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鄱阳湖上都昌县城的西边，有一个叫做西山的地方，远远地与立于城外的南山遥相呼应，势如犄角之态，守卫着这座泱泱大湖之上的小城——都昌。在两山之间隔着一条河流，人们习惯性地称呼它为西河，也叫做后河，是古代汇集赣、抚、信、修、饶东来五水，注入古彭蠡湖的主要通道之一。
在西山临湖的一处涧谷之内，有一座天然的青岩石壁，壁立如削，势相宏伟，石壁之上，镌刻着我国明代聚书法家、文学家于一身的李梦阳先生，其亲笔手书的“石壁精舍”四个遒劲大字，熠熠闪烁着光辉。石壁之下有一块较大的空地，那里筑有一座用青石垒就，茅草盖顶的小屋，这就是人们常说的都昌八景中的“石壁精舍”旧址，是我国著名的南朝时期，诗人康乐公谢灵运隐居彭蠡湖时的安身所在。
谢灵运，生于会稽始宁，即今天的浙江省绍兴市辖的嵊州市，祖籍是陈郡的阳夏，也就是今天的河南省太康县人。原名叫做谢公义，字号灵运。他出身在东晋的望族“陈郡谢氏”府里。其父名谢瑍，官至秘书郎；他的曾外祖父就是我国著名的一代书法名家王羲之老先生。
谢灵运幼年时，是被寄养在钱塘县一个叫做杜炅的道人家的道馆中的，直到十五岁那年才由钱塘县的杜道士那里回到了坐落在京都建康的乌衣巷家里，因故，大家又给他取了个小名叫做“客儿”，因此，后人亦以“谢客”称呼他。谢灵运回到乌衣巷之后，便经常与与王、谢子弟一起，共乌衣之游，举文义相赏，他度过了一段世家子弟的富贵风流生活。
他一生迷恋山水，喜欢四处游历，玩山戏水，乐此不疲。关于这一点，可以从他的几件轶事中看得出来。
谢灵运凭借其祖父置下的产业，生活的资本丰厚殷实，家里的奴仆很多，当时他的家里应该是有仆役数百人的。谢灵运经常邀约一班文朋诗友，带上一众仆役出外去寻山攀岭，登临幽僻的高峻之处，寻幽觅胜。他亲自设计了一种木屐穿在脚上便于攀爬山道，在上山的时候就去掉木屐的前齿，下山的时候就去掉木屐的后齿，用来保持身体的平衡。他曾经从始宁的南山之中，一路上伐树开道，直达临海县而去，光跟随的仆人就有几百人。当时的临海太守王臔一见从山中突然冒出了这么多人，还以为是山贼造反，被吓得大吃了一惊，直到最后看见是谢灵运一班人这才安下心来。谢灵运便又邀请王臔一道出游，王臔不敢擅离职守，便拒绝谢灵运的邀请。有一次，谢灵运相约王弘之、孟靑等人到千秋亭去饮酒作乐，赋诗自娱，让人没料到的是，酒至酣处，谢灵运竟然赤裸身体高声地大喊大叫起来，他的这种放浪行为就让同行的文友孟青感到深深地不安与不能忍受，在回去之后，孟青就在其他人面前批评谢灵运，觉得谢灵运的行为太出格了，是不能够忍受的。谢灵运在听了之后，不无聊侃地自语道说：“我们自己大叫，跟别人有什么关系？”由此可见，谢灵运的一生，是率性的一生，是诗酒的一生，是山水的一生。
谢灵运自打小时候起，他的悟性就很高，读书也很是勤奋，他不仅博览群书，精通文章的要义，更善于写诗作文，这在当时的王公贵族子弟当中，是人之翘楚，莫不令人称羡。他笔下的文字美轮美奂，真称得上是“江左莫逮”，令人十分地景仰与羡慕。他十八岁时就承继世袭了康乐公的封号，史称其为谢康公、谢康乐。
