，有《乞住招军买军器罢新寨状》：“今照都昌为邑百余里，见有棠阴、四望、松门、楮溪、大孤山五寨。……乞行省罢此寨，欲将招到军兵并归四望山寨。” 南宋诗人杨万里有诗《明发四望山，过都昌县，入彭蠡湖》。《嘉庆重修一统志》卷三百十七：“四望山寨，在都昌县东南六十里鄱阳湖中，宋元时置巡寨于此，又县西矶山下旧有大矶山寨，俱久废。” “泗山村”之名即由“四望山”演变而来，明代已经出现。一般的船只经行到此，常常把它当作打尖、歇息的场所。明代夏良胜《东洲初稿》卷七：“后奔宜阳，扶柩暨戚属归次泗山，舟阽石漏。”“宜阳”即宜春，“泗山”即“四望山”。

5、钟陵的西山不同于南昌的西山
自晋至唐，南昌西山颇为有名。《雷焕别传》记载张华以雷焕为丰城令，雷焕到县，掘出一双宝剑，“文采未甚明”，“焕取南昌西山黄白土，用拭剑，光艳照曜。” 雷次宗《豫章记》称之为“厌原山”“西山”，上有洪井、龙岗、风雨池、鹤岭等。唐代司马承祯记载洞天福地，“三十六小洞天”中第十二为西山洞，“周回三百里，名曰天柱宝极玄天。在洪州南昌县，真人唐公成治之。” 南唐徐铉《洪州西山重建应圣宫碑铭并序》对南昌西山描述极详，“昔邑人洪崖先生所居于此。洪井之右，涧水之滨，乔木森罗，长阜回抱。”“祠虚皇于游帷之宫，投龙简于天宝之洞。”“此山登晨之士接武，而洪崖为之冠。列仙之墟连属，而洪井为之宗。”
钟陵的西山也有洪崖坛、洪崖馆、洪井。《云笈七签》卷八十八引唐代裴铏《道生旨》：“钟陵郡之西山，有洪崖坛焉。坛侧有栖真子杨君。” 指出钟陵西山上有洪崖坛。罗隐《钟陵见杨秀才》：“孺亭滕阁少踟蹰，三度南游一事无。只觉流年如鸟逝，不知何处有龙屠。云归洪井枝柯敛，水下漳江气色粗。赖得与君同此醉，醒来愁被鬼揶揄。” 指出钟陵有“洪井”。南唐徐铉《重修徐孺亭记》：“平湖千亩，凝碧于其下。西山万叠，倒影于其中。依然悬榻之场，想见致刍之状。与夫洪崖之馆，绚彩于烟霞。滕王之阁，骞飞于雉堞。”如前所述，徐铉所说的徐孺亭在钟陵，故而他说的“洪崖之馆”也在钟陵的西山。徐铉又有《南都遇前嘉鱼刘令言游闽岭作此与之》：“我持使节经韶右，君作闲游过武夷。两地山光成独赏，隔年乡思暗相知。洪崖坛上长岑寂，孺子亭前自别离。珍重分岐一杯酒，强加餐饭数吟诗。”其中所说的“洪崖坛”“孺子亭”亦指钟陵的“洪崖坛”“孺子亭”。
唐代齐己《寄怀钟陵旧游因寄知己》：“洪井僧来说旧游，西江东岸是城楼。昔年淹迹因王化，长日凭栏看水流。真观上人栖树石，陈陶处士在林丘。终拖老病重寻去，得到匡庐死便休。” 唐代钟陵城之西有西山，山上有洪井，齐己曾在此逗留甚久。西山下临南塘、章江，故齐己说“长日凭栏看水流”。若西山为南昌西山（今梅岭），则距离“西江”较远，有二三十里，“长日凭栏看水流”之语，甚不妥帖。
唐代陈陶《钟陵秋夜》：“洪崖岭上秋月明，野客枕底章江清。蓬壶宫阙不可梦，一一人楼归雁声。” 此章江即与鄱江交汇的章江。诗歌反映钟陵之洪崖岭下临章江，故而可以构成诗境。若洪崖岭在南昌西山，则与赣江相距较远，构建诗境颇为勉强。
以铁柱、铁链锁住蛟龙的法术，盛行于唐代，与吴猛、许逊生活的两晋时期关系不大。北宋洞幽法师元妙宗编纂的《太上助国救民总真秘要》，属于早期的天心法术，主要来源于唐代的正一考召法术。卷四有“大锁龙符”，曰：“一条铁柱长千尺，炎火天丁谨护持，但系水妖当此死。” 《道藏》中有题为“旌阳许真君述”的《灵剑子》，一般认为是北宋人所作，保留了不少唐代文献。其中《松沙记第六》记载许逊斩蛟之后，“铸铁纂以封蜃穴，使鬼神铸二铁柱暗锁，豫章一柱在于南，又于西岭恐蜃奔冲陷溺庶民，立一柱在西山东面双岭之前。” 由此可知，唐代道士在洪州一带立了两根铁柱，其中一根在豫章之南，另一根在“西山东面双岭”之前。
两处铁柱的记载，亦见于历代编纂的《江西通志》《南昌府志》《新建县志》均记载铁柱有两处。按《万寿宫志》，西山万寿宫所在的西山“东面双岭”有铁柱，久废。“豫章一柱在于南”的说法则颇为含混，可以指南昌城南的铁柱，也有可能指“豫章郡南”的铁柱，即“钟陵铁柱”。遍索文献，在宋代以前，南昌铁柱并不出名，几乎无人歌咏，宋代则出现了大量的记载、歌咏。宋代钟陵城被淹没，铁柱观亦毁，故而钟陵铁柱不再有人提起。
“钟陵铁柱”在唐代则颇为有名，如后唐卢士衡《钟陵铁柱》：“千年埋没竟何为，变化宜将万物齐。安得风胡借方便，铸成神剑斩鲸鲵。” 所咏即钟陵铁柱。又《云笈七签》卷一百一十七有《严譔掘洪州铁柱验》，说当日吴猛、许逊斩蛟，“役鬼神运铁数百万斤，铸于井中，溢于井外数尺，屹若柱焉。于井之下，布巨索八条，以鏁地脉。自是钟陵之境，无妖惑之事，无垫溺之灾。”严譔节制江西，“信诽毁之词，使人掘铁柱，将欲碎之。迅霆大击，江波遽溢，掘未二三尺，城池震动，内外惊惧，撰方信之，焚香告谢而止。柱侧道院为其所毁，近亦再修矣。” 按严譔于唐懿宗咸通年间任江西节度使。此“洪州铁柱”，向来以为是南昌之铁柱观，其实是钟陵之铁柱。钟陵在洪州境内，称为“洪州铁柱”，亦不算错误。就此事反映的客观事实而论，钟陵频繁遭遇的水灾，故而颇有人信从铁柱之说；而南昌城被大水淹没的情况却很少出现，铁柱锁蛟之说亦不甚流行。
晚唐黄滔《钟陵故人》：“滕王阁下昔相逢，此地今难访所从。唯爱金笼贮鹦鹉，谁论铁柱锁蛟龙。荆榛翠是钱神染，河岳期须国士钟。一箸鲈鱼千古美，后人终少继前踪。” 此诗颇能反映钟陵城的滕王阁、铁柱观在晚唐时期皆渐趋荒芜。
唐代顾况《同裴观察东湖望山歌》：“浴鲜积翠栖灵异，石洞花宫横半空。夜光潭上明星启，风雨坛边树如洗。水淹徐孺宅恒干，绳坠洪崖井无底。主人载酒东湖阴，遥望西山三四岑。”“裴观察”即裴堪，元和七年（812）任江西观察使。钱贵成《咏赣唐诗征考》一书此诗所咏即南昌西山。南昌有东湖，有徐孺宅，南昌西山有洪井，有风雨池，粗略看来此诗的确是在南昌创作的。然而细究之则不然。南昌东湖在今南昌市八一公园内，南昌西山古称散原山（今名梅岭），为避暑胜地，距南昌东湖二三十里。在南昌东湖看到“西山三四岑”，或者可以说得通；但看到西山风雨池边“树如洗”，就有点匪夷所思了。“水淹徐孺宅恒干”表明徐孺宅经常遭受水患，这一点对南昌徐孺宅来说并不吻合。虽说诗歌可以全然出自想象，但若有实景可以和想象吻合，岂非更好？
如前所述，江西观察使通常都驻守在钟陵郡（鄡阳城），因钟陵郡当时在洪州境内，江西观察使通常都兼领洪州刺史。顾况与裴堪同游东湖，诗中提到了“徐孺宅”、“洪崖井”、“西山”，而钟陵郡亦有“白社”（徐孺在豫章郡治之南的隐居场所）、“洪井”、“西山”，故而此诗应当描述钟陵郡之景。诗中的“风雨坛”，实为“风师坛”（亦称“风伯坛”）、“雨师坛”（亦称“雷雨师坛”）的合称，与南昌西山的“风雨池”不是一个概念。唐代普遍建造“风雨坛”，用于祈祷风调雨顺，年丰谷熟。如唐代大中年间，杨发任福州刺史，“首立社稷风雨坛于州之坤方。”（ 崇祯《闽书》卷四十二）唐代杜佑《通典》卷四十四：“风师雨师，……月令，立春后丑日祭风师于国城东北，立夏后申日祀雨师于国城西南。……天宝四载，敕风伯、雨师并宜升入中祀，仍令诸郡各置一坛，因春秋祭社之日，同申享祀。至九月，敕诸郡，风伯坛置在坛之东，雨师坛之西，各稍北三数十步，其坛卑小于社坛，其祭官准祭社例，取太守下充。” 后世多建风雨坛，惟形制有变化而已。
权德舆《洪州西山风雨池记》：“山林川谷能出云为雨皆曰神，诸侯在其地则祭之。钟陵风雨池在西山洪井之北，发源山椒，派分脉散，清浅数百汇归于兹，石壁峭绝，泉流其下，信乎精气之所回复，风雨之所蓄泄。邦人敬享，相传名之，并山北下二十余里有望祀之地，祠宇以神之，蘋蘩以荐之。……岁在丁卯，六月大旱，公勤身焦思，思所以救之之道，撰日洁诚，有事于神，斋心夕往，舣舳宵济，厥明至于山下，达于祠亭。”“丁卯”即贞元三年（787）。文章标题所说的“洪州西山风雨池”，即南昌西山的风雨池，文章又称“钟陵风雨池在西山洪井之北”，两者所指是同一个地方，为此很容易理解为钟陵就是洪州的治所南昌。然而如前所述，唐代宗在位时期，因避讳而把“豫章县”改为“钟陵县”，唐德宗贞元年间才更名为“南昌县”。权德舆撰写此文的时候，“南昌县”还叫做“钟陵县”（“大钟陵县”），所以“钟陵风雨池”是指“大钟陵”的风雨池，不是指江西观察使镇守的“小钟陵”一带的风雨池，其他有关“小钟陵”的诗文也未见有“风雨池”的记载。
权德舆又有《洪州开元寺石门道一禅师塔碑铭》曰：“钟陵之西曰海昏，海昏南鄙有石门山，禅宗大师马氏塔庙之所在也。”《中国历史大辞典·历史地理》：“海昏县，西汉置。治今江西永修县西北艾城东。元康三年封故昌邑王贺为海昏侯，即此。东汉建安初移治今艾城，为建昌都尉治。” 根据地方志记载，汉海昏县主要分布在鄱阳湖西岸，包括了今日的永修、武宁、靖安、安义和奉新5个县的大部分范围，县治在永修吴城附近。权德舆所说的海昏，不论在永修吴城还是在永修艾城，均位于南昌之北，很显然，位于海昏之东的钟陵并非南昌，而鄡阳城遗址恰好处于海昏之东，应该就是江西观察使镇守的“小钟陵”。
粗略看来，钟陵郡的西山有洪崖坛、洪崖馆、洪井等（但未见有鹤岭、天宝洞等记载），与南昌西山毫无二致。然而南朝雷次宗的《豫章记》并未记载豫章郡城有此类名迹，表明它们出现较晚。事实上，江西境内除了南昌西山，还有德兴、余干、万年等地都有“洪崖先生”的遗迹，如《太平寰宇记》卷一百六记载江西德兴县有洪崖山，又唐代小说《逸史》记载，唐代元和年间，万年县人马士良犯事，逃入南山，因偷窥仙境而遭杖击，“坠于洪崖涧边”。 此外，唐代道士张氲假托是古代仙人洪崖先生的后身，隐居豫章山，唐玄宗赐予“西山”之地让他居住。宋代陈葆光《三洞群仙录》卷七引《高道传》：“道士张氲，号洪崖子，隐豫章山。开元中，明皇召问：‘朕何如尧舜，先生何如许由？’对曰：‘陛下道高尧舜，臣德谢许由。昔尧召由而由不至，今陛下召臣而臣来。’上嘉之，拜先生太常卿，累迁至司徒，皆不受，乃曰：‘陛下何惜一山一水，令臣追迹巢由。’上许之，居于西山巨崖，乃先生旧隐之处也。” 张氲隐居的豫章山，后易名为洪崖山，在今余干县金山嘴乡寺前刘家村附近，山上有洪崖寺、仙坛观、拍笑亭、丹井等遗迹。
据上所述，可以推测钟陵郡西山的洪崖坛、洪崖馆、洪井多半是唐代道士建造的。《云笈七签》卷八十八引唐代裴铏《道生旨》：“钟陵郡之西山，有洪崖坛焉。坛侧有栖真子杨君。”“栖真子杨君”之类的道士居住在钟陵西山，托古自神，建造“洪崖馆”“洪崖坛”“洪井”之类，这在唐朝的江西是很好理解的一种现象。但因为道士在钟陵西山附会了这些古迹，认为钟陵西山就是南昌西山，进而认为钟陵就是南昌，这显然是不合理的。

6、钟陵的龙沙不同于南昌的龙沙
汉晋豫章城北有山曰“龙沙”。《太平御览》卷三十二引南朝宋雷次宗《豫章记》曰：“龙沙在郡北带江，沙甚洁白，高峻而陂，有龙形，俗为九日登高处。”又曰：“郡北龙沙，九月九日所游宴处，其俗皆然也。”又北魏郦道元《水经注·赣水注》记载豫章郡城之北的“龙沙”曰：“昔有人于此沙得故冢，刻篆题云：‘西去江七里半，筮言其吉，卜言其凶。’今此冢没于水，所谓筮短龟长也。” 根据这些描述，“龙沙”是豫章郡城北面一座较为高峻的山峰，上有白沙，龙沙往西七里半即为赣江。
唐代人对钟陵（“小钟陵”）龙沙的描述，与豫章郡城之北的龙沙是吻合的。唐代孟浩然有《九日龙沙作寄刘大昚虚》诗：“龙沙豫章北，九日挂帆过。”贞元而年，权德舆到钟陵（“小钟陵”）任职，与钟陵秀才熊孺登交往唱和，作有《暮春陪诸公游龙沙熊氏清风亭诗序》：“郭北五里有古龙沙，龙沙北下有州人秀才熊氏清风亭。……初入环堵，中有琴书，披篁跻石，忽至兹地。鄱章二江，分派于趾下；匡庐群峰，极目于枕上。” “熊氏清风亭”为熊孺登所建，位于钟陵龙沙的北麓。此外，权德舆作有《奉陪李大夫九日龙沙宴会》《腊日龙沙会绝句》，所写的“龙沙”皆为唐代钟陵的“龙沙”。
权德舆所说的 “龙沙”，或以为在南昌城北，或以为在新建县北。清代陈宏绪《江城名迹》卷二：“旧龙沙亭，在府城北龙沙冈，唐时有之，乃洪州熊秀才之清风亭也。观察判官权德舆与客燕集于此，赋诗，德舆为之序，今己久废。” 这一说法十分离谱，因为南昌城北及新建县北都不会有鄱水、章江（赣江）合流的景象。
唐代陇西人李舟，字公受，曾任处州刺史，去官之后，家于鄱阳，梁肃《处州刺史李公墓志铭》曰：“起家除陕州刺史，换处州刺史，累升至朝请大夫，爵陇西县男。既授代，家于鄱阳，享年四十有八，以某年月日遘疾捐馆。”又《祭李处州文》：“解印归来，《考槃》是卜。龙沙游衍，余干耕凿。与道为徒，以农代禄。” 文中的“余干”指“余干水”，在鄱阳附近；“龙沙”也在鄱阳附近，应当指钟陵的龙沙，不可能远在南昌。
