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学生时代 （上） [复制链接]

    从一九六二年春我五岁半入学到一九八二年都昌师范毕业学龄二十年半，按常理读这么多年书应该是个博士生，可我就只混了个中师，文凭相当于现代学渣混的中专技校，回想起来特别羞涩。然而，到了我们现在古稀年龄，生活让我们洗净了旧日的铅华，渐渐地返朴归真。在日渐增添白发和病痛的同时，还会出现黎明时的活跃思维，尽管近期内的事情有时会突然间想不起来，但童年和少年时候的人和事以及细节却经常清晰地浮现在眼前，仿佛就在昨天，于是乎便有铅华洗尽忆芳菲的浮想，产生朝花夕拾的兴趣。
    刚入学是在村里读私塾，这一年也是村里刚开办私塾，学堂是一位已去世的孤寡老人留下的四树三间座北朝南不足四十平米的土砖瓦屋，南面开着唯一进出的大门，走进大门两间相通就是教室，东面一间是用木制鼓皮隔开做先生的卧室，卧室房门靠墙的角落里放着柴炉和小水缸等物品是先生的餐炊用具。教室里靠近卧室鼓皮的一头放着大八仙桌，中间放着一把木椅，就是先生教学办公的地方。
    私塾先生叫江安秀，沙塘里江家村人，约摸五十来岁，慢条斯理，不苟言笑。开学第一天，早上很特殊吃了两个鸡蛋，听大人说上学第一天吃了鸡蛋以后就会读书，这是平时很少有的吃。饭后我嘎嘎（祖父）扛着课桌送我上学，第一次见到老师，感到很害怕。入学时有二十多个学生，邻村宋家也来了两个学生，一个叫宋尚淼，一个叫宋文财，年龄都很大，个子也很高。我在学生里面年龄最小，年龄最大的比我将近大十岁的叫夏孔宝，有十五岁。桌凳都是自备，大小高低不一，摆放参差不齐，我在最前排，后面依次是年龄大、个子高的学生。
    先生教书是因人施教，不用黑板，没有课本。先生把大张蜡光（白）纸裁剪成十六张，然后对折用线装成本子，每天上、下午把学习内容分句、段写在本子上给学生分别教读，按学生各自熟读和背诵能力逐步教完整篇内容。早晨就背诵前一天学过的知识，早饭后上学就是描红写字，先生每天在白纸装订的本子正反两面用红墨水分别写上前一天学过的六到八个大生字，学生在砚池里磨好墨水后用毛笔描红，再在横竖的方格里写上与描红同样的小字，叫先绷蛮（丝）瓜牵，然后在描红格子内写满密密麻麻的小字，交给先生批改后，接着就是按先生教的内容整天反复读书写字。
    读私塾靠死记硬背，我们读的书是《三字经》、《朱子家训》、《今古贤文》、《天干地支歌》、《诗经》之类的书，先生不讲解内容，意思全然不理解，味同嚼蜡。比如我把《朱子家训》倒背如流，但首句开头“黎明即起”的意思都不懂，听大人们讲，读书要读到某种程度，先生才会开讲，到时还会教你怎样写文章。
    我在学堂里年龄虽然最小，记性却特别好，会背书，我把某篇文章背得滚瓜烂熟，可有的顽皮学生还熟读不了两三段，我经常会得到先生的夸奖，从来没挨过整，从那时起我就小有会读书的名气。学堂里最顽皮不听话的是年龄大的学生，他们一般都不专心读书，经常挨整。村里年龄最大的学生夏孔宝、夏宗节读书一窍不通，却总在桌底下藏着自制的泥菩萨，学着大人玩发菩萨的把戏，老是挨先生的戒尺。先生整人最狠的是“赶指头”，这种体罚就是把一根笔杆架在手的食指和无名指上面，中指压在笔杆上，先生用另一根小竹棍在中指上滚动，真疼得要命。记得有一次宋文财挨整，先生准备赶他的指头，他跳了起来，冲过了两三张桌子跑到家里去了，事后他父亲宋文生来给先生赔礼来了，他却一直逃学没回来，自动退学了。家长对自家不愿意读书又顽皮的孩子也没办法，慢慢地有很多人退学了。有些家长觉得是先生太软弱管不住学生，第二年年底就把江安秀先生辞退了。
    经知名人士引荐，新年灯节后又在塘美村请了位叫于国光的先生来，这位先生留着两撇胡子，穿着入时，年轻帅气。他教书方法与江先生迥然不同，把学生按类划分级别，用黑板写粉笔字对学生进行普教，还教算术音乐等课程。这种教法家长们普遍不能接受，说这先生不懂教书，要求先生只要教书识字，不要学其它任何知识。于是先生只好找些古诗古词类的书本按私塾老方法来教。先生性格很温和，从来不打骂学生，体罚最严厉也就是罚一会儿站，学生们也很喜欢他。
    这位先生的胆子很小。我村是个偏僻的湖村，那时医疗条件很落后，要是生病很难请到郎中（医生），村里只要有人生病就会信菩萨，信菩萨就会讲到鬼，特别是一些“邪虐病”更是恐怖吓人，先生总是吓得不敢在学堂里住。他很喜欢我，就要我晚上做陪伴，这样我跟先生在一起的时间就很多。我看到先生喜欢看书写文章，还经常带我到村前的湖洲上玩，讲西湖七姊妹墩和我们那里的传说故事，还有其它一些民间神话故事，我听得津津有味，感觉他好象还把那些故事写了出来，总是见他在昏暗的煤油灯下写到半夜，房间里桌子上堆着厚厚的稿纸，但我只是个八、九岁的孩童识字不多，也不敢乱翻先生的东西，就不知道他究竟写的是什么。后来学生逐渐减少，学费负担增重，这样于先生只教了一年到头就被辞退了，村里的私塾也从此停办了。
