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家训扬新风之454丨徐埠镇徐埠街（二）：抗战烽火映桥头|民间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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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老家: 县城(都昌镇)

只看楼主倒序阅读使用道具楼主发表于: 08-02

徐埠街作为都昌五大商贸古镇之一，最大的一次商贸功能的释放，是在抗日战争时期，甚至可以说到了畸形繁盛的程度。

今徐埠镇域图

徐埠街在抗战烽火中商贸的勃兴，可以说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有关。1939年3月13日（农历正月廿三日），日本侵略军从星子县（今庐山市）渡鄱阳湖到都昌苏山八里湖谢家，开始了蹂躏这片土地的暴行。苏山、左里、多宝迅即成为沦陷区，与之相邻的徐埠属国统区（现今徐埠镇所辖抗战时期有一部分与今春桥乡一部分属马横乡，当时为沦陷区），1941年驻扎了国民党147师881团。沦陷区关卡重重封锁，徐埠得水运之便，徐埠港相对偏僻而不处抗战要塞，交通之达便成了抗战时期运输军需物资和民间贸易的合适转运站，在原有商贾云集、商气外晓的基础上，催生了这座商贸小镇的特别繁盛。1934年出生的袁世爵先生是徐埠镇袁钜村人，曾任都昌县文联主席；1948年出生的余任州先生（已故去）是徐埠镇余大长垅村人，曾在福州投身军营，转业后先后担任都昌县图书馆馆长、县委政研室副主任。两先生1992年曾合作撰文《抗日战争时的徐家埠》，留下了供世人参阅的史料，文中所记有的是30多年前徐埠街老者的讲述。

都昌抗战浮雕

抗战时期徐埠街急剧的人口骤增是个什么状况呢？本来徐埠街只有350多户3600余人，抗战时外来客商和驻军有时竟高达1.2万人。徐埠街几乎家家开店铺，经营生意。有老者如此回忆：“当时的徐家埠，从上街头到下街尾，街两侧无有一家空铺，什么南百杂货、茶馆酒家、旅社、客店、当铺、药铺，应有尽有，门类齐全。街上终日人来车往，拥挤不堪。加上一些江湖艺人，沦陷区的难民，常聚于此，街头杂耍行乞、吹拉弹唱、算命卜卦者，比比皆是。入夜，沿河长街，灯火映辉，五里港面，舟楫栉比。由于来自各省行商倍增，文化娱乐场所也应运而生。徐家埠公园位于下街南岙河畔一片茂密的杨柳中，林内建有假山、亭台、楼坊、石桌、石凳，供各地客商消闲游览。”
在徐埠街一众商家中，挣钱最多的是有国民党军队背景的军花行。据载：军花行以收购军用棉花为名，从安徽、湖北和江西湖口、彭泽等地，购来大量的棉花、土产品，利用国军上将刘士毅、上校团长李昭的名义，伙同当地财主刘圣安合股开办“安平庄”，生意越做越大，客商越来越广，致使徐家埠名声大振，商业大兴，享有“小南京”美称。当时的徐家埠，军花行就有5家。他们分别是安平庄，幕后老板是国民党军队上将刘士毅、团长李昭、营长宋柏卿。主要生意是为当局收购军用棉花，兼营茶叶、瓷器等土特产。仅次于安平庄的军花行还有裕农行，幕后老板为国民党四区区长谭沁午，营长宋伯卿的侄子宋望山；裕丰行，老板是余全；裕和行，老板是刘福寿；竟成行，老板是江永。

抗战时武器

抗战时期的徐家埠街繁盛到什么程度呢？30多年前有亲历者徐际仁老人等曾如此讲述：一般的店铺，每天营业所进的银圆都得用箩装，像安平庄这样的大商行，一次从外地购进军用棉花，竟多达40船。象“合和”这样的南货商店，从外地一次进墨鱼竟达5万斤，毛边纸2000担，爆竹1000箱。销售方面，有一次南昌来了一位叫“万铭记”商号的客商，带来收购军花的银圆竟达40车，每车载运银圆2000块，共计8万多块。当时一块银圆可购稻谷50斤，不难设想，40车银圆可购多少棉花。当时徐家埠的交通，船舶一靠水，岸上全靠土车、肩挑分运。那时候，徐埠河里的货船，常在百艘上，是水有几满，船有几多；五里港面，桅杆如林。岸上的土车队，一次随时可以叫到一百部，领头挑夫一次召集过200挑夫做搬运工。

