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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生荐书｜世间无大事，唯“健康”二字不可小视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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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老家: 县城(都昌镇)

只看楼主倒序阅读使用道具楼主发表于: 2020-12-18

（中国文史出版社重点新书，定价：49.80元，责编：全秋生）

作者简历：
徐观潮，原名徐贵水，江西都昌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江西省作家协会理事、九江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先后在《北京文学》《天津文学》《星火》《小说月刊》《短篇小说》等发表报告文学、小说、散文八十余万字。作品入选《散文选刊》《小说选刊》《微型小说选刊》。独立创作并结集出版文学专著五部。其中长篇历史小说《名将陶侃》（中国文史出版社2016版）出版后江西省作协举行作品研讨会，好评如潮。

     秋生荐书：
  俗话说得好：世间无大事，唯“健康”二字不可小视。
  俗话还说过：任你健壮如牛，威猛似虎，病来如山倒，病去水推沙。
  生在红尘里，长在世俗间，历寒暑，沐霜雪，食五谷，饮清泉，焉能不病？然天为阳，地为阴；山为阳，水为阴。阴阳和合，枯木亦能生根发芽；阴阳失调，转瞬即是摧枯拉朽。正所谓：七情六欲常伴君，健康得失唯自知。
  小时候特别向往电影里那些手到病除的神医们，他们个个仙风道骨，长髯飘飘，眉须雪白，手搭脉门，闭目片刻，对患者病情便能一一道来，如数家珍，令患者心服口服；然后拿起毛笔，龙飞凤舞，一气呵成，一张药方便横空出世，转身照方抓药，煎、煮、炖、熬，三天两日，病疴退去，红润顿生，一个个活蹦乱跳，千恩万谢。长大以后方才明白一个道理，神医再神，也会精力有限，充其量也只能救三五百人，再多恐怕也无能为力了。倘若能救万民于病魔之掌，那才是真正的大手笔，堪称百姓之幸，实乃家国之大幸也！
  庚子年春，新冠病魔肆虐，天南海北，人心惶惶，自江南小镇返京后便闭门隔离十四天，一部书名叫《中国健康档案》的书稿摆上了我的案头，面对窗外日趋紧张的疫情播报，“健康档案”四字一下子就吸住了我的眼球，于是一头扎了进去，结果真相令人触目惊心：从公元前674年至1949年2623年间，共发生过772次程度不等的瘟疫，其中西东周1次、秦汉13次、魏晋17次、南北朝17次、隋唐17次、两宋32次、元代20次、明朝54次、清朝74次、民国6次（截至1937年）。据史学家估计，明末大瘟疫死亡人数在千万以上。1900年至1949年，仅死于鼠疫的人数就有102万，病死率89%。作家如是说，在人类文明史上，最重视的是生命和健康，最不重视的也是生命和健康，唯有欲望是永恒的主题。争夺欲望的最高形式便是战争。在战争中，人被当作“两脚羊”充当“军粮”的记载屡见不鲜。
  人类文明史是一部生命史，一部文化史，也是一部健康史，而战争、灾荒和疾病是寄生在这部历史里的三大恶魔。它们在不断啃食历史，让历史充满着血腥味。中华民族依靠自身强大的“免疫力”，屹立在世界民族之林。因为，在中国人的理想中，深深根植“不为良相便为良医”的信念，良相治世，良医治病。
