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听评话与小学语文
小学阶段语文没有学到什么，“公鸡叫、太阳升”，“小马过河”，“小猫钓鱼”等属于一、二年级年级的启蒙课文，认识几个字而已。之后记忆比较深刻的是毛主席语录、老三篇等，当然是背得滚瓜烂熟；再有就是关于周拔皮、刘文彩、刘文学等故事，感觉地主阶级确实很坏，小朋友之间有矛盾，就互相骂对方是地主、资本家、蒋介石什么的。另外，课外偶尔同学们之间传阅弥足珍贵的小人书，给我造成的印象是解放前是很少出太阳的，整天黑乎乎的；老师给我们出的命题作文里也经常要求写：在黑暗的旧社会怎么怎么的。。。。多年年之后，碰上武汉雾霾的天气，我不由得想：这大概就是我小时候心目中解放前的样子，日子怎么又过回去了呢？
但如果说听故事，我们叫“听评话”，也算是学语言或语文的话，我到是听得不少，而且清楚地记得我的启蒙老师中的一位，实际上他不是老师，而是一位“篾匠”。当地竹子比较多，很多的用器是竹子做的，因此经常会请“篾匠”来家干活，我们村一般请的是一位王姓的师傅，他是隔壁王村的。王师傅性格非常开朗，喜欢说笑，不仅和大人合得来，尤其喜欢与小孩玩笑。可能王师傅走南闯北，阅历比较丰富，会讲很多的故事。白天大人们要忙活，没有时间陪王师傅闲聊。我们一帮小小孩就围着王师傅，要他给我们讲故事听。王师傅的故事有长有短，长的要讲几天，短的一天能够讲好几个。当时农村，小孩玩的内容还比较多，如抓青蛙，抓小鱼，用蜘蛛网做套子粘知了等等，可能这些事情比听故事更有意思，因此大部分孩子往往听不多时就没有耐心，走的差不多。通常只剩下我和我的同年，他比我小几个月，按照辈分是我的族叔。王师傅特别喜欢我们俩，常说我们两将来有出息，后来他居然把他的女儿嫁给我的同年，因此，可以说是听故事带来的一段佳话。
王师傅讲故事非常有意思，声音抑扬顿挫，经常讲到紧要关头，把削好的长长的竹条随手在地上一抖，手中的“篾刀”朝凳子上一拍，连续发出清脆的声音，然后他自己半天不出声，把我们的胃口吊得足足的，再讲下回。他讲的故事我现在忘了差不多，其中一个倒是记得，是关于木匠和篾匠的关系，据他说木匠是篾匠的徒弟， — 过去徒弟跟师傅学艺要满三年，三年期间基本上算师傅家的“长工”，师傅家里家外的活计，徒弟都要帮着干。当然，绝大部分师傅和徒弟的关系还是非常好，三年出师，不仅从此可以凭师傅传授的技艺谋生，师傅往往还帮着给徒弟介绍个媳妇。徒弟刚出师，名气不响，师傅还会分给徒弟一些客户，有时干脆合伙，两家的关系也像亲戚甚至父子一样维持一辈子。这种情况，在“速成”、“快餐”盛行的现在基本上不存在了。
当然，拜师学艺有很多的规矩，有的甚至非常严格，比如师傅如果不主动传授技艺的话，徒弟是不能偷学的。大概木匠徒弟比较心急，偷学了师傅的手艺，篾匠师傅非常生气，要把徒弟逐出师门。师娘出于同情，把师傅行走江湖的尺子折了一截送给徒弟，以便于徒弟谋生。徒弟为了感谢师娘，以后他行走江湖用的尺子要比师傅的短一些，而且不做篾匠活，改做木匠活。当年不管是篾匠还是木匠或其他的工匠们，都有一根木制的长约5尺的尺子，干活时是用来量尺寸的，晚上收工回家，可以当扁担，挑一些较轻的随行的用品；而且据说以前当地山林茂密，可能会有野兽出没，因此走夜路时还可以用来驱赶野兽，特别是狼。还有，据说这种尺子还有一定的法力，可以用来降魔驱鬼，当然这大概是师傅们用来壮胆的。总之，这把尺子是非常重要的。非常可惜的是，当年我没有亲手比较篾匠和木匠的尺子到底谁的长。但从木匠是篾匠的徒弟来看，还是有可能的，因为竹子比木头要好加工些，远古时代人类大致是先使用竹子的。
