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文鼎盛之都昌，总有一些突出的群体将文化的星空装点得熠熠生辉。南宋朝的黄灏、彭蠡、冯椅、曹彦约，合称都昌“朱门四友”，其人文纵坐标对表的是其师朱熹，横坐标拓延的是儒家理学。都昌“朱门四友”无疑是当地一张靓丽的文化名片。这张名片的首秀在何年何方？现在能查阅到的最早记录，提出“朱门四友”这一概念的，是元明宗天历二年（1329）翰林学士吴澄（1249——1333）撰写的《先贤祠记》，此文收录于清同治版《都昌县志》“卷之十二·文录”。
2011年重印的康熙版《都昌县志》载《先贤祠记》（部分）
吴澄何许人也？吴澄（1249—1333），字幼清，晚字伯清，临川郡崇仁县（今江西省乐安县）人。元朝大儒，杰出的理学家、经学家、教育家。吴澄自从15岁立志专务圣贤之学以后，先后拜程若庸、程绍开为师，长期僻居乡陋，孜孜于理学，“研经籍之微，玩天人之妙”，最终形成了自己的一家之说。吴澄在南宋衰竭之际，乡间结“草庐”以淡泊明志，“抱膝梁父吟，浩歌出师表”，闲居家乡，授徒讲学。他在元代以声望倍受礼待，先后授江西儒学副提举、国子监丞、文林郎、国子监司业、奉议大夫等，封临川郡公，谥号“文正”。吴澄与许衡同为元代名儒，当时号称“北有许衡，南有吴澄”。“鲁斋先生”许衡（1209——1281）主要是承传程、朱之学，而吴澄则主要是折衷朱、陆之学。《宋元学案·草庐学案》将吴澄列为“朱熹四传”、“象山私淑”。吴澄晚年授翰林学士。有《吴文正公全集》传世。
吴澄 像 （网络图）
元代大儒吴澄为何要撰都昌县学《先贤祠记》？又在什么情状下首提都昌“朱门四友”这一崭新命题呢？答案自然在斯文中。 吴澄与都昌之交集
江西临川人吴澄撰《先贤祠记》是在元代天历二年（1329），就是文中直言的“天历己巳”，时年正是他的八旬暮年。没有资料表明吴澄的足迹曾踏上过都昌的土地。从文中也读不出他是亲临都昌所记。如果他是真到了修葺一新的都昌先贤祠现场，面对县城对面隔着鄱阳湖的南山，摹山水之形胜，阐谢灵运、苏东坡、黄庭坚先贤与都昌之情系当是笔底应揽，这种现场感文中全没有彰显。吴澄从泰定元年（1324）在奉诏纂修《英宗实录》事毕后，告病返乡，穷究五经，直至元顺帝元统元年（1333）在故里驾鹤西去，终年84岁。吴澄在他离世前四年抱病为都昌撰《先贤祠记》，在体力上他已有涉远足亲临之不可承受之重了。他在文中结句交待了行文成因：“主簿孚少从予学，请为作先贤祠记，而予因及一县治官教官之可纪者，并书之，以劝来者。”原来是他的昔日学生黄孚（字将仕）其时担任都昌县主簿，受都昌县县丞何进义、县尹李承务、教谕万钧用之安排，转请吴澄硕儒撰写《先贤祠记》的。于吴澄，一方面是学生之请，另一方面亦是觉得书之可“以劝方来”，落脚点还是布儒道。当时都昌明伦堂西厢房敬祀的是周敦颐、朱熹“二大贤”，题匾“先贤祠”；东厢房敬祀的是黄灏、彭蠡、冯椅、曹彦约，题匾“乡贤祠”。吴澄如此表述：“若‘朱门四友’西坡黄氏、梅坡彭氏、厚斋冯氏、昌谷曹氏。”都昌“朱门四友”作为一个特定称谓在距今约700年前的公元1329年闪亮登场，距“朱门四友”年龄最小的曹彦约最后一个谢世之年仅过去了101年。
明代所绘朱熹 像 （网络图）
考究吴澄欣然为都昌作《先贤祠记》的另一个感性因素是，当时学生黄孚告知他都昌主政者用心良苦收复了当地强悍之辈侵占了60年的一块学堂用地。“闻明伦堂北，豪民侵疆，久不克，正职典往往诱其饵而不之顾。今教官踵前官之所以行，具牍于县簿，赞县尹、督府史，究竟根株，上其事于郡，卒能归六十年已失之地于黉宫，教外之政，此其一尔。”用白话文对此段所述的翻译意思是：听说明伦堂北有强悍之民侵占了土地，一直不归还。主管多次施以恩惠想用软办法收回占地而不得。现在教谕按照前任所作努力，让县主簿写下来呈报，辅佐县尹、督促管理文书的府史，根据事情的原委，上呈于府官，终于将60年的失地重新归还于学宫，算是兴教的一大政绩，这也是“有教必有政”之一例。 一代硕儒吴澄怀“有澄”之心替都昌作《先贤祠记》，为这片土地上的崇儒尚教之风而赞；于斯为盛的都昌这片仁风教雨之地，也为他身后奉祀上了一缕心香。那座吴澄当年“书之”的都昌古先贤祠，衍变至明代的都昌文庙大成殿，除奉祀至圣孔子、亚圣孟子、复圣颜子、述圣子思、宗圣曾子等外，还从祀了一批先贤先儒，其中就有宋元之际的“北许南吴”，许衡、吴澄殁后谥号相同，皆称“文正”。清同治版《都昌县志》“卷之六·庙制”在都昌文庙从祀的“先儒吴澄”条下有如此注释：“字幼清，号草庐，崇仁人，谥文正。明正统八年从祀，嘉靖九年罢。国朝乾隆二年复祀原东庑，同治二年改移西庑。”
