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的童少年过得很不好，导致一生不如意。人的童少年不好，就好比庄稼田里缺了基肥，庄稼再怎么拼命长，也是长得难以茂盛。
在这人生的田地中，父亲是施肥者，母亲是管理人，所以一个人的人生田里的庄稼长得好坏，与父母有着直接关系。我的父亲由于贫穷少了儿女肥，母亲毕竟是一介没有文化的乡村女流，管理不好儿女们的人生田。也许我本有个好的童少年，从而也会有个好的人生。儿童时虽然懵懵懂懂，但我后来知道了那是人民公社前期的高级社，父亲因有点文化，当了高级社的领导干部。父亲经常带领着民工们不是去外地建水库，就是去外地修铁路。父亲没有官架子，为人诚实宽厚，是个能拿工资令人羡慕的人，按理抚养一下自己的孩子应该没问题。然而，随着姐姐下面我们兄弟四个的相继出生，父亲便力不从心，养不活大小六七张嘴。那时生产队里发粮凭工分，工分少的缺粮户发粮得交钱。我娘骂父亲，儿女都养不活，还当么事卵官？不如回家算了！
父亲真的被母亲逼回了家，回到家里务农挣工分。但是仅靠父亲挣工分，还是显得捉襟见肘。大姐没念书，一早就跟着生产队的人干农活。大哥正念五年级，成绩很好，考个初中没问题。二哥念二年级，成绩也不错。父母没办法，只好把大哥和二哥一齐扯出了校门，让大哥挣工分，二哥去放牛。大哥哭了，大哥的老师找到家里，对母亲说大哥是棵读书的好苗子，半途而废未免可惜。母亲叹了一口气，说读书再要紧，总没有填饱肚子更要紧。人都要饿没命了，还念么事书。
那时我六岁，四弟才三岁。两个年幼的我和小弟，刚好躲过了这一“劫”。大哥和二哥辍学后，家里总算有了一度生活好转，每次生产队里发粮，母亲都能高高兴兴地催促父亲快拿谷箩去挑。于是在我第二年到了上学年龄时，母亲蜜笑地拿出五毛钱，带我去村小报了名。
母亲的笑容很好看，在我刻骨的记忆中，一直都觉得像电影里的小明星。母亲的脸蛋清秀，身材适中胖瘦有度，虽然没有什么好衣服，但她的身上总是干干净净利利索索，找不到一丝脏皱邋遢样子。尤其那母亲的头发，梳成齐耳的传统式，没有头油香油都要抹上去一点，总是弄得平平整整油光锃亮，似乎蚊子飞上去都是难以歇住脚的。我只一点不明白，母亲并非大户人家的千金小姐，怎会有此天生丽质？
是的，母亲的身世不但不是出生于豪门大户，而且还有点显得寒酸和凄楚。母亲姓占，娘家离我的王村并不远，只有一里多路。母亲的娘家成份不大好，是个中富农。虽然我没见过那个因了做了一阵阉猪匠、戴了富农份子帽子的外公，但我见过外婆，外婆死的时候我都去送过葬。也许母亲在她的童年时代过得还可以，但是随着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发起，外公被活活批斗屈死，外婆被迫改嫁，母亲那弱小的命运，便有了从天上跌到地下的大转折。外婆改嫁的时候母亲只有八岁，还有一个六岁多的弟弟。外婆改嫁时不可能带着一双苦命的儿女，只好将母亲送到了王家我那爷爷的家里给我父亲当童养媳，儿子则留给了小叔子。那个外婆的儿子我应喊作的亲舅舅，在我母亲走后没两年，也许因为受不了寄人篱下的生活，便步行要饭只身背井离乡去了景德镇，从此杳无音信。十多年后，母亲才无意中得知了消息并去景德镇与她弟弟见过一次面，而大哥二哥和我，则在更远的时候分别见过这位舅舅一次。直到母亲和舅舅相继去世，以后大家没再见着。