《太平广记》卷四百七十一有《宋氏》一篇小说，也提到了 “龙沙”：“江西军吏宋氏尝市木至星子，见水滨人物喧集，乃渔人得一大鼋。鼋见宋屡顾，宋即以钱一千赎之，放于江中。后数年，泊船龙沙，忽有一仆夫至，云元长史奉召。”此“元长史”即“星子江中放鼋”，它向宋氏预报了“风涛之害”，宋氏之子得以躲过一劫。江西军吏宋氏在星子将一只大鼋放生，后来又在龙沙见到了它。事情虽然荒诞不经，但这种描述足以反映“龙沙”距离星子不远，不大可能远在南昌。
综合起来，汉晋豫章郡城之北的“龙沙”，即唐代钟陵（“小钟陵”）之北的“龙沙”，它具有以下几个特征：
其一，龙沙位于豫章郡城之北，离城很近。西距大江七里半，距离赣江也很近。
其二，根据《豫章记》，龙沙盘踞有如龙形，因而得名。它是一座比较高峻的山峰，如此才能成为豫章人九月九日登高之处。但过于高峻的大山，攀登起来非常吃力，并不适合登高（九日登高，通常是老少一同前往，一般不会登上大山），所以龙沙应该是一座比较峻峭的小山。
其三，根据《太平广记》，龙沙不可能距离星子及宫亭庙太远。江西军吏宋氏在星子（即今星子县）买大鼋放生，数年之后，又途经这一带，“泊船龙沙”，遇上大鼋显灵来告，说它“已得为九江长”，“后数日，鸣山神将朝庐山使者，行必以疾风雨，君儿当以此时死。”庐山使者就是指星子的宫亭庙神。故事中的“龙沙”，显然不可能距离星子太远，更不会在水路两百多里外的南昌。
其四，唐代李绅《过钟陵》曰：“龙沙江尾抱钟陵，水郭村桥晚景澄。”（《全唐诗》卷四百八十） 反映“龙沙”旁边为一条河流，人称“龙沙江”， “龙沙江”下流呈弧形，绕过钟陵城，汇入章江。据笔者考察，都昌县周溪镇泗山村鄡阳遗址北面的一条河流，应即唐人所说的“龙沙江”。此河流自东北向西南，将泗山村与周溪镇的其他陆地隔开，形成半包围之势，汇入大湖（汇入处应即古章江的最下游部分）。这一点符合“龙沙江尾抱钟陵”的描述。
有人认为，龙沙在南昌老城西北三里许的赣江之滨，即现名“下沙窝”的地方，在滕王阁东北面的六七里处，后代因此出现了豫章十景之一的“龙沙夕照”。事实上，南昌下沙窝地势太低，根本不足以成为登高之处，只能是郊游之处。
南昌城北的“龙沙”，宋代以来多有记载。北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一百零五已经记载南昌县有“龙沙”。曾巩《送王希序》也记载了南昌的“龙沙”：“与之上滕王阁，泛东湖，酌马跑泉。最数游而久乃去者大梵寺秋屏阁，阁之下百步为龙沙，沙之涯为章水，水之西涯横出为西山，皆江西之胜处也。” 《续资治通鉴·元纪三十四》：“戊辰，（朱元璋）筑台于城北龙沙之上，召城中父老民人悉集台下。” 清代王夫之《南窗漫记》：“南昌城北龙沙，四围素沙环拥，如银城雪岛。” 清代陈宏绪《江城名迹》卷二：“列岫亭，在府城北龙沙，前对西山，取谢朓‘窗中列远岫’之句。朱晦翁：‘过吾郡，每徘徊于此。’谓列岫望西山最正，殆无毫发遗憾。”
综合各种资料，南昌的龙沙因许逊的传说而得名。元代王义山《龙沙道院碑》：“按《豫章职方乘》，龙沙在章江西岸石头之上，与郡城相对，潘清逸有望龙沙诗。又按《神仙传》，旌阳君云：‘吾仙去后一千二百四十年，豫章之境五陵之内当出地仙八百人，郡江心忽生沙洲，掩过沙井口者，是其时也。’” 又《万寿宫通志》收录的《净明扬教刘先生传》说元世祖至元二十九年（1292）五月，“章江门外生一洲。是秋，先生经行西山，谒油冈，遇胡洞真天师，告以姓字，且曰：‘龙沙已生，净明大教将兴。’”这些记载，反映南昌本无“龙沙”，元朝时涌出一个沙洲，人们就把它叫做“龙沙”。
许逊是两晋之交的方术之士，与吴猛为师友，当时名声不如吴猛，相关记载也较少。到了唐代，出现了《十二真君传》之类的著作，许逊名声大著，其传说流行甚广。宋元时期，以许逊、吴猛为祖师的净明忠孝道逐渐形成，关于他们的传说更是数不胜数。南昌的龙沙，即因许逊而得名，其产生时间应该不会早于唐朝。
晚唐罗隐《送张绾游钟陵》曰：“南忆龙沙两岸行，当时天下尚清平。醉眠野寺花方落，吟倚江楼月欲明。老去亦知难重到，乱来争肯不牵情。西山十二真人在，从此烦君话姓名。” 罗隐此诗反映钟陵龙沙也与许逊及“十二真君”有关系。雷次宗《豫章记》并未提到许逊与豫章郡治的关系。唐代开始大量宣传许逊在豫章郡的斩蛟活动，如唐代张鷟《朝野佥载》曰：“西晋末有旌阳县令许逊者，得道于豫章西山，江中有蛟蜃为患，旌阳没水，拔剑斩之，后不知所在。顷渔人网得一石，甚鸣，击之，声闻数十里。唐朝赵王为洪州刺史，破之，得剑一双，视其铭一有‘许旌阳’字，一有万仞字，后有万仞师出焉。” 此“豫章西山”应指唐代钟陵郡的“西山”，不是南昌的西山。因钟陵郡属于洪州辖境，洪州刺史在钟陵郡活动也很正常。
汉晋豫章郡治本有“龙沙”，其名出现在许逊之前，与许逊无关。唐代道士为了神化许逊，编造了《十二真君传》等传奇故事，又把“龙沙”与许逊故事结合在一起，改造成了唐代的“钟陵龙沙”。
南宋白玉蟾《续真君传》：“真君垂迹，遍于江左、湖南北之境，因而为观府为坛靖者，不可胜计。或散在山林湖滦，绝有异处。如龙沙侧之磨剑池，池上沙壁立，略不湮塞。” “龙沙”之侧有许真君之磨剑池，有人以为这个“龙沙”就是南昌附近的沙洲，然而沙洲是变化无常的，更不可能在沙洲边上出现固定的“磨剑池”以及“池上沙壁立”的状况，这只能表明“龙沙”是座山，有陡峭的山壁，上面有植被，故而山脚有泉水，可以用作“磨剑池”。因此，这个“龙沙”应当指钟陵（“小钟陵”）城北的“龙沙”，上述一段文字应该是唐代文献的残留。
北宋时期，因钟陵郡（鄡阳城）淹没，“钟陵龙沙”很快被人淡忘。假托为许逊传人的道士，也就迁徙到了南昌西山，并在南昌附会了“龙沙”，将“钟陵龙沙”与“南昌龙沙”的故事嫁接在一起，导致了两处“龙沙”的混淆。明代王士性《广志绎》卷四：“龙沙在豫章城北，江水之滨，白沙涌起，堆阜高峻，其形如龙，俗为重九登高处。旧有谶云：‘龙沙高过城，江南出圣人。’今沙过城十余年矣。” “高峻”“其形如龙”“重九登高处”等对“龙沙”的描述，出自雷次宗的《豫章记》，其他则出自“南昌龙沙”的传说。然而将两者糅合在一起明显是不合理的。钟陵的龙沙起源很早，作为汉晋豫章郡城的登高之处，由来已久，并非从许逊生活的两晋才开始叫“龙沙”的。南昌城北的“龙沙”起源于许逊的传说（而且是宋代开始盛行的许逊传说），与两汉时期早已存在的豫章城北的“龙沙”并非一回事。南昌城北的“龙沙”是一个流水冲积而成的沙丘，仅仅高过城墙，既不能算是一座山，更不能称为高峻，与豫章郡城之北的龙沙有很大不同。因此，“龙沙高过城，江南出圣人”是宋代或更晚的道士根据南昌地形编造出来的谶语，已经和“钟陵龙沙”的地形完全不同。
根据《豫章记》，龙沙位于郡城之北，边上就是章江（赣江最下游），为九月九日登高之处。《太平寰宇记》卷一百零六说：“龙沙，在州北七里。”但位于南昌城西北角的滕王阁、八一桥，实际上是南昌城的制高点，海拔36米左右；赣江西岸位于滕王阁西北面，青山湖西岸乃至扬子洲位于滕王阁东北面或正北面，这些地方的海拔都比滕王阁低，大致在12米——22米之间，并无所谓的登高之处，位于郡城之北的“龙沙”也不可能处于这些地方。如果说滕王阁一带就是“龙沙”所在的位置，那么孺子路、西湖一带就有可能是“古城”所在，这些地方海拔有28——31米，从“古城”到滕王阁，呈平缓上升之势，高差太小，如此滕王阁一带也很难成为登高的“龙沙”。
总结上述，南昌有很多地方与汉晋豫章旧城、唐代的钟陵城是重名的，如滕王阁、西山、洪崖坛、徐孺子亭、龙沙、东湖、南塘等，但两者的差异非常明显，一是开始有文献记载的年代不同，二是地理特征不同，两相比较，可得下表：

第六节 承接汉晋豫章郡治的唐代钟陵县                 

两晋南朝时期，豫章郡设有钟陵县。《晋书·地理志》记载豫章郡统县十六，其中就有钟陵。南朝郭祖深，襄阳人，从萧衍起兵于襄阳，为郡丞。上封事二十九条，梁武帝虽不能悉用，“然嘉其正直，擢为豫章钟陵令。”《陈书·宗元饶传》：“谨案钟陵县开国侯、合州刺史臣（陈）裦，因藉多幸，预逢抽擢，爵由恩被，官以私加，无德无功，坐尸荣贵。” 乾隆年间《莆田莘郊黄氏族谱》卷一《历朝谱原》记载曰：“陈永定七年，钟陵侯知谱事陈法朗。”可知南朝梁陈时期的豫章郡仍有钟陵县。入隋之后，钟陵县被废，亦未见《隋书·地理志》记载。
唐朝又设钟陵县。《旧唐书·地理志》曰：“钟陵，汉南昌县，豫章郡所治也。隋改为豫章县，置洪州，炀帝复为豫章郡。宝应元年六月，以犯代宗讳，改为钟陵，取地名。”《新唐书·地理志》曰：“南昌，望。本豫章。武德五年析置钟陵县，又置南昌县，以南昌置孙州，八年州废，又省南昌、钟陵。宝应元年更豫章曰钟陵。贞元中又更名。” 这两种记载本身并没有错误，但因地名更改频繁、区域分割复杂，理解起来较为困难。简而言之，情况如下：
（1）南朝之时，豫章郡治迁徙到南昌。此南昌是两汉以来一直存在的南昌县，可以简称为“旧南昌”。入隋之后，豫章郡废，“旧南昌”改为豫章县。入唐之后，豫章县仍在。唐高祖武德五年（622），从豫章县拆分出钟陵县、南昌县。此南昌是“旧南昌”的一部分，可以简称为“小南昌”。于是洪州领豫章、丰城、钟陵三县。这个从豫章县中拆分出来的钟陵县，只占了豫章县（旧南昌）的一部分，可以简称为“小钟陵”。在钟陵县与豫章县并列之时，豫章县治设在南昌城，钟陵县治自然不会设在南昌城而另有其地。
（2）武德八年（625），钟陵县（小钟陵）、南昌县（小南昌）被废，两者依然并入豫章县，前后只存在了四年。
（3）唐代宗李豫即位之后，豫章县因犯讳而改名为“钟陵县”。这个钟陵县相当于“旧南昌”的主体，包括了武德四年设置的钟陵县（小钟陵）、南昌县（小南昌），范围较大，可称“大钟陵”。20多年后，到了唐德宗贞元年间（大约在贞元初期），“大钟陵”改名为南昌，恢复了汉朝旧县之名，这个南昌可称为“新南昌”，此后一直未改。唐代杜佑《通典》卷一百八十二：“南昌，汉旧县，隋改为章县，有钟陵龙沙。”这一记载表明“钟陵”在南昌县境内，是“南昌县”的一部分而不等于“南昌县”。
通过上述梳理，可以得出下列结论：
（1）“小钟陵”存在4年，是从唐代豫章县（旧南昌）中分出来的，不在唐代豫章县（旧南昌）的中心区域，县治也另有地方，不在南昌城。
（2）唐代宗以前的豫章县、唐代宗时期的“大钟陵”、贞元开始设立的“新南昌”，三者指的是一个地方（“旧南昌”的主体），包括“小钟陵”在内，但不等于“小钟陵”（整体不等于局部）。
（3）在唐代，“钟陵”理论上可以指“古钟陵”（两晋南朝的钟陵县）、“小钟陵”（唐高祖时期的钟陵县）、“大钟陵”（唐代宗时期的钟陵县），又可以细分为指三者的县域范围及县治所在地。因“古钟陵”被废已久，“小钟陵”的存在时间较短，唐人对其县域范围不甚了然，称呼两者的时候一般指的是县治，且认为“小钟陵”的县治就是“古钟陵”的县治。“大钟陵县”存在20多年，它的治所在南昌城，因南昌的名字历史悠久，唐人一般不会用“钟陵”来指称南昌城，但在唐代宗在位时期及“大钟陵”改名为“南昌县”之前，用“钟陵”来指称整个南昌县（旧南昌、豫章县）则是可以而且必须的，这属于官方的规范名称。宋代以来，“钟陵”变成了一个古称，用来指称南昌及周边地区，所指比较含糊，不一定确指南昌的某地。

1、唐代江西观察使镇守钟陵，亦称钟陵郡
唐朝分天下为十五道，道下设州，州下设县。江南西道治洪州，领宣、饶、抚、虔、鄂、江、洪、袁、吉、澧、朗、岳、潭、衡、郴、邵、永、道、连诸州，范围广大。江南西道置江西观察使（初名按察使，改名采访使，又改为观察使），位高权重。南宋洪迈《容斋三笔》卷七：“唐世于诸道置按察使，后改为采访处置使，治于所部之大郡。既又改为观察，其有戎旅之地，即置节度使。分天下为四十余道，大者十余州，小者二、三州，但令访察善恶，举其大纲。然兵甲、财赋、民俗之事，无所不领，谓之都府，权势不胜其重，能生杀人，或专私其所领州，而虐视支郡。”
江西观察使的治所长期设在钟陵，为此唐人对钟陵有不少描述。