晋安帝义熙元年，公元的405年，谢灵运二十岁时，出任了琅玡王、大司马司马德文帐中的行军参军，随后又改任太尉参军、中书侍郎等职。他一生喜好建造园林，游历山水。他经常与谢惠连、何长瑜、荀雍、羊璿之等人在一起以文会友，共赴山川河海之游，被时人称之为学界“四友”。
义熙三年，亦即是公元的407年，谢灵运遵从朝廷的诏令，改任抚军将军、豫州刺史刘毅的记室参军。也就是从那时候开始，谢灵运奉旨走进了豫章城里，来到了鄱阳湖上。古代的豫章，就是我们今天的江西省南昌市。其时，谢灵运的双足，就已经稳稳地踩踏和行走在了鄱阳湖区广袤的大地之上了。
自从谢灵运来到了豫章之后，他一直改变不了自己喜欢游历山川河湖的先天秉性，每每在空暇的时间里，总是一个人打马出城满世界里去游历，拟或是独自驾起一叶扁舟，直向大江大湖奔去，他愿意把自己的身体交给身边的大自然，将自己的身心尽情地放逐在美丽的大好河山之中，让自己得以能够静静地领略大自然的无限风光以及它美丽的容颜，聆听大自然那动人的心音。在那一时期里，谢灵运经常性地泛舟古老的彭蠡湖上，吟诗作赋，歌咏山水，寄寓自己内心的情感。他从心底里喜欢上了这天光水色招人醉，狂涛恶浪惊鬼神的泱泱大湖——彭蠡湖，也就是现代鄱阳湖的前身。
“山水不足以娱其情,名理不足以解其忧”,他寄情于山水,肆意遨游,并不光是为了游览山水胜景而自娱，他是为了追求内心短暂的适意,以便让自己的身心得到彻底的放纵。南朝刘宋的义熙八年，也就是公元的413年，刘毅因反叛朝廷，兵败后自杀而亡，谢灵运返回京都建康，改任秘书丞一职，这样算起来，他在豫章一共呆了五年。在这漫长的五年时光里，一方面，他乐游山水，寄情风物，因此也就没有受到刘毅的牵连而致影响了自己的仕途。另一方面，他有了充足的时间遨游彭蠡湖上，栖身在山水之间，与大自然做最亲密的接触，使得他从内心里真正喜欢上了眼前的大湖，这为他后来隐居彭蠡湖上，都昌城外的西山石壁之下，打下了一定的安居基础。
就在谢灵运返回建康的途中,在经过江州时,他下船登岸并在江州小住了一些时日。说是小住了一些时日，其实他在江州逗留了有一年多的时间。也就是他在江州逗留的那一段时间里，谢灵运曾经多次游历庐山,还在庐山西南边的石门涧内，筑造了一间精舍用来居住会友。显然，谢灵运并没有在庐山寻觅到什么求官为官之道,但时他却意外地获得了一位和尚的真诚的友谊。那和尚是谁呢？当然是庐山东林寺的慧远大法师了，与此同时，他还与他同时代的诗人陶渊明有了不少的交往，此事后话，容后再叙。
谢灵运不仅仅是善于将自然界里的四时美景，随意地嵌进他的诗里，还能够使山水在诗歌中成为独立的审美对象。他的诗歌创作，不仅把诗歌从过去“淡乎寡味”的深奥玄妙中给解放了出来，而且还加深了诗歌的艺术技巧与她的表现力，并逐渐地形成了属于他自己风格的一代诗风——山水诗派。这不仅在当，而且对后世也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巨大影响，直至今日，人们尊崇他为中国山水诗派的奠基人与开山鼻祖。
谢灵运的山水诗，大部分是他任永嘉太守以后所写。这些诗，以富丽精工的语言，生动细致地描绘了彭蠡湖以及永嘉、会稽等地的自然景色。
