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昌鼓书的申报过程|今日都昌 - 都昌在线，都昌人自己的网上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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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老家: 县城(都昌镇)

只看楼主倒序阅读使用道具楼主发表于: 15小时前

2019年《都昌鼓书》列入国级“非遗”项目，该申报工作经历了曲曲折折十三年。
2007年7月，都昌县启动“非遗”申报工作，我们文化局、馆几位老文化人为专家组成员。其实“专家们”也是“和尚没拜过丈母娘”。我们拟了《都昌鼓书》、《打岔伞》等几个项目。分工时其他项目都有人接，因为有族谱和文字记载，唯《都昌鼓书》没人接，因无史可考。领导说：“这个请章高去做，他有本事。”于是，我被强加了这一艰难任务。

   酷暑，我从九江带去一大箱书籍，几十斤。多次往返于九江和都昌，住在文化馆隔壁简陋的小旅馆，一人在文化馆会议室流汗。把一大堆砖头似的书籍铺开，寻找鼓书的蛛丝马迹。领导走进来，“哇！这个看到都怕，我们做不了，你慢慢搞吧。”
   我查遍了《中国通史》《中国文学史》和本土史籍等千万字资料，找不到一字关于《都昌鼓书》或鼓书的记载，只发现文载“说唱艺术从明代开始”。
   1981年我给朱毛仔修改文本参加“江西省曲艺汇演”的准备期间（住九江军区招待所），朱说“不知道说书的来历，只听师傅说清朝就有”。朱是当代都昌鼓书最有成就的代表人，在此次汇演中夺得表演、创作一等奖。这次我又走访了一大片，无一人知道鼓书从何而来。

   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我静静地思考，产生了逆向思维：鼓书全县都有，俗称“唱传”；唱传的文本就是“讲传”的传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亲见先生和有文化人在学堂、农家、田头，茶余饭后跟民众讲传）；从史料中查得“都昌之学建于唐咸通中，建炎之后更，宋因之”，宋代起全县广置书院，讲学成风，教书先生于学堂内外向民众讲学讲传。于是我再自上而下，由“讲学——讲传——唱传”创建了“三段论”的演变主轴。“三段论”逻辑严谨，词语精简，修辞以“顶针”手法，鲜明地体现了都昌鼓书的演变史。
   由“讲学——讲传”过渡不难，但“讲传——唱传”的演变让我又陷入了困惑。“专家组”组长传达上面培训的指示：都昌鼓书一定要写成受中原文化的影响，比如民间艺术的流传，不这样写就立不了项。好吧，我手上有自己搜集的大量都昌民歌，其中就有安徽难民带来的《打花鼓》，边走边唱边打鼓“花鼓隆咚飘得儿飘”；还有湖北灾民来乞讨的打道情筒，边敲鼓边求乞“大家莫要笑哈哈，我只肚里饿得细鸡得抓哟”。我写道：这种边唱边敲的艺术形式被都昌的讲传者吸收，遂把“讲传”演变成“唱传”。这个论证逻辑上是可以成立的。领导和组长见之大喜：“我说你有本事啥，这不就成了！”
   该项目成功列入市“非遗”目录。2009年申报省项受阻，说录像不行。经多次沟通，省编谅其重拍所难，好在申报书成立，于2010年将《都昌鼓书》录入省项。
   但我仍不甘心，继续研究。都昌鼓书有两种形式，西北片小鼓为主，东南片大鼓为主。大鼓鼓书保留了“都昌高腔”的艺术形式：三五人一唱众和，锣钹伴奏。都昌高腔是明万历年间兴起遍及全县的，故大鼓鼓书上承“都昌高腔”，系本土文化产物，非外来文化滋生。为什么要把自己的亲生说是别人的儿子？！

   2012年省“非遗”工作培训班在庐山天沐温泉举办，有机会与省部主编直接交流。省主编说：“都昌鼓书的申报书写得很好，尤其‘三段论’的演变。录像带不行，没按申报书来。省项就这样算了，如果报国级，要重拍。”我把上述“都昌鼓书的根源就是本土文化”之观点面陈省主编，他说：“这很好哇，你就按这个思路写吧。录像带要跟申报书吻合，该化妆的要化妆，该置景的要置景。”
   回后，我修改申报书，把都昌高腔的艺术形式演变为都昌“唱传”，去除了安徽湖北民艺衍生了都昌“唱传”的初论。对鼓书的两件主要道具鼓与夹板又进行论证：都昌唐代咸通年建文庙大成殿的祭祀和《佾舞乐县图》中，有鼓五种，直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都昌各乡仍有制鼓者，可见历来鼓为都昌乐器之最；《佾舞乐县图》中有搏拊2副，后来演变为鼓书的夹板（大鼓鼓书仍用搏拊）。我还补论了鼓书的音乐特点。我对应申报书重新编创了分镜头的申报片剧本（原片系他人编拍），与申报书合为一体，交县“非遗办”。
   2013年市申报国级“非遗”截日前一天，县“非遗办”电我到都昌拍片。一天时间要拍出国级“非遗”申报片，天方夜谭！我猜：难怪一年不动，他是想把原片报上去，现被上级推翻，故找我救急。本来要展现宋代讲学、民间讲传、由高腔转换唱传的场景，要找演员、要化妆、要布置场景，而今一切无从备办。但我还是努力做了，先夜一夜电话组织演唱、联系基层政府配合，天不亮起床搭车去都昌，与他带摄像员下乡。吃当地政府的，艺人们录完回家吃饭，县白手拍片，而前拍片花费万元计。
   次日晚，我与外单位电脑操作人忙过半夜完成剪辑，上传。规定七分钟的片长，我们的不到四分钟，许多重要镜头来不及录制浪费了时空，内容大打折扣。我知道这东西报上去是无用的。上面先看录像带，带子不过，申报书看都不看。万事成败重在内因。
   果然未过。七年的工作至此停顿。都昌就这一项报国级，政府已花几十万。县文化部门领导改换思路，直接去找国级“非遗”项目的权威专家，各处奔走。
   2018年，按当时要求对原申报书作修改。他人将我原文中直径30公分的小鼓变成了“直径10公分的小鼓”。这个重要道具的严重错误竟可通过，证明审定者没在意这修改的申报书。终于，2019年《都昌鼓书》列入国级“非遗”项目。
  《都昌鼓书》自2007年“申遗”后，由都昌漫至全国活动红火。多数人认知在“由安徽、湖北民间艺术演变而来”的初论错误中，而不关心修改后的正论。我希望将正论“都昌鼓书是本土文化的产物”广宣到民众中。
   2007年后，我写都昌鼓书的文论发表、出版在多种书报网站，或被评为“江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成果征文”奖。乃后社会写此类文章者越来越多，抄袭成风，但无一绕开我独创的“讲学——讲传——唱传”的“三段论”。有的甚至在“三段论”前偷梁换柱写为“一般认为”，谁认为？四个字抹杀了我绞尽脑汁的首创！今后凡转载、引用者应注明出处和原作者名，否则便违犯《著作权》法。
   十三年，我共写了十一稿申报书，每稿一万字；共得补贴二千四百元，远不够我为此付出的招待费、电话费、交通费、材料费，我是捞腰包把这项目做成的。
   所有“做事时要你，事成后弃你”之种种，都是对后续工作的逆动力。
   我至今后悔，不该认可把这个项目名为“都昌鼓书”，应按原始民间叫法 “唱传”。“鼓书”全国都有，而“唱传”独我都昌。它存活了几百年，即使无政府任何介入，也能在民间顽强地生存和发展。（赣鄱都昌刘章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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