另外，王师傅还讲，他们三十六行之间，公认铁匠是老大，比如主人家盖房子，架主梁的时候要请酒，如果铁匠师傅来了，即使他只打了一些铁钉，酒宴的上席一定是他坐，别的工匠是不能觊觎的。这大概是铁器的使用极大地提升了劳动的效率，因此铁匠受到大家的尊敬。总之，农村很多的习俗和传说如果认真地考证，都会有深厚的历史背景或远古的记忆，可惜随着时代的突变，大都失传了。
多年后大学毕业了，我见到王师傅，他依然快乐而健谈，还是多年前的老样子，但已经不做篾匠了，我开玩笑要他再讲故事，他笑着说：“现在该你给我讲故事了。”
父亲也会给我讲故事，一般是年关的寒假里，晚上睡在床上暖烘烘的被窝里。父亲讲的一般是长篇，如《水浒》，《薛仁贵征东》之类，当时特别痴迷，很晚都没有睡意，要父亲哄半天才睡。白天脑子里全是故事里的情节，惦记着薛仁贵到底能不能过那个什么“关”，鲁智深吃了狗肉后会受到怎么惩罚，恨不得天赶快黑下来。同时，特别希望有武松一样的一身好功夫，如“铁牛耘地”之类，虽然我从小不爱打架，也没有受到过别的小孩欺负，但万一碰到不平的事情，还是可以出手的。后来，我从小说和电视中看到父亲儿时讲的故事，总觉得有点不对劲的地方，自己又说不清楚，至少电视中的武松没有父亲故事中的潇洒。
有一年，村里突然请了几位说书先生来说书。先生们都是盲人，一般是两人合作，一人打鼓，一人敲锣，两人连说带唱，相互问答，一唱三叹，高潮迭起，引人入胜。说到动情的地方，脸上表情丰富，感觉似乎盲眼里都泛出光来。记得那一次说书，是在村前的晒谷场上，大人们用一根竹竿支着一盏汽灯 — 当年没有电灯，照得四周如同白昼。晒谷场的中间摆一桌八仙桌，两位先生各占一边，架着鼓、支起锣。四周围着听说书的乡亲们，也有外村的，也有特地接回来的姑娘、女婿和外甥们，整整一晒谷场的大人小孩，非常热闹。偶尔有人起哄喊着，来些“荤”的、来些有意思的，这时说书先生会说：不是不会说，只是现在是新政府，不能说那些东西。那次说书说了三个晚上，我可能是为数不多的全程听下来的人，现在不记得听了些什么内容，当年可是差不多能够完整地复述的，虽然不能保证一字不差。
盲人先生们除了说书，也打卦算命。我祖父有一位表弟，是盲人，小时候记得他经常来我们家，我们一大家子人找他算命，因为是亲戚，不收钱。大家报上各自的生辰八字，表祖父嘴里一阵叨咕，说些我们听不懂得话，还不时掐着指头。然后，他告诉各自的命相，说的话文绉绉的，说我似乎是“一担书箱望外行…”，另外一人似乎是“种田田坎倒，种地地长草…”，但似乎是好的意思，当然我们也不在意。有趣的是他给我祖母算命，每次都说，你过不了今年某某月，祖母大声抗议：你放心，我明年还活着好好的，而且你走了我还活得好好的。表祖父大声地坚持：命相上就是这样的，除非生辰八字搞错了。第二年，快到年底，表祖父又来了，同样的情况又出现了。过了些年，表祖父不来了，听说在湖口县安了家，日子过得不错，大概也老了，走不动了。我祖母后来享寿80有4，似乎确实走在表祖父之后。
总之，小时候听了不少“评话”，具备了一些叙事的能力，这也是我今天能够写一些文字的原因。小女现在刚读初中，她非常幸运，从小学一年级开始碰到一位非常好的语文老师，也姓黄，受到非常好的语文教育，小小年纪，写的文章不仅辞藻华美，文辞通顺，而且感情真挚，立意高雅，可就是缺少写实的一面，在我看来有点无病呻吟，大概与她没有听“评话”，尤其是长篇有很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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