（1）元和七年（812），裴堪任江西观察使。白居易《授裴堪江西观察使制》：“江西七郡，列邑数十。土沃人庶，今之奥区。财赋孔殷，国用所系。兹为重寄，宜付长才。同州刺史裴堪，素蓄器干，久经任遇，……钟陵要镇，可以委之。夫简其条章，平其赋役，狥公率正，以临其人，而人不安，未之有也。袛服厥命，往修乃官，仍兼中宪，以示优宠。可江西观察使，兼御史中丞。” 命裴堪为江西观察使而曰“钟陵要镇，可以委之”，足以说明江西观察使治钟陵。
（2）李绅《过钟陵》（余长庆三年除江西观察使奉诏不之任）：“龙沙江尾抱钟陵，水郭村桥晩景澄。江对楚山千里月，郭连渔浦万家灯。省抛双斾辞荣宠，遽落丹霄起爱憎。惆怅旧游同草露，却思恩顾一霑膺。” 李绅过钟陵，想起了长庆三年（823）任命他为江西观察使而未上任之事，同样说明江西观察使的治所在钟陵。
（3）崔嘏《授纥干臮江西观察使制》：“钟陵奥区，楚泽全壤，控带七郡，襟连五湖，人推征赋之饶，俗擅鱼盐之利。……中书舍人纥干臮，……尔其简以临众，清而自持，惠养益厚于疲羸，操断无遗于桀骜，一方之任，不愧于前贤，五字之精，永光于禁掖，仍加中宪，式峻外台。” 文章说明江西观察使镇守在钟陵，目的是便于管理财赋。纥干臮任江西观察使，时在大中元年（847）。
江西是南方主要的粮食产地之一，而从岭南输送到北方的物资，也大部分要经过江西。当时江西的交通主要靠水运，钟陵乃是众水汇聚的枢纽之地，江西观察使镇守在这里，就便于集中并转运物资。符载《钟陵东湖亭记》曰：“况是郡也，翼轸之所照烛，江湖之所潨射，扼七城，控百越，地侔千乘，艘驾万舳。” 江西境内有五大河流，先后汇入彭蠡湖，“江湖之所潨射”不像是在描述一条河流，更像是在描述彭蠡湖。“艘驾万舳”与“扼七城”说明钟陵是借助水路控扼“七城”的。所谓的“七城”，即崔嘏《授纥干臮江西观察使制》所说的“七郡”，即白居易《授裴堪江西观察使制》所说的“江西七郡”，分别为唐代的饶州、洪州、虔州、抚州、吉州、江州、袁州。在江西五大河流中，南昌可以控扼赣江及其中上游支流，就近控制抚河，其他如信江、饶河、修河都离南昌较远，无法就近控制。以此可知，江西观察使驻守的钟陵，是江西五大河流的必经之地，应当在彭蠡湖一带，并不在南昌。
唐代参寥子《唐阙史》卷下：“寇陷钟陵，毒逋岁，诏会诸侯之师讨之，未格。苗间统兵者带绕于贼堞，王人督军，日月而至，宴犒迎饯，旬日无虚时。先是自九江至于敷浅原，宝视肥羜，及大军加境，畅饮荐羞，不常厥味。猫脾鼠肝，亦登于俎，是以二物也，犹傲价于雾市，逾月复罄。” 这一叙述颇能表明钟陵城与德安距离较近。钟陵为贼寇所据，征讨之师接踵而至，驻扎在九江、敷浅原（即德安）一带，逼近叛军城堞。因驻军消耗巨大，导致这一带物价飞涨。德安在彭蠡湖之西，钟陵在彭蠡湖之东，征讨之师与叛军隔湖对峙，自在情理之中。若钟陵在南昌，距离德安有150里左右，大军驻扎在德安，岂能对南昌城形成攻击之势？又岂能称为“带绕于贼堞”？如果叛军在南昌，大军当驻扎在南昌梅岭一带而不是九江、敷浅原一带。
欲了解钟陵城的具体方位，则不可不关注唐代的钟陵人熊孺登。《唐才子传》卷六：“熊孺登，钟陵人，有诗名。元和中为西川从事，与白舍人、刘宾客善，多赠答。” 刘禹锡《送湘阳熊判官孺登府罢归钟陵因寄呈江西裴中丞二十三兄》曰：“钟陵蔼千里，带郭西江水。朱槛照河宫，旗亭绿云里。” 熊孺登为钟陵人，居住钟陵城，“带郭西江水”指旁边就是赣江。“江西裴中丞二十三兄”即裴堪，元和七年任江西观察使，见白居易《授裴堪江西观察使制》：“同州刺史裴堪，素蓄器干，久经任遇，……钟陵要镇，可以委之。……可江西观察使，兼御史中丞。” 裴堪任江西观察使，驻守在钟陵；熊孺登罢归钟陵，正好可以帮刘禹锡带信给裴堪。
贞元二年（786）春，权德舆以“试大理评事摄监察御史”之衔入江西观察使李兼府为从事，任职钟陵，其母李氏亦随之寓居钟陵，贞元四年（788）去世，次年梁肃为之撰《著作郎赠秘书少监权公夫人李氏墓志铭》：“有子德舆，七岁而孤。……贞元二年，以廷尉评摄监察御史，为江西从事。夫人从子南征，寓于钟陵。” 唐代宗在位时期，豫章县因避讳而改名为“钟陵县”，此“钟陵县”（“大钟陵”）与江西观察使驻守的“钟陵”（“小钟陵”）不是一个概念。贞元年间，“钟陵县”（“大钟陵”）改名为“南昌县”。权德舆为江西从事之时，“钟陵县”（“大钟陵”）应当尚未改名，因此在与权德舆相关的文献中，“钟陵”可能指“大钟陵”，也可能指“小钟陵”。权德舆的母亲应当居住在“小钟陵”，他自己的多数活动也在“小钟陵”，诸如《奉陪李大夫九日龙沙宴会》《腊日龙沙会绝句》，皆创作于“小钟陵”。
权德舆在钟陵任职时，钟陵人熊孺登在钟陵北面的龙沙山北坡建造了清风亭，有诗《新成小亭月夜》：“已被月知处，斩新风到来。无人伴幽境，多取木兰栽。” 时熊孺登尚未出仕，以“秀才”的身份与权德舆唱和，权德舆有《暮春陪诸公游龙沙熊氏清风亭诗序》曰：“郭北五里有古龙沙，龙沙北下有州人秀才熊氏清风亭。……初入环堵，中有琴书，披篁跻石，忽至兹地。鄱章二江，分派于趾下；匡庐群峰，极目于枕上。”
据权德舆所言，站在熊孺登的清风亭里，可以看见“鄱章二江，分派于趾下”的景象。鄱江亦称鄱水，即今之饶河；章江亦称赣水，即今之赣江。《旧唐书·地理志》：“鄱阳，汉县，属豫章郡。古城在今县东界，有鄱江。”《水经注》卷三十九：“赣水又北迳鄡阳县，王莽之豫章县也。余水注之。水东出余汗县，王莽名之曰治干也。余水北至鄡阳县注赣水。赣水又与鄱水合水出鄱阳县东，西迳其县。” 《太平寰宇记》卷一百零七：“鄱江水，自当县（有误）浮梁、乐平、余干等三县合为鄱江，经郡城南，东过都昌县，入彭蠡湖。” 鄱江、赣水、余水的下游现在都已经被鄱阳湖淹没。《太平寰宇记》所说的“郡城南”，显然不是指南昌，应该指未迁徙到南昌的“豫章郡城”，亦即汉晋时期的豫章郡城。这一条应该是未经改动的早期文献，与宋以后的地理记载不同。总结起来，“鄱章二江，分派于趾下”同时显示了钟陵、鄡阳、汉晋豫章郡城的方位，表明了三者的密切关系。
《云笈七签》卷七十四有“元和七年四月五日高阳齐推书心记实”的《灵飞散方传信录》：“是岁余授钟陵奏辟，而庐阜在封部之内，炉峰跳波，脉注群壑。” “钟陵奏辟”当指江西观察使（镇守在钟陵）的属官，“庐阜”即庐山，“炉峰跳波”应指庐山香炉峰的瀑布，表明庐山在钟陵的视野范围之内，与权德舆所说的“匡庐群峰，极目于枕上”吻合。
唐肃宗上元二年（761），刘长卿从岭南贬所北归，经过彭蠡湖，有《负谪后登干越亭作》：“天南愁望绝，亭上柳条新。落日独归鸟，孤舟何处人。生涯投越徼，世业陷胡尘。杳杳钟陵暮，悠悠鄱水春。秦台悲白首，楚泽怨青苹。草色迷征路，莺声伤逐臣。”《鄱阳记》：“白云（城）在（鄱阳）县西南，旁对干越亭而峙焉。跨古城之危，瞰长江之深。随州刺史刘长卿题诗曰：‘孤城上与白云齐。’因以白云为名。 ” 干越亭在今余干县城东，与今鄱阳县相去不远，站在这里可以近观鄱水、远望钟陵，也能反映这个“钟陵”与“鄱水”非常接近。
大中十二年（858），韦宙在大理少卿兼御史中丞任上，有《东林寺题名》曰：“余今年七月，衔命按抚岭南。中旬之初，自番禺赴阙间，洪兵大扰，乃直趋钟陵。既至，留一夕，察其阴谋，备知情状，明日渡章江，二十九日憩此，与言明二上人谈玄。” 韦宙从广东入赣，因“洪兵大扰”，所以不敢在南昌停留而直趋钟陵，以避兵祸。到了钟陵，留住一晚，次日渡章江而到庐山一带，之后在庐山逗留甚久。此事亦表明钟陵距离庐山不远。
总结上述，钟陵是一座“要镇”，处于鄱江、章江合流处，庐山在其可视范围之内；这样的古城具有唯一性，那就是鄡阳古城，而鄡阳古城又应当是汉晋豫章郡城。邻近的鄱阳县、余干县、都昌县都与钟陵的方位不合，南昌就更不符合这种条件了。
熊孺登的清风亭，向来以为在新建县北或南昌城北，《大清一统志》卷二百三十八：“龙沙亭，在新建县北龙沙冈，本唐洪州熊氏清风亭，权德舆有序。明万历中移建龙光寺南。”这一说法十分离谱。南昌城北或新建县北怎会有鄱水、章江（赣江）合流的景象？在这里想看到200多里之外的庐山，也很困难。又熊孺登《青溪村居》曰：“家占溪南千个竹，地临湖上一群山。渔船多在马长放，出处自由闲不闲。”“湖上一群山”的景象，也与南昌城北的景象不同。

2、钟陵县城的前身是汉晋豫章郡城
唐代历任江西观察皆驻守钟陵，也有不少创建。符载《新广双城门颂并序》记载，“贞元十四年，我常侍钟陵之政成”，“将有改筑”，见“城有赘墉，横亘东西，盘护便地，甚曰无壮，瞻彼闉阇，亦特其门，崇未及雉，广不容轨”，于是下令“平夷垣，修涂坏，撤规模”，扩建为“岩岩四扉”，使得“轩盖绝尘而并鹜，军旅拥关而坌入”。颂曰：“钟陵古城隘不工，丽谯隙穴废崇牗。右貂作镇寝前踪，中央砥平谿蒙笼。严城朝旦日曈曈，高开四门车马通。”文中的“常侍钟陵”，亦即符载《钟陵东湖亭记》所说的“常侍李公”，指江西观察使李巽。李巽有《请符载书》曰：“恩命拜足下太常寺奉礼郎，充南昌军副使。”符载亦有《谢李巽常侍书》《答李巽再请书》《答李巽第三书》。
符载《新广双城门颂并序》反映钟陵是一座“古城”，到唐代尚有残留的古城墙和外城门，外城门高不及“一雉”（三丈），非常狭小，大一点的马车都不好通行。李巽下令拆除旧城墙，新建城墙及城门，又在钟陵城东的山上建造东湖亭，见符载《钟陵东湖亭记》：“我常侍李公，架崇冈，作新亭，导百骸，理七情，用斯义也。况是郡也，翼轸之所照烛，江湖之所潨射，扼七城，控百越，地侔千乘，艘驾万舳。……先是东湖汗漫，与江边际，秋潦备助，人忧为鱼，故相齐公筑塘以御之，厌杀水势，且便车马。……我常侍作桥以张之，其修也可以发一矢，其广也可以方两轩。……公乐斯桥之豪大，慨斯桥之孤峙，常欲建亭卜势，迭为光华，……履行而东，连冈崒然，横我步武，以为兹地必答前志。……于是匠受令，吏受命，谈笑眄睐而亭成，其望也神张，其登也形端，其高也渠渠，其邃也眈耽。……当轩万井，直视千里。西山逦迤，横拥辽夐。占护苍翠，古来无人。一朝此地，尽得归我。……牧钟陵之民，五改火矣，首年而衣食富，二年而奸慝禁，三年而礼让兴。……是亭居东湖之上，因请志之曰东湖亭。”
据符载的《新广双城门颂并序》及《钟陵东湖亭记》，江西观察使驻守的钟陵城，乃是一座古城，当时尚有旧的城墙。它位于江湖交汇之处，各地船只在这里集中，是江西的水上要冲。钟陵之东有山，山上建造了东湖亭，可以下瞰东湖；钟陵有西山横亘，站在东湖亭上可以望见。这些情况，皆与南昌有较大差别。
《水经注》曰：“东大湖十里二百二十六步，北与城齐，南缘回折至南塘，本通章江，增减与江水同。汉永元中，太守张躬筑塘以通南路，兼遏此水。冬夏不增减，水至清深，鱼甚肥美。每于夏月，江水溢塘而过，民居多被水害。至宋景平元年，太守蔡君西起堤，开塘为水门，水盛旱则闭之，内多则泄之。自是居民少患矣。”《太平寰宇记》卷一百零六引此，云出自雷次宗《豫章记》。清代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八十四引《水经注》曰“豫章城东大湖”。综合起来，汉代太守、南朝宋初太守都在“豫章城东大湖”建造了堤坝，而这一记载出自南朝雷次宗的《豫章记》。
《水经注》《太平寰宇记》《读史方舆纪要》都将“豫章城东大湖”放在南昌，历代相沿不改，这实际上是错误的。按《永乐大典》卷二千六百二十二引《豫章志》曰：
东湖，在郡东南，周广五里。郦元云：东湖，十里一百二十六步，北与城齐。回折至南塘，本通大江，增减与江水同。汉永平中，太守张躬筑堤以通南路，谓之南塘，以潴水。冬夏不增减，水至清深，鱼甚肥美。每夏月以水泛溢塘而过，居民多被水害。宋景（平）元年，太守蔡兴宗于大塘上更筑小塘以节水。为水门，水盛则闭之，多则泄之，自此水患少息矣。唐贞元二年，都督张廷珪奏改曰放生池而立碑焉。五年，江水逾塘一丈，观察使李巽躬率吏民，以土囊固护，立碑以志其事。碑既亡，九年，观察使齐映复加修筑。元和三年，刺史韦丹复建南塘斗门以泄暴涨，绕湖筑堤，高五尺，长十二里。明年，江与堤平，无复水害。元和十三年，道州刺史韩衢作《东州亭记》。宣宗时，塘东有三亭，曰孺子，曰碧波，曰涵虚。乾符中，因乱悉废。今复葺。
《豫章志》一书，久已散佚，《太平御览》卷四百二十一引用一条，可知其书成于北宋太平兴国以前。其中所说的齐映，贞元二年拜相，次年遭贬，贞元七年为洪州刺史、江西观察使，十一年卒于任上（《旧唐书·齐映传》）。文中将江西观察使李巽的修建系于贞元五年是错误的，根据符载的文章，李巽任江西观察使在贞元十四年前后，在齐映之后。
