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之风 山高水长
——纪念高平叔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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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今 除去少数的先知,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人生是难以捉摸的,很少有人知道自己会有怎样的命运,只有在蓦然回首时,才惊讶的发现,自己踏出的原来是这样一条人生的轨迹。
我就常常疑惑,我不是想做将军的吗?我不是学管理的吗?我怎么会走上了学术研究之路?把三十多年的人生历程认真检点一下,我终于慢慢的想通了。
不论你走的是哪一种人生路,只要你细细思量,你会明白,一点点偶然,一点点机缘,铸就了今天的必然。
1986年,我十六岁,正在求学的年纪。突然接到一项任务,去帮一个叫高平叔的南开大学老教授整理东西。那时的我少不更事,不知道高平叔是何许人也,心想:教授大概就是一个戴着老花镜的白发苍苍的老头儿吧。
到了高先生家中,我确实吃了一惊,倒不是高教授的形象与我的想象有什么差别,只是觉得这屋子太小太旧,里面又塞满了书,我还从没见过有人家里有这么多的书!
高先生从书堆里站起来,很和善的招呼我。我这时才知道,我的任务就是帮他整理书籍和资料。
高先生那时已是七十多岁了,每天从早上到深夜只是钻在书堆里。偶尔探出身来,让我帮着看看稿件,查查资料。那时的我,满脑子本来都是军事和战场,现在整日盯着一堆书和在一个在书中自得其乐的老头儿,觉得好生奇怪。
两个月过去了,我的任务完成了。但高先生要求我再多留些日子。
我又在高先生身边呆了四五个月,在这段日子里,高先生与我的交流多了起来,我知道了他家里的一些情况,原来他的妻子是
刘海粟的学生,在文革后不久就去世了,谈起这些,高先生总是忽而伤感,忽而快活,手中还不时摩挲着他妻子的画作。在这段日子里,高先生交给我的任务也多了起来,查资料,校稿件,忙得我不亦乐乎,的确,当时我很快乐,我已经喜欢上了这个老头。
我要回部队了,高先生临别时送了我两样东西,一样是蔡元培文集一至五卷,是他的学术之大成,至今还在我的书柜里;一样是一本集邮册。
后来,只要到天津,我还是会去看望高先生,但总共也只有三四次。
后来,我知道了高先生的价值。高先生早年从事经济学研究,留学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和美国新社会科学研究院。历任国立北平研究院经济研究所筹备主任及研究员,纽约中国国际经济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及研究员,美国佛蒙特州立大学客座教授,中央贸易部中国国际经济所所长及研究员等职。在国际经济及对外贸易方面,高先生早已是有成就的学者,著译颇为丰硕。然而,1979年他却放弃自己的专业而全力以赴地转向蔡元培研究及其著作的挖掘整理,个中缘由,只为一诺。
原来高先生十六岁那年,也见到了一个大人物,即是蔡元培。
那时高先生还是一名中学生,而蔡元培已62岁,二人接触之后,交往日深。1935年,蔡先生提出让高平叔为他搜集和编辑一部《文存》。在之后的六十年中,高先生编订蔡元培“全集”、“选集”、注释本“文集”、“书信选”以及“传记”、“年谱”、“年谱长编”等近30种,总字数达一千万以上;此外,高先生还把蔡先生一生言行,列为几十个专题,分别独立成篇地进行研究,写出论著40余篇。虽然他的研究成果获得了海内外的高度评价,但当高先生实现了“向中国历史交卷,亦向中国伦理道德交卷”之时,他本人已届耄耋之年,85岁高龄了!
有学者评价说:“高平叔的一言承诺,决定了他一生的经历,而且做到了义无反顾,无私奉献的地步。他这一生,几乎皆为蔡先生奉献,这样执着的‘傻人’,真是举世难找第二人”!
后来,到了1998年,高先生去世了,而我正因为出了车祸,躺在病床上,终于没能为他送别。但我知道我在他身边短短的几个月,在我一生中的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