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师范生活点滴
一
一九六六年我初中毕业，正值文革始期，没有中考，被莫名其妙地招进了九江学校师范读书（师范招生早，占先择优取生嘛，其它学校迟迟未动）。
九江，是长江一个重要港口，通往全国各地。客船、货轮川流不息，非常繁忙，连夜晚的江边也是灯火通明，好看极了。
师范座落在环城路的中段，校门不远处正对着美丽的甘棠湖；与医专、二中比邻，到繁华的大中大街也不远，真可谓静中有闹。我一个从未出过大门的农村小子，来到这美丽的城市，心里也确实有一股子的高兴劲，好像一下子成了洋学生。
学校条件很好。
有浴室，有很大的餐厅，厨房有一大片的房子，这算是生活区吧。炊事员都有上十人。学生蒸饭用大铝方盒，方格铝板在大饭盒上一按，十小方米饭，一人一方饭。菜一人一勺，或海带加肉片，或豆角、篙笋，或土豆猪肉片。每人一只大搪瓷碗，既盛饭又装菜，很实用。吃饭凭票，按月到后勤部去领。学生每月生活费是九元五角，国家拨款。
有医疗室，一名男性老医生，据说是军医出身；还有一位母亲式的中年女医生，微胖敦实，面上总是带着微笑。我们头疼脑热的，见到这医生妈妈，病也好了三分。
另外还有木工修理房，黑廋的木工老师傅专门给修理课桌椅凳，他还是武林高手呢。见我练点拳，也露了几手，确见功夫，后来还给我讲出他对伤科的不同见解。
校舍分几个小区。每个小区都有教室、寝室、厕所。楼房不高，也就两三层。一半是老式房子，旧政府女子师范时建的。有风琴室、乒乓球室、大礼堂。操场有好几个。总之有配套设施，规模也算大。
校园呈花园式结构，有花草，还有几片树林，石桌石凳，应有尽有，很像休闲的公园，环境幽静美丽。
我们六六级新生共有七个班，我编在六六（七）班。班主任顾月美老师，是个三十来岁微胖的女人，有个不到一岁的小女孩，经常由一位老妈子推着坐轿在校园里玩。
开始也有模有样地在教室里学习、讨论。顾老师天天辅导我们学习毛著，《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等老三篇是经常要读、要背、要讨论。也学些音乐、美术、体育等课，也上了些数学课，如立体几何。反正是没有正式课本。但下午时间基本是自由支配。我们同学也很快熟识起来。都昌有李会才、张育辉、谢征沧，湖口有涂海水、王水春、石如坚、邹时弟，德安有黄成相、熊振西、宋庆云（女），修水有勒公春、占右娥、冷爱春、黄桃英，九江有肖慧珍、李美蓉、龚时森，修水的陈坤生会讲故事会聊侃·····
有段时间还帮居民斗资本家，都是些老头子、老太婆，被红卫兵折磨的死去活来。十几岁的小青年，还不懂事，有些红卫兵用铁头宽皮带，‘啪啪’狠狠的连抽几下，有的老人当时就昏过去。一些老人受不了时，就交代一个藏宝的地方。确实斗出了许多金环、金手镯，但我总觉得这些东西闪的不是金光，是泪，是血。我们还到印刷厂帮助装订语录本，到赛湖农场摘棉花······
二
一九六六年九月下旬，全国兴起串联热潮。听说毛主席已经三次接见红卫兵代表，我们也想去北京。于是在班里邀集了十八个同学，带上学校开的介绍信，到北京串联。
出发前老师提醒，北京已经很冷，要带棉衣。
晚上九点上大轮船，大轮有四层，像楼房。几个女生是四等铺，在船甲板一层，有小房间，比较舒服；我们男生是五等舱，在船舱底下，是统铺。
下午五点到武汉。在船上，有人眼尖，嘴里叫起来：啊，那是黄鹤楼！我们立即朝那岸边看，可惜码头不在那，只能是远远地望，且越来越模糊。
武汉码头非常繁忙，有一种便式搬运小车很是省力，大城市就是不一样。接待人员安排我们在一所学校吃住。第二天拂晓五点钟我们就急急地上了火车。这是直达快车到北京，第二天下午到北京。火车站早有接待人员在守候，看了介绍信，马上领我们上汽车。在白塔寺三十八中住下了。
北京人说话卷舌音多，但好懂。主粮是小麦，天天是馒头、窝头、大饼；菜是大葱、酱瓜。特地给我们南方人准备了白米饭，海带猪肉汤。
第二天，我们就到处溜达。北京的大街小巷都很宽敞，房子也不高，因此显得阳光充足，格外明亮。街上到处有摊点、小吃铺。尽是些什么牛蹄杂碎、羊蹄杂碎。北京真正的街道也只有几条。西单街算是有名的吧，街上有几个大百货商场。
这天傍晚，军代表告诉我们一个消息，说中央领导要接见我们，听后，心里非常激动。
第三天，军代表领着我们列队操练。横队、纵队时各是怎么配合，怎样的节奏喊‘毛主席万岁’，手是怎样挥动语录本的。整整练了一天。晚上每人领饼干一斤。