  《中国健康档案》是一部长篇纪实报告文学。系中国作协2019年定点深入生活重点选题。实力作家徐观潮立足江西看中国，立足健康中国宏观布局看中国健康，深入各地采访，用翔实的数据与真实事例说话。全书资料丰富，文笔流畅，叙事有理有据，杜绝假大空的创作禁忌，各种数据来源出处真实可靠。比如，新中国成立之初扫除娼妓与禁绝烟毒、开展轰轰烈烈的“除四害”爱国卫生运动、消灭血吸虫病、合作医疗兴起、赤脚医生横空出世、根治麻风病；改革开放后，举国上下团结一致抗击SARS、大病专项治理、迎战世纪绝症艾滋病、设立大病医疗保障系统、国家层面出台《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年）》……通过对新中国成立70周年以来摆脱重大疾病威胁、从治已病到治未病、构建健康中国大格局的追溯与记录，书写新中国成立70周年以来的健康史与生命史，书写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翻天覆地的人间巨变。从这个角度来解读此书，《中国健康档案》无疑是一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的上佳献礼图书。欢迎各界关注、收藏。（全秋生）
   精彩阅读：
   SARS，开始让一个大国反思
中国进入新世纪后，改革开放的道路越走越宽广。中国人都热血沸腾，以站在月球看地球的大气魄，书写着民族复兴的宏伟篇章。
恰在此时，历史给中国乃至世界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广东毫无预兆爆发了一种“怪病”，医生对这种病的病原体一无所知。症状像感冒，又像肺炎，易传染。“怪病”不但在普通人群中传染，还在治疗的医生中传染。有一定防范意识的医生都莫名其妙传染了，谁还敢治这种病？“怪病”开始是引起广东恐慌，不久恐慌像瘟疫一样在全国范围内传播。
2002年12月17日，广州军区总医院接到河源市人民医院的求助，要求将一名重症病人转到医院呼吸科。下午快要下班的时候，一辆救护车疾驰而来。护送医生对呼吸科主任黄文杰说，患者已经高烧了整整7天，实在没办法，只好向你们求助！
患者黄杏初是河源市山里一名农民工，只读了5年书，做过矿工，后来学做厨师，在深圳一家酒楼做客家菜。
河源市是东江流域客家人的聚居中心，有“客家古邑，万绿河源”之称。河源属南越。秦国平定百越后，迁陕陇之民居粤，带来了黄河文化。岭南一直是中原战乱的避风港，南迁之民与当地土著相互同化，形成了河源独特的客家文化。此时的河源，经济还相对落后，山里人多数靠打工谋生。黄杏初在深圳打工有11年历史，做的客家菜也别具特色，深受顾客欢迎。
广州军区总医院是一所集医疗、教学、科研、预防、保健、康复为一体的现代化大型综合性医院，还是全国、全军首批三级甲等医院，拥有一批顶尖医学人才，医院服务严谨，医疗操作规范。2017年秋天，我左眼视网膜脱离，上天有意安排我到该医院眼科“深入生活”，医院的医疗服务让我一个“老卫生”折服。7天，我不但康复了，还与眼科主任邹玉平成了好朋友。我介绍这段生活经历是为了说明一个因果。广州军区总医院的黄文杰从“怪病”治疗到后来的抗击“非典”是有贡献的。他的一个“绝招”后来得到很多专家的认可。广州军区总医院在对“怪病”一无所知的情况下，首创了医务人员无感染的记录。
病情就是命令。黄文杰检查发现，患者高烧39.8度，呼吸困难，全身发紫，神志不清，躁动不安，护士都无法打针给药。他叫来几位医师帮忙，把患者按住，打了适量的镇静剂，患者才安静下来。这时参与抢救的医务人员对这种病是否传染没有一点认识，只是按照重症肺炎病人采取了必要的防护措施。
“上呼吸机！”
“插管！”
黄文杰发出一连串指令。抢救有条不紊。黄文杰甚至让医务人员把广州军区总医院最贵的呼吸机和监护仪都搬来了，科室的呼吸专家轮流看护，严密监测生命体征。