谢灵运诗歌的主要特点是鲜丽清新。例如《南史·颜延之传》记载：“延之尝问鲍照己与灵运优劣，照曰：谢五言如初发芙蓉，自然可爱；君诗若铺锦列绣，亦雕缋满眼”。还有，惠休上人也曾经说道：“谢诗如芙蓉出水，颜如错彩镂金”；南朝的文学批评家钟嵘评价谢诗说：“名章迥句，处处间起；典丽新声，络绎奔会”；南朝时期的梁朝皇帝、大文学家萧纲也曾说过：“谢客吐语天拔，出于自然”。
在那一时期里，人们已经对那些“淡乎寡味”的玄言诗读得厌烦了，甫一接触到谢灵运诗中的山姿、水态与典丽的新声时，自然会感到异常的清新素洁、自然可爱。关于谢灵运诗歌的“自然”状态，唐代的释皎然就曾经说过，谢灵运诗的“自然”性，他既不同于李陵、苏武的那种“天与真性，发言自高，未有作用”的自然书写，又不同于曹植等人那种“语与兴驱，势逐情起，不由作意，气格自高”的自然吐纳，而是“为文真于情性，尚于作用，不顾词彩而风流自然”的自然宣泄。以此来达于自然的自然，这正是谢灵运诗歌的过人之处，也是他开启一代新诗风的关键所在。明代的史学名家王世贞曾经这样评价谢灵运的诗歌，谢灵运的诗“至秾丽之极而反若平淡，琢磨之极而更似天然，则非馀子所可及也”。
谢灵运在步入仕途之后，曾经有过两次隐居世外的经历。第一次是在他38岁那年。宋永初三年，即公元的422年5月，宋文帝刘裕卒，太子刘义符即位，是为少帝。谢灵运等受到当朝权臣徐羡之、傅亮等排挤，离京出守永嘉。同年七月，离京往永嘉途中曾绕道回故乡始宁小住。于7月23日抵达始宁，逗留数天后，即折返钱塘，经富春、桐庐、七里濑，再折回南至东阳郡的长山，即今天的今金华市，而后从陆路到达青田溪，再乘船至永嘉，那已到了8月12日了。这一阵的行踪有谢灵运的诗作可以佐证。他这次的绕道而行，说明当时的会稽与临海两郡之间，陆地上的道路并不顺畅，行走起来很是艰难。加上他这次回乡的时间很短，还说不上是真正意义的避世隐居。而到了南朝刘宋的景平元年那一年秋天，亦即是公元的423年的秋天，一直到至元嘉三年，即公元的426年秋天，这是他的人生中的第二次隐居过程，时间竟然长达三年之久。
那一年，谢灵运在永嘉的太守任上还不到一年，却因“出守既不得志，遂肆意游遨，遍历诸县，动逾旬朔，民间听讼，不复关怀。所至辄哟诗咏，以致其意焉。仅仅在郡所呆了一周左右的时间，便向上称疾，挂冠卸职而去。”在辞职的当下，他就买舟而去，浪迹在江河湖海，大地山川之间，寻幽觅胜，寄情山水，乐哉悠哉，好不快活。
这一次的挂冠避世隐居，谢灵运是去了哪里呢？原来，他是去了远在豫章西北的彭蠡湖上，都昌古城南门外的西山，在西山的石壁之下，筑庐而居，盖起了一间叫做“石壁精舍”的茅屋隐居了下来。
谢灵运为什么选择来彭蠡湖隐居呢？这当然是有原因的。谢灵运在豫章的那些日子里，就看准了眼前的彭蠡湖，觉得这是一处绝好的山川形胜，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地方。自从他离开豫章之后，彭蠡湖的山水形胜就从来不曾离开过他的心头，总是在她的心头萦绕。他在想啊，如果有朝一日它真的离开了仕途，就必定来这彭蠡湖上隐居度日。更何况在他离开豫章的南朝永初2年，也就是公元的421年，彭蠡湖上曾经发生了一次骇人听闻的大劫难——鳌鱼翻身，他曾经熟悉的鄡阳与海昏两个县治都尽皆沉没于水中，他真的很想去看看彭蠡湖上的情况，他很想再去了解一下彭蠡湖的近况，于是，他就那样子地来了，一人、一船、一帆、一桨、一橹、一篙地就驶进了彭蠡湖，来到了西山的涧谷之内。
