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许文华的小说《湖殇》文体的思考
时下的中国文坛颇有些喧吵，稀奇古怪的事情就像是懒锅炒里的豆子，时不时就爆出一件两件来。有男诗人竟然要当众全裸着朗诵自己的大作；有大作家为讨个说法而沿街乞讨；一会儿有人说文学已经死亡，惹出一串争吵；一会儿有人说文坛是狗屁作家是牛逼，又引出一番叫骂；甚至还有一个所谓的八零后作家放出向某电视主持人求婚不成就去裸奔的厥词……这些稀奇有文坛怪事，假若冯梦龙在世，一定能编出惊世骇俗的新四言五言，如果凌濛初重生，说不定人们就能读到更为惊奇的六拍七拍。这么些文人这么的闹腾着，其目的那是路人皆知的司马昭之心，无非是市场经济之下他们的作品没人读没有买，他们喧哗就是为了引起公众对他们的注意，以便能多卖几本书多赚几块钱稿费。
写得好好的书怎么就没人买了呢？有人说是现在的书卖得太贵了，人们买不起。其实，拿现在的书价与工资收入与曾经的书价目与工资相比，现在的书应该算是便宜的。于是又有人说现在的人不爱读书了。那我们可以想想，那些古典的现代的中国的外国的名著一些出版社怎么又一遍又一遍的再版重印呢？有人说，那些都是名人写的，现在的人们闹腾着不就为的是增加些名声么？或许，这些说法都有些理由，但我们不仿再思考一下，就是那些名人——特别是现代的名人，为什么他们的著作也是有些能一版再版，而另一些在所谓的横空出世后就躺在书库中蒙灰压尘？答案只有一个，只有真正好的的才能让人们爱读，好的作品才会有长久的市场。
什么样的作品才算是好作品？很多人认为这个问题得由评论家们，特别是著名评论家们说了算。其实不然，这个问题毛泽东早在几十年前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就给出了近乎真理性的答案，那就是广大群众喜欢的作品那才是好作品。描绘了群众的生活，说出了群从的心声，能引起广大群众思想共鸣的作品自然就会被人们传颂，而那些显示作家水平高深思想前卫的这派那派，这主义那主义的东西无论评论家们说得怎样的天花乱坠，而广大群众看不懂，他们就会置之不理。
当然，那些有悖于伦理道德法律的，带有精神毒品性质的，迎合某些人低级趣味的东西无论怎样的有市场，那也是不能推崇的。
读许文华先生的长篇小说《湖殇》，就我个人的感觉这是一本好书，理由之一是《湖殇》这篇小说读起来很方便很流畅，不像有的小说让你读了上万字还不知道说了些什么要说些什么；理由之二便是《湖殇》就小说文体进行了意向性的探索与创新，他让读了这篇小说的人们觉得写一篇小说应该不算是太难的事，有些跃跃欲试写篇小说的欲望。
广大群众的精神食粮在今天已经品种丰富，而经济腾飞和出版业的发展使著书立说不再是某些专家的特权，勾起今天的人们写小说的欲望这一点很重要。这对于今后的文学发展，特别是一些地方性的文学发展似乎都有很重要的意义。
回顾一下中外文体的发展史，我们不难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一种文体经过高度繁荣之后，势必会被另一种文体取而代之。比如唐诗与宋词，元曲与明清小说。这是因为，一种文体发到一定的高水平就会制约其自身的继续发展，或许，这就是某些作家发出文学已经死亡这样感叹的症结所在。以唐诗为例，李商隐和杜牧的诗写得够好了，但因为前面已经有了李白与杜甫，他们便只能被称之为“小李杜”，那些才华不如李商隐和杜牧的，想写出一鸣惊人的东西，自然就转向了其他文体，这时的宋词便繁荣昌盛起来。
所以，一个作家对文体的选择，最好不要强迫自己去赶热点趋时髦。海外文学的水平已经够高了，你一个没出过国门的作家就别去冥索苦思凑那份热闹了；伤痕文学已经硕果累累了，即便你能开出一朵小花也无法在万紫千红中引起人们的注意。
伤痕文学写的是文革，那么文革的历史我们还能去写吗？这个问题许文华先生的《湖殇》给出了一个答案。任何一段历史都可以作为作家笔下永远的题材，但在文体上你必须改变，必须进行探索与创新。
《湖殇》与“伤痕文学”有些相同，都是写知识分子，都是写接受履行，但《湖殇》与“伤痛文学”是两种不同的文体。就像摩罗的小说《六道悲伤》的主人公张钟鸣一样，《湖殇》的主人公徐振华是生于鄱阳湖长于鄱阳湖的知识分子，他们都从故乡走出去了，而文革中他们又回到鄱阳湖接受暴风雨的洗礼，这便是《湖殇》与“伤痕文学”的最大区别。在“伤痕文学”中，知识分子是从大都市走向偏僻的乡村，文化撞击是他们的情感主线，在《湖殇》中没有城市文化与乡村文化的撞击，有的是小说主人公饱受苦难之中时对家乡的满腔热爱与思念之情，他们在承受痛苦的同时，希望以自己的行为改变家乡的面貌。引用小说中的一首小诗可以证明：
