瓷都景德镇的都昌人 [复制链接]

​​     借饷”百万，排出中国首个富豪榜。
    1926年，北洋军阀刘保兵败过景德镇，向景德镇商会会长吴瑶笙提出“借饷”一百万鹰洋，限三日内交清。
    吴瑶笙紧急召集全镇财东联席会议，商讨筹款事宜。会议整整开了一天两夜，先是确定筹款原则，按资产分摊。可问题出来了，财不露白，谁知道谁的资产有多少？最后都昌首富余英泾说，手摸着良心说话！吴瑶笙说，景德镇的财东还从来没有排过名，今天就借筹款排排名。既然说到良心，佛最慈悲，就按自报财产确定三尊大佛、四大金刚、十八罗汉。
    报名结果，余英泾、余旺青两位都昌窑户做了大佛，都昌窑户冯承就、余略盛跻身于四大金刚，王家琨等九位都昌人成了十八罗汉。
    在这25名财东中，都昌人占13位，均从事制瓷业。徽州人有8位，6位开钱庄，1位开药店，1位卖南货。两名瓷商分别来自广东、湖北。抚州1人，从事制瓷业。乐平1人，从事油坊加工业。
    25名财东三天内筹集了80万鹰洋，救了景德镇。
    三尊大佛、四大金刚、十八罗汉是中国第一个富豪榜，比2003年10月30日正式发布的福布斯中国富豪榜早77年。这个有着浓郁香火味的富豪榜不仅仅是财富的比拼，还是凡体佛心做人做事最高境界的较量。
    1930年五月初十，方志敏率红军一个独立团首次攻克景德镇。都昌人第一个挂出欢迎红军的条幅，并为红军筹措军饷万余元，都昌有4000多名瓷工参加了红军，成为红十军的主力。
    都昌人在景德镇什么时候开始如此强势？都昌人对这个千年瓷都到底有过什么样的影响？
     设置军窑，都昌人走进昌南。
    都昌人改变景德镇还得从明朝说起。明朝以前，景德镇仍是一个工商业聚集的小城，仅东南部原料出产地零星分布着一些窑场，镇区是瓷器销售商站。洪武二年，朝廷在镇之珠山设御窑厂，乡间民窑开始向镇区集中。
    都昌是伸向鄱阳湖中心的一个半岛，上旱下涝，人口密度大，资源贫乏。都昌人还饱受血吸虫病之苦。景德镇让都昌人绝处逢生。
    第一个到景德镇业从事瓷业的都昌人无从查考，但大批都昌人涌入景德镇，当属明初大将军于光创立军窑的那一次。于光，派名叙五，又号文炳。都昌狮山八都人，出生于元泰定四年（公元1327年）八月。他自幼饱读诗书，深明大义，磊落有大志，能作文赋诗，会弹琴，通岐黄（中医），还练就了一身好武艺。于光使的是一柄方天画戟，英勇无敌。
    元末元顺帝在位时期，各地农民起义风起云涌。于光为了保卫乡里，组织了一支地方武装，抵御外敌。徐寿辉部攻下饶州，于光便率部归附了红巾军。至正二十年，陈友谅杀徐寿辉，自立为帝，国号“汉”。徐寿辉旧部不服，纷纷离开陈友谅。于光也于当年七月赶走了陈友谅派到浮梁的同知，并起兵攻下饶州，率部归顺了朱元璋。朱元璋任命于光为江西参政，仍镇守浮梁。
    不久，便发生了著名的鄱阳湖大战。于光在鄱阳湖边上长大，又作战勇猛，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朱元璋把于光几乎当成了贴身护卫。于光在这次鄱阳湖大战中，孤身救主，后又在火攻陈友谅水寨时，奋勇当先，屡建奇功，深得朱元璋喜爱，封为鹰扬卫指挥使。
    1364年阳春三月，就在于光即将离开鄱阳湖，离开浮梁，奉命去扫除陈友谅余孽时，发生了一件令于光也很无奈的事。于光旧部是都昌人，具体说还是都昌以东的三都、六都、九都、十都人。都昌东乡地少人多，本来生活就苦，再加上战火烧到家门口，没有活路，不得不拿起刀枪跟着于光杀出一条血路。鄱阳湖大战之后，赣东北乃至整个江西都成了明朝的大后方，东乡人便不愿跟着于光过刀头舐血的日子。于光不忍心看到当初一起上战场的老乡彷徨无助，主动奏请吴王朱元璋，在昌南镇设立军窑，专门为军队烧造瓷器。这样，他的这些老乡不仅可以留在昌南镇，而且不愁当地人排挤，也不愁本钱。