第二天，病人神志清醒，呼吸困难有所缓解，情绪逐渐稳定，但面对如此重症的“肺炎”，他们仍不敢有一丝懈怠，继续对症下药，采用抗病毒、抗菌药物进行系统治疗。第五天，情况出现好转。第七天，体温恢复正常。就在黄文杰觉得可以松口气的时候，接到广东省卫生厅通知，让他立即和地方5名专家赶到河源市人民医院。到了河源，黄文杰出了一身冷汗。河源人民医院与黄杏初接触过的11人无一幸免遭遇感染，其中8名是医护人员。黄文杰意识到黄杏初得的不是“重症肺炎”，是什么病，他不知道，通过什么途径传染，他也不知道。患者是医生的战场。既然走进了病房，明知道是“雷区”也得义无反顾。但他毕竟有过一次经历，疾病传染途径也就那几种。他叮嘱身边的医务人员：“进病房一定要戴口罩、手套，做完一次检查或治疗都必须消毒，病房要随时保持通风……”
黄文杰和他的同事们边治疗，边总结。黄杏初救治获得成功，首先是上了呼吸机和插管，改善了病人的通气，也有利于气管里含有病毒的痰液及时排除。这一点，在后来救治各例“重症肺炎”病人中得到了验证，也得到了包括著名呼吸病专家钟南山院士在内的专家们一致认可。这条措施在没有找到有效治疗办法之前，几乎成了“绝招”。为避免有些“重症肺炎”病人气管插管后带来的损伤和继发感染，黄文杰又大胆采用无创通气法、营养支持、静脉注射胸腺素和免疫球蛋白等措施对症治疗，使许多病人转危为安。黄杏初在10天后拔下呼吸管，脱离了死神的纠缠。23天后，康复出院。广州军区总医院参与抢救的医务人员无一人感染“怪病”。
黄杏初不是“怪病”传染链的开端。黄杏初在深圳没有传染一个人，在河源也只传染了包括医务人员在内的小部分人，到广州军区总医院后，就没有再传染给别人。黄杏初是全球首例报告的病人。后来通过追溯，在此之前，广东顺德、佛山也都出现过类似病例，官方也已经正式认定佛山那名病人是首例回顾性非典病例。
2002年12月底，广东民间便出现了一种流言，广州出了一种能致命“怪病”，医生都没法治，已有人死亡。坊间还流传吃醋、喝板蓝根可以预防怪病。广州市民一度疯狂抢购白醋、板蓝根和口罩，广州买不到，就致电香港或内地亲友帮助买，致使流言不胫而走。而广州市和广东省政府为了避免引起民众恐慌，一直没有发布相关信息。怕什么，来什么。信息越封闭，民间流言传播得越猛。至2月9日，广州市已出现一百多病例，两例死亡。卫生部开始关注广东发生的病情，并派出专家组赴广州协助查找病因，指导防治。2月10日，中国政府将该病情况通报给世界卫生组织。这时，广州有关熏白醋、喝板蓝根能预防怪病的传言愈演愈烈，市面上10元一包的板蓝根飙升到三四十元，白醋从10元涨至100元，有的记者甚至拍到了标价1000元一瓶白醋的照片。2月11日，广东省主要媒体才正式报道部分地区先后发生非典型肺炎病例的情况。报道称，截至2月10日下午3时，共发现305例，死亡5例。其中医务人员感染发病共105例，没有一例死亡。305例病人中，已有59人病愈出院。广州市政府召开的新闻发布会还特别强调，对于有千万人口的广州，300多人染病是一个很小的比例，前阶段没有公布情况是因为河源、中山等地的患者大多已康复或好转，非典型肺炎不是法定报告传染病。
可以说，此时很多人还没有意识到这场突如其来的“怪病”有多么可怕。2月12日，中国足球队和世界冠军巴西足球队在广州举行的友谊赛照常进行，现场球迷超过5万人。2月14日，媒体还报道，非典型肺炎疫情影响不大，广州旅游市场淡季不淡。原定2月18日在天河体育场“2003罗大佑广州演唱会”也没有推迟。
