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母亲同年出生，皆生于民国十八年，他们是姑表兄妹联姻。那个年代，表兄妹结婚颇为盛行，认为这样能亲上加亲。
父亲小时候生活幸福，曾祖父创业有成，购置田产，家庭颇为殷实。父亲的几个叔伯兄弟都上过几年私塾，毛笔字写得规范端正且有力，我还见过他们在家具如水桶、水车、竹晒毯上写上“xx 年 xx 置”。父亲悟性极高，他的算盘无人指导，全靠看别人学时在旁默记珠算口诀。
三四十年代，家庭变故，主事的伯祖父不幸离世，家道中落。父亲辍学，协助祖父操持家中农活，耕种曾祖父留下的田地，故而父亲对农活极为娴熟，耖田耙地无一不精，对农事了如指掌，清楚每个时令该种何种农作物。父亲有些文化，在生产队当过出纳、会计和保管员。因我村是渔业村，世代以捕鱼为生，父亲也不例外，撑雷布袋网、拖钩、走风捕银鱼，八十年代还扯过大网。
分田到户后，我家的小麦、油菜、稻谷在父亲的精心耕种下收成良好，年年有余粮。父亲身体一直欠佳，常患胃痛，这与他的工作和生活环境有关，饮食不规律，在外生冷皆食，常吃高盐的辣椒酱、霉豆腐。
1979年末胃出血，在曹福缘卫生院做了手术，据说这是该医院的首例剖腹手术。次年春便外出劳作，犁田种秧。1982年正月二哥结婚背负债务，父亲放心不下，与人合伙置办大网，十几人在鄱湖捕鱼。每次收工，父亲都拖着疲惫身躯回家，常跟母亲说，他扯网已力不从心。1983年父亲终于病倒，大姐夫带他去医院检查，确诊为食道癌、胃癌，二哥带他去南昌复诊，癌细胞已扩散，其实父亲在一九七九年手术时就已患癌，只是未能检测出来。1984年10月26 日，父亲与世长辞，终年仅五十五岁。
记得父亲弥留之际当天，天气突变，天色凝，寒风呼啸。下午我从中学回家取衣服，父亲知晓自己不行，叫我别去学校。我来到父亲床前，父亲含泪给我说了最后一句话：“细崽，你饭要吃饱。”爷娘疼幼子，他心中最牵挂的便是我，其他儿女都已成家。父亲去逝的当晚，天寒地冻，下起了大雪。
在介给我的母亲之前，有必要先说说母亲娘家的情况。我的外公与外婆（也是我的姑婆，与我祖父为同胞兄妹）结婚时，也算门当户对，曾（外）祖父辈创业都稍有成就，家境较殷实。原本是外婆的姐姐秋英与外公陶至忠定了娃娃亲，后因秋英姑婆在我家棋盘屋厅爬楼梯时梯翻人亡，外婆便接上了这门娃娃亲事。
说起母亲，少年时相较我的父亲就没那么幸运，过得颇为艰辛。母亲常跟我讲，外婆起初生的几个孩子都是女儿，她是老大，外公重男轻女，时常打骂外婆，也不善待女儿。母亲不到六岁就去帮外公在茅堑咀放牛，后来解放前夕两个舅舅相继出生。
解放初期，父母同当时大多数人一样，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父亲去北庙湖修大坝水库，一去便是半年，家里孩子由母亲照看。母亲同样在生产队挣工分，冬季挑坝兴水利，肩挑男人般的重活。三年困难时期到江家山门口水塘捞菱梗和藤丝根茎充饥，那个年代同父亲一样吃过树皮、糠粉，甚至观音土。六十年代末，母亲患有血吸虫病，骨瘦如柴。有一次去外婆家，渡过罗家门前塘堘时，被一股浪吹翻在水里，险些溺水。
在父母那个年代，基本是男主外，女主内。分田到户后，田地里的农事以父亲为主，母亲偶尔帮忙。父亲去世后，母亲失去支柱，经济无来源，对农事又不熟悉，过得惶恐不安。
记得巷上地有块田种了水稻，要车水，水车又长又重，母亲和细姐姐根本扛不动，只能偶尔请叔叔帮忙，可叔叔也有自己的事要做。稻谷收割时，叫细姐姐去查看是否熟透，细姐不太懂，回家跟母亲说差不多可以收割，结果禾苗一割倒，许多稻谷还是一包浆，未成熟。母亲见状，欲哭无泪。禾苗收割后，稻谷脱粒要用木禾斛，这个木禾斛重达两三百斤，细姐和母亲又犯了难，只能借用别人的。借用时太阳即将下山，母亲与细姐只得摸黑脱谷粒。我读初中时，为供我读书，母亲靠养猪婆供我上学，猪婆与猪崽时常生病，把母亲急得大哭，有时三更半夜一个人摸黑经沙塘坝到曹泗里找兽医给猪治病，曹福建医生一看见我就给我讲我母亲的不容易。
我还记得，毕业后我和母亲在狮子岩种棉花，夏天给棉花抽水抗旱，下午刚抽完就下起暴雨，租借的三匹马力的抽水机在田地里，我和母亲在荒郊野外的棉花地里淋着暴风雨守着抽水机，怕被人偷走。雨停后又请人帮忙踏着泥泞的田埂路扛回家。在没有父亲的日子，母亲与细姐吃了不少苦。
后来，我结婚生子，年已古稀的母亲又跟我到县城惠民小区照看两个孩子，每天背着儿子上下七楼，极其不易。有一次带着儿子在小区前一个民宅院门前，她被疯狗咬伤大腿，母亲怕花钱，既没打疫苗，也没看医生用药，更没有告诉我。每每想到母亲，心中满是不舍，觉得对不起母亲。母亲在大女儿上大学前一年的正月十三日患胆管癌去世，享年八十一岁。
如今，父母双亲已去世多年，但他们的功德长存，精神永在。作为他们的儿子，应永远铭记。（乡土拾贝 曹程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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