谢灵运进入西山之后，他选择了一处位于石壁精舍西侧的高台，精研史册，读书繙经，被后世称之为谢灵运的“西繙经台”。时而带上书籍，驾起一叶小舟出湖去，到一河相隔的对岸南山上的南山寺里与长老们一道打坐，诵经参禅，只不过，他大部分时间都是坐在南山寺外的一处高台之上，用来读书繙经，因此，南山上的这处高台就被后人称作谢灵运的“东繙经台”。可惜的是，都昌西山已在前几年被当地政府开发为“滨水西区”，那些曾经遗留下来的，瑰丽的宝贵文化遗产被当代的宏伟政绩给损毁殆尽，再也找不到当年的痕迹了。值得欣慰的是，谢灵运当年读书繙经的东繙经台还在，当地政府还在繙经台上新建了一座碑廊，曲折蜿蜒，古色古香，碑廊内陈列了自南朝以降，唐宋元明清，历朝历代的碑刻几十块，是整个都昌南山风景区内一处不可多得的人文景点所在，是值得大家去欣赏的。
这有他的诗作《石壁精舍还湖中作》为证。
翻开康熙版的都昌县志，我们不难读到谢灵运隐居西山期间做的《石壁精舍还湖中作》这么一首诗，诗曰：“昏旦变气候，山水含清晖。清晖能娱人，游子澹忘归。出谷日尚早，入舟阳已微，林壑敛暝色，云霞收夕霏。芰荷迭映蔚，蒲稗相因依，披拂趋南径，愉悦偃东扉。虑淡物自轻，意惬理无违，寄言摄生客，试用此道推”。
从这首诗中来看，我们不难看出谢灵运是在早晨从西山轻盈地摇着小舟出来，在山水如画的风光里，在明亮的太阳照耀下，欣赏着鄱阳湖上迷人的翠荷、红花，青绿的水草依依，他怀着愉悦的心情，驶过两山间的河道，然后离船登岸，顺着南山的小道去山腰的繙经台上释卷繙经。等到天近黄昏的时候，他惬意地收拾好带来的经书，放下心头所有的尘念，又驾起小舟回到西山的石壁精舍中去。“披拂趋南径，愉悦偃东扉”这句，恐怕就是对其来往两山之间最好的明证了。由此可见，谢康乐醉迷在鄱阳湖上的山水之间，醉迷在鄱阳湖上，过着淡然恬静的隐居生活，读经写诗，吟咏山水，卷释经详，是何等的悠游和超脱啊！难怪他能如此痴迷地游走在山水之间，与天地山川融为一体，成为了山水的灵魂，所以，也就更不用说，他的诗作以山水见长就是得自天成的事情了。
谢灵运在西山隐居期间，还经常驾舟去庐山，跟当时隐居在庐山的陶渊明交往以及庐山东林寺的名僧慧远法师交好，随之与慧远法师成了化外的忘年至交好友。尽管慧远法师比谢灵运大了四十多岁，但是，他们两人还是在性格上很投缘的。慧远圆寂后，谢灵运特地写了一篇祭悼慧远的铭文：《庐山慧远法师诔》，借以表达他内心对慧远法师的景仰之意和崇敬之情。
从诗歌发展史的角度来看，魏晋与南朝是分属于两个不同的阶段和时期。魏晋的诗歌上承汉诗，总体的诗风是古朴的。而南朝时期的诗歌，则一改魏晋的古朴滞涩，开始追求起声与色的效果来。正是因为诗歌艺术的这种转变，当时就是从陶渊明与谢灵运俩人诗作当中的差异开始的，所以，我们可以这么说。陶渊明应该是承继魏晋古朴诗歌的集大成者，而谢灵运却是另辟了一条蹊径，开创了南朝时期，具有其鲜明特色的一代新的诗风——山水诗派，奠定了他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成为山水诗派鼻祖的基础。