2月21日，已染病的中山大学附属第二医院退休教授刘剑伦去香港出席亲属婚礼，将病传染给七名旅客。他也于2月22日到广华医院急症室求诊，3月4日不治身亡。2月下旬，一名常驻上海的美国商人在途经香港到达越南河内后，确认染病。河内医院多名医务人员也因此感染。2月28日，医生乌尔巴尼在这位病人身上发现了一种非常规病毒。他认定，这是一种非同寻常的疾病，引起这种疾病的病毒与以往导致感冒、肺炎等疾病的病毒完全不同。他随即向世界卫生组织报告，世界卫生组织建议称这种疾病为“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征（SARS）”。至此，一个来无影去无踪的疾病名字诞生了。它的到来，让全世界谈虎色变。它对步入改革“深水区”的中国提出了“涟漪性”挑战，迫使中国人不仅重新审视医疗事业和社会保障体系，而且还把目光转移到更广阔的民主政治、市场经济和公民社会诸多领域。
3月5日，出席全国人大的广东代表提出议案，建议传染病预警治疗在不影响国家安全的前提下考虑寻求国际援助。
3月6日，第一个输入性非典病例正式进驻北京。
3月12日，世界卫生组织发出全球性警告。
3月15日，世界卫生组织正式将该病命名为“SARS”之后，世界多地出现“严重呼吸系统困难症（SARS）”报道，从东南亚到澳大利亚、欧洲和北美，印尼、菲律宾、新加坡、泰国、越南、美国、加拿大等国家陆续出现非典型肺炎病例。截至2003年5月18日，中国有24个省市出现“非典”疫情，统计病例4698例，其中医务人员感染917例，死亡284人。截至7月11日，全球有32个国家和地区感染“非典”，统计病例8069例，死亡774人。
北京市后来居上，成为2003年“非典”重灾区。据5月18日统计，发生病例达2434例，居全国之首。此时的广州只有1514例，居第二位。4月初，北京被外媒指责隐瞒疫情。4月13日，中国决定将“SARS”列入《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法定传染病进行管理。至此，“SARS”进入公开防治。4月17日，中央召开会议，研究应对“SARS”面临的威胁，采取了包括人事任免在内的各种必要的紧急措施。4月20日，北京公布病例从原先有所隐瞒的37例增加至339例。全国实行“疫情一日一报制”。5月9日，国务院颁布第376号令，施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
4月21日，在北京“非典”疫情最为严重的时候，北京市断然决定建立世界上最大的一级传染病医院——小汤山“非典”定点医院。小汤山位于北京东北，距四环路20公里，距昌平县城10公里。原有一所疗养院，已经具备一定的医疗条件。4月22日晚，北京市建委连夜部署，抽调4000人和500多台机械设备进场施工，北京六大建设集团全部上阵，最多时达7000人。医院采用轻型建筑材料，基本为一层病房。整个医院病房分作东西两区，每区建有6排病房。病房南侧是X光室、CT室、手术室。病房北侧为重病监护室、接诊室、检验科。七天七夜，168小时，小汤山建成了一所建筑面积为2.5万平方米、拥有1000张床位的传染病专科医院，创造了世界建筑史上的奇迹。小汤山“非典”定点医院建成后，中央军委下令在全国军队医疗机构中紧急征召1200名医务人员进京抗击“非典”。江西到5月3日晚21时，才首次发现1名输入型非典病例，是全国防治“非典”较好的省份之一。军委命令下达之后，江西武警医院40多名医务人员报名请战，最后选定了张春蕾、吴琴琴、高健三名医务人员赴京参战。临行前，他们有一句话让送行者流下了眼泪。最坏打算，留在北京。送行者都知道，这个“留”字的含义。抗击“非典”在当时不仅仅是治病救人，还要直接面对死亡。6月20日，当最后一批18位“非典”治愈患者走出北京小汤山医院时，宣告了这座全国最大的“非典”收治定点医院在高速运转51天之后，以病死率世界最低、医院零投诉、医护人员零感染的战绩圆满完成了历史使命。就是这座临时搭建的医院，收治了全国七分之一的“非典”病人，创造了人类医学史上一个范例。“中国小汤山”因为“非典”而举世瞩目。6月18日，江西武警医院三位英雄没有“留”在北京，顺利完成使命回到了英雄城南昌，英雄城给予了他们应有的鲜花和掌声。