蔡岭镇衙前村“四友堂”
吴澄仰慕都昌先儒“朱门四友”，同时对与他同时代的都昌名儒也投来关注的目光。都昌人陈澔（1260——1341），字大可，号云住，人称经归先生。作为元代理学家、教育家的陈澔，有两个耀眼的光环可证其“大儒”身价。一是陈澔著述《礼记集说》是明清两代御定的科举考试的教科书，二是陈澔从祀山东曲阜之孔庙。都昌一中有“云住”石遗迹，县城西区“云住学校”“云住小区”等取名皆源于陈澔创办的云住书院。陈澔的“经归先生”之名，是源于南康府星子县有个叫宋佚的举人对他的评价：“《礼》经汉儒补缀，人言皆殊，先生作《集说》，衷之论始定，经宜归先生！”比陈澔年长11岁的吴澄，就功名说也只是举人，他在当朝就如此剀切地称誉陈澔：“善读书者，其说《礼》无可究疪疵矣！”几成陈澔在世时能听到的如雷贯耳的盛赞。 解读都昌“朱门四友”的三个维度
我们且从吴澄在《先贤祠记》一文首提的都昌“朱门四友”来番三个维度的解读。
第一个维度：从临川人吴澄与都昌人黄灏、彭蠡、冯椅、曹彦约皆承朱熹之道统来看，吴澄与四人同为入朱门之道“友”。尽管吴澄在出生的年代上要比“四友”晚到约100年，但他在《吴公行状》如此自陈“自料所见愈于人矣”，对于朱熹之后道统的承传者，大有“当仁不让”“舍我其谁”之意，足见吴澄胸中抱负何等远大。在承朱熹道统方面，吴澄与都昌四人引以为友。
吴澄的理学体系实际上是由道统论、天道观、心性说三部分组成。特别是心性说，其内涵主要是人如何认识天理，并做到与之合一。朱熹是持之以格物，陆九渊是持之以本心，而吴澄则是“和会朱陆”，形成了自己的心性说。在为都昌而作的《先贤祠记》中，吴澄并列式的从“不师二子（指先后“守南康郡”的周敦颐、朱熹）”与“师二子”在义理与心性上的云泥之别。“学者倘不惟思二子是师循习，卑陋猥同时辈，徼近利，迷远志，则负公朝、愧先师矣。”吴澄认为，读书之人如果不追寻周子、朱子拜其为师而慕道统学习，就卑陋浅薄同一般的世人，逐求近利而迷失远志，有负朝廷、有愧先师。“师二子宜如何也？定而无一物留于心，应而无一物乖（违背之意）于理。思必通微，动必审几（细微之意）。博文以明善，约礼以诚身。敬主诸中，义制之外，其庶几乎教官率朂（勉励之意）邑士，精读朱子所释诸经诸传、周子所著一图一书，反求之己，而真识实践可也。”吴澄论及“师二子”会出现怎样的“真识实践”，理解这段话的最好钥匙就是“心性学”。比如“无一物留于心”“思必通微，动必审几”“敬主诸中，义制之外”“反求之己”等，都是吴澄的心性之论。
古明伦堂正对的南山今天的灵运塔 （向来 摄）
第二个维度：从都昌黄、彭、冯、曹之间的并行关系，四人同拜师于白鹿洞书院朱熹门下，同为“学友”。吴澄在《先贤祠记》中的原述是“乡贤旧亦无祠，若‘朱门四友’西坡黄氏、梅坡彭氏、厚斋冯氏、昌谷曹氏建祠于明伦堂之东翼室，强斋彭氏深居”。对于“强斋彭氏深居”，容易引起误读，认为明伦堂东厢房就叫“强斋”，是一个姓彭的幽居其所，专属管理之事；究实“强斋彭氏”指的是“朱门四友”中的彭蠡（梅坡）之子彭方，字强斋。彭方（强斋）至吴澄撰记时早辞世了82年，当然不可能居住在明伦堂去履管理之责，所谓“强斋彭氏深居”，是指彭方从祀于父辈“朱门四友”之后进厅，子待父是“孝”，当然不是“友”之内涵。 第三个维度：从朱熹与都昌四人的关系来看，他们之间是亦师亦友。朱熹与求学于他的四位都昌人的亲密关系，可从他的一封私人信札读出来。朱熹知南康军三年，其间兴复白鹿洞书院，他离任后的某一年，有友人甘叔怀游庐山，朱熹特致书曰：“吾友彭师范（指彭蠡）胜士，在隔江都昌，可为一访，致鄙意。” 后人多从以上所列第二或第三个维度解读都昌“朱门四友”之内涵。
山东曲阜孔庙从祀的陈澔神位（右一） （徐观潮 摄）
一代硕儒吴澄在《先贤祠记》中如此称誉都昌：“畴昔仁风之所披拂，教雨之所沾濡，流芳遗润，百世犹未泯。”这样的关于都昌人杰地灵的金句，是不是值得我们都昌人当下推介都昌时，入篇引之？
来源：汪国山九江都昌发布
赣公网安备 36042802000101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