仅凭《豫章志》的记载，人们很容易认为张廷珪、齐映、李巽、韦丹等唐代官员的修建皆发生在南昌，且南昌即汉晋豫章旧城。事实上，符载的记录明确了齐映、李巽等人的修建在钟陵（“小钟陵”）。《豫章志》所说的“九年，观察使齐映复加修筑”，即符载《钟陵东湖亭记》所说的“先是东湖汗漫，与江边际，秋潦备助，人忧为鱼，故相齐公筑塘以御之，厌杀水势，且便车马”，在齐映的基础上，李巽再次加高、加固堤坝，修筑地点明确是在江西观察使镇守的钟陵东湖，不是在南昌。而唐代一系列的修建，又是在汉代、南朝初的基础上进行的，足以明确《豫章记》所说的“豫章城东大湖”就在唐代的钟陵，不在南昌；为此明确了汉晋豫章郡城就在唐代的钟陵（“小钟陵”），不在南昌。北魏郦道元著《水经注》，并未亲自考察江西地理，将雷次宗《豫章记》所记载的豫章郡城之事跟南昌之事混杂在一起，历代学者对此深信不疑，沿袭不改，实在是大谬不然。
杜牧《唐故江西观察使武阳公韦公遗爱碑》记载了韦丹在江西观察使任上的众多政绩，其中“派湖入江，节以斗门，以走暴涨。辟开广衢，南北七里，荡渫污壅，筑堤三尺，长十二里。堤成明年，江与堤平”一条，也与《豫章志》的记载吻合：“元和三年，刺史韦丹复建南塘斗门以泄暴涨，绕湖筑堤，高五尺，长十二里。明年，江与堤平，无复水害。”可知韦丹实施的这一项工程也在钟陵。
符载《钟陵东湖亭记》：“钟陵东湖之南有亭，亭中有二碑，一则故曲江张公所制徐征君碣，一则北海李公所制放生池碑。嗟夫，二君子久随化往，而二文之盛传于天下。贞元初，余为是邦从事，每将迎郊劳，多经是间，且以其尚贤好生，皆醇仁之首也。因叹不得与二贤同时，论文变损益。亭址圮坏，苔篆磷趺，古风如在，感旧依然，而通馗在侧，平湖在下，波流毂击，日月无穷，因于马上口号绝句一首，以寄愀怆：湖上荒亭临水开，文篆字积莓苔。曲江北海今何处，尽逐东流去不回。” “北海李公所制放生池碑”与上述《豫章志》所说的“唐贞元二年，都督张廷珪奏改曰放生池而立碑焉”一致。北海李公即李邕，所作《放生池碑》已佚。“曲江张公所制徐征君碣”即唐朝张九龄《后汉征君徐君碣铭并序》，文曰：“皇唐开元十五年，予忝牧兹郡，风流是仰，在悬榻之后，想见其人；有表墓之仪，岂孤此地？” 张九龄任洪州都督期间，为徐孺子树立了墓碑。杜甫《八哀诗•故右仆射相国曲江张公九龄》：“再读徐孺碑，犹思理烟艇。”晚唐诗人陈陶《经徐稚墓》：“千年垅树何人哭，寂寞苍苔内史碑。”皆指张九龄为徐孺子墓所立之碑。一般人很容易认为张九龄所作之碑在南昌，然而有了符载的《钟陵东湖亭记》，就明确可知张九龄所作的徐孺子碣铭在钟陵。
总结起来，位于鄱江、赣江合流处且与庐山遥相对望的钟陵城，除了鄡阳遗址之外别无他处可寻；而江西观察使驻守钟陵，修建的又是汉晋遗留的豫章旧城，因此汉晋豫章旧城、鄡阳城以及唐代的钟陵城实际上就是一个地方。

3、钟陵滕王阁不等于南昌滕王阁
宋代以来，人们通常“默认”汉晋豫章郡城、唐代钟陵城就在南昌，因而把汉晋豫章城、唐代钟陵城的文化统统放在南昌，形成一个大杂烩。事实上，这种“默认”并未通过充分论证，多半是想当然的结果。这种“默认”的惯性力量太大，以至于人们没有勇气去讨论“钟陵是不是南昌”这一问题。唐代人所描述的钟陵，有滕王阁、东湖、孺子亭、南塘、西山等，这些地名南昌都有，又很容易让人觉得钟陵就是南昌。这一点又使得人们难以讨论“钟陵是不是南昌”这一问题。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可以反其道而行之，亦即首先“默认”汉晋豫章城、唐代钟陵城与南昌城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地方，然后将明确属于唐代南昌的滕王阁、东湖、孺子亭、南塘、西山等地方与明确属于唐代钟陵的这些地方进行比较，根据比较的结果来讨论南昌是不是钟陵以及汉晋豫章郡治的问题。
唐代位于钟陵郡的滕王阁，始建于唐高宗永徽年间或稍后，见韦悫《重修滕王阁记》：“钟陵郡控连山大江，环合州城。揭起楼榭，游之者莫不目骇魂褫，号为一方胜概。先是背郛郭不二百步，有巨阁称滕王者。懿夫峻修广袤，非常制所能拟及。考寻结构之始，盖自永徽后。时滕王作苏州剌史，转洪州都督之所营造也。”文章记载“我雁门公按节廉问”之后，“岁比善熟，俗臻治平”，“无何，值祝融发其灾，回禄煽其焰，曾未竟夕，煤侔秋蓬，则斯阁之制，荡无馀矣”。于是雁门公下令“梓材并构”而筑之，“今按旧阁基址，南北阔八丈，今增九丈三尺；其峻修北自土际达阁，板高一丈二尺，今增至一丈四尺；阔板上旧长一丈，今增至一丈三尺；中柱北上耸于屋脊，长二丈四尺，今增至三丈一尺；旧正阁通龟首，东西六间，长七丈五尺，今增至七间，共长八丈六尺，阔三丈五尺。”
据尹占华《纥干姓氏考及唐代的纥干姓人物》，韦悫所说的“雁门公”即纥干臮（“暨”的异体字）。纥干氏因居纥干山（在今山西大同东北）而得姓，北周纥干弘封雁门郡公，唐朝纥干臮封雁门公。纥干臮任洪州刺史、江西观察使在大中元年至三年（847—849）。《新唐书·艺文志》记载：“纥干臮《序通解录》一卷。”小注：“字咸一，大中江西观察使。” 纥干臮任江西观察使，镇守于钟陵，崔嘏《授纥干臮江西观察使制》：“钟陵奥区，楚泽全壤，控带七郡，襟连五湖，人推征赋之饶，俗擅鱼盐之利。……中书舍人纥干臮，……尔其简以临众，清而自持，惠养益厚于疲羸，操断无遗于桀骜，一方之任，不愧于前贤，五字之精，永光于禁掖，仍加中宪，式峻外台。” 明白地说出江西观察使纥干臮就镇守在钟陵，韦悫《重修滕王阁记》也说纥干臮所修建的滕王阁在钟陵。
白居易《钟陵饯送》：“翠幕红筵高在云，歌钟一曲万家闻。路人指点滕王阁，看送忠州白使君。” 黄滔《钟陵故人》：“滕王阁下昔相逢，此地今难访所从。唯爱金笼贮鹦鹉，谁论铁柱锁蛟龙。荆榛翠是钱神染，河岳期须国士钟。一筋鲈鱼千古美，后人终少继前踪。” 皆明确指出唐代的钟陵有滕王阁。　
根据韦悫的记载，钟陵的滕王阁始建于唐高宗时期，唐宣宗大中初年毁于火灾，江西观察使纥干臮重建。钟陵的滕王阁建在山上，“背郛郭不二百步”，一曰“控连山大江”而“揭起楼榭”，二曰“飞翚叠栾，虎踞龙盘，发地呈形，与山同安”，三曰“前通舟车，回瞰江岭”，四曰“秋之日则露白山青，当轩展屏，凉风远来，沈醉易醒”；诸如此类，反映滕王阁建在钟陵城外不到两百步的山上。
唐人对钟陵滕王阁的歌咏，描述了它周边的环境与地名。大和三年（829），诗人杜牧为江西观察使沈传师幕僚，在钟陵生活了两年，有《怀钟陵旧游四首》：“滕阁中春绮席开，柘枝蛮鼓殷晴雷。垂楼万幕青云合，破浪千帆阵马来。未掘双龙牛斗气，高悬一榻栋梁材。连巴控越知何事，珠翠沈檀处处堆。”“十顷平湖堤柳合，岸秋兰芷绿纤纤。一声明月采莲女，四面珠楼卷画帘。白鹭烟分光的的，微涟风定翠湉湉。斜辉更落西山影，千步虹桥气象兼。”“控压平江十万家，秋来江静镜新磨。城头晩鼓雷霆后，桥上游人笑语多。日落汀痕千里色，月当楼午一声歌。昔年行乐秾桃畔，醉与龙沙拣蜀罗。” 其中“滕阁”就是滕王阁，它“控压平江”，下瞰“十顷平湖”，位于江湖交汇之处；“更落西山影”，在滕王阁上可以看到西山的倒影。这些特征都与韦悫描述的吻合。杜牧又有《张好好诗并序》，序曰：“牧大和三年，佐故吏部沈公江西幕。好好年十三，始以善歌舞来乐籍中。后一岁，公移镇宣城，复置好好于宣城籍中。”诗曰：“高阁倚天半，章江联碧虚。此地试君唱，特使华筵铺。”此“高阁”即钟陵滕王阁。又曰：“龙沙看秋浪，明月游东湖。”此“龙沙”即钟陵城北的龙沙，“东湖”即钟陵城东大湖。
《唐书·王勃传》：“勃道出钟陵，九月九日，都督大宴滕王阁，宿命其婿作序以夸客。”正说明王勃所写乃是钟陵的滕王阁。“层峦耸翠，上出重霄；飞阁流丹，下临无地。”“桂殿兰宫，即冈峦之体势。披绣闼，俯雕甍，山原旷其盈视，川泽纡其骇瞩。”反映滕王阁建造在山上，地势很高，与韦悫《重修滕王阁记》所叙一致。“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渔舟唱晚，响穷彭蠡之滨，雁阵惊寒，声断衡阳之浦。”写的是彭蠡湖的景象，也与杜牧说钟陵滕王阁下瞰“十顷平湖” 的特征吻合。“画栋朝飞南浦云，珠帘暮卷西山雨。”“南浦”就是钟陵城的“南塘”，“西山”就是滕王阁所在的钟陵西山，与杜牧说的“更落西山影”吻合。
唐代的南昌城是否有滕王阁，很难确定。元和十五年（820），江西观察使、洪州刺史王仲舒翻修滕王阁，韩愈《新修滕王阁记》：“十四年，以言事斥守揭阳，便道取疾以至海上，又不得过南昌而观所谓滕王阁者。” 韩愈在撰写此文之前，从广东揭阳“移刺袁州”，经赣南直接到达袁州，并未到达南昌城，甚至也没有进入南昌县境，未能亲眼目睹滕王阁，故而始终以“未得造观为叹”。韩愈并不熟悉南昌，也没有明言滕王阁在南昌何处，更未说明滕王阁就在南昌城。如前所述，唐代的豫章县，唐代宗时期改名钟陵县（“大钟陵”），贞元年间改名南昌县，韩愈作文已在贞元更名数十年之后，他说的“南昌”，无法确定是指整个南昌县境还是特指南昌城。唐初的钟陵县（“小钟陵”）是从豫章县（南昌县）分出来的，不久又并入了豫章县（南昌县），江西观察使镇守的钟陵（“小钟陵”），自然属于南昌县的管辖范围。因此，韩愈说“不得过南昌而观所谓滕王阁者”，完全可以解释为“不得过南昌（之境）而观所谓滕王阁者”；解释为“不得过南昌（城）而观所谓滕王阁者”，反而显得缺乏证据。韩愈此文又点明了江西观察使王仲舒在滕王阁宴会的情况：“诏以中书舍人太原王公为御史中丞，观察江南西道，洪、江、饶、虔、吉、信、抚、袁悉属治所。……其岁九月，人吏浃和，公与监军使燕于此阁，文武宾士，皆与在席。”如前所述，历任江西观察使皆镇守钟陵，王仲舒虽然兼任洪州刺史，当以行使江西观察使之职为重；此次宴会面向整个江南西道的官员，并非单独宴请洪州的官员，自然应当在钟陵举办，放在南昌城反而不太合适。因此，韩愈所说的滕王阁应当就是钟陵的滕王阁。
不管如何，唐代南昌有无滕王阁只能存疑。南昌城滕王阁的明确历史只能追溯到北宋时期。宋徽宗大观年间，侍郎范坦在南昌建造滕王阁，范致虚《重建滕王阁记》：“自大中后至宋大观戊子，仅三百年，阁复坏。侍郎范坦帅江西，又命新之。” 文章说“广旧基四十尺，增高十之一”，好像是在原来的基础上建造的；但这个旧基是何时遗存下来的并不清楚。因地理特征差异较大，我们不能贸然认定这个“旧基”就是钟陵滕王阁的遗存。其一，南昌的滕王阁，最早修建在江岸上，并不在山上。《雍正江西通志》卷一百三十载录谢一夔《重修滕王阁记》曰：“滕王阁故临江渚，岁久圮废，遗址沦诸江流。”江岸为沙土，容易崩塌，岁月既久，原址也就消失了。而钟陵滕王阁建造在钟陵西山上，阁楼本身容易朽坏，坚固的山体却不容易被江水冲掉。其二，南昌的滕王阁，距离南昌西山（今西山万寿宫所在地）有三十多公里，南昌西山的“倒影”是不可能出现在赣江之中的。诸如此类，均能表明钟陵滕王阁与南昌滕王阁存在较大差异。

4、钟陵的徐孺亭不同于南昌的徐孺子亭
权德舆《徐孺亭马上口号并序》记载钟陵东湖之南有徐孺亭：“钟陵东湖之南有亭，亭中有二碑，一则故曲江张公所制徐征君碣，一则北海李公所制放生池碑。嗟夫，二君子久随化往，而二文之盛传于天下。”符载《钟陵东湖亭记》记载钟陵东湖的亭中有张九龄所制的“徐征君碣”及李邕所作的“放生池碑”：“钟陵东湖之南有亭，亭中有二碑，一则故曲江张公所制徐征君碣，一则北海李公所制放生池碑。嗟夫，二君子久随化往，而二文之盛传于天下。贞元初，余为是邦从事，每将迎郊劳，多经是间，且以其尚贤好生，皆醇仁之首也。因叹不得与二贤同时，论文变损益。亭址圮坏，苔篆磷趺，古风如在，感旧依然，而通馗在侧，平湖在下，波流毂击，日月无穷，因于马上口号绝句一首，以寄愀怆：湖上荒亭临水开，文篆字积莓苔。曲江北海今何处，尽逐东流去不回。” 权德舆、符载对钟陵东湖徐孺亭的记载高度一致。
唐朝人对钟陵徐孺子亭多有歌咏。罗隐《钟陵见杨秀才》：“孺亭滕阁少踟蹰，三度南游一事无。”反映这是钟陵的徐孺子亭，它与钟陵的滕王阁相去不远。又杜牧《中丞业深韬略，志在功名，再奉长句一篇兼有谘劝》有“滕王阁上柘枝鼓，徐孺亭西铁轴船”之句，而《怀钟陵旧游四首》有“滕阁中春绮席开，柘枝蛮鼓殷晴雷”之句，反映杜牧所写的是钟陵的徐孺子亭与钟陵的滕王阁，两者并举，亦可知相去不远。
南唐徐铉的《重修徐孺亭记》曰：