母亲到了王家我的爷爷家里后，苦难的厄运从此开始。爷爷虽然三代单传，到了他手里也只生了两个女儿，只我父亲一根独苗，而且还是贫农，不怕被人戴高帽子游行，但是爷爷不喜欢奶奶，一纸休书将奶奶赶走，重新娶了一个女人。这个女人便是人们常说的后娘，母亲连同我的父亲，两人受够了这位后娘的欺凌。父亲生性厚道，后娘的心肠却是可谓歹毒，爷爷在的时候倒对父亲假惺惺的，一旦爷爷去了地里干活，离了爷爷眼睛的视线，便对父亲百般刁难，甚至夺下父亲的饭碗，不给父亲饭吃。父亲总是忍气吞声，流着眼泪不敢告诉爷爷。因为爷爷再怎么喜欢后娘，也更宠着儿子。父亲不告诉爷爷，是怕爷爷打后娘。爷爷若发起了脾气那是很凶的，扯住了后娘的一把头发便往死里打。父亲仁慈的心中，后娘也是娘。善良的父亲息事宁人，母亲却是渐渐有了一种对抗和叛逆，如果后娘对她过分，她便嚎着嗓子边哭边和后娘闹。这种局面直到父亲和母亲结了婚，才算慢慢好些。
二
在我念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因为村里的小学只有一二年级，只好转到两三里路远的大队中心小学。这个中心小学离我改嫁后的外婆家里不远，来回的途中都要经过大队部。大队部里有个小卖店，卖东西的是个外婆隔壁村子里的四十多岁的男人。因这两个村子都姓沈，而且同宗，男人比我的外婆小一辈，因此母亲总是嘱咐我应该喊这位男人为舅舅。有一次我在放学回家的时候，去了大队部的小卖店里买了一支铅笔，那位舅舅瞧见是我，便有点紧张地看看店外无人，赶紧称了一斤红砂糖，用纸包好后塞进我的书包，让我回家交给母亲。
那是一个深秋，天气已是显得颇为寒冷。一些和人一样怕冷的树，叶子都掉光了。路上的草也褪了绿意，一副奄奄一息的样子。我没有毛线衣，只穿了两件将破尚未破的旧褂。尤其那下身没有球裤，一条单薄的裤子冷得我在北风中有些直发抖。然而，我的心里却有丝暖融融的。我想起了书包里的那包糖，那糖吃在嘴里肯定非常甜。想到甜便我的肚子里好像一下子钻出了许多小虫，弄得喉咙痒痒的咕咚吞着口水，于是我禁不住地打开书包拿出了那包糖。糖是用一张褐色的牛皮纸包的，包成了圆锥形的宝塔状。我怕拆开后恢复不到原样，只好把尖顶撕开露出了一个小洞，用指往里一抠，抠出一团糖来，放到嘴里一咪，那股甜甜的味道真的好极了。我又抠了一团，舍不得立即放到嘴里，而是轻轻地捏住仔细观察。这团稍微用力一捏便会碎成粉末沙子样的红色，为啥会有这么甜？我观察了一会再用舌尖舔进去了几口，这时我的身上陡然吓出了一股冷汗。那位沈家舅舅给我的这包红糖被我撕了，并且还被我偷偷吃了，等下母亲发现，岂不要招来一顿好打？于是我恨不得将吃进肚里去的红糖全都抠出来，重新放回纸里包好。可这不可能，撕了就是撕了，吃了就是吃了，一切都复不成原样。我正呆呆地不知如何是好，蓦见快到村口的时候路边有块甘蔗地，那高高的甘蔗林里就是藏个人都外面难以发现，把糖藏在里面还能上学来回继续吃。于是我偷自笑了一下，看看四周无人，便迅速地把糖藏在了甘蔗底下，然后在路边做了一个只有我能认识和注意的记号。
然而，这么精心的藏匿最终还是被我的母亲知道了，母亲在一次与那沈家舅舅碰面时，沈家舅舅无意说到了。母亲回到家里一审我，我便知道事已败露，只好一五一十地彻底进行了交代。母亲扇了我几巴掌，见我的眼泪只是在眼窝里忍住打转，自己的眼泪却是流了下来。