    读了三年私塾后六五年春就到邻村宋家公立小学读三年级，读的是复式班，学校有两名老师，一位是株树下曹礼盛老师，另一位是学堂嘴王水花女老师。刚进校门，我对新式教学方法完全不懂，记得有次课间做算术作业，我不懂书写格式，也从来没学过算术，跟私塾写字方法一样，从作业本上面最边沿开始写，一点空格也不留，曹礼盛老师正抽着旱烟管走到我跟前看了一眼，就拎着烟管往我头上打了一两下，我感到很委屈，下了课我就跑回了家，对我嘎嘎诉说了这老师乱打人的经过，但不管嘎嘎怎么打我教训我，我也忍着眼泪不哭，死犟到底，就是不去学校。后来还是曹老师到我家说了些好话，把我哄到学校去了，现在回想起来觉得天真可笑。
    大概是六一节前，我们全体学生在老师的带领下系着红领巾兴高采烈到刘仲高小参加少先队入队宣誓仪式，看到那热闹的场面，那么多小朋友在一起聚会，感到特别新鲜，虽然不理解聚会的意义，但矇眬感觉我们是共产主义的接班人了。后来在学雷锋活动中，我们都争着做好事，仿佛成了毛主席的好学生。
    似乎第二年也是在六一节前后，西岸完小有只宣传队扛着红旗，敲着锣鼓，拉着宣传“5.16指示十六条”的横幅，呼着口号到各村进行宣传，那呼喊口号并表演对口词的两男女青年老师特别引人注目，听旁边的大人讲，男的叫杨木喜，女的叫查青菊，后来才知道这就是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不多久，老师组织我们到公社驻地黄荆山曹家开大会，我们来到刘仲高小集中，看到学校墙壁上贴着“打倒沈友堂、杨述贵”的大字报，就感到有点莫名其妙。到了曹家广场，广场地势向东低斜，那里搭了一个木台，木台座东向西，台周围张贴了很多标语，台下站着黑压压一片人群。台角上站着几个脖子上挂着纸板字牌低着头的人，我们列队站好不久，只听到台上一个戴着红袖章的人拿着铁皮喇叭大声喊着：“国民党曹礼盛滚上台”，我们听到喊老师的名字，一时不知所措，看到曹老师低着头站在台角那里，我们吓得全部分散跑回了家。
    不久各地成立了红卫兵组织，大龄学生戴着红卫兵袖章到处串连，有的北上北京受到伟大领袖毛主席亲切接见，回来自发组织到各地进行大张旗鼓的宣传，按照年龄层次我们小学生只能算作是红小兵，我们也效仿红卫兵戴着红小兵袖章参加各项活动。记得红卫兵组织自北京串连受到毛主席检阅回来，在长山上中心地段半山腰中搭了个大舞台，砍掉了山上周边所有松林杂木，变成了一个大广场，召开了一次全社声势浩大的红卫兵小将誓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誓师大会，会场群情激昂，气势恢弘，由此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入了高潮。
自那以后，就没正式上课，老师也不敢管我们，直到六七年复课闹革命，我们整天读毛主席语录、毛主席著作“老三篇”、“老五篇”和一些时事宣传刊物。后来也慢慢恢复了正常，有语文算术课本，正式上了一段时期的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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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六八年暑期过后，宋家村小只有三年级，我们不知道自己是四年级还是五年级或是六年级？年龄大点的有的上了共大，有的去读农中，我们却找不到正式高小读书。正在我们感到惘惑的时候，民丰大队安排张圣柳老师教我们这群学生，全大队有二十多个人，名为高小生。大队没安排具体校址，张老师带着我们找学校，因为荒凉的长山上那幢刘仲小学迁来的二层板木楼房和两间教室一直空置在那里，根本无人问津。张老师就带着我们先到那里看了看，只见门窗破败不堪，并且又很偏僻，最远村庄的学生到那里有四、五里路，又不可能寄宿，学生们感到害怕，也不愿意在那个渺无人烟的荒山上读书，最后还是定了大队中心地段麦米岭林场的房子。我们自带桌凳，也没有课本，凭老师的知识天南海北的授课，稀里糊涂读了一年多书。

先生文字，年代丰茂！

小时候的课本还保存得这么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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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要有文学语音，口头语是不行的。怎样化口头语为文学语言，那是要下番功夫。本文如果略加提炼是篇好文。

当时少年儿童没书读，唉

现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城市，博士太多了。如今，博士的社会地位相当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师范生。如今，985、211出来的多数大学生及研究生都不包分配工作、没有铁饭碗，社会地位和声誉不如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包分配工作的师范生或中专生;从古至今，吃皇粮或领财政工资的这类人员，在婚恋方面一直比较吃香，只要不贪不腐，绝大多数人的一生安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