孺亭之称，海内瞻仰。名公良牧，代加崇饰。千载之下，犹旦暮焉。顷属邦君非才，败我王虔，翦焉层构，鞠为茂草。噫！百世之祀，谁能废之。庚申岁始建王都，辛酉岁遂迁清跸。肆觐群后，畴咨先贤。余基未倾，伟人将至。既而鼎湖在御，桐圭锡壤。丞相司空邓王，以茂亲之重，膺分陕之权。思老成之典型，仰高山之景行。不言而信，不肃而严。乃命经营，将从缔构。九成方起，百堵未周，甲子岁入秉国钧，以武昌连帅侍中济南公代司宫籥。公致用以武，从政以文。祇奉萧规，率由周礼。再赓成制，详考旧基。夷坎窞而就平，裨崖岸而增固。乃崇堂奥，乃加藻缋。右严樽坫之序，左设庖膳之区。前临康庄，旁眺城阙。平湖千亩，凝碧于其下。西山万叠，倒影于其中。依然悬榻之场，想见致刍之状。与夫洪崖之馆，绚彩于烟霞。滕王之阁，骞飞于雉堞。
徐铉所说的“庚申岁始建王都，辛酉岁遂迁清跸”，指公元961年（时北方为后周恭帝显德七年）南唐君主李璟迁都江西的情况。通常认为李璟将都城迁到了南昌，故而徐铉所说的徐孺亭也应当在南昌。细究之则不然。徐铉说站在徐孺亭可以看到滕王阁，可以看到平湖千亩，可以看到西山倒影，这并非南昌的徐孺亭，而是杜牧、罗隐所歌咏的钟陵孺子亭。
钟陵有南塘，亦称“南浦”。耿湋《春日洪州即事》：“钟陵春日好，春水满南塘。竹宇分朱阁，桐花间绿杨。蹉跎看鬓色，留滞惜年芳。欲问羁愁发，秦关道路长。” 因钟陵是洪州的辖境，故“洪州即事”与“钟陵春日好”并不矛盾。此诗反映钟陵有“南塘”。李中《甲子岁罢吉水县过钟陵时暮春维舟江渚谒柴太尉席上作》：“公侯延驻暂踟蹰，况值风光三月初。乱落杯盘花片小，静笼池阁柳阴疏。舟维南浦程虽阻，饮预西园兴有馀。却笑田家门下客，当时容易叹车鱼。” 题目中的“维舟江渚”，即诗中的“舟维南浦”，而钟陵的“南浦”即“南塘”之别称。钟陵的南塘通大江，有孺子亭，与东湖相连，站在南塘可以看见西山、滕王阁，这显然不是南昌的南塘。南昌的南塘在南昌县，距离南昌的孺子亭、东湖、西山、滕王阁都很远。
南昌的徐孺子亭，始建于唐代，唐代以前没有记载。明代胡俨《重修徐高士祠堂记》：“自唐以来，固已于其所作亭。宋初王明为守，更新之，易为广厦，未知何时复毁。及南丰曾公继为守，始即其处结茆为堂，图孺子像而祠之。”（《颐庵文选》卷上） 所言大抵不差。《广异记》记载，唐代宗永泰年间，都督张镐修洪州城，城西北钻出二大蛇，“相随入徐孺亭下放生池中”，不久南昌令马皎病卒。反映当时南昌已有徐孺子亭。这个“徐孺亭”应该在南昌城西北，与位于南昌东湖的徐孺亭方位不同。唐代李翱《来南录》记载，元和三年十月，“辛丑，至洪州，遇岭南使，游徐孺亭，看荷叶。”
宋代南昌的孺子亭建在南昌东湖之南的小洲上，赵蕃《淳熙稿》：“已过东湖，得孺子亭，亭阁幽邃，乃陈阜卿复作者，一时诗板甚多。” 歌咏者颇多，如王阮《陪陈帅登孺子亭一首》：“未上滕王阁，先登孺子亭。朝廷党锢传，湖海少微星。独善非忘世，高风自有灵。东湖山上色，长为此人青。”
钟陵的徐孺子亭与南昌的徐孺子亭，具有不同的地理特征。钟陵的城东大湖，迂回曲折至南塘，与南塘相连，徐孺子亭建造在两个大湖之间。南昌的徐孺子亭建在东湖边的小洲上。清代魏源《江西水道考》：“南昌城中之水，曰三湖九津。三湖者，苏圃迤北曰北湖，由广济桥至洪恩桥曰东湖，同仁坊二小桥至两学宫抵水关闸曰西湖，总名为东湖。古称十里，后仅广五里。” 可知南昌并没有与东湖相连的“南塘”，与钟陵明显不同。钟陵的徐孺子亭与钟陵的西山、洪崖馆相距很近。南唐徐铉《重修徐孺亭记》：“旧宅界乎仙馆（洪崖馆），高台峙乎澄陂。孺亭之称，海内瞻仰。”“平湖千亩，凝碧于其下。西山万叠，倒影于其中。依然悬榻之场，想见致刍之状。与夫洪崖之馆，绚彩于烟霞。”然而南昌东湖的徐孺子亭，不可能出现南昌西山的倒影，附近也没有洪崖馆，与钟陵东湖的徐孺子亭迥然不同。

第五节  宫亭庙及大型水战显示了汉晋豫章郡治的方位
    
东晋末至南朝初，豫章郡发生了剧烈的地质变化，导致鄡阳平原大幅度沉陷，渐次淹没于水中，位于这里的豫章郡治，也不得不迁徙到南昌。这一地理变迁，对豫章郡的历史影响很大，导致人们对南朝以前的豫章郡历史产生了很多误会。
在神巫文化盛行的汉晋时期，地域文化常常与地方神灵有关。但地方神灵的“管辖范围”是有限的，超过一定范围，人们就不再害怕、敬奉它，也不会制造相关的传说故事，由此形成了地域文化的边界。有人阐述西藏地区的神灵崇拜说：“称为地方神或地域神，是因每一地方都有各自特定的山神，保佑着某一地区，即山神的管辖范围有一定的地域限度。乙地的人可以不敬甲地的山神，甲地的山神也管不了乙地。”这一论述也适用于其他地区。从两汉到两晋，许多发生在豫章郡治的神怪故事，都以庐山、宫亭湖为背景，表明豫章郡治处于庐山、宫亭湖的文化辐射圈里，也颇能反映豫章郡治离庐山、宫亭湖都不远。
豫章郡治及周边的文化，染上了浓重的湖泊色彩，其中崇拜湖神的宫亭庙对豫章郡治影响极大。梁朝释慧皎《高僧传》卷一记载，安息国太子安世高出家修道，有一同学修道勤勉，但多嗔怒，心气不好，安世高说他死后当托生为丑类恶物。东汉桓帝时，安世高到了中国，为贼所杀，投胎转世之后，又于汉灵帝末年再度来到中国。他乘船经过宫亭庙，忽然被庙神召去；庙神就是他往日的同学，已经投胎变为大蟒蛇：“神从床后出头，乃是大蟒，不知尾之长短。” 这个故事经过佛教的改造，已经变得很离谱，但不难看出古老的宫亭庙神已经演变为蟒蛇之类的水神。安世高将宫亭庙神度化之后，“舟侣扬帆，蟒复出身登山而望，众人举手，然后乃灭，倏忽之顷，便达豫章。”安世高乘坐的船只能够“倏忽之顷，便达豫章”，当然要归功于神灵所助的一臂之力，但也反映宫亭庙离豫章郡治不远。如果豫章郡治远在200多里外的南昌，故事的编造者还说“倏忽之顷，便达豫章”，就显得太荒诞，反而让人不相信神灵的存在了。这个佛教故事，也有借助宫亭庙神慑服豫章文化的意图在内，可以反映豫章郡治在宫亭庙神的“管辖范围”之内。
《高僧传》卷一记载了安世高的事迹之后，又附带记载了“安侯道人”的事迹：“晋太康末，有安侯道人来至桑垣。……吴末行至杨州，使人货一箱物，以买一奴，名福善，云‘是我善知识’。仍将奴适豫章，度宫亭庙神，为立寺竟。福善以刀刺安侯胁，于是而终。” 宫亭庙在星子县（今庐山市）境内的湖边，此处的湖面叫做宫亭湖。“适豫章，度宫亭庙神”可以有两种解释：一为“适豫章（郡境内），度宫亭庙神”；二为“适豫章（郡城），度宫亭庙神。”三国东吴时期，宫亭庙属于武昌郡柴桑县，故第一种解释是不合理的。第二种解释是正确的，既反映安侯道人是在去豫章郡城的路上度化宫亭庙神的，也反映豫章城与宫亭庙相距不远，与安世高度化宫亭庙神之后“倏忽之顷，便达豫章（城）”的情况吻合。
东汉时，栾巴任豫章太守，大力废除豫章淫祀，其重点是彭蠡湖边的宫亭庙。据《后汉书·栾巴传》记载，栾巴毁宫亭庙时，“百姓始颇为惧，终皆安之。”这反映宫亭庙神的崇拜，在豫章当地的影响太大，对豫章郡治的影响也很大，所以栾巴要把它作为重点打击对象。《警世通言·皂角林大王假形》对此作了演绎：“话说汉帝时，西川成都府有个官人，姓栾名巴，少好道术，官至郎中，授得豫章太守，择日上任。不则一日，到得半路，远近接见；到了豫章，交割牌印已毕。元来豫章城内有座庙，唤做庐山庙。”小说认为“庐山庙”（宫亭庙）在豫章城内，这当然是错误的，不过这类传说也反映了豫章城离宫亭庙不远。
据《搜神记》记载，三国之时，“顾邵为豫章，崇学校，禁淫祀，风化大行。历毁诸庙，至庐山庙，一郡悉谏，不从。”这也反映宫亭庙神对豫章郡各级官员影响很大，给他们留下了浓重的心理烙印，所以顾邵想毁庐山庙（即宫亭庙），就会导致“一郡悉谏”的结果，即遭到下属官员的强烈反对。《搜神记》还有不少关于宫亭庙的记载，如：“宫亭湖孤石庙，尝有估客下都，经其庙下，见二女子，云：可为买两量丝履，自相厚报。”又记载：“南州人有遣吏献犀簪于孙权者，舟过宫亭庙而乞灵焉。神忽下教曰：须汝犀簪。”总之，从汉到晋，宫亭庙的故事均盛传于豫章郡，影响较大，显示豫章郡治就在宫亭庙神的“管辖范围”之内。如果豫章郡治远在南昌，则宫亭庙神就管不到了，作为太守的栾巴、顾邵，也就不会把毁庙当成头等大事来做了。
许逊、吴猛是两晋之交的术士，东晋南朝时与他们相关的传说大多与豫章郡治有关，而且有一个大江大湖、风高浪急的活动背景。在鄡阳平原存在的情况下，这一背景与当时的南昌相差甚远。如《晋书·艺术传》记载：“吴猛，豫章人也。少有孝行，夏日常手不驱蚊，惧其去己而噬亲也。年四十，邑人丁义始授其神方。因还豫章，江波甚急，猛不假舟楫，以白羽扇画水而渡，观者异之。”吴猛是豫章郡分宁人（实际上是丢官之后居住在分宁，即今修水），他沿修江而下，回到豫章郡治，遇上“江波甚急”，便施展神术，轻松渡过。如果豫章郡治在南昌，吴猛沿修江回豫章，只需要从永修一带登陆，改走旱路，最后才渡过赣江，到达南昌。南昌城外的赣江，除了洪水季节，说不上“江波甚急”。但在鄡阳平原存在的情况下，豫章郡治的三面是各条大河的交汇处，不但“江波甚急”，而且必须渡水。唐代以后，许逊、吴猛的传说大多被挪移到南昌、新建一带，与大江大湖相关的文化成分却都淡化了。
    东晋太元年间，太守范宁在豫章郡治大兴土木，修建学校，曾派人到庐山伐木。《法苑珠林》卷十九引《冥祥记》：“晋庐山七岭，同会于东，共成峰崿。其崖穷绝，莫有升者。晋太元中，豫章太守范宁将起学馆，遣人伐其山。见人著沙门服，凌虚直上。既至，则回身踞其峰，良久，乃与云气俱灭。”范宁派人在庐山砍伐木材，运往豫章郡治，不管如何都要进入彭蠡泽，沿着水路来去。如果豫章郡治就在鄡阳平原，从庐山东南面取材是相当便利的。若豫章郡治远在南昌，则范宁完全可以在南昌附近的山中砍伐树木，没有必要舍近求远。东晋时期，江西一带植被茂盛，南昌附近的山峦（例如梅岭）完全可以满足建筑木料的需求。而且从彭蠡泽进入古鄡阳平原，再沿着曲折的河道将木材运到南昌，水路相当遥远，也不合情理。
继汉武帝在寻阳设立楼船基地之后，从东汉末到两晋，发生在豫章郡周边的水战极为频繁，这些水战通常以豫章郡治周边的彭蠡湖水域为背景，很少与南昌有关。
《三国志·虞翻传》注引《江表传》记载，汉献帝建安四年（199年），孙策袭击庐江，击败庐江太守刘勋，得船千艘；又击败黄祖及刘表的援军，得船六千艘，于是“盛兵将狥豫章，屯于椒丘”，当时豫章太守为华歆，孙策叫虞翻去劝降，虞翻对华歆说：“今守孤城，资粮不足，不早为计，悔无及也。今大军已次椒丘，明日日中迎檄，不至者，与君辞矣。”于是华歆连夜写好投降文书，第二天就让人送到孙策的军营之中。据《太平寰宇记》卷一百零六记载，椒丘山在南昌之北，距离南昌“水路屈曲一百四十八里。按雷次宗《豫章记》云：建安四年，孙策起兵，破刘勋于寻阳，军欲谋取豫章太守华歆所筑也。”
《水经注·赣水注》：“赣水迳椒邱城下，又历钩圻邸阁下。”从这一叙述看来，椒丘城、“钓圻邸阁”均在赣水边上，“椒丘城”居上游，“钓圻邸阁”居下游，两者相去不远。唐代《豫章古今记》说：“在椒丘城下流一百六里，有乡邸阁。”一上一下的方位与《水经注》所说吻合，但说两者相距“一百六里”，则过于遥远，并不符合《水经注·赣水注》的记载。《太平寰宇记》说“椒丘城”在南昌之北，“水路屈曲一百四十八里”。《明一统志》：“椒丘城，在府城北一百四十里，汉建安中，孙策筑。”符合“水路”和“南昌之北一百四十里”两个条件的地方，恰好也就在都昌县西南、新建县东北的鄱阳南湖的水域中，与钓圻邸阁相距很近。
孙策凭借着数千艘战船，直取彭蠡泽，进逼豫章，并在椒丘山筑城，其中反映的事实有三：（1）数千艘战船，需要非常辽阔的水面，如果沿着古鄡阳平原的河道曲折而上，逼近南昌，则这个大型船队变成了一个前不见头、后不见尾的“一字长蛇阵”，不但无法集中兵力，一旦遭到敌军拦腰攻击，就进退失据、一败涂地了。若上到南昌的船只太少，又不足以对敌军形成威胁之势。更何况南昌只有一面临江，光靠水军，不足以对它构成致命威胁。因此，孙策率领的大量战船必然还在彭蠡泽中，而孙策所筑的椒丘城，不会离彭蠡泽太远。若在南昌之北“水路屈曲一百四十八里”，就到了彭蠡泽边上了。（2）虞翻要求豫章太守华歆“明日日中迎檄”，也就是第二天中午就来投降，而华歆被迫无奈，“乃夜作檄，明日遣吏赍迎”，也就是说华歆派人第二天早上出发，中午时分就到了孙策驻军的椒丘城。如果豫章郡设在南昌，距离椒丘城水路有一百四十八里，按照古代行船的速度，无论如何也不能在中午时分赶到。古代帆船的速度，平均每小时只有15公里。这表明豫章郡距离椒丘城很近，充其量只有几十里，决不会在南昌。《永乐大典》卷八千零九十一《豫章志》说“南昌府城”的昌门，“是孙伯符遣虞仲朔来与华府君相语处”，然而又说“椒丘城，在郡北下流一百四十里”，“《江表传》云孙策在椒丘，遣虞翻说华歆，即其地也”。好像椒丘城距离郡城有一百四十里，在这种情况下孙策派虞翻到郡城昌门外去劝降，这看起来是很不合理的。（3）《太平寰宇记》又记载：“松门山，在（南昌）县北，水路二百一十五里。”如此椒丘城距离松门山只有六十七里，这是比较符合实际的。如果椒丘城与松门山相距之后几十里，则豫章城大致就在松门山附近。又虞翻对华歆说：“今守孤城，资粮不足。”综合起来，以作战勇猛著称的孙策，已经指挥他的水军（应当是前锋部队）通过彭蠡湖口，沿着古鄡阳平原的赣江下游到达豫章郡治附近，形成了对豫章城的攻击之势，华歆如果弃城而逃，很容易在鄡阳平原的河道上遭到截击，如此华歆也就不得不投降了。