    2006年，在丽阳旧城遗址附近发现了大面积的瓷窑，里面尚有不少碗盘等器皿。这些旧窑址可能就是于光当年设置的军窑。军窑把都昌人带进了昌南，为后来景德镇的“都帮”崛起和称雄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上镇下乡”，一条谋生之路。
    在都昌或者景德镇，如果你听到“上镇”或“下乡”，那一定是“去景德镇”或“回都昌老家”，而不是去其他任何地方。都昌人从来是把景德镇当成自己家乡所在的集镇，而非饶州府的景德镇。相当多的景德镇人也把都昌当成景德镇的乡下，而非南康府的都昌县。都昌人去景德镇，就像赶集，许多景德镇人到都昌，就是回家。
    上镇下乡是都昌人几百年来走出来的一条谋生之路，也是一条充满艰辛和凶险的创业之路，还是一条思乡之路，一条魂归之路。
    都昌到景德镇，水陆均可通达。无论水路还是陆路，都只有“百数十里”。走陆路，步行一般需要三天，身体强壮者两天亦可到达。遇上天气不好，走四五天也是常有的事。陆路经土塘、土桥、曹家店、长山坳（都昌西部人经马涧桥至长山坳）、漳田渡、油墩街、鸟山、盐山、柘港、螺丝港、碧山、马尾港、田坂街、大金盘岭、梨巴树下、浑水岭、洪源、罗家桥到景德镇。这条路上有歇店供行人住吃，还有凉亭供行人歇脚。唯有长山坳、梨巴树下荒无人烟，行人经过这里，没有强盗出没尚要捏一把汗，有强盗出没就要脱层皮。漳田渡是上镇下乡的必经渡口，鄱阳人常凭借这一天堑，公开敲诈勒索。
    走陆路艰险，走水路同样凶险。如搭小水是指漳田渡两岸有15华里的低洼地，遇到大水年份，一片汪洋，上镇下乡，只能搭小水。就是两头步行，中间坐船，而且是夜里行船。搭小水有固定地点。上镇，芗溪、南峰、万户、周溪是固定点。下乡，鄱阳的江家桥是固定点。只要你在太阳落山前赶到，就能搭上小水船。小水船是一个又闷又热的大货舱，一堆人蜷缩在一起。顺风顺水，第二天一早便能到达。如果遇到恶劣天气，就要在固定点呆一两天。最怕的还是上船后遇到大风暴，船毁人亡。遇上了，就只能祈求祖宗保佑。
    一首民谣说出了上镇下乡的都昌人心里的恐惧和凄凉：“一怕土匪山寨，二怕水盗劫财，三怕狂风恶浪，四怕浪打沙埋。”都昌人别无选择，要么从这条路步入天堂，要么从这条路走向地狱。
   三藩之乱，瓷业格局大反转。
   “官搭民烧”对都昌人而言是机会，对景德镇的制瓷业却是灾难。
    明末御瓷烧造，或由工部，或由地方官，或派烧造太监，统摄不一。朝廷大量的御器通过“官搭民烧”“尽搭民烧”，对景德镇制瓷业是一个沉重的负担。加上督陶官借上供之名，分外苛索，屡出事故。如果再遇到天灾，激起民变也不足为奇。隆庆五年，正值兵灾、天灾之后，瓷工在饥寒线上挣扎，朝廷却强迫景德镇烧造御器十万余件，引发地方工匠罢工。万历二十五年，巡按方河以监委厂事，刑扑镇民，激起民变，放火烧了御器厂门场。一连串的民变致使景德镇制瓷业迅速衰弱。土著窑户纷纷关门歇业。都昌窑户往往没有定居下来，算是客寓，非浮梁纳赋当差之民，有钱赚则赚，没钱赚就逃归原籍，因此哪怕能糊一张口，就不会放弃。都昌人在苛捐杂税繁重的逆境中，不仅没有退缩，反而在制瓷业的各个领域渗透得更深。倒是户籍在本地的景德镇人不堪重负，干脆靠山吃山，慢慢退出了制瓷业。
    之前，如果这里的土著窑户还能哭，那么到康熙十二年土著窑户哭都没有眼泪了。景德镇是三藩之乱的重灾区。三藩之乱后，景德镇几乎成了一片焦土。
    悲剧就是一种毁灭。悲剧毁灭了土著人的全部资产，毁灭了土著人的全部意志，也毁灭了土著人的地域优势和人脉关系，更主要是打破了土著人的传统垄断格局。格局打破了就要重新构建。