谢灵运前期的诗作，不像陶渊明的诗作那样，以写意为主，注重物我的合一，表现出一种整体的自然美，他注重的是对山水景物的描摹刻画，而这些山水景物又往往独立于诗人的性情之外，因此他的诗歌往往就很难达到陶渊明诗的那种情景交融、浑然一体的境界。在结构上，谢灵运的山水诗大多是先写出游，后写所见所听，最后才来发一些议论或感慨，就如同一篇篇的旅行笔记，因此，便常常在诗的结尾处留下一条长长的令人悬疑的尾巴，影响了整个诗作的意境与深度。他著名的《登池上楼》诗作，就是其中的明证。
及至后期，他尽量捕捉山水景物的客观美，不肯放过眼前的每一个细节，并不遗余力地将它们勾勒描绘，力求把捕捉到的风光一一真实地再现出来。如其在《入彭蠡湖口》一诗中，对自然景物的观察与体验就十分细致，刻画的也相当精妙，描摹动态的“回合”、“崩奔”、月下哀狖的悲鸣之声、“绿野秀”与“白云屯”那鲜丽的色彩搭配，无不给人以深刻的印象。
《入彭蠡湖口》这首诗，是诗人作于元嘉八年，也就是公元的431年，他在经彭蠡湖去临川赴任的旅途上上所做的。诗曰：“客游倦水宿，风潮难具论。洲岛骤回合，圻岸屡崩奔。乘月听哀狖，浥露馥芳荪。春晚绿野秀，岩高白云屯。千念集日夜，万感盈朝昏。攀崖照石镜，牵叶入松门。三江事多往，九派理空存。灵物郄珍怪，异人秘精魂。金膏灭明光，水碧辍流温。徒作千里曲，弦绝念弥敦”。
彭蠡湖，就是我们今天的鄱阳湖。湖口，为鄱阳湖与长江交汇之处。《尚书·禹贡》载，湖口，古称三江口。古书对湖口水势的记载有“三江既入”、“九江孔殷”等说，由于地貌的变迁，加以传说误谬，三意为九，本费疑猜，而具体所指，莫衷一是。于是，关于三江口的种种的传说便应运而生。鄱阳湖口，这本是人们发思古之幽情的好地方，加以流水吞吐，水道繁复多变，更是呈现出一派奇异的壮丽景观，于是就催发了许多的文人墨客千百次地吟咏，谢灵运的这首诗，就是其中最早也是最优秀的诗章之一。
《入彭蠡湖口》这首诗，是谢灵运作于南朝刘宋元嘉八年，也就是公元431年的。那一年，谢灵运在由京城建康赴任临川内史的途中，舟行穿过鄱阳湖有感而作的。此前，会稽太守孟顗诬陷谢灵运在浙江聚众图谋不轨，有意造反。谢灵运亲自赴京上诉为自己申辩，宋文帝知道谢灵运是因为常常带着一大批的人游山玩水，得罪了地方上的官员，被人陷害，便没有治罪于他，反而将他留在了京城。一年之后，便将谢灵运外放江西，给了他一个临川内史的官做。其实，这内里含有宋文帝驱虎离山，断其根本之意。谢灵运对宋文帝这种“明用暗防”的做派，是了然于心的。他先前的两度归隐，早已使他的内心悲愤难平，今天又横遭驱逐，内心自然是怨恨愈深，所以，他就从离别石首城开始，一路吟诗不断。他所做的《初发石首城》、《道路忆山中》等诗作中，他均以遭谗而被流放的屈子自喻，等到他的船一进入了彭蠡湖口，内心的潮涌与湖上的波涛产生了强烈的共鸣，遂铺开纸来，用手中如椽的雄笔，总揽入湖以来看到的三百三十里景物，一挥而就，抒发自己内心满怀的忧愤。
