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质文学刊物一般有三类：一类是有刊号的正式出版物，一类是没有刊号但有准印证的内刊，一类是既没有刊号也没有准印证的刊物。这里所要讨论的是第二类，也即我们通常所说的文学内刊。观察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历程，研究者们多聚焦于第一类正式出版物，这当然是文学期刊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但伴随着当代文艺生产全过程的文学内刊却在很多层面被遮蔽。它们的历史面貌不曾清晰，它们的当下生存也鲜有问津。因而，文学内刊的研究不仅是对当代文学生态的一次重新打量，而且也是研究者从文学细部和底层出发触摸当下文学现实的一个入口。2018年12月23日，中国作家出版集团主办、中国作家网承办的首次全国文学内刊工作座谈会在北京举行，《人民文学》《诗刊》《北京文学》《当代》《中华文学选刊》《青年文学》等文学名刊负责人，以及来自全国各地三十七家文学内刊主编、编辑参加了此次座谈会。与会人员对文学内刊在过去几十年里对中国文学和中国作家队伍建设做出的贡献予以了充分肯定，对文学内刊本身具有的巨大潜力以及从业人员普遍关心的现实问题进行了探讨。如果说，这次的全国文学内刊工作座谈会促使中国作家网增加了驻站内刊这一特色栏目，促成了文学内刊在全国文学期刊领域一次难得的亮相机会，那么早在2009年8月13—15日于河北邢台举行的全国地方文学内刊首届联席会，则更像是一次来自文学内刊内部的主动突围。从历史到当下，文学内刊呈现了当代文艺生产最为基层的面貌，却也因其话语影响力之微弱而被迫成为沉默的大多数。但从文学与地域的关系来看，不同地方的文学内刊仍焕发着强大的生命力，在文学的天地内自是生生不息。仅以笔者考察的江西为例，文学内刊饱含着的沧桑历史值得研究者为其记录，内蕴着的文化气息更值得我们期待。
一、文学内刊与当代文学生态
从总体上描述文学内刊与当代文学生态的关系，可以用“内与外”这样的形象去捕捉。文学内刊因其出版印刷所限，很长时间以来它在当代文学期刊版图上的存在基本上仅限于内部的交流，它们的存在本身就有一定的局限性，这是无法回避的问题。相较于正式出版印行的文学期刊，其困境可想而知。这是从内的方面来看。从外的角度看去，文学内刊的传播辐射力亦在其刊物所处的地域内，甚至是一个小小的文学社当中。但无论是内或外，这些都不能构成我们探讨文学内刊这一现象的屏障。任何时候，健康而活跃的文学生态都不能缺乏来自文学内部的力量，更不用说，许多作家的处女作往往是在其地方的文学内刊上先行登载的。从这个意义上看，文学内刊构成了当代文学生态重要的一环，它们打破了通往文学殿堂的森严壁垒。实际上，对很多地方的文学写作者而言，文学内刊的交流扩大了他们的视野，也维系了他们对文学的热爱。近年来，活跃于江西修水的作家樊健军、徐春林、何明生等，他们的文学创作早期借助于《山谷诗苑》《南崖》《九岭风》《乡野》《艾风》《鄱阳湖文艺》等文学内刊陆续产生了影响，并在全国的文坛上有了自己的位置，这是非常不容易的。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认为，从宏观层面来看，文学内刊凸显了强烈的地域性色彩。例如笔者在对江西的文学内刊梳理中发现，许多文学内刊的命名都源自江西当地的代表性地名或者村落或者某种文化现象，这无疑是地域性文化在文学内刊中的深层渗透。从微观层面来看，一份文学内刊的出现正是为着孕育一个个鲜活的文学生命，也让更多的文学热忱得以发现与光大。正是大量文学内刊的存在，才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对当代文学的认识。这种认识并不能依赖于既有的文学史知识，也不能仅仅依靠公开出版发行的纸质文学期刊。由于传播渠道的相对狭窄以及传播方式的相对单一，很大程度上，文学内刊所聚集的文学写作者并没有完全进入文学史的话语建构中，他们往往被冠以业余作者的身份，这是我们必须正视的文学事实。