其二，另外根据《太平寰宇记》卷一百零六，椒丘城在南昌之北，“水路屈曲一百四十八里”，这一距离非常接近南昌和鄡阳县之间的距离，因此可知椒丘城和钓圻邸阁相距不远。东汉末年，孙策为攻打豫章城，建造了椒丘城。建安九年，妫览、戴员作乱，杀害丹阳太守孙翊，孙权闻变，率军从椒丘紧急归吴，平定了叛乱。可见孙策死后，椒丘依然是孙权的军事基地，在附近设立“度支校尉”治所以供应粮草，是合乎情理的。若在南昌设立“度支校尉”，就有违常理了。对于吴国来说，借助于江西的各大水系，将粮食集中到古彭蠡泽附近，用于经略荆州之需，乃是必然的；若将“度支校尉”设立在南昌，就只能发挥赣江的作用，而且在古鄡阳平原存在的情况下，从其他水路而来的粮食，集中到南昌是很费力的，更何况先集中到南昌，再运送到长江上，等于是反复折腾，诚然是匪夷所思之举。因此，东吴时期的“度支步”也应当设在钓圻，南昌城外并不存在所谓的“旧度支步”。因此，“钓圻邸阁”和“度支步”不可分为两地的情况，反过来证明当时的豫章城并不在南昌，而是应当在“钓圻邸阁”附近即鄡阳县一带。
建安十三年（208年），曹操占领荆州之后恐吓孙权，使陈琳作《檄吴将校部曲文》说，将使“江夏襄阳诸军，横截湘沅，以临豫章。楼船横海之师，直指吴会，万里克期，五道并入，权之期命，于是至矣。”投降曹操的荆州军队以水军为主，若豫章郡治远在南昌，隔着一个鄡阳平原，则从彭蠡湖进去攻击甚为不便，孙权也尽可以层层设防，不相信他可以轻易拿下豫章郡。而此前孙权派都督周瑜在宫亭湖操练水军，若豫章郡治远在南昌，则对于周瑜而言几乎帮不上什么忙。如果就在彭蠡泽边，则可以成为周瑜驻扎水军的大本营。
《三国志·诸葛亮传》：“亮早孤，从父玄为袁术所署豫章太守，玄将亮及亮弟均之官。会汉朝更选朱皓代玄。玄素与荆州牧刘表有旧，往依之。”裴松之注引《献帝春秋》曰：“初，豫章太守周术病卒，刘表上诸葛玄为豫章太守，治南昌。汉朝闻周术死，遣朱皓代玄。皓从扬州太守刘繇求兵击玄，玄退屯西城，皓入南昌。建安二年正月，西城民反，杀玄，送首诣繇。此书所云，与本传不同。” 王谟《江西考古录》卷一引此条云：“实则豫章自治郡，皆治南昌，非始此也。”认为豫章郡一直治南昌。论者亦据此认为，“按两汉豫章郡治都在鄡阳的观点是不够准确的，早在东汉已有人明确记载南昌为豫章郡治所在。” 但这一说法是靠不住的。因为《献帝春秋》的记载也完全可以这么理解：诸葛亮的叔父诸葛玄为荆州刺史刘表擅自任命的豫章太守，未经朝廷许可，也就不能堂而皇之入据豫章郡治，只好另立山头，在南昌开府了。朝廷任命的豫章太守朱皓到任之后，一山不容二虎，就从扬州刺史刘繇那里搬来救兵，击走了诸葛玄，占据了南昌，诸葛玄退到西城。如果是这样的话，诸葛玄以南昌为豫章郡治的情况，根本无法确证两汉豫章郡治就在南昌。两年之后，到了建安四年（199），孙策攻占豫章郡，太守华歆投降。唐代许嵩《建康实录》卷一：“（孙策）还定豫章，走华歆，以从兄贲领豫章太守，留贲弟辅将兵住南昌。” 孙策让堂兄孙贲领豫章太守，驻守豫章城；又让堂兄弟孙辅带兵驻守南昌，这恰好证明东汉末年的豫章郡治与南昌不是一个地方。
建安二年正月，西城百姓起兵反叛，杀死诸葛玄，将诸葛玄的头颅送到扬州刺史刘繇那里去。王谟《江西考古录》卷五认为这个“西城”就是《太平寰宇记》所说的“武宁县西二十里有西安故城，汉献帝建安中置”，“以其在豫章郡西，故曰西城。”又根据《三国志·太史慈传》：“刘表从子磐骁勇，数为寇于艾、西安诸县。”《三国志·潘璋传》云：“刘表在荆州，民数被寇。”因此，诸葛玄之“退屯西城，欲倚表为援。民益恐致寇，故攻而杀之也。以时事考之，正无不合。”这一分析是合理的，亦即荆州刘表意图占据豫章，故而派诸葛玄入据南昌，诸葛玄被朱皓打败之后，就只好逃往赣北山区，以便靠近荆州，得到援助。
三国吴国后期，孙权的儿子孙奋立为齐王，居武昌。太元二年（252年），孙权去世，辅佐新主的太傅诸葛恪“不欲诸王处江滨兵马之地”，以免对京城形成威胁，便“徙奋于豫章”。“奋怒，不从命，又数越法度。”诸葛恪给孙奋写信，以示警告，“奋得笺惧，遂移南昌，游猎弥甚，官属不堪命。”清朝《读史方舆纪要》卷八十四：“齐城，在（南昌）府东二十里，吴孙权立其第五子奋为齐王，都武昌，诸葛恪徙奋于此，因号为齐城。”从诸葛恪“不欲诸王处江滨兵马之地”而“徙奋于豫章”的表述可以看出，诸葛恪是想把孙奋迁徙到豫章郡，豫章郡治虽然处于彭蠡湖边，但距离长江已经较远，不算“江滨兵马之地”。孙奋起初不从，接到诸葛恪的书信之后，“遂移南昌”，有表示畏惧退让之意，因为南昌比豫章更加远离长江。孙奋迁到南昌而另筑齐城，也可知他不是迁到城池比较完善的豫章郡治，而是迁徙到城池较为简陋的南昌县，故而需要另筑新城。
永嘉五年（311年），杜弢作乱于湘中，王鉴司马睿亲征，上疏说：“鉴谓今宜严戒，须秋而动，高风启涂，龙舟电举，曾不十日，可到豫章。豫章去贼尚有千里之限，但临之以威灵，则百胜之理济矣。”水师从建康出发，沿江入湖，到达豫章郡，甚为便利，如果到南昌，就不是那么容易了。从古鄡阳一带沿彭蠡泽进入长江，再沿江而上，到达洞庭湖，再进入长沙，航程大约500公里左右，也颇为符合“千里之限”的描述。
   《晋书·桓伊传》记载，淝水之战（383年）以后，桓伊担任江州刺史，给朝廷上疏说，此时边境太平，应以休养生息为主。江州一带因战争消耗了太多的人力物力，加上连年歉收，如今只剩下五万六千余民户，为此应当合并小县，免除百姓所欠赋税，并将江州治所迁到豫章。朝廷接受了桓伊惠及民生的各种提议，但不同意将江州治所从寻阳迁到豫章。东晋时期，江州最重要的军事价值就是襟江带湖，拦截水上通道，故而将治所设立在寻阳。位于彭蠡湖口不远处的豫章郡治，也一度成为江州治所，但离长江尚有一段距离，仍嫌过于偏远。如果豫章郡治远在南昌，更是无法快速通过古鄡阳平原，进而迅速堵截长江，将江州治所设在这里，就失去军事意义了。
《晋书·卢循传》记载，义熙六年（410年），卢循率领叛军自赣水而下，进攻江州，“遂举众寇南康、庐陵、豫章诸郡，守相皆委任奔走。镇南将军何无忌率众距之，兵败被害。”《晋书·安帝纪》记载：“壬申，镇南将军、江州刺史何无忌及循战于豫章，王师败绩，无忌死之。”《宋书·武帝纪》：“镇南将军何无忌与徐道覆战于豫章，败绩，无忌被害。”这是一次大规模的水上决战，参战双方均投入了主力，但何无忌的战船较小，而卢循的战船较大，故而何无忌遭遇了惨败，自己也被杀死。《晋书·何无忌传》记载：“俄而西风大起，无忌所乘小舰被飘于东岸，贼乘风以大舰逼之，众遂奔败。”各种史料均记载这次水战发生在豫章，亦即豫章郡治附近，而在古鄡阳平原存在的情况下，很难想象何无忌从寻阳（今九江市）出发，沿着彭蠡泽进入曲折的河道，一直上到南昌，在水浅、风小、江面并不辽阔的赣江上与卢循决一死战。只有在彭蠡泽上展开决战，才是最为合理的。
何无忌战死之后不久，刘裕率水军沿江而上，发动反攻。《宋书·武帝纪》记载：“循闻大军上，欲走向豫章，乃悉力栅断左里。大军至左里，……即攻栅而进。遁兵虽殊死战，弗能禁。”《晋书·卢循传》记载：“循欲遁还豫章，乃悉力栅断左里。裕命众攻栅，循众虽死战，犹不能抗。裕乘胜击之，循单舸而走，收散卒得千余人，还保广州。”唐代杜佑《通典》卷一百八十二指出：“宋武帝大破卢循于左里，即彭蠡湖口也。”卢循在都昌左里一带用栅栏截断水面，企图挡住官军，自己好退回豫章，正说明左里离豫章郡治很近。如果豫章郡在南昌，卢循完全可以选择离南昌更近、水面更窄的地方设立栅栏，而在左里设置栅栏，对于防卫一百多公里以外、又隔着古鄡阳平原的南昌而言，几乎没有意义。又据《太平广记》卷二百九十五引《述异记》，晋安帝义熙六年，“卢循遂率众直造长沙，遣徐道覆逾岭至南康，装舰十二，艟楼十余丈。舟装始办，大雨一日一夜，水起四丈，道覆凌波而下。”可知卢循这十二艘战船，是高达十余丈的庞然大物，吃水很深，若无大水，难以下来，他也是借着赣江突然涨水的势头才顺流而下的，若在平时，这么大的船根本动不了。从《述异记》的角度来看，上天是为了加速卢循的灭亡，才陡然间涨起大水，让卢循沿着赣江而下的；若在平时，没有“天意”的介入，这么深的水在赣江是不可能出现的。卢循后来攻占豫章郡，接近彭蠡泽，这么大的船就很有用了，事实上他也因此打败了何无忌。然而据《宋书·武帝纪》，刘裕为了对付卢循，也“大治水军，皆大舰重楼，高者十余丈”，用大船来对付大船，如此一来卢循就占不到便宜了。刘裕反攻时，时值十二月，双方都不可能在枯水季节进入赣江河道中决战，所以只能在彭蠡泽中开打。卢循初战失败之后，想保住这支大型船队，也就需要守住豫章郡治，否则老天不可能在深冬季节又为他涨大水以利大船通行。所以卢循在第二次战斗中被刘裕打败，就只好丢弃这些大船，“单舸而走”，即坐小船逃跑了。
隋唐之交，位于鄡阳的豫章城依然存在，人们还是习惯把它叫做“豫章城”。隋朝末年，林士弘在鄱阳聚众起义。林士弘，饶州鄱阳人。隋炀帝大业十二年，与同乡操师乞起兵叛隋，攻陷豫章郡而据之，不久操师乞战死，林士弘成为统领。大业十三年，方与（今山东鱼台县西）人张善安率叛军攻陷庐江，渡江来投靠林士弘。林士弘不信任张善安，让他扎营于南塘之上，张善安深以为憾，偷袭豫章城，焚烧城郭而去。《新唐书·林士弘传》：“林士弘，饶州鄱阳人。隋季与乡人操师乞起为盗。师乞自号元兴王，建元天成，大业十二年据豫章，以士弘为大将军。隋遣治书侍御史刘子翊讨贼，射杀师乞，而士弘收其众，复战彭蠡，子翊败，死之。遂大振，众十余万，据虔州，自号南越王。俄僭号楚，称皇帝，建元为太平。侍御史郑大节以九江郡下之。士弘任其党王戎为司空。临川、庐陵、南康、宜春豪杰皆杀隋守令以附，北尽九江，南番禺，悉有之。后萧铣以舟师破豫章，士弘独有南昌、虔、循、潮之地。铣败，其亡卒稍归之，复振。赵郡王孝恭招慰，降循、潮二州。”《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四：“方与帅张善安袭陷庐江郡，因渡江，归林士弘于豫章；士弘疑之，营于南塘上。善安恨之，袭破士弘，焚其郛郭而去，士弘徙居南康。萧铣遣其将苏胡儿袭豫章，克之，士弘退保馀干。” 林士弘为鄱阳人，隋末反于鄱阳，与隋军战于彭蠡，据豫章而称帝，人们往往认为他占据的“豫章”就是南昌（如胡三省注《资治通鉴》），但这显然是不合理的。此“豫章”乃汉晋豫章旧城，离鄱阳、彭蠡不远。林士弘称帝之后，南昌亦被他占领；后来隋军攻克豫章，林士弘仍然占据着南昌，又颇能说明此“豫章”并非南昌。林士弘所占据的豫章，其附近有南塘，与雷次宗《豫章记》记载的郡城南塘也是同一个地方。

第四节 鄡阳遗址应该是郡县合一的遗址

1982年，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都昌县博物馆在都昌县周溪镇的泗山村发现了古城遗址，此后考古工作者对这一遗址进行了多次考察，认定泗山村古城遗址就是鄡阳城，但新的问题亦由此产生。
鄡阳城是一个普通的县城，建成于汉代，废弃于南朝初年，规模不可能很大。《永乐大典》卷八千零九十三《鄱阳志》：“古鄡阳县城，西北水路一百二十里。王记载：周三百步，东西南三面接连平林城，高一丈二尺，厚七尺，微有濠堑。汉高祖六年置，王莽改名豫章，永初三年废。” 王记，是指唐代王德琏的《鄱阳记》。鄡阳城周回不过三百步，然而泗山村古城遗址已探到文物的面积达到10万平米，周长1400米以上，未查明的城区面积（大部分淹没在水中）尚不计在内。又据王德琏《鄱阳记》，鄡阳城在东西南三面“接连平林城”，可知这个“平林城”从东西南三面形成了对鄡阳城的半包围之势，比鄡阳城要大得多。“平林城”应该是隋唐之际因平定林士弘而取的名字，实际上它是一座旧城，与鄡阳城相连，但面积要大得多。