徐埠街巷道

有资料记载，抗战中后期徐家埠先后遭受过的三次大的洗劫：“第一次是1942年7月16日拂晓，从左里来的日寇占领军，对徐家埠实施了第一次突然性残酷袭击，致使‘永成和’’洁公祠堂’等位于十字街口的货栈商店及下街头的所有茅棚客栈，全部被日军烧为灰烬，整个下街几乎变成了一片瓦砾。第二次，1943年5月端阳节前夕，由湖口板山来了一帮土匪，攻进了徐埠，他们也宛同日寇，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上自黄国瑞油坊烧起，先后放火烧了刘丙文，丰源、竟成、彭年、任之、永昌、宝顺、宝成等共33家大小店铺，并打死国民党士兵1名，平民百姓1名，伤1人，同时抓走人质4名。这次土匪扫荡所掠去的金银财帛更无计其数。第三次，是1945年8月，日军投降的前几天，从沦陷区湖口县老头山下来的十数名日军，于半夜过后，再一次潜入到徐家埠进行偷袭，驻扎在徐家埠公园内的国民党自卫队九中队沈金麟所属全部，从睡梦中惊醒，不知来了多少日军，怆惶向南侧河畔撤离，不料日寇以机枪封锁了细桥头，迫使自卫队渡河而撤，日寇又以数提机枪对着水面扫射。此次偷袭，沈金麟部39人全部被杀。在庙塘边上走路的两位无辜乡民也惨遭杀戮，商店也受其害。三次劫难，使得徐家埠一下子从峰巅跌进了深谷，商界元气大伤。后来，虽经整治，但断壁残垣，举目可见，风景秀美的徐埠公园，亦在日寇的铁蹄之下，变成了一片废墟。”

徐埠街保存的旧宅

由中共党史出版社2014年12月出版的《中国共产党都昌历史·第一卷》对日本侵略者在徐家埠的烧杀抢掠有如此不同时间的记载：“1939年4月13日，日陆军第116师团二一八联队小林大队麻山队的池田部攻入徐埠街，焚毁房屋35幢，器具货物全被烧光，损失按当时市价值1200万余元法币。4月15日，又将徐埠乡之老屋场村和谭家埠村焚成一片焦土。同日，麻山队的池田部将第九保的袁喜村全部房屋烧光……1942年3月27日，日军再度攻进徐埠街，烧毁店铺90间，房屋30栋，一度繁华的都昌县第二大集镇仅存房屋九幢。”
1948年出生的袁花子，是土生土长的徐埠街人，他的父亲袁德功抗战前就在徐埠街开了一家卖糕点的南杂店。袁花子老人讲述他从父辈那儿听来的徐家埠的抗日烽火里，更有浮世的烟火气息。抗战时期，徐埠街驻扎着国民党都昌政府保安团陆士郊手下的一个中队，中队长是徐埠人谭新武，有“谭屠夫”之称，比如当年驻扎在徐家埠的国民党部队多属川军将士，有些川军松垮得常侵扰百姓，谭新武抓到了毫不留情，将恶极者在磨鹰坑杀掉。谭新武也做过一件倾情革命者的事，传说共产党抗战队伍里有个叫王增的，被日军追捕到了徐家埠，得谭新武营救而脱险。谭新武亲自将王增送至屏峰，从水路去追赶共产党的部队。听说王增解放后在中央部委任职，对谭新武的儿子在北京都有所关爱。向宝成是徐埠街的商家大户，抗战胜利后，众街坊硬是看到他请了四个壮汉，抬了一个花岗岩材质的硕大财物保险箱进了家门。解放初期和1960年代，向家遭受冲击被搜家，令人称奇的是，那个笨重得靠向宝成住家的父女俩无论施何臂力都无法移走的保险箱，竟不翼而飞了。

本文作者（右）2024年7月15日在徐埠街采访袁花子（左）先生

抗战烽火在徐埠街燃起，市民们有自己的报警平台。袁花子老人讲述，在徐埠街老供销社那儿的十字街，抗战前后有个徐氏家庙，也就是徐家埠的徐姓宗祠，后来还办过徐埠小学。上了年纪的徐埠街老街坊还记得徐氏家庙前有两棵参天大树，一棵是枫树，另一棵是朴树，每棵树围都有一米六，两个人才能合抱得住。庙里原来有一口大钟，铭文显示是清同治年间铸就。日本人进犯徐埠街，便有人撞钟报警，钟声可传到五六里远。1958年大炼钢铁时，这口巨钟被推进了火炉。袁花子老人对解放初期小时候的记忆是，那时有个叫袁吉生的徐埠街人，夜里敲着竹筒打更，在街巷里扯开嗓子巡逻：“小心火烛，注意安全。”抗战时，除了悠长的报警的古钟声，还有清脆铿锵的锣声。在如今的徐埠镇医院侧，1940年代有一座三层的碉堡，是陆士郊保安团修筑的。日寇来犯徐埠街，有在碉堡上值守的市民便使劲地地敲锣，让街坊防备；更有勇者，闻锣声提前设下机关对日本鬼子予以痛击。

徐埠古桥

徐埠街作为都昌红色名镇，见证了多少的刀光剑影，这片土地上英雄的生命开鲜花。请看下篇讲述1930年4月14日赣东北第一游击大队周赓年等十一烈士血洒徐埠街的红色故事。

来源：汪国山
九江都昌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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