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坚刚：有知青插队经历的人，处世境界的宽容上就是不一样 说到上海知青在江西都昌的插队生活，插友和当年我们插队落户左里公社的老俵都喜欢叫我范坚刚为“范连长”。我一生没军营从军的履历，“范连长”叫开来，是我1969年当过左里上海知青连的连长。
刘逊桥今貌一角
我1949年6月出生，1966年上海求知中学初中毕业。1969年3月25日，我们这批知青从上海乘东方红401号客轮到了九江，其中300多人分到都昌的苏山、左里、多宝三个公社。这是首批下放都昌的上海知青，来源是求知中学和上海第十女子中学这两所中学的“老三届”，少部分是高中毕业，66届初中毕业生也是少数，绝大部分知青是68届初中毕业生，“一片红”地上山下乡。当时年纪大的，有22岁，最小的才17岁，我插队那年20岁。
范坚刚 （摄于2024年3月25日）
1969年3月28日下午，我们这批知青145人从湖口县坐卡车到了都昌县左里公社，分派下去的五个大队是新湖、新溪、源树、永华和永忠，我分到了新溪大队，一共有22个人，其中有8个男知青，14个女知青。我同时被指定为左里知青连连长，在求知中学，我就是学校革委会委员。当天，公社派了一个年轻的邮递员在雨中带我们往新溪大队走，左里公社到新溪大队所在地刘逊桥有8里多路，翻山越岭，路况很差。尽管我们当时自身只背了少量的随身行李，大部分行李由大队派人给我们挑担送过来，但我们走到三分之一的路程，在雨中不少人摔跤，一身泥巴。我们从湖口到左里的卡车上，就是一路颠簸的，呕吐不止，加上离家前途不可预知，情绪低落，现在去新溪大队，又摔得连分给我们的两个馒头都粘了泥巴不能吃了，我们坚决要求又折回左里公社。
本文作者（左一）在上海采访王成环（左二）、范坚刚（右二）、叶韵丹（右一）
我们去新溪大队的22个知青在天黑时，回到了左里公社大院里，当时公社书记叫喻东堡，秘书叫曹建良。当天公社在大礼堂开三级干部会，准备吃过饭再接着开。我们在干部宿舍的一幢带天井的房子里，围坐在天井四周。雨越下越大，冷得要命。我们看见来开会的大队干部带了被子来，准备自己在会期住在公社的，实在冷得厉害，我们拿了这些被子盖在脚上，二三个人盖一床。开完会的人看到自带的被子都被上海知青抱走了，他们十分同情我们，没有取回床被，不少人还陪着我们坐了一个晚上。那时公社有电灯，是用柴油机发的。公社干部都不会说普通话，交流没法深入。
1970年插队新溪大队的上海知青陆爱华、屠文星、叶韵丹去九江看望范坚刚（前）
第二天吃过早饭，我们下到了新溪大队。在大队集中生活了一个星期后，我们22个知青分到了四个生产小队，一般每个小队两个男生，四个女生。1970年4月，我就被招工到九江发电厂，左里另一个知青缪月花被招工到九江化纤厂。我只在左里新溪大队插队13个月就离开了，为什么知青招工很快轮到我？这里有个意外因素。当时下放左里的一个上海女知青，因为多种原因，跳湖自杀了，这是个特例。上海、九江方面都很重视，当然，作为知青连连长，我一年来的表现得到公社干部认可的，也算优先招工。
1999年元旦范坚刚（右二）、叶韵丹（右一）等在新溪留影
我们这批上海知青有与刘逊桥人结婚组合家庭留了下来的，比如吴士娟。我后来与同批下放到苏山的上海知青组成了幸福家庭，苏山公社那批上海知青是来自上海市第九女子中学和江东中学。我2009年在九江办理了退休，2012年回到上海安度晚年。我妻子是1971年招工到都昌县商业局，后来调到了九江市商业局，在九江办理的退休。可以说，我们夫妻几乎扎根九江一辈子，是当年的上山下乡运动定位了我们的人生轨迹。
范坚刚、叶韵丹接受本文作者采访时回首左里岁月
我们当年的知青还健在的，都垂垂老矣。回首往事，还是感念知青岁月给我的人生磨炼和成熟。有知青生活经历的人，在以后的人生路上，所体现出来的包容境界和豁达开朗，就是不一样。 叶韵丹：我替学生治“头癣病” 我同范坚刚同年，都是1949年生。范坚刚被人叫做“范连长”，作为上海知青，我叶韵丹当年也是下放在左里公社新溪大队刘逊桥村，后来做了一名“叶老师”。
1999年元旦叶韵丹（前排左）与当年学生刘玉松（前排右）在一起
讲讲留存在我记忆里的知青生活。新溪大队靠湖汊，当年缺柴火，村民大多到苏山去砍柴烧。有时眼看着我们第二天做饭就没柴烧了，村民挑来一担柴给我们解决无火之炊。清明节村上百姓做清明粑，自己舍不得多吃，端来送一些给我们吃，我们有的知青嫌不好吃，就悄悄丢掉，肯定伤了他们的心，有的老乡责怪“上海佬不懂事”。生产队分了一块3分大的菜地给我们种菜，在马路边，我们不大会种，村民开玩笑说“只看到上海佬种菜，没看到有菜吃”。村民就送菜给我们知青吃，有时还送来新鲜的霉豆腐。刘逊桥村前条河，实际上是鄱阳湖的港汊。村上妇女在溪边洗菜，有时和我们洗衣服的女知青打招呼，将手中择洗的蔬菜，让菜叶顺着水流漂到我们手边，送给我们吃。我在溪边石板上洗被单，学着当地妇女将床单顺势抻向水面，展开来清水，很潇洒的样子，不想学不像，反倒被向水面铺开出去的床单一股力带到水里去了，幸好水不深。