第四天凌晨，军代表带领我们步行到长安街。一路上，人山人海（外地学生超过一百五十万），摩肩接踵，只能小挪步慢行。有好多人的鞋子被踩掉，无法弯腰捡鞋，只得赤脚继续前进。
长安街五十华里，大道两边各排了五六行人。前沿是海后部队吧（是清一色的灰色军衣帽），我们在其后。大家席地而坐，仅用一张小纸片垫着地面。饿了吃饼干，渴了水壶有水。我们就这样等着，有时也和人家对歌比赛。
上午十一点吧，远处突然响起一片欢呼声：“毛主席万岁·····”我们都霍的站起来，不约而同地喊：“毛主席万岁！······”大道北头，先是一组组摩托车，成品字形向我们这头开来，紧接着是第一辆检阅车，一身绿军装的毛主席立在车上，左手拿军帽，右手举起向我们摆手示意。大家激动得眼含热泪，手擎语录本不停地喊：“万岁····”，接着是周总理、朱德、林彪、刘少奇等中央主要领导，一人一车，按时速五十华里行驶。车队过去很久，大家还在喊。有人还当即记下这时刻：‘某日某时我幸福见到毛····啦！’他要告诉亲友们，让亲友分享幸福（那时崇拜到了疯狂的程度。哈）。
我们还参观了革命博物馆，去了北大、清华，校园里到处都是大字报专栏。里面好大好大，没有指示路牌，根本找不到出口。
在北京的最后一两天，基本上是到天安门转悠。西单街过去不远就是中南海，中南海有持枪岗哨，是不能随便进去。中南海过去就是天安门。
天安门前有护城河，五座金水桥并排架在护城河上。过了桥就是高高的红墙天安门城楼。我们都用纸贴在红墙上印字，有人还上城楼上观看。可惜故宫博物馆没有开放，没能参观。
天安门广场太大了，你站在广场上就好像是一下子处在鄱湖的一处，要极目才能看到头。万把人要是分散在这里，还是空荡荡的不见人。
广场中央是高高的人民英雄纪念碑，上写：人民英雄永垂不朽！每个字恐怕超过四平米吧。四周有台阶，基部有浮雕，都是一些重要革命历史的斗争场面。
广场的东北角是人民大会堂，有十二根浅灰色大理石门柱，门柱的直径估计有两米吧。整个面积据说有一两万平方米，里面有大会堂，有各省的会议厅。
在北京呆了六天后，我们又坐火车到天津，路程很近，也就两个钟头到了天津。
天津西洋房子很多，我们住在酒泉小学。早晨，冷森森的，地上有冰霜，人的嘴里冒白气（公历十月上旬）。街上到处有卖大饼、牛羊肉杂碎小摊点；大街上还常有马拉车走过，有股怪味。这都是北方的特点。
在天津呆了八天，好像也没什么较大的活动，像参观呀、抄写大字报什么的，都没有，就是胡乱转悠了几天。
接着是坐火车到上海。一进上海站，大家不约而同地惊讶了一声——高楼林立，直耸入云，人要仰起脸朝天上看，才能看到屋顶，一般都八九层（那里的一层楼至少抵得上两层楼）。我们好像一下到了另种不同的世界。走在街上，暗暗的，有点郁闷感。因为楼房太高了，人站在大街上，就像是在深深的井底下，看到的天空就只有几条白带子似的。
我们住在四川中路三十三号一栋大厦，有八层，我们是在第五层的一间大房，有暖气，夜间盖毛毯足矣。我不敢往窗外朝下看，那会腿脚打颤、心底冒冷气；有时不坐电梯用脚走，那么到最后，膝关节无力支撑，双脚自然弯曲倒地。这里离繁华的南京路不远；到黄埔外滩更近，只隔一排房子；往后转拐就是延安路。
黄埔外滩那时没建防汛围墙，非常开阔，美丽的黄埔江就袒露无遗地呈现在面前。外滩实际上就是休闲的公园，多是些花草、灌木，还有石桌、石凳。乘渡轮到对面浦东只需十来分钟，那时的浦东还没有开发，只有一个海军学校，几个小卖铺，再就是农田。
有名的上海大世界在黄埔外滩的北端，有二十四层楼，我们虽是惊叹不已，但也只是在下面仰面看了几眼，看得颈脖酸疼。
我们参观了中华牙膏制造厂，制造牙膏的全过程都是机械化。真奇怪，牙膏瓶口上的小盖子是用黑色的粉末制成，这边倒进粉末，那边就出一个个小盖子。不信吧。牙膏瓶是用钱币大小的铝块在机器的圆孔里撞一下，就成了无缝圆筒。灌牙膏浆、封口，都是机器，真的好神奇。
我们还参观了中山公园，里面有孙中山铜塑像。再就是抄写一些大字报。
在上海呆了十九天，吃喝不要钱，爱住多久住多久，决不赶你走。早餐有花卷、薄皮包馅的鹅颈；中晚餐有米饭，箩卜骨头汤。一般伙食还是有的。但是口袋里没钱，也不是滋味，天天在几条街上转悠也没什么意思。有人去东北串联，我们怕冷，不敢去。领了饼干、火车票打道回府。
坐火车经过南京，那时还没长江大桥，用拖轮装火车箱过江。