纵观这首诗，从表面上来看，诗人对日复一日的水上旅途已经厌倦了，他为什么会厌倦呢？因为那变幻不定，莫可理究，凶险难测的前途令他寒心了。他再也不想在出世与入世之间，在是是非非当中，在宦海风波之内徘徊穿梭了。这颠倒的世界，莫名的是非，他再也无意更无力去于探究其中的奥妙了，于是，他端坐船头弹奏起了愤懑哀怨的《千里别鹤》古琴曲来。“黄鹤一远别，千里顾徘徊”，他清醒地认识到，自己已经到了该做永远归隐之计的决断时候了，但是，他心中的那一点文人情愫与情怀又没能够真正泯灭下去。内心劲涌的潮流催动他的手指，紧拔琴弦，希望借琴音来一洗心头的烦躁。突然，只听得一弦骤断，鄱阳湖上万籁俱寂，唯有他那无尽愁思在湖天之间回荡。《入彭蠡湖口》这首诗，可以说是代表了谢灵运山水诗歌的最高境界。
纵览谢灵运的诗作，三十八岁前的作品尚未形成他自己明显的独特风格。直到永嘉受贬后至二次归隐的近十年里，他常以幽愤之情，暗合山水清音，开展自己的诗歌创作，逐渐形成了具有其独特风格的诗歌流派，确立了他山水诗派鼻祖的崇高地位。谢灵运善于在清森的物象交替中，巧妙地将感情的变化隐隐地传递出来，达到意脉贯通，夭矫连蜷，炉锤谨严，曲屈精深，典丽精工的效果。但有时，稍嫌过细，状物时过与凝练，用典时又太过于直白，理语过多，读来让人有滞重之感。缺少了杜甫、韩愈等人那种大开大合，变化洒脱的气魄。不过，他的这个弱点在二次归隐后的创作中有所突破。至此诗时，则已明显见到杜、韩诗作中的影子。
谢灵运先前的诗作，虽然早已突破了古人即事生情的樊篱，但他总是借一地之景而抒积郁之情，探玄冥之理，显得边幅较狭，大气不足。而《入彭蠡湖口》这首诗，则以二十句之数，总揽入湖三百余里诸多景观，以少概多，边幅广远是其前所未有过的，也因此显得比之前作品疏朗空灵，境界高远了。
人们常说六朝的诗歌，只有到了齐、梁时期谢朓的诗才初逗唐音的话，那么，谢朓对唐人的影响，应该不是很大，这我们可以从唐代的诗歌创作风格上来分析，受谢眺影响最深的人也只有王维和孟浩然那一支了，如若说到能够使用大量的诸多艺术表现手法来进行诗歌创作的诗人，比如说与杜甫、韩愈一派的大诗人来说，对他们影响最深的，那就是非谢灵运莫属了。
在谢灵运之前，中国的诗歌创作是以写意为主，陶渊明就是一位写意的能手。他的生活是诗化的，感情也是诗化的，他写诗不过是自然的流露。因此，他在创作中就无意于模山范水，刻意地追求什么，只是将眼前的景物融合为一时的心境就可以了。而谢灵运则不同，鲜明的山姿水态，在他的诗中占据了主要的地位，摹写物象，在他这里得到了极致的发挥。“极貌以写物”成了他主要的艺术追求。
谢灵运哪些垂范后世的佳句，无不显示着高超的描摹技巧，其语言的工整精练，境界的清新自然，犹如一幅幅鲜明的图画，从不同的角度向人们展示着大自然的绝色美。尤其是他那句“池塘生春草”的诗语，更是意象清新，天然浑成，深得后人赞赏。李白、杜甫、王维、孟浩然、韦应物、柳宗元等唐代的诸大家，都曾取法于谢灵运，学习他的诗歌创作技巧。