    至清初，都昌人已掌控了挛窑、满窑等关键行业。在技术层面，“都昌帮”已不逊色于土著窑户。都昌人在天灾人祸中泡大，更是善于随机应变。
    康熙十九年，形势发生了逆转。康熙在政治上实行“与休息、爱养百姓”的治国方略，恢复官窑，放松对民窑的控制。经济上，官窑和民窑之间形成一种相对单纯、平等的经济关系，官窑对民窑的苛索大为减少。烧造实力上，官窑和民窑之间瓷器生产的质量已经没有什么差距。官窑和民窑通过相互竞争，相互交流，共同促进，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官民竞市”。康熙二十二年，清朝收复台湾，重开通商口岸，亚洲各地区间的瓷器贸易如火如荼。在国内外日益庞大的市场刺激和优质原料高岭土全面开放的情形下，景德镇的陶瓷生产迅速恢复。都昌人再次蜂拥而来，重操旧业，反客为主。
    都昌人在此之前都是以宗族为团队，宗族之间又形成了一个严密的组织——都昌会馆，行业分工也十分明确。
    1962年,江西历史学会启动了对景德镇制瓷业历史的调查，从明代开始，旅景都昌人先来4姓，继来24姓，再来48姓，共有70余姓之多。据都昌七姓宗谱所做的《都昌七姓宗谱所见明清以来殃殁葬景镇浮邑人数统计表》、《都昌四姓宗谱所见清代以来在景镇经营窑业（或泛言经商）人数统计表》来看，都昌旅景业瓷人数出现过四次高峰：第一个高峰在明朝嘉靖、万历年间，第二个高峰在清朝康熙、雍正年间，第三个高峰在乾隆年间形成，第四个高峰在嘉庆到道光年间。都昌人旅景是以同姓同宗同族为单位，像大海里的波涛，一波接一波，一浪压一浪，不断向景德镇的制瓷业发起集团式的冲锋。
    都昌人到景德镇，一般是先做佣工，然后积累资金和技术，转而成为窑户。在陶瓷众多行业中，大致可分为瓷土业、匣钵业、烧窑业（分柴窑、槎窑）、制瓷业（分圆器、琢器两大类）、彩绘业（旧称红店）、看色业、包装业以及为瓷业服务的其他行业。都昌人基本上控制了烧窑、圆器、满窑、挛窑、彩瓷（红店）、器匣等关键技术。
     四窑九会，垄断景德镇制瓷业。
    如果说都昌会馆是都昌人的联谊组织，那么四窑九会就是都昌人的行业管理组织。这两个组织，一个以乡情为纽带，一个以行规为准绳，对内拥有绝对权威，对外享有让外籍人敬畏的话语权。
    明末清初，柴窑兴起。都昌柴窑窑户组成了“陶庆窑”行帮，槎窑窑户组成了“陶成窑”行帮。之后，造古器业的业主组成“允成窑”，造灰可器的业主组成“裕成窑”。这四窑中，陶庆窑是行业中最高层次的组织，财大势大，独树一帜。民间流传，陶庆窑的总老板顶半个知县。民谣也说：坐着的浮梁县，站着的陶庆窑。之后，陶成窑、允成窑、裕成窑三窑又以经营大致相同品种的小业主和厂主为基础组成了“九会”，并冠以社名。即：脱胎器业的“玉庆社”，二白釉业的“永庆社”，四大器业的“同庆社”，四小器业的“义庆社”，饭闭业、酒令盅业的“合庆社”，满尺业的“福庆社”，七五寸业的“古庆社”，冬小器的“集庆社”，古器业的“聚庆社”。这三窑九会与陶庆窑并列，人又称四窑九会。四窑九会控制着整个烧窑业和圆器业。陶庆窑和陶成窑还在属下成立了保槎公所和保柴公所，配有武装丁警。
    清朝中叶，都昌有大、中、小窑户千余家，垄断了景德镇制瓷业，掌握了制瓷72道工序的绝对话语权。乾隆年间，景德镇名人郑廷桂《陶阳竹枝词》写道：“而今尽是都鄱籍，本地窑帮有几家。”嘉庆年间，浮梁县衙秘书龚铽的《景德镇陶歌》第一首便是：“江南雄镇记陶阳，绝妙花瓷动四方；廿十长街半窑户，赢他随路唤都昌。”这时的四窑九会已不再是站在留住乡愁起点上的“草鞋帮”，而是站在时代潮头引领景德镇瓷业朝多元化发展庞大的行业帮会。