自此以后，母亲好像有点特别宠我舍不得我。早上煮菜粥，放菜前总要先替我捞碗白的；中午吃蒸菜，将蒸菜只是象征性地给我的碗里盛一点点。这种优待大哥和二哥没有，只有四弟有时候能够跟着享受一点。母亲怕大哥二哥说偏心，便叫我放了学就回家吃饭，吃在大哥出工二哥放牛回家的前头，这样他们就不会发现有意见了。
母亲从不去生产队里下田地干活，从我记事开始就没看见母亲去过，母亲顶多去菜园摘些父亲种好的菜。但是母亲有一副绩麻纺纱的好手艺，每天能绩麻纺纱近一斤。这个好女工，村子的女人里面很难寻。鄱阳湖边的有个地方办了鱼网社，鱼网社在我的村里设了个麻换纱点，母亲几乎每隔一天就能拿着已经绩纺好的麻纱去换麻，从而挣点手工费，贴补家用。母亲的这点小钱别看不多，但是支撑起了家里平时用的整个柴米油盐，包括人情礼物等等开销。母亲获得优越感，在家的地位无形中就高大树立起来。父亲是个老实人，做的工分每天都写在生产队的工分簿上，只有到年终，如果不是缺粮户的话，才能领到一些钱。可是我们家每年缺粮户，父亲到过年的时候总是两手抱胳膊，没个子儿领回家。这样一来，父亲花钱都要向母亲要。俗话说，有钱便有地位，有钱的人腰杆硬，没钱的人腰杆软，父亲没钱缺了底气，只好干脆也不敢去过问家里的事。加上母亲的性格又好强，因此母亲说的话常常铁笔诛，父亲都不敢顶她，凡事让她作主。最后慢慢地形成了一种格局，父亲只管挣工分，力争糊住家里的七张嘴，母亲却家里的大小事情一把抓，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女主内，男主外。
母亲主了家里的“政”，不知怎么的，我们兄弟包括父亲，都很服她。也许是母亲的脑子真的要比父亲活泛，也许是父亲因了那点可怜的自卑正好乐得其所，加上天性善良，好男不跟女斗，反正不管怎么说，母亲逐渐成了家里边的慈禧人物。我们有任何事若是问到父亲，父亲总是一句话，你去问姆妈。我们便逐渐地再也不问父亲了。
大哥和二哥出校门后，家中过了两年基本上还可以的日子，年终结算虽然当不了余粮户，但是欠帐也不多，不大要交钱换粮。可是到了第三年，由于二哥的两次顽皮，又把家里的生活彻底推入进了深渊。
大哥的性格比较文静，不但在外边从不惹事，还从学校念书的时候不知怎么地学会了吹笛子，尽管吹得不大好，但是给家里头的沉闷，似乎增添了一点乐趣。二哥就不同，放牛的时候不是玩忘了让牛吃了庄稼，就是自己骑在牛背上，把牛当马骑。这两种结果最后都换来了一种结果，那就是队里进行罚款，扣他的养牛工资。有时候一年扣下来，自己几乎白白当了一年牛。父亲气得叹气，母亲更是气得戳着指头骂，你这个扫笆星，牛都教转犁田，你怎么就是不长记性呢？
那一年的下半年，二哥又连接出了两件轰动全村的事，先是在一次玩火时将一只禾杆堆和牛栏屋给烧了，而后没到一个月，让养的水牯牛跌下了高地堪，一条后腿摔断了骨头。这两件赔偿加起来，将近千元钱。在那六七十年代，这是个不小的天文数目。二哥无疑在家里遭到了两顿毒打，可是打有什么用呢？谁叫爹妈生了一个化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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