由此我们推测，泗山村古城遗址绝不止是一个县级的鄡阳城，还有一个更大的古城位于此处。在遗址发现大量的汉代钱币、铜镜、金屑以及汉代古墓等，也不是一个县城所能拥有的。古鄡阳城遗址，实际上也应当包括古豫章郡治遗址，这是一个“郡县合一”的古城遗址。
近数十年来，有很多汉代城址得到发掘。根据学者研究，古代城市的规模，是按照级别来建的，如《左传·隐公元年》：“都城过百雉，国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过参国之一。”在春秋战国时期，因“王纲不振”，各诸侯国违规建造城市的情况比较普遍。到了汉代，大体就依照规制来建造城池了。一般来说，普通县城的城郭周长为1000—3000米，郡治所在的县城规模要稍大一些，为3000—5000米。位于北方边地的新置县城，军事据点的特色极为突出，城郭规模自然相对较小，周长少于1000米者并不罕见。内地则有一些城市远远大于普通县城的规模，一类是带有政治背景的城市，如粱孝王建造的睢阳城，吴王刘濞的广陵城等，另一类是颇具历史渊源的古城，由于逐年累代的发展，规模不凡，如鲁国所属的薛县等。江西境内的汉代县城遗址大抵荡然无存，得到发掘的不多。据《永乐大典》卷八零九三引《鄱阳志》，吴芮为秦番令时所筑罗城，“周回二千三百五十九丈”，约有7800米左右，这种情况大抵只出现在汉代以前，到了两汉，就应当基本上按照规制来修筑州城、郡城和县城了。两晋时长期作为州治的寻阳古城，位于九江市区的八里湖一带，面积大约3平方公里，周长大约可达7000米。一般的郡城、县城，都难以达到这一规模。如在泰和发现的汉代白口城，外城全长1941米。又如位于武夷山区的闽越王城，周长在2900左右。即便到了明清时期，城池规模也非常有限，如四库全书本《江西通志》卷五记载江西各府县的城墙，能够到达1300丈的很少。雷次宗《豫章古今记》记载“郡城灌婴所筑，周回十里八十四步”，周长有5000多米，是符合汉代郡城规格的。
根据《豫章记》记载，汉代豫章郡治的西南面就是赣江。在枯水季节的卫星云图上，可分明看出赣江主河道就在四望山的西南面，水流浑黄而浩大，与周边的湖水迥然有异。宋元时期，鄱阳部南部水域已经形成，但大部分还属于浅水区，故四望山西面的赣江河道仍然是主要的航道。据《三朝北盟会编》卷一百四十二记载，建炎四年（1130）九月一日，“李成寇江州，（吕）颐浩乃驻军于饶州四望山。”南宋诗人杨万里有诗《明发四望山，过都昌县，入彭蠡湖》。《大清一统志》卷二百四十三：“四望山寨，在都昌县东南六十里鄱阳湖中，宋元时置巡寨于此，又县西矶山下旧有大矶山寨，俱久废。”这些记载俱反映四望山西南面是赣江主河道，宋元时期仍为水上必经之路，时常驻军于此。后来鄱阳湖南部湖水持续上涨，人们可以抄近路航行，就没有必要特意从四望山附近绕弯子了。
在四望山的东面、南面均有颜色深浅不同的水域，可以判断在鄱阳湖南部没有形成之前，东面、南面均有较为明显的湖泊存在，与《水经注》“豫章城东大湖，十里二百二十六步，北与城齐，南缘回折至南塘，本通章江，增减与江水同”的情况吻合，而被称为“南塘”的南面湖泊，就与赣江主河道相连。    
汉代豫章郡以古鄡阳平原及赣江——古彭蠡泽水道为中心，鄡阳、海昏、历陵、鄱阳、彭泽、柴桑6个县密集分布在这一区域，而鄡阳县又居于数县之中，县城所在的四望山一带则也几乎居于古鄡阳平原的正中心位置，且在地形上又是古鄡阳平原的制高点，对整个平原形成俯瞰之势，并且控制了进入古彭蠡泽的一段赣江主河道，在军事、交通上均具有其不可替代的优越性，在这里设立豫章郡治，具备了十分充足的理由。而且，汉代豫章郡治设立在四望山一带，与秦汉以来发生在豫章郡治附近的战事和文化具有较好的吻合性，这些战事与文化，大抵与古彭蠡湖、古鄡阳平原密切相关，而与离鄱阳湖较远的南昌关系不大。汉晋之时，在豫章郡治发生的大事很多，且常与位于鄡阳及其周边的鄱阳、彭泽、海昏、历陵等县关联，位于鄡阳平原中心的鄡阳县，却很少见到记载，这应当是豫章郡治“遮蔽”了鄡阳县的结果，反过来可以表明鄡阳县与豫章郡治设立在同一个地方。
据《汉书·地理志》记载：“鄡阳，莽曰预章。”王莽时期，将鄡阳县改名豫章县，很可能就暗示鄡阳县是豫章郡治所在的“首县”。《水经注》：“赣水又北迳鄡阳县，王莽之豫章县也。”这是两汉的豫章县，确指鄡阳。
到了两晋南朝之时，又出现了豫章县，《郡国志》注引《豫章记》：“豫章县，建安立。”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卷十四认为：“《宋书·州郡志》：豫宁，汉献帝建安中立，吴曰西安，晋武帝太康元年更名，即谓此县也。据此注，似本名豫章，晋初改为豫宁。”笔者通过考证，指出“豫章县”设立于建安二年（197），建安四年孙策占领豫章郡，将“豫章县”改名为“西安县”。西晋灭吴，又复名“豫章县”。《北堂书钞》卷一百六十引《吴猛别传》云：“豫章县东乡吕里山中有石笥，历代不能开。”《御定渊鉴类函》卷二十六引《吴猛别传》曰：“豫章县南山有石，直立水中，峻崿千仞，猴猿不能至。”武则天时期明佺《大周刊定众经目录》：“《弥勒下生经》一卷，右梁武帝承圣三年，真谛于豫章县宝田寺译。出《长房录》。”此为梁朝有豫章县的证据。两晋南朝时期的豫章县，后人常误作“豫宁县”，即今武宁县的前身，与鄡阳县的豫章不是一回事。
隋平陈，置洪州，废豫章郡为豫章县（南朝的豫章郡治在南昌），炀帝复为豫章郡。唐初又析置豫章县，后来改名南昌县。张九龄《洪州进白鹿表》：“臣所部豫章县，某月某日获白鹿一。”崔甫《卫尉卿洪州都督张公遗爱碑颂》：“法曹参军豫章县令郑锋、建昌县令卢惟瑾。”东汉魏伯阳著《周易参同契》，有“硫黄烧豫章”一语，北宋时人注曰：“《经》云豫章者，是道州，古属饶州豫章县，非今洪州豫章。为道、永等州出朱砂、水银，今人将为用洪州豫章之土为器，及捣云母、凳�、磁石、硫黄、石胆为丹，岂非大谬？” 这一段注解明确指出东汉时期的古豫章县属于饶州，不同于唐朝的洪州豫章县，显然体现了唐朝人的口气。
豫章郡设立于西汉初期，延续到东汉。东汉末年，豫章郡为孙策所占据，之后从豫章郡陆续分出了鄱阳郡、临川郡、庐陵郡、安成郡、南康郡等，豫章郡的地位急剧下降，城池的建设也基本上终止。东晋时期，太守范宁曾在城内大兴土木。泗山村古城遗址的文物堆积层，基本上集中在两汉时期，但西晋至唐宋的文物也有不少发现，只是数量相对较少而已。
探寻豫章郡治的方位，则必须关注“句鹿洲”这一地方。句鹿洲，《水经注》作“谷鹿洲”，《豫章记》因传抄差异，一作“䑦洲”，一作“句鹿州”。《广雅》：“䑦，船也，音钩鹿。”为书写方便，本书除引文外均统一为“句鹿”。
《水经注》卷三十九：“赣水又迳谷鹿洲，即蓼子洲也，旧作大艑处。”这段文字源自雷次宗《豫章记》，但明显作了改写，其中“蓼子洲”即非《豫章记》原文，而是郦道元的注释文字。即便去掉“即蓼子洲也”数字，仍然不是《豫章记》的原文。如四库全本《北堂书钞》卷一百三十八引雷次宗《豫章记》曰：“句鹿州在城之西南，去城百步，可二里是䑦大艑之处也。”然而这也是经过明人删改的文字。《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百三十五记载《北堂书钞》一百六十卷，内府藏本，为明万历间常熟陈禹谟所校刻，此本“搀乱增改，无从订正”，不但删改失真，甚至还以“贞观后事及五代十五国之书杂入其中，尽失其旧”，可谓“刊刻之功不赎其窜乱之过”。而钱曾《读书敏求记》提到的“嘉禾旧本”及朱彝尊《曝书亭集》提到的《大唐类要》百六十卷即《北堂书钞》，都已不复可见。也就是说，现存唐代虞世南的《北堂书钞》，是明代陈禹谟增删之后的版本，可靠性很差，而其他版本都已不存。不过，《北堂书钞》卷一百三十八引雷次宗《豫章记》这段文字，其原貌却很幸运地残存在明朝万历年间朱谋玮的《水经注笺》中。朱谋玮是宁献王朱权的七世孙，为饱学之士，藏书甚多，其所作《水经注笺》，“无论在校勘和笺注方面，在明刊各本中都是首屈一指的。”朱谋玮《水经注笺》引《北堂书钞》云：“豫章城西有䑦洲，去度支步可二里，是吕蒙作句鹿大艑处。” 清人王谟《江西考古录》卷五“谷鹿洲”条引此，明确说明出自朱谋玮注《水经注·赣水》引《北堂书钞》。在雷次宗《豫章记》这段文字中，出现了“豫章城”、“句鹿洲”、“度支步”三个地点，它为我们指示豫章郡城所在地提供了很好的依据。
赤壁之战以后，吴国大将吕蒙偷袭驻守荆州的关羽，将大批兵马藏在“句鹿”的船舱内，而在甲板上摇橹的士兵，则扮成商人，大摇大摆，昼夜兼程，赶往荆州，关羽因此失察，遭到偷袭而惨败，事见《三国志·吴志》。根据《北堂书钞》，豫章郡治城西（或西南）的“句鹿”洲，就是吕蒙当时制作战船“句鹿”的地方，
“句鹿”既然是一种大型的战船，附近必然是大江大湖。有人认为，句鹿州在今南昌市沿江路抚河桥以南，是古越人著名的造船基地。事实上，在鄡阳平原存在的古代，南昌附近也有一些湖泊，但它们却与古彭蠡泽隔绝。如果吴越时期的越国人在南昌的赣江之滨建造庞大的船只，又何以经过水位不定、迂回曲折的赣江，轻松地到达彭蠡泽，并与沿江而下的楚国军队在长江上会合？由于鄡阳平原均为水网地带，从南昌进入古彭蠡泽，水路甚为遥远，至少在100公里以上，如《太平寰宇记》记南昌县云：“松门山在县北，水路二百一十五里。”从古代的南昌到彭蠡泽，不但水路很远，而且赣江水位不高，行驶大型的楼船颇为艰难。所以“句鹿州在城之西南”，应当就在古代赣江流入彭蠡泽之前的最后一段，这里水面辽阔，故而可以藏纳大船，为此这一位置就应当在都昌左里以南的古鄡阳平原、今鄱阳湖南部水域中。
《北堂书钞》提到的“度支步”，又称“度支府”，为度支校尉治所，晋时陶侃在这里设立“邸阁”，因地名“钓圻”，故称“钓圻邸阁”。
元末明初陶宗仪《说郛》卷五十一《豫章古今记》：“度支府，在郡城西临江，晋度支校尉所立也。府舍之处，领户三千五百，今福向钓矶也。在椒丘城，下流一百六里。有乡邸阁，度支尉所居之处，太尉陶侃置也。”“晋陶侃，字士衡，寻阳人，少丧父，母贫孤，求济于泽，尝坐此石而钓，累年不移，其石今有痕在钓矶，后仕晋为太尉。”
《豫章古今记》的这段文字，出自雷次宗《豫章记》，但经过辗转抄录，各种版本存在不少文字差异。其中涉及到四个地名：一是“度支步”，一作“度支府”，即晋朝度支校尉的府衙所在地，它位于“郡城西临江”之处，与句鹿洲的方位接近；其二是“邸阁”，一作“村阁”，一作“幼阁”，皆误，“乡邸阁”即“向邸阁” ，“向”为“昔日”之意。其三是“钓矶”，一作“钓圻”，一作“钩圻”，“圻”可作“岸”解。其四是椒丘城。如果弄清了这四个地点，则豫章郡治也就明晰了。然而历代人对这四个地点的说法歧异甚大。
“钓圻邸阁”为度支校尉治所，又称“度支步”。《水经注》卷三十九：“赣水又历钓圻邸阁下。度支校尉治，太尉陶侃移置此也。旧夏月，邸阁前洲没，去浦远，景平元年，校尉豫章因运出之力，于渚次聚石为洲，长六十余丈。洲里可容数十舫。”王国维《邸阁考》说：“古代储蓄军粮之所，谓之邸阁，其名始见于汉魏之间。”“邸阁其十分之八，皆临水为之，此因便于运输之故。其邸阁大抵有城，其主邸阁事者，则三国时谓之督，晋时或以度支校尉主之，其藏粟多者至三十余万斛。” 邸阁即相当于后代的漕仓，指建于临水之处以便水运的粮仓。“度支校尉”是掌管财物调度、物资供应的官员，在他的治所一般都筑有城池，设有粮仓，从陶侃开始，将度支校尉的治所迁到了“钓圻”。“钓圻”为地名，一作“钩圻”。刘宋时，“钓圻邸阁”相沿不废，《宋书·臧质传》：“湓口、钩圻米，辄散用之。”杨守敬《水经注疏》引《隋书·食货志》：“外有钓矶仓，为大贮备之处。”指出“钓矶仓”即“钓圻邸阁”，则似乎到了隋朝尚且存在，只是名称略有改变而已。
但是，关于“钓圻邸阁”在何处，却有很多说法。
一说“钓圻邸阁”在新建县西北。清代承霈等《同治新建县志》卷六十八：“赣水西北经度支步，晋度支校尉立府之处。旧志云：在府城西五里。陶侃尝宿此，夜间闻唱筹声，问土人，云吴时此地为度支廨。府志云：即福向钓矶也，有乡幼阁，系陶侃置。侃少孤贫，渔于泽，尝坐此石而钓。”《大清一统志》卷二百三十：“度支步，在新建县西北。《水经注·赣水》：北历度支步，是晋度支校尉立府处，步即水渚也。《县志》：度支步在县西北五里。”也即是说，“钓圻邸阁”在新建县西北五里。