李白就曾经专程来鄱阳湖上瞻仰谢灵运的石壁精舍。瞻仰过后，他写了一首《入彭蠡经松门观石镜缅怀谢康乐题诗书游览之志》的诗。诗是这样写的：“谢公之彭蠡，因此游松门。余方窥石镜，兼得穷江源。欲将继风雅，徒清心魂。前赏逾所见，后来道空存。况属临泛美，而无洲渚喧。漾水向东去，漳流直南奔。空蒙山川名，回合千里昏。青桂隐遥月，绿枫鸣愁猿。水碧或可采，金精秘莫论。吾将学仙去，冀与琴高言。”
我们不难从诗中读得出来，李白正是因为有了谢康乐在鄱阳湖上的吟山咏水的缘故，他才有了一来松门游历的趣兴。那他到鄱阳湖上来看什么呢？他当然是来看谢灵运隐居时的石壁精舍呢。那天，他独自乘坐一叶扁舟，从庐山脚下的星子登船离岸，一路从鄱阳湖的北湖入江水道，逆流而上，来到了松门山岛对岸的都昌西山之下，在弃船登岸之后，李白寻踪觅迹地在大山之间到处找寻谢灵运隐居时筑造的石壁精舍，并在精舍内作了长时间的逗留。“余方窥石镜，兼得穷江源”以及“吾将学仙去，冀与琴高言”等等的诗句，就是他在精舍内外以及精舍附近流连徘徊时的真情感喟。由此可见，正是因为有了谢灵运隐居都昌西山的缘故，才使得鄱阳湖及其都昌，在诗仙李白的心灵深处占有了一个十分重要的位置。
不过，由于谢灵运在诗歌创作过程中过分地追求新奇的效果，这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语多生撰，非注莫解其词，非疏莫通其义”的弊端。但尽管如此，谢灵运的诗歌，还是正如钟嵘所说的那样，“譬犹青松之拔灌木，白玉之映尘沙，未足贬其高洁也。”谢灵运的诗，不仅在当时引起了轰动，而且对后世也有着深远的影响。唐代的释皎然称谢灵运的诗是“诗中之日月”，“上蹑风骚，下超魏晋”，虽未免有些过誉，但谢灵运毕竟为山水诗的建立和发展做出了杰出的，不可磨灭的贡献。
从陶渊明、谢灵运的诗风转变，正是反映了南朝时两代诗风的嬗变。如果说，陶渊明是结束了玄言诗一代诗风的集大成者的话，那么谢灵运就是开启了一代新诗风——山水诗风的首创者。在谢灵运大量创作山水诗的过程中，他为了适应表现新的题材内容、形式以及新的审美情趣，出现了“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和“性情渐隐，声色大开”的新特征。他的这一新的特征便伴随着中国山水诗的发展而出现了新的创新气象，这新的特征就成为了“诗运转关”这一过程中的关键因素，深深地影响了整个南朝时期的一代诗风，成为了南朝诗歌的主流风格，并且对后来的盛唐诗风的形成，也具有十分积极的引领意义。自谢灵运之后，山水诗风逐渐在南朝形成为一种独立完整的诗歌流派并日渐兴盛起来。
刘宋文帝元嘉八年，也就是公元的431年，谢灵运出任临川内史。但是他上任之后不理政务，每日出游在外寻山觅水，揽幽探胜，这就被一些地方上的官员给纠缠住了，大家都建议要治他的罪。
谢灵运不服气，反而把有关纠缠并状告他的官吏给扣押了起来，并赋诗一首曰：“韩亡子房奋，秦帝鲁连耻。本自江海人，忠义感君子。”谢灵运在诗中将刘宋王朝比作是暴秦政权，并以张良、鲁仲连自比，暗示要像他们那样为被灭亡的故国复仇雪耻。她的这种行为和言论，越发加重了他身上的罪行，因此，被朝廷赦免死罪给流放倒广州去。