然而，随着地方文学事业在21世纪以来的勃兴，从地方出发的写作立场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时代颇具影响力的文学声音，也打破了文学内刊的岑寂，使越来越多的写作者加入文学内刊的行列，这也是毋庸置疑的文学事实。然而，囿于文学研究的经典意识，在既有的文学分层中，被关注的大多是这一分层中的重要作家、著名作家以及国字号文学期刊和各个省份由作协、文联主办的文学期刊，而文学内刊仅仅占据了这一文学分层中的最底端。但是，文学的流动在当下已是常态，伴随它而来的则必然是文学史研究视角的下移。从这个层面来说，笔者十分赞同有的研究者在论及新时期文学时提出的“基层”视角，“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的传统视角是自上而下的，主要是从文学制度、文学政策、文学运动的上层、中心出发来展开研究，而中国当代文学的基层视角使得我们能够从下而上地观察中国当代文学，从下而上地描述它的结构，理解它的功能，勘定它的边界，照亮它的遮蔽。这一基层视角意味着一种限度意识、一种边界性视野，从此出发，我们得以审慎地勘探文学权力所能深入的限度，测量文学运动所能波及的广度，把握宏大叙事所能具有的普遍性和有效性的程度”[1]。的确如此，文学内刊与当代文学生态的密切关联实际上正是对已有文学史研究空间的扩充。文学不再仅仅是少数人的事业，它还应牵连着更多源自地方的、源自基层的文学命题。
这里列举两个地方的文学内刊，一者是云南，一者是江苏。前者地处边陲，文学从来不是那里的人们值得称道的辉煌事业；后者地处长三角核心地带，是公认的当代文学大省。然而，文学内刊的力量都在这两个地方各自生长着。先看云南，选取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为考察对象。据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文化体育局编《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文化艺术志（续修）》统计，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截至2005年年底，红河州先后创立的文学内刊达20余种[2]。这些文学内刊存在的历史大大激活了当代文学生态的地域性元素，也重新建构了我们对文学边地的理解。它们展示出文学固有的生命力，也呈现出当代文学自发的状态。再看江苏。依据江苏省作家协会编的《江苏文学蓝皮书2017年》所记，江苏省文学内刊的发展可谓蓬勃。江苏文学内刊联盟2016年12月成立，其成员单位有136家、顾问单位4家、名誉理事单位8家，通过联盟的方式形成省内文学内刊的合力，从而使散乱的文学内刊产生集束性的效应，也以此淘汰一些缺乏特色、无法持续出刊的文学内刊。真正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是在江苏这样的文学传统发达之地，文学内刊与公开出版的文学期刊之间的鸿沟已然清晰。文学内刊的生存依然严峻，他们不仅要竭力维持稿源，而且要与文学强省中的文学期刊进行同台竞争，这样的局面更加剧了文学内刊在文学生态中的边缘化处境。由以上对云南和江苏文学内刊与当代文学生态关系的探察可见，地域的差异在当下文学的发展中已是很难改变的事实，文学与内刊的联结更加剧了这一事实的“惨烈”程度。
不同省份文学内刊生存现状的个案考察带给研究者更多面向的思考。笔者并不打算对本文聚焦的江西文学内刊做纯粹的扫描式的研究，这样的研究当然有着了解全局的重要性，但是也会掩盖不同文学内刊的差异性。况且全景扫描式的研究还必须建立动态机制，更不用说文学内刊本身的变动性就极大，在生存尚且不稳定的变动中是很难建立固定的取样标准与评价原则的。因而，就笔者的研究视点来看，将文学内刊与当代文学生态进行勾连时，一方面要凸显文学内刊研究的必要性，一方面也要意识到文学内刊研究的难度。2021全国文学内刊会议5月7日至8日在北京举行，全国50余家文学内刊参会，江西受邀参加的文学内刊有《大觉山》《今朝》等，这些最新的文学动态表征着江西文学内刊在全国文学内刊中的重要位置，也显示了从历史与当下两个维度把握江西文学内刊存在价值的必要性。
二、江西文学内刊的历史
在江西不同地方出现的很多文学内刊只能淹没在历史的烟尘中。由于文学内刊本身办刊经费与编校人员紧张、不固定，因此，能够保留下来的历史上的文学内刊几乎没有。但是，文学内刊着实参与了江西地方的文化建设，也伴随着地方文化事业的发展、停顿与改制，这些要素也为对文学内刊与江西的考察带来了更多的面向。如果说，经由文学内刊而生出的地方文学生态往往呈现出一种流动性，那么，笔者从地方的文化馆和地方的年鉴中的确看到了江西文学内刊作为历史上的重要存在的证据，文学内刊成了我们进入一个地方的窗口，也成为这个地方经由文学而通往外面世界的出口。