一说“钓圻邸阁”在都昌县西南，《大清一统志》卷二百四十二又说：“钩圻邸阁，在都昌县西南。《水经注》：赣水迳椒邱城下，又历钩圻邸阁下，度支校尉治，太尉陶侃移置此也。邸阁前聚石为洲，长六十余，丈洲里可容数十舫。《通鉴》：宋孝建元年，臧质之江州，擅用湓口、钩圻米。胡三省注：湓口米，荆湘郢三州之运所积也。钩圻米，南江之运所积也。”  
一说“钓圻邸阁”在湖口。清代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八十五：“湖口县，府东六十里。……钩圻城，在今县治西。《水经注》：‘赣水历南昌椒丘城下，又历钩圻邸阁下，而后至彭泽。’刘宋时，南江运米皆积于钩圻，是也。”
在这三种说法之中，湖口说应当是错误的。杨守敬《水经注疏》：“其地在今新建县之东北，都昌县之西南。或以今都昌南五里之钓矶山当之，误矣。”这也就是说，认为“钓圻邸阁”在都昌县西南或新建县东北，这两种说法其实是可以统一起来的，因为都昌县就在新建县东北，而新建县就在都昌县西南，两县的交界处就在今鄱阳南湖的水域中，也即古鄡阳平原的中心位置一带。同时，“钓圻邸阁”又在“郡城西临江”，所以郡城就在都昌县西南、新建县西北的鄱阳南湖的水域中。
“钓圻”在何处，也有不少说法。有人因“福向钓矶”四字，以为这是汉朝隐士梅福的“钓矶”，在南昌青云谱，如清代杨大鹍《青云谱道院游记》：“定山桥青云谱者，相传梅福钓处，去城二十里许。” 又据《同治都昌县志》卷九记载，梅福为西汉末著名隐士，曾任南昌尉，王莽专政之后，弃官归隐，“初隐治东灵隐寺，闻五都山有洞幽胜，徙居之，后又迁会稽，变姓名为吴市门卒，莫知所终。邑人思慕之，因名洞曰梅圣洞，而山曰梅洞山。”梅洞山在都昌县城东面的三汊港境内，或者梅福隐居之后，也曾在都昌一带垂钓。但不管如何，据雷次宗《豫章古今记》的记载，这个钓矶都是陶侃曾经垂钓的钓矶，传说因陶侃在上面坐得太久，所以“今有痕在钓矶”。南朝宋刘敬叔《异苑》卷一：“钓矶山者，陶侃尝钓于此，山下水中得一织梭，还挂壁上。有顷，雷雨，梭变成赤龙，从空而去。其山石上犹有侃迹存焉。”只是人们对“钓矶”的具体方位有不同见解。《同治都昌县志》卷一：“陶侯钓矶，旧志：在石壁。谨按：即钓矶山。”《同治都昌县志》卷十六：“钓鱼台，即钓矶山，……以其临湖，有巨石如台，昔陶公钓尝坐此，后人因指为钓鱼台。”陶侃原为鄱阳人，后迁徙到寻阳人，都昌先属鄱阳，后属寻阳，说陶侃在都昌的钓矶垂钓，后来于此建造“钓圻邸阁”，这是合情合理的。如果“钓圻”在南昌边上，就很不近情理了，因为陶侃年幼时从未在南昌住过。《同治都昌县志》卷十六：“钓矶仓，在治西钓矶山。……《江西考古录》：‘钓圻，本作钓矶邸阁，即今漕仓。度支，晋官，掌仓廪事。’故知钓圻邸阁即钓矶仓也。”所言不为无据。当然，“钓圻”更具体的方位，还需进一步探寻。
通过上述了解，再来理解朱谋玮《水经注笺》所引《北堂书钞》的《豫章记》原文，可以断定句鹿洲、钓圻邸阁、椒丘城均在豫章城西南的赣江边上，且相距很近，为指示豫章郡治的重要地点。如果有一个地方在南昌城，则必须三个地方全部在南昌城附近，而古籍的记载必须全部被推翻，一是椒丘城在南昌之北“水路屈曲一百四十八里”，必须改为在南昌城外，二是钓圻邸阁，在新建、在都昌、在湖口的三种说法必须全部否认，而重新树立一说，即钓圻邸阁在南昌城外；三是吕蒙偷袭荆州，也必须在南昌打造战船，然后沿水路迂回而上。事实上，这些论断都是难以成立的。而综合上述，可知豫章城西或偏西南百步开外，就是“句鹿洲”，这里是制作大船的地方，亦即位于水面宽阔的赣江边上，三国时吕蒙为了偷袭荆州，曾在这里屯聚大型战船。再往下游两里的江边，就是 “钓圻邸阁”所在之地，也就是“度支步”所在之处，陶侃年轻时曾在这里垂钓，后来在这里设立“邸阁”。椒丘城为孙策所筑，用以攻击豫章城，在钓圻邸阁上游不远处。又根据《水经注》所引的《豫章记》，豫章城南是湖泊，名为南塘，本与赣江相通，后被拦断，以便人们从堤坝上往来。豫章城东也是湖泊，这个湖泊的北缘延伸到豫章郡城的北城墙下，南缘迂回到南面，与南塘相通。
东晋时期在豫章郡城之西的水滨设立了“钓圻邸阁”，用以储存、转运粮食。南朝宋初，豫章郡治迁徙到南昌，钓圻邸阁仍在，且得到使用。《宋书·臧质传》：“及至寻阳，刑政庆赏，不复谘禀朝廷。盆口、钩圻米，辄散用之，台符屡加检诘，质渐猜惧。” 说明在南朝宋孝武帝时期，钓圻邸阁仍是江西境内的大型粮仓。隋朝还有钓矶仓。
豫章郡治之北有山名曰龙沙。《太平御览》卷三十二引《豫章记》曰：“龙沙在郡北带江，沙甚洁白，高峻而陂，有龙形，俗为九日登高处。”《水经注·赣水注》云：“昔有人于此沙得故冢，刻篆题云：‘西去江七里半，筮言其吉，卜言其凶。’今此冢没于水，所谓筮短龟长也。”《太平寰宇记》卷一百零六说：“龙沙，在州北七里。”
如果豫章郡城在古鄡阳一带，在这里寻找“龙沙”是比较合理的。在泗山村之北，有一些山峰，如位于曹家垄的一座山峰，海拔达到40米左右，比可能是郡城所在的城头山一带高出近30米，适合登高，且位于城头山以北两三公里处，与《豫章记》所说的方位吻合。往西三公里，就到了泗山村半岛以西的鄱阳湖，不远处应该就是大江故道，与龙沙古墓“西去江七里半”的距离吻合。
曹家垄山下的古鄡阳遗址一带，在涨水季节均会被湖水淹没。1991年，环绕泗山村建造了一道主坝长达3.58公里、高达23.5米的鄡阳圩，泗山村上的6000多亩农田、5个村庄始能免于水患。2016年夏天，这一带连降大雨，导致鄡阳圩外的湖水水位高出坝内近10米。可想而知，曹家垄山下的古鄡阳遗址很容易成为一片汪洋。有研究表明，鄱阳湖南部在现代又逐渐呈现萎缩之势，因此在鄱阳湖南部的发育高峰期，这一带的水位可能还更高。这种情况，与龙沙古墓被淹没的记载是吻合的。
距离汉晋豫章城数十里之处，有山名曰“豫章山”，此山既因豫章郡治而得名，又颇能反映豫章城的大致方位。
据梁朝释慧皎《高僧传》卷四，西域高僧康僧渊于东晋成帝之时与康法畅、支敏度等高僧“俱过江”而到南方，“后于豫章山立寺，去邑数十里，带江傍岭，林竹郁茂，名僧胜达，响附成群。” 支敏度亦为豫章山沙门，晋成帝时与康僧渊等入都。
唐代道士张氲假托为古代仙人洪崖先生的后身，自号洪崖子，亦曾隐居豫章山。宋代陈葆光《三洞群仙录》卷七引《高道传》：“道士张氲，号洪崖子，隐豫章山。开元中，明皇召问：‘朕何如尧舜，先生何如许由？’对曰：‘陛下道高尧舜，臣德谢许由。昔尧召由而由不至，今陛下召臣而臣来。’上嘉之，拜先生太常卿，累迁至司徒，皆不受，乃曰：‘陛下何惜一山一水，令臣追迹巢由。’上许之，居于西山巨崖，乃先生旧隐之处也。” 张氲初隐豫章山，后得唐玄宗恩才隐居南昌西山，“豫章山”与南昌西山完全不是一个地方。《雍正江西通志》卷四十一：“拍笑亭，《明一统志》：‘余干县西北六十里洪厓山，濒鄱阳湖，唐张氲炼丹其上，有丹井、仙坛观、拍笑亭遗迹。’按张氲唐天宝间人，见张燕公《洪厓先生传》，《一统志》作晋人，讹。” 唐代张氲隐居的豫章山，即东晋高僧康僧渊建寺庙的豫章山。张氲得皇帝恩赐之后，此山遂易名为洪崖山，在今余干县金山嘴乡寺前刘家村附近，山上有洪崖寺、仙坛观、拍笑亭、丹井等遗迹。《高僧传》卷四说豫章山“去邑数十里”，亦即距离豫章郡城数十里。按现在的距离测算，余干县的洪崖山距离南昌有160来里，与“去邑数十里”的描述极不吻合，反映当时的豫章郡城并不在南昌。洪崖山距离鄡阳城所在的泗山村直线距离有80多里，且有水道可以直达，与“去邑数十里”的描述比较接近，可以佐证豫章郡城就在泗山村的观点。
据《豫章记》记载，豫章郡城原有六个城门，西边有一个“皋门”。太元年间，范宁任豫章太守，在城内大兴土木，并增设了两个门，成为八门。江州刺史王凝之对此深表不满，上书弹劾范宁云：“郡城先有六门，宁悉改作重楼，复更开二门，合前为八。私立下舍七所。臣伏寻宗庙之设，各有品秩，而宁自置家庙。又下十五县，皆使左宗庙，右社稷，准之太庙，皆资人力。”（《晋书·范宁传》）王凝之认为范宁的罪状有二，一是逾越礼制，二是滥用民力。
北宋朱长文《吴郡图经续记》云：“盖古之诸侯有三门，外曰皋门，中曰应门，内曰路门。”但实际上只有天子之城才可以建“皋门”。《诗经·大雅·文王之什》：“乃立皋门，皋门有伉。”“皋门”的特点是特别高大，故而称为“皋门有伉。”《毛诗正义》说：“诸侯之郭门不得名皋门，诸侯之正门不得名应门。”豫章城建有“皋门”，本来是有违礼制的；而范宁给原来地六个城门都增加了“重楼”，使“皋门”显得巍峨高大，名实相副，就更加不合礼制了。
豫章城建有“皋门”，不知起于何时。按陶渊明《述酒》诗云：“素砾皛修渚,南岳无馀云。豫章抗高门，重华固灵坟。”明代黄文焕《陶诗析义》：“曰‘豫章抗高门’者，（刘）裕为扬州牧，初受封地属豫章，故暗言其地也。曰‘重华’者，裕逼帝以禅让，放引舜之禅天下也。曰‘固灵坟’者，隐言恭帝之死也。舜葬于九疑山，九疑在零陵界中，裕废帝为零陵王，故举界内之舜坟也。裕欲自抗以高其门，不帝制不止，于是乎恭帝不得不就死地无生路矣，则‘抗高门’、‘ 固灵坟’之微旨也。” 民国古直《陶靖节诗笺》：“此著刘裕篡晋之阶也。《晋书》：‘义熙二年，论建义功，封裕为豫章郡公。’发迹豫章，遂干大位。故曰‘豫章抗高门也’。《诗》：‘乃立皋门，皋门有伉。’毛传：‘王之郭门曰皋门。’孔疏曰：‘皋、高通用。’《礼记·明堂位》：‘天子皋门。’郑注：‘皋之为言高也。’”综合两种注解，诸侯之城是不能建造“皋门”的，至少不能建得很高，而“豫章抗高门”就是“豫章抗皋门”之意，而豫章城恰好又有“皋门”，更能坐实诸家之注解。
《太平寰宇记》卷一百零六记载南昌县曰：“土阙，在县南三里。按《舆地志》云：‘州城南双角阙，吴五凤二年太守张俊筑，高四丈余。’又按《吴兴记》云：‘豫章之阙高，则长沙之虎食人。’岁月已久，今无其址。” 按《太平寰宇记》所记，“豫章之阙”为土筑之高台，为东吴五凤二年（255）豫章太守张俊所筑，“角阙”即城上角楼之意。又《后汉书·蔡邕传》注引京房《易传》曰：“小人不义而反尊荣，则虎食人。”如此“长沙之虎食人”与“豫章之阙高”，同样有以诸侯威逼天子之意，也与“豫章抗高门”同一喻意。由此推测，“豫章之阙”与“皋门”同指一处。《太平寰宇记》说它在南昌县南而“今无其址”，实际上是迷失已久。综合看来，这个“土阙”或“皋门”所在的位置，类似于古鄡阳城遗址最南端的城头山，它矗立在鄱阳湖边，比附近湖面高出10多米，东北长约28米，南端长约15米，顶宽3米，平坦的山顶上尚有明显的土城垣残迹。
有此背景，可以推测“豫章之阙高，则长沙之虎食人”一语，可能与晋怀帝之事有关。晋怀帝司马炽，初封豫章郡王，永兴元年（304）立为皇太弟，晋惠帝崩，司马炽被群臣拥立为帝。《晋书·孝怀帝纪》：“帝初诞，有嘉禾生于豫章之南昌。先是望气者云‘豫章有天子气’，其后竟以豫章王为皇太弟。”晋怀帝在位之永嘉五年（311），“湘州流人杜弢据长沙反”，湘州大乱。据此“豫章之阙高”最初可能隐喻司马炽以诸王身份登上帝位，“长沙之虎食人”可能隐喻杜弢之乱。
晋愍帝建兴元年（313），陶侃任荆州刺史，任上多方经营，外御强敌，内恤民生，使荆州得以安定下来，为东晋王朝立足南方奠定了重要基础，但也逐渐催生了荆州势力集团。陶侃是江州寻阳人，在他多年的经营之中，江州势力基本上依附于荆州，两者颇有一体化的倾向。永和元年（345），桓温担任荆州刺史之后，荆州势力集团更是得以迅速发展，江州人士也大多得以重用，如周访的子孙，就成为桓氏家族的得力干将。东晋之时，荆州、扬州形成了两大政治集团，两者向来不睦。范宁任豫章太守之时，也正是属于扬州集团的王凝之担任江州刺史之时，同处于淝水之战以后、朝廷重用司马道子以削弱荆州势力集团的背景之下。范宁在豫章城大兴土木，兴办学校，间接上造就了江州势力的膨胀，这当然不利于扬州势力的西扩，故而王凝之上书弹劾范宁，迫使他离职。王凝之以范宁擅自改建“皋门”为借口，其意就应当利用“豫章之阙高，则长沙之虎食人”的谶语暗示荆州、江州势力的崛起将不利于朝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