在流放广州的途中，谢灵运暗地里派人找到以前的同事薛道霜，出钱请薛道霜给帮忙置办一些弓箭刀盾等的兵器放在那里以备应用，然后，又叫薛道霜在乡村中在募集了一些身体比较强壮的男子，去三江口把他给救出来。可惜的是，那一次援救谢灵运的行动失败了，反而被人将那件事告发到了朝廷，宋文帝震怒。因此，谢灵运刚一到广州，便又接到了朝廷的公文，说他犯下了不可饶恕的叛逆之罪，把他给就地正法了。谢灵运被处死时，年仅四十九岁。谢灵运曾在临死之前做了一首绝命诗：“龚胜无余生，李业有终尽。嵇公理既迫，霍生命亦陨。凄凄凌霜叶，网网冲风菌。邂逅竟几何，修短非所愍。送心自觉前，斯痛久已忍。恨我君子志，不获岩上泯。”
从此，中国诗坛上的一代文豪，犹如一颗闪亮的流星，在历史文化的天空里划过一道短暂而特别耀眼的光芒之后，倏然而逝。
晋宋之际，鄱阳湖地区就是我国山水诗的策源地之一。《入彭蠡湖口》一诗中的“三江”,“九派”指的就是今天的九江市那一带，关于这些地方名字的由来，历来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谢灵运在舟行途中应该是没有心思去细究的。“攀崖照石镜”，指的是诗人先前曾经攀登游览过庐山的石镜峰。因为在石镜峰下，谢灵运的曾外祖父王羲之任江州刺史时，就曾在那里筑有住宅的。当时，他见峰、崖在望,便倍加感到亲切，所以，他就特意将石镜峰写进了诗中。说来也怪，自从谢灵运赋诗石镜峰以后，石镜峰便成为了山南的一处胜景，历代的游人墨客纷至沓而来，和谢灵运似有同样遭遇的唐代大诗人李白，就曾登临此峰,并留下了“闲窥石镜清我心,谢公出处苍苔没”的诗句。
“因知康乐作,不独在章句”。这是白居易在评论谢灵运的诗歌时所说的话。谢灵运写《入彭蠡湖口》这首诗肯定是有所寄托的，从诗中铺陈的线条来看，谢灵运把自己寻求灵异，怅然捻怀的心情，表达的直白无遗,“徒作千里曲，弦绝念弥敦”。他在旅途中借助丝弦管乐来解除心中的郁闷，倒落得个“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更愁”的结局，这使他意识到自己所预感的那种致命的危险就要向他袭来了，这才是《入彭蠡湖口》这首诗的弦外之音，诗外之言啊。果不其然，谢灵运在这次离开庐山之后，还不到三年的光景里，就被他的那些政敌们给罗织了不少的罪名，杀害在了广州的街头上。而尤为令人值得叹息的是，中国文化史上这位山水诗坛巨星的过早陨落，实在是中华民族文学艺术事业上的一个极大的、无法估量的损失，在后人们的心理，留下了无法言喻的伤痛。
尽管，谢灵运隐居西山时的石壁精舍遗址被毁坏殆尽了，但是今天的都昌人，在风景秀丽的南山，离东繙经台不远的一处高台之上，新建了一座金碧辉煌、六面八角的七彩玲珑宝塔——灵运塔，伫立在南山之巅，傲立在鄱阳湖上，昭示着中国的山水诗风，是从这鄱阳湖上给催生起来的，她吹遍了神州大地上的每一个角落！谢灵运，在诗意的国度里，不愧是中华文化历史变革进程中，一个熠熠放射出万丈光芒的名字，而且是一座永恒的文化坐标，一枚永远不朽的文化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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