在笔者搜集到的江西文学内刊资料中，印象最为深刻的是由进贤县文化馆1992年编印的《进贤县文化馆志1950—1992》。进贤县文化馆于1950年5月组建成立，始名进贤县人民文化馆，1954年更名为进贤县文化馆，1990年10月获文化部颁发的“全国先进文化馆”称号，跻身全国先进文化馆的行列，现为国家二级文化馆。据《进贤县文化馆志》资料显示：“文化馆与县文联从1962年起，先后编印了文学内刊《涛声》《谷雨诗刊》《文学作品选》等，发表县内作者的文学作品，为文学爱好者开辟了练笔的园地。其间，有不少作品在省内外出版和发表。如新故事《抽水机的故事》由江西人民出版社出单行本，新诗《抗春旱》由羊城晚报发表。散文《小镇即景》在江西日报发表。”[3]由此可见，江西进贤的文学内刊与县文化馆、县文联关系密切。伴随县文化馆的建制，文学内刊成为地方建立基层文学事业的首选。这种维系既有地方文艺传统的延续，也体现了不同历史时期的背景，总体而言，在流动中又彰显了延续性。
1973年下半年进贤县文化馆又创办了文艺内刊《青岚新苗》，后更名为《青岚湖》，共出刊11期，发表业余文艺作者的作品。应该说，这个时期进贤县文化馆的文学内刊正应和了当时全国范围内对业余文艺创作的重视。1972年第5期《红旗》上发表了署名秦言的一篇文章《努力发展工农兵业余文艺创作》。该文可以看作20世纪70年代当代文艺生产文化领导权建构的纲领性文章，文中认为“无产阶级要牢固地占领思想文化阵地，要有一支坚强的革命的专业文艺队伍，还要有广大的革命的业余文艺队伍。如果我们对群众的业余文艺创作和业余文艺生活不关心，不重视，任其自流，阶级敌人和旧的习惯势力就会钻空子，在基层通过各种渠道演旧戏，唱黄色歌曲，讲迷信故事，传看毒草小说等等，宣扬封、资、修的一套，腐蚀我们的群众和干部，挖我们的社会主义墙脚……发展群众业余文艺创作，就可以广泛地动员群众的力量，在思想文化阵地上更有力地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4]。当代文艺生产在对文艺创作的组织管理与思想教育方面的经验与教训是离不开大的时代环境的。文艺创作者被冠以“文艺队伍”之称，这样的称呼不仅体现了当代文艺被纳入宣传策略中的必然性命运，而且也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甚至左右了当代文艺本身。因此，当代文艺生产中的业余作者背后凸显的是身份政治对文学的深层影响。虽然一提到他们常和业余、不专业、文化水平不高、知识欠缺等联系在一起，但是在革命文艺的自我输出中确实需要大批来自基层的群众作者。因此，这个时期的文学内刊在很大程度上承担了文化领导权建构的功能。像《青岚新苗》这样创办于20世纪70年代的文学内刊，在地方文艺的传播形态中充当了发声主体。尽管这来自底层的发声携带得更多的是时代的传声筒功能，但作为当代文艺独特的生产方式，其存在时间之长、发表和出版作品之多却是不容忽视的。
到了20世纪80年代，文学的黄金时代亦在地方的文学内刊中留下声息。1983年进贤县文联恢复，文艺内刊《青岚湖》由文联接办。进贤县文化馆1985年改办《进贤文艺》小报，1988年更名为《进贤文化》，共出22期，发表文艺作品1000余篇。20世纪80年代是文学的理想主义时代，地方与全国的声音彼此交融，文学的波及带来的则是文学青年的流动。他们从故乡出发，更准确地说是携带着故乡所给予的文化因子登上了文学的舞台。地方文学内刊对他们的文学道路的支持，正凸显了80年代文学生态的繁荣。不妨检视一下那些在80年代初出茅庐的作家们，如果翻看他们的文学创作年表，大概地方文学内刊的出现频率会是比较高的。进贤的青年诗人张云正是从进贤县文化馆在80年代创办的文学内刊起步而走向全国的。他1957年出生于江西进贤，1981年开始在报刊发表诗作，其处女作即发表在当地的文学内刊上。由此出发，他多次获全国性诗歌创作奖，并入选“大陆诗人国际诗展”。1989年春他创办并主编《大陆诗报》，1990年就学于江西师范大学作家班，1990年6月由云南民族出版社出版诗集《月光河》。