    1924年至1949年景德镇有柴窑112座，其中都昌人有101座，占柴窑总数的90％以上，建国初，景德镇有人口19万人，其中都昌籍达10万人。
     大量外销，成为世界瓷都。
    景德镇自宋真宗御赐“景德镇”之后，一步步成为全国乃至全世界的制瓷中心。如果说明代以前景德镇是中国瓷都，那么到了清代景德镇已经成为世界瓷都。
    1603年2月，一艘葡萄牙商船“卡塔林那号”载满中国货物行驶在马六甲海峡。几艘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快船突然把“卡塔林那号”包围，发动攻击并迅速俘获“卡塔林那号”。荷兰人将船上数十万件中国景德镇瓷器运往阿姆斯特丹拍卖，震惊了欧洲，法国国王亨利四世、英国国王詹姆斯一世也参与了竞拍。一时间，全欧洲最有实力的君主、贵族和商人纷纷把发财的目光投向远东，投向中国，投向景德镇。景德镇渐渐进入制瓷快车道，康雍乾三朝达到鼎盛。
    从葡萄牙人来华算起，三个世纪内共有三亿件中国瓷在欧洲登岸，另外还有巨额的瓷器销往东南亚各国。这些瓷器多数产自景德镇，绝大多数出自都昌人之手。瓷器的大量外销，使景德镇瓷业成为全球经济循环、东西文化交流的又一中心。景德镇瓷业已不仅仅是一个瓷业，而是早期政治、经济、文化全球化的一种折射，以至于后来中国、景德镇、昌南与China出现了戏剧性关联。
    在明清两朝，都昌人从赤脚上岸到逐步占有景德镇制瓷业绝对份额，为了改变自己的命运，不经意间把景德镇推上了世界瓷都的巅峰，改变了一个世界。（徐观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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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徐贵水，笔名徐观潮。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江西省作家协会理事，九江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在《北京文学》《天津文学》《星火》《小说月刊》《短篇小说》等发表报告文学、小说、散文80余万字。作品入选《散文选刊》、《小说选刊》《微型小说选刊》。创作出版长篇小说《信访救济手记》、长篇历史小说《名将陶侃》、短篇小说集《同根兄弟》等文学作品 5 部。

景德镇是都昌人的码头，一都二抚三鄱阳，上世纪周溪乡及都昌濒湖地区几乎每个村至少一成以上人口迁到景德镇，都昌方言为景德镇市区通用方言（类似黄梅方言为九江市区通用方言），现在国内各地展销景德镇瓷器的主要就是抚州或都昌人。明清景德镇的瓷器出口主要换来白银。我每次在景德镇总能吃到价格实惠的地道小吃。

研究得很透彻，也看过徐观潮的《烈焰瓷都》，赞！

都昌虽为九江管辖，但到九江没有归属感，而一到镇里总感觉特别亲切，这就是所谓的”骨头亲”，都昌应该划归景德镇，九江佬说话的我都听不懂

江西省一直在准备将鄱阳县划给景德镇，因为景德镇怕鄱阳县拖累，一直不敢要。国家已经从近期开始重视对景德镇市区城市更新改造资金及政策扶持

加分专用：支持在线分享精神。

老同学的《烈焰瓷都》应该与景德镇市委宣传部、市文体局和文联对接洽谈，由市宣传口出资改编为电视剧。对景德镇瓷都文化的挖掘和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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