窗外星疏夜已凉，桂花枝上露凝霜。
长躯载我来千里，异域思亲又一方。
书系秋鸿飞赣北，心随明月到鄱阳。
即从江水渡湖水，绕过庐山抵故乡。
或者可以说，知识分子走出家乡后，十年动乱中他们又回来了，从而经历了一系列的故事的小说是一种新的文体。
小说文体的概念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四种：文体是语言技巧的运用；文体是主观情感的注入；文体是描写情景的制约；文体是内容与形式的融合。
《湖殇》在叙述故事情节的发展时，作家采用的是作者与小说主人公情感密切融入的激情书写，这似乎有些古典主义的味道。现代小说理论主张作家的非人格化，回避对道德和情感作出评价，于是许多现代作家倡导中立、公正与冷漠的写作，但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韦恩·布斯在他的《小说修辞学》中认为：作家在写作中绝对中立是不右能的，因为作家对材料和事伯的取舍就包含着一定的倾向性，追求中立可能导致作家个性的毁灭和作品风格的消融。事实上，很多现代派作家在写作中为了追求品味和为了所谓的高度而故作冷漠写出来的作品，使群众性读者在阅读之时看不出主题，读不懂情节，从而放弃对作品的阅读。现代众多的文学作品中，一些作品能被评论家激情赞誉却没有广大的阅读市场，很可能就是这个原因。
《湖殇》的这种激情书写很普通，是一种文体的回归，但能吸引读者，能激发读者的阅读兴趣。从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有所提高的回归也是一种创新。
从“文体是语言技巧的运用”这一小说文体概念出发，我们便能发现许文华在小说《湖殇》中进行的文体探索。小说语言是文体风格的重要载体，《湖殇》让读者在阅读时感受到作家丰厚的语言文化底蕴。首先，以韵律诗为代表的诗歌语言对小说风格的形成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这种风格表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以诗明志这一文化现象，诗歌对表现主人公的聪明才智、坎坷遭遇、精神情感等方面意义独到。电影语言的广泛运用是《湖殇》的又一特点，电影蒙太奇等叙述方式丰富了小说的语言表现力，这大概得益于作家早年就读电影学院和八十年代许多作家们在电影剧本创作上花了一番功夫。小说中的文言文也得到作家摩罗的好评。《湖殇》的丰富语言给读者形成的阅读冲击，使读者更深刻地感受到小说中的故事就是发生在阅读者身边，《湖殇》通过奇特化语言再现了曾经的那个岁月中发生的，却因为人们的无意识状态出现的自动化反映而被忽略的历史事实，引起读者对往事的回忆和情感共鸣。《湖殇》在语言奇特化这一形式主义的文体风格上有了重要创新。
说到《湖殇》的语言似乎有一点复古倾向时，我便想起另一个问题。发生于上个世纪初期的中国新文化运动中倡导使用白话文，文言文与传统文化一起受到抨击。这一改革以文化青年为主力军，且非常适合只识些字而没有经历规范教育的广大群众而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完成了。在这一过程中及以后的文学作品中，对旧文化的弊端揭示批判有之，对新文化的褒扬赞誉有之，但我们似乎很难找到白话文与文言文完美结合灵活运用，叙述这一历史时期经历的文作品。从小说文体的另一种概念——文体是内容与形式的融合出发，《湖殇》这种用多种语言——不同时期的主体文学语言来叙述发生语言变更时期的人物故事的文体风格，也是一种文体的创新探索。
就文体这一角度，许文华先生的《湖殇》有许多的创新。这些创新的生命力如何呢？我不敢肯定却持乐观的态度。我以为《湖殇》的这种文体形式——或者说是文体雏形吧，他的简洁明了，易懂易学可能对更多的暂时还算不上作家的喜欢写些东西的人产生深远的影响。如果我们用文体发展的历史观点来认识，这种文体很可能像唐诗时代的宋词，元曲时代的明清小说，这种文体雏形因写作的人多了就会逐渐丰满成熟起来，最终成长为真正意义上的某种风格，孕育出一批精品，也就成了流派。
个人浅见，姑妄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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