一份地方文学内刊存在的历史如果仅仅从物质层面来看，是它留下的每一期文章、封面、封底以及内文插画，但这并不意味着全部，也并不意味着它与人的生活、情感毫无关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如何看待文学内刊在当代文艺生活中所发挥的细微影响，这需要大量的资料查找与史料支撑。就笔者目前所能搜集到的相关资料来看，这种更具人性内容的影响主要有三个方面。首先，文学内刊渗透着小地方的写作者对文艺的朴素理解和令人感动的文学理想。其次，在文学内刊的编辑队伍中也有着同声相应的文学诉求，他们向地方作者、知名作家约稿时所考虑的文艺要素以及约稿中呈现的文艺天地的样貌，值得在文学内刊的历史上留下一笔。再次，地方的文学内刊作为一份重要的舆论载体，它也是写作者与文学爱好者不断阅读与学习的交流渠道。可以说，这是伴随着文学经典阅读的、不可或缺的一种阅读体验。以上这些都为研究者深入体察文学内刊在文学个体与文学地方上所投射的面影提供了可能。
三、从文学内刊走向当下文学现实：以江西文学内刊《今朝》为例
无论是对文学内刊与当代文学生态的观照，还是从历史层面对江西文学内刊的探究，最终都要指向具体的文学实践。如何从一份文学内刊走向当下的文学现实？这是文学内刊研究必须具备的问题意识。从文学现场出发看待具体文学内刊的办刊举措、选稿标准、组稿策略以及办刊风格和传播方式，这些都必须回到个案的解读与分析中。诚然，《上犹文艺》《鄱阳湖文学》《赣西作家》《澄湖》等文学内刊都在当下的江西文学内刊领域中有各自的表现，但限于篇幅，不可能一一谈论。在此，笔者选取《今朝》，以其为个例呈现江西文学内刊与当下文学现实的联系，也从当下文学生态的多元构成角度提出研究者对地方文学内刊发展瓶颈的思考。
《今朝》创刊于2009年，由赣州市文学院和赣州市作家协会主办，十余年来“以其丰赡的内容，鲜明的时政特色、赣南地域特色、文学艺术特色以及沉雄大气高雅的赣州气派，展现了赣南老区文学艺术与文化的蔚然风貌”[5]。2019年9月至12月，《文艺报》“文学观澜”专版集中分期推介全国50余家文学内刊，《今朝》在2019年11月30日《文艺报》显要位置推介。2020年2月《今朝》上榜《作品》杂志“内刊之星”；2020年3月《今朝》正式入驻中国作家网，成为中国作家网驻站内刊名录成员，开启“今朝”专户推送。这些成绩的取得一方面得益于时代的大环境，一方面也说明了《今朝》在立足地方、挖掘地方、书写地方、传播地方上的办刊策略积极而有效。可以说，“地方”成为《今朝》的一个关键词。尤其是杂志大规模改版后的亮点提升之举，都是围绕“地方”这一语词展开的，《今朝》的确以其不俗的内容与品质成为赣州这座城市的文化名片。
以笔者手中最新一期《今朝》为例，在地性写作是其办刊风格中令人印象最为深刻的一面。在地性写作是近些年文学创作中的一种现象，它倡导写作者观察自己笔下的风土人事，以此获得写作的质感。这种质感往往与精致无缘。当然，从更为广阔的层面来说，在地实际上并不是一个文学领域的话题，它是社会学界近年讨论的与人口流动相伴随的文化流动过程。所谓离土不离乡、离乡不离土，其间的社会分层与文化分野给予作家们观察这一现象的诸多启示在写作中被部分呈示出来。正如《今朝》2020年第4期所刊作家李伯勇《感受力、思想力和表达力》一文开篇即谈到“立足地方”，结合他的文学创作之路与文学创作成绩，这绝不是简单的四个字。它需要长期的生活积累和观察，如果仅仅强调在地性，那么，有可能写作的视野会受到局限，因此，在地的写作与视野的突破是作家们要面临的两大功课。在地不仅仅是一种写作姿态，它更应该成为经由文学而通往作家所生活的乡村抑或城市的路径。
从这个意义上说，《今朝》的《红土》《客家》《钩沉》三个栏目是极好地展现其办刊连续性的三大版块。众所周知，赣州的客家文化以及苏区历史是文学创作值得深入挖掘的要素，题材的独特性决定了书写者所要具备的较为广博的知识。因此，在《今朝》上的固定栏目《红土》《客家》《钩沉》中分别从不同角度展开办刊者对这些题材的思考，有时是以访谈的形式推出，有时是以单篇文章的方式呈现，有时则是以文化观察的视角将三个栏目放在一起，这些都是刊物编辑的有心之举。这样的灵活方式既使每一期的阅读不会那么呆板，又在整体上强化了《今朝》对地方文化与地方历史的聚焦与关注。如果没有这种熟稔，那么也不可能每期都组来这方面的稿子；如果没有对地方文化与地方历史的深入思考，也无法在《今朝》的总体办刊标准上做出有效提升，这一点我们从刊物的主编和编辑队伍上即可看出。主编简心长期以赣南文化为写作中心，其《赣南血型》等作品展示了这位作家动人的文笔和充沛的文化积累。《今朝》的编辑们也都从事散文、诗歌等创作，并主动参与到地方的文化事业当中。这些因素都让《今朝》的选文与组稿充满了文学的气息与文化的魅力。