1999年叶韵丹重回刘逊桥与老乡亲热叙旧
我后来被安排在刘逊桥小学当了一名小学老师，教一、二、三年级复式班。那时学生家里也穷，家里养了母鸡，有的小孩子听到鸡窝里“咯咯”地叫，知道母鸡下过蛋了，就忙跑去捡蛋，拿到我这里换钱，我有时买蛋，有时也拿从上海带回去的铅笔交换鸡蛋。
当年左里公社大礼堂内壁
我印象深的是给班上学生治“头癣病”，当地老表叫“癞痢头”。有时熬一种药膏，每天在得这种病的学生头上搽麻油，然近敷膏在上面，治好了不少。班上有个学生叫刘玉松，当年就得了“癞痢头”，是我将他治好的。后来刘玉松当了新溪村委会的书记，我们插队新溪大队的上海知青1999年在发大水后来看望乡亲们，我见到一头浓发的刘玉松，还开玩笑说“玉松真得感谢叶老师治好了你的‘癞痢头’”。 1975年，我招工到南昌市东湖区下面的一个居委会工作，后来在东湖区政府退休。六年都昌知青生活，让从小在上海大城市长大的我，得到了生活的磨炼，也与纯朴的都昌老乡结下了深情厚谊。 【整理者补记】采访范坚刚、叶韵丹两位当年下放在左里公社新溪大队的知青，是在2024年3月25日上午，他们应约到了我下榻于上海金桥的一家宾馆里。当天中午，承蒙在上海创业的都昌骄子李俊先生盛情，我们和范坚刚、叶韵丹、王成环等在黄浦江边一家独有品味的餐厅共进午餐。 
原新溪学校残存的校舍
2024年4月19日，在左里镇原人大主席谭文华、新溪村委会书记江新洲等的陪同下，我来到了刘逊桥村补充采访。对刘逊桥，我也有故地重访之感。1978年9月，时年13岁的我还是个少年，在新溪学校读过一个月的初三，后来转回到家乡的多宝中学读高一。42年前的1982年夏季，我在都昌师范临近毕业前，被安排在当时的新溪学校实习了三个月。那时就听说在新溪学校教书的陈心囡老师就是上海知青，婆家在刘逊桥村。这次重访刘逊桥，当年短暂读过书、教过书的新溪学校已废弃。数幢未拆的旧校舍连同周边地皮已易私家。刘逊桥桥体2020年进行了加固维修，站在桥上往多宝方向看，通往新溪地界老屋刘村的大道已在桥头的硬化路面戛然而止，连接着的是田畴。小时候，我从离桥八里远的多宝蛇山垅汪村家中，多徒步行至新溪江旦旭村的姨母家走亲，走的是条砂石路。1970年初，过了多宝柏树赵村还有个歇亭，老屋刘村在一个岭下。随着1998年移民建镇搬迁，老屋刘村、刘逊桥村村民房屋多沿新辟的袁多公路修建。 采访这天，我提出陪同人员一同往通向左里集镇的刘逊桥老街看看。刘逊桥早先因水运码头而成小型商埠，依水经商，人货两利，所以除了刘姓村民，还有少量邓姓、李姓人家等落籍。作为村落的刘逊桥，建村于明代洪武年间，距今已历630余年，从老屋刘村分迁而至。始祖刘德逊在变溪港上捐资建桥，以德渡人，为纪念德逊公建桥，桥名、村名而成“刘逊桥”。我们沿着老街掠影，先前的店铺多关门易帜了。临路有标示着“左里供销社烟花鞭炮经营点”的破落长排房子，在我的记忆里，我实习时的左里供销社新溪分社居岭上高处，房子是与路纵方向排列的，当年就听说有上海知青在供销分社当了柜台营业员的。通往左里集镇的老路在坡岭上也几成断头路，想当然上海知青从新溪大队到左里公社的八里多行程，靠的也是步行，现今已有通达的袁多公路车来人往。
刘逊桥岸头两棵垂柳
令我感慨系之的是，42年前我短暂生活了数月的刘逊桥，已难觅旧踪；55年前在刘逊桥生活了数年的上海知青们，若是故地重访，便更是恍如隔世了。唯有刘逊桥头的那两棵粗硕的柳树，还立在原岸上，万千绿丝绦在风中见证着如水而逝的岁月……
《上海知青在都昌》征稿人员与范坚刚（右一）、叶韵丹（右二）等在上海黄浦江边留影
当天从左里镇采访“上海知青在都昌”回县，我找到了一本编纂于1990年12月的《都昌县卫生志》，这本书是与范坚刚、叶韵丹同批插队多宝的奚丽君大姐赠给热心收集地方史料的我的。奚大姐当年插队在多宝公社华光大队实竹峦王村（今属洛阳村委会），她的丈夫易至刚先生生前曾担任分管全县卫生工作的副县长，是一位令人敬重的领导。奚大姐夫妻曾在我的家乡多宝卫生院工作多年。在《都昌县卫生志》第五章《防疫•地方病及其它》，有关于都昌“头癣病”的资料记载，兹录于下，以作上海知青叶韵丹当年为学生疗此疾之注脚：“‘头癣病’在都昌历史悠久，旧社会无可奈何。1971年九江地区卫生局组织医疗队在都昌双桥（今中馆镇）搞防治试点。1971年至1980年全县共查治‘头癣病’20795例。据试点摸索的治疗经验，用小剂量灰黄霉素内服，加‘666’粉拌油膏外擦，全部治痊。经1980年10月81日九江地区防疫站检查验收结果，宣布都昌彻底消灭了‘头癣病’。”
来源：图/文 汪国山九江都昌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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