第二天下午三点钟到南昌，下了火车。南昌是我们江西省城，那时也不是那么繁华，在八一大桥上也溜达了个来回，这桥有名气嘛。住了一晚，第二天又坐火车回九江。
三
串联回来不几日，又时兴学红军，徒步长征，发扬红军精神。我们又邀集到十个同学组成小分队，每人在后勤部领了一件雨衣、一块油布（包被子）、一根捆被子的长背带、一只军用水壶，兴冲冲地向革命摇篮——井冈山进发。
开始是沿昌九铁路行走。这段石子路太难走，石子搁得脚板好难受。三天走了三百里，磨坏了一双新鞋，只得在南昌又买了双新鞋。
南昌到井冈山足有七百里。途经樟树、余干、新余、吉安等几个县市。途中有两天下雨，也照样赶路。大家的脚板、脚趾都有了血泡，脚脖子也肿了，两腿像灌了铅似的，吃力地拖着，很是沉重。大家互相鼓励，没有一个掉队的。每到一处都有热情的接待人员安排吃住，有热水泡脚，像到了家一样，心里暖暖的。
我们沿着当年红军上井冈的路上山。首先领略到了‘天下第一关’的雄奇险峻，两座高高的山峰，悬崖峭壁，中间只一个窄窄的豁口。真正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接着是小井、大井、黄洋界等五大哨口，都是险要关口。我们在山腹里走了二十几里路，这天的下午大概四点钟才到茨坪。
茨坪也是在一个半山腰上建起的一个小镇，这在井岗大山区就算是一个闹市。这里有较宽的街道，沿山一排房子。有商场，有旅馆，有饭店，有医院，还有纪念馆。我们参观了纪念馆，讲解员给我们讲解了当年毛主席是怎样指挥红军打退敌军四次围剿的。
山上的气候很特别，晴雨无常。白天还是好好的大晴天，晚上却下起了蒙蒙细雨。晚饭后在茨坪街上溜达了一会，商场里也转悠了一下。刚回到住所，就听说有车下山。大家饱尝了徒步的艰辛，一致觉得不能错过这个好机会，搭车下山。我们没来得及仔细参观就心急火燎地回校。在宜春转车到南昌，再坐火车到学校。真是一帮无知的青年，辛辛苦苦走了十多天，好不容易到了井冈山这有名的大山区，也不好好地游览一下，太可惜了。
四
第二学期不久，上面又来精神——‘回校闹革命’!要我们新生回原来学校，帮助原校点革命之火，把动静搞大点。
本来，农村的一些学校，还上点课，结果一搞，农村中小学也乱套了。校长、主任以及一些老教师（都是些旧政府过来的），统统遭殃，一个个被打成牛鬼蛇神！他们都被挂牌、戴高帽、敲锣游街。许多优秀的骨干教师被逼得上吊、跳井。有个教历史的老教师叫周祥英，五十多点岁，高高的个头，身体也蛮好的。教过我的历史课。中外历史特别熟，板书工整，课也讲得好，平时也很和善，总是笑洋洋的。运动中期，可能受不了批斗，加上不知以后的政策怎样，自己又是外地人，听说第二天还要游斗全乡，心里好害怕，趁人不备，跳下学校的一口深井，死了好多时，后有人打井水才被发现。
这周老师仅仅是家庭成分问题，是资本家成分，他的上辈人是做生意的，家里稍稍有点钱吧，更没有其它政治问题，这样跳井死了，可惜麽？！
五
一九六七年的下半年，各造反派之间开始有摩擦。由一些争斗很快升温到武斗，真枪实弹的干仗了，美其名曰——文攻武卫。
一次游行，当我们走到新桥头，突然有人惊叫一声，原来有人向我们这里扔石头。幸好有人发现，迅速散开、卧倒，但还是伤了些人。我离得远，没事。不过，好险啊。
一个十五六岁的少年，在街头贴标语，被我校的人抓住了。没审几句，就上去几人一顿拳脚。有一人操起一把洋锹朝少年‘啪啪’两下，就给打趴下。后来四围的人又扔石头，据说石子几乎遮住了身子。开始还有点呻吟，很快就没气息了。惨啊。
我校一个老生叫林振超是个头目，大块头，好后生。他把军分区司令员熊振武的（那个）拿来别在身上，好威风啊。一次，他正准备回家。听人报告消息说，警红司的人来了。他马上招呼一伙人冲出校门，冲出不远就发生巷战。他打了一发子弹，卡壳了，就原地不动在街心低头弄枪。这时，对方有人朝他头部开了一枪，正中他的脑门。一百四十斤的躯体重重地倒在街心。见打死了人，那边的人也都撤了，这边的人也忙着抬尸体回来。他的父母哭得死去活来。
我真不明白，那时的人为什么那么疯狂？老实说，武斗最激烈时，我都溜回家，也是怕，如果是真流血了又值麽？！
师范三年就这样昏昏噩噩、糊糊涂涂就毕业了。
胡振金. 2024年7月10日修正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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