对一份地方文学内刊来说，定位的准确是保持刊物连续性的重要一环。这种定位既包括前文所述立足地方的文学发展，也包括很多有形的要素，如办刊经费、印刷质量和发行渠道。因无正式刊号，大多数文学内刊在这些有形要素方面都面临发展的瓶颈。就《今朝》来看，尽管它有较为充裕的办刊经费，在印刷质量上也与正式出版的文学期刊不相上下，但是，成本与收益仍然是难以回避的问题。最新一期的《今朝》内页上显示印制数量为两千册，基本做到了无库存积压，这是非常不容易的。在有限的办刊经费内实现资源的精准配置，这需要办刊者不断地摸索与调整，也需要编辑们深入一线走访与调研。另外，还值得一提的是许多文学内刊都因为编辑人员的不固定而最终停刊，人的因素在任何时候都显得重要无比。试想，如果缺少一批真正关心文学、热爱文学的编辑，那么，再多的办刊经费也都只能成为无米之炊。《今朝》在文学编辑人员层面能相对保持固定，也积极为其刊物的文学编辑搭建业内的交流渠道，促使他们保持不断学习的态度，并且从编制上做到最大增量，这些都保证了文学内刊从业人员的相对稳定。从以上角度来说，文学内刊与当下文学现实的关联所铺展的不仅仅是一份200页的期刊，它勾连的是与文学创作、文学编辑、文学出版、文学批评等相关的一系列现实性问题，而当下文学生态的多元构成正有赖于此。
结 语
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在以文学收藏时代的名义下，文学内刊从历史走入当下，从沉默的大多数而开始发声、发力，这是我们今天的文学真相，也是我们今天需要正视的文学问题。江西诗派、汤显祖临川“四梦”等灿烂的文学传统，孕育着江西这方土地上人们对文学由来已久的热爱。文学内刊之于江西，标识出的是源自地方的文学发生学。它们曾长久地被文学的历史所遗忘，却也在当下散发出独属于江西这方红土地的文学魅力。对认真的写作者而言，文学绝不是一劳永逸的事业，文学内刊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愿读者诸君在当下文学的生态中瞩目地方的文学内刊，有了这些文学的点点星光，这个大千世界才格外生动。因为，它们不是文学的快餐，而是在长时段的历史中孕育并积淀。每一份文学内刊背后的历史都蕴含着时代风云的激荡，浸润其中的人也都满怀着各自文学的心事，有时这是沉重地为生计奔忙，有时这是蛮荒之地里艰难的跋涉。但因为文学的应和，这些文事的艰辛也都有了甘苦自知的郑重。
注释：
[1]石岸书：《新时期文学在基层——兼论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基层研究》，《文学评论》2021年第3期。
[2] 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文化体育局编：《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文化艺术志（续修）》，云南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62—163页。
[3] 进贤县文化馆编：《进贤县文化馆志1950—1992》，江西省进贤县印刷厂，1992年印制，第8—9页。
[4] 秦言：《努力发展工农兵业余文艺创作》，《红旗》1972年第5期。
[5] [5] 《今朝》编辑部：《〈今朝〉在〈文艺报〉专版推介》，《今朝》2019年第1期。
（作者介绍：毕文君，山东烟台人，文学博士。现为鲁东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员。在《当代作家评论》《当代文坛》等发表论文多篇，出版专著《史传传统与中国当代长篇小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12月版），主持完成多项国家级、省部级科研课题。目前主要从事当代文学期刊研究。）
原载《创作评谭》2021年第６期,《鄱阳湖文学研究》2021第5期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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