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亮心中的圣灯
◎刘章高
每个人都有心中所想，不管他想的是什么。能不能实现是另回事，一要看他想得狠不狠，二要看外因条件是否合适。所谓“我什么都不想”，那是极大的谦虚，或者是不可告人。
我想，小时候就想，一直想到青年：也能成个作家，也能有文章入书。
在衣食不保的年代，在如坐针毯的岁月，不求生存想作家，显然是疯子。
后来，有了工作，就没日没夜地忙着任务。县乡两个婆，一只泥巴碗生怕被甩破。能扒下耕点“自留地”，像小偷似的躲躲藏藏。又以为作家需要罗贯中西，稍有点空又拼命看书，等胀饱了才有资格。
现在回想，假如我有“知青”集体落户的“优越”条件，说不准我也成了都昌的“刘心武、贾平凹”之类——我心中文学的圣灯并不比他们暗淡，天赋并不比他们愚钝。
我蜇伏着，磨砺着。无论多么艰难，甚至惨绝，我始终没有放弃，哪怕是写些随笔。在政治生命乃至物理生命命悬一线的日子，我偷偷地记着日记；为防查惩，在每篇结尾都贴上一句很“革命”的口号；唯恐抄家，我把它藏在墙斗内；又怕老鼠撕咬，拿出来用塑料布包几层埋到菜园的高墩里，上面种菜……在二十岁的年头，我的“作品”已叠至百多万字，堆起几十公分高。
如果我把它当作他人之物，现在翻读，那是文物，是不可再造的历史记实，是滴着殷殷血泪的感情文字——似是奇异少年才有的胆略和眼光。
没有这样的初衷，就没有后来的延续。
我青少年家里很穷，穷得用“狗屎篼”（最粗糙的篾箕）装饭，零下十三度无棉衣读书，一双手年年冻成了脓血皮肉一片糊。但我快乐着，我是在读书。我家有别人比不上的书多，清朝、民国、共和国，祖辈、父亲、我兄弟，代代厚积。连母亲箱里，一本厚厚的十六开大书，也从清末一直陪到她寿终。我从没为穷困自卑，总以书富自喜。
家风有惯性。我公公是清秀才，家里还有一顶带翎子的“功名顶”；我没看到爷爷，但看到爷爷写的一叠线装本书，三十二开，竖行，十几本，全毛笔小楷，如刊印一般，没一个改字。父亲民国没读上大学眼睛坏了，他给子孙留下了“家可破子学不可废”的家训。他力尽艰辛做到了，我也举鼎绝膑做到了，相信我的后代也会做到的。
在“下海”的日子里，我把个人的写作扩展为全家写作，创设了厚厚的大开本“家庭驿站”、大厅“家庭言论板”，让大家开放地、自由地表达对大千世界和亲人之间的多维思想。这种创作，明显地揉进了文学因素。外人来订货，品味各具独到的见解，赞曰“一家儒商”。
虽忙于商务身不由己，但我依然挤出点滴时间记下原生态的凡此种种。我知道，再好的记性不如烂笔头，即时的记录和感受，是后来无论如何追忆和塑造不能复原的。
“文革”之后，我率领我的儿女，一步步走出去了。从岛山到土塘、到天津、到闽粤、到海南、迁九江，一次次远涉和搬家，多少书籍衣被生活生产经营用品都丢了，唯独写作札记十万里长征永不丢！
在生活条件具备后，我不想赚钱了，不想把人生做金钱的奴隶。我还是归正首丘，享受文学的快乐。
面对千万字的成品、半成品、随笔、草料，我心潮翻滚，有痛心，有婉惜，有烦恼，有感谢……正如《红楼梦》说：一生心血凝成字，不为玉堂金马登高梯。
没有它，就没有今天的《紫墨红尘》。
它之所以能一版、再版，且为出版社公费出版，国内外发行，正是看到它的历史价值和社会意义。我预料，它的颇受关注要在三十年后。
命运的坎坷，使我进入梦想的殿堂迟到了。但也正因为坎坷，才让我有了坚实的后劲。
我是从都昌文化中走出来的，但与都昌许多文学者接触不是很多。前段没有“大作”说话，中段又背井离乡，后段又迁离都昌。我以文学的面孔今在都昌出现似乎是突然从土里蹦出来的。以致有人把我的前作剽窃、抄袭为己文，屡屡转发而不署原创（如郭沫若与李伯农李幼农，“非遗”项目都昌鼓书，鄡阳文化考证等等），以为他不在这个园子里了。其实，所有偷菜盗果的事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我是看重故乡人的面子，扒不下脸皮。但愿以后再不要做这些偷鸡摸狗的下作，尊重别人的劳动，为都昌文化营造和谐洁净的环境。
现在主编《湖光》杂志，虽然分出我不少精力，但把都昌的文化、都昌的骄子推向了全国，受到广泛的赞赏，便觉得也是为故乡做好事。
花甲之后，我非常惜时，想趁创作高峰时多写些东西。我写了多年的散文，现在想装下更大的时空更丰富的思想，于是转写长篇。退休前后，已出了五本书，近著另一长篇小说已脱稿。待后让出版社出版，下一个长篇早已在胸中涌动。我舍不得抽出百分之一的精力去宣传自己的作品，我不知道我这创作旺势能持续多久，故重当下的每一天。
我乐见后浪推前浪，崇模季羡林的老年高产。我为许多的粗制滥造而冷眼，也为传统文化的衰败而忧心。我坚持严肃负责的写作态度，珍惜每况愈下的纸质读者的感情，不要浪费出版资源。
文学创作本是个体行为，古今中外的许多名著都不是集团作为。我每年收到笔会、论坛、征稿、授名等各种邀请书尺多高，不少打着国字号和国际号，看上去挺荣耀的。但我知道，无非是将银子换个小牌加块玻璃。只要你参加，每赛必有奖。那些个书你送人又显得卖弄，放书架又占了空间。行内人都知道这个游戏规则了，我玩了一次就作罢，管他冠以什么“长”、什么“家”，自知该在什么位置。“四大名著”、巴金的巨作得了什么奖？邓丽君还看到那个奖就拒绝了。作品的高度不以奖名的亮度而衡量。我劝大家别分神，只顾静静地独自给心中的圣灯加油。
文学一旦与金钱联姻，原质就变了。没有利欲的创作是纯真的，怀着利欲而写就必然要为迎就什么而离开文学的本质，不负责任地写瞎话写歪理。选择文学就注定难富，前例太多了，偶富者必是背叛了文学。文学创造的是精神而不是物质。宋朝作文学能升官，今代做生意能发财，字画有人买，没人买文章，书店卖书作者得利不及捡破烂的劳资。事先想好了，再上场，但还总有人为之痴情。为什么，人生的价值观不同，就怪那魔力般的圣灯忽闪忽闪……
我愿与都昌文友共勉：丰富自己的阅历，守住文学的定心，让心中的圣灯亮出故土，映照更广阔的世界。
2016.5.15
刘章高作家，原籍都昌土塘镇，现居九江，共和国同龄人。著作颇丰，体裁广泛，多作获全国奖，编入各种选本。高级职称，全国先进文化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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