“非典”让世界记住了很多人的名字。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就是其中一位。他所在的广州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接到第一例非典病人，钟南山非常震惊。多年的行医经验告诉他，这是一例非常值得关注的特殊传染病。随后他参与专家组去中山市调查，并在给广东省卫生厅的报告中，将其命名为非典型肺炎。2003年春节后，非典病例剧增，广东告急。大年初三，钟南山临危受命，出任广东省非典医疗救护专家组组长。这时他对这种怪病茫无头绪，只能凭经验一边尝试着各种治疗方法，一边寻找病因。北京传来消息，在广东送去的两例标本切片中，发现了典型的衣原体。中国疾病研究中心宣布，引起广东非典型肺炎的病因基本查清，建议使用抗生素治疗。钟南山听后摇摇头，抗生素他早用过了，证实无效。当晚，广东紧急召集钟南山等专家开会。钟南山直言不讳：“非典的元凶不是衣原体，而是病毒。”4月11日，国家有关部门召开新闻发布会，称疫情已得到有效控制。钟南山又毫不客气地说，什么叫得到有效控制？根本就没有控制！病原都没搞清楚，怎么控制？全国疫情都在蔓延，我的呼吸病研究所医生都倒了20个，实在不能这么扯淡。4月12日，钟南山牵头的联合攻关组宣布，冠状病毒的一个变种可能是非典型肺炎的真正原因。4天后，这一结果得到世界卫生组织正式确认。钟南山有一句名言，真话和真药一样重要。
在非常时期，假话一样能“毒”死人。
“非典”首先在中国爆发，首位确认SARS为一种全新疾病的医生却是一位外国医生，这不能不说是一种讽刺。2003年2月28日，乌尔巴尼在河内一个华裔美国商人约翰尼·陈身上发现了一种非常规病毒，并及时报告给世界卫生组织，最后以“SARS”命名。卡洛·乌尔巴尼出生在意大利一个沿海小镇。他是“无国界医生组织”意大利分部的主席。1998年，乌尔巴尼开始为世界卫生组织工作，是世界卫生组织里的传染病专家。1999年，乌尔巴尼代表“无国界医生组织”领取诺贝尔和平奖。领奖时，他说过一句话，他的职责就是离病人更近一些。他发现约翰尼·陈这不同寻常的病人后不久，医院许多医生和护士都病倒了。乌尔巴尼要求对所有患这种神秘疾病的人进行集中隔离治疗，还建议越南卫生部立即召开会议，向公众通报有关信息。乌尔巴尼本人也兑现了自己的诺言，从发现病人后就一直在病人身边。由于乌尔巴尼的努力，肆虐在越南的SARS之火很快被扑灭，自3月22日起，越南就没有发现新的病例。可惜的是，3月29日，乌尔巴尼也死于他一个月前发现的疾病——“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征”。乌尔巴尼去世后不久，意大利总统授予乌尔巴尼公共卫生金质奖章，以表彰他在卫生防疫方面做出的杰出贡献。
中国大陆一共经历了三次SARS侵袭。第一次最是凶险，从2002年11月至2003年7月，持续了九个月，发生5327个病例。第二次从2003年12月至2004年1月，仅在广州发现4例获得性病例。第三次是2004年3月，北京一起实验室事故导致9人感染。从此，世界上再也没有报告新的SARS病例。臭名昭著的SARS从何处来，又去了何方？一直是医学上一个悬案。
2003年SARS在全球流行，不仅极大地威胁着人民的健康，而且因SARS所造成的直接和间接经济损失难以估量。如当年5月份，北京市经济增速下降了1.8个百分点。SARS直接治疗费用也十分高昂。有人估计，北京市用于抗“非典”的费用超过20亿元人民币，SARS在全世界至少造成300多亿美元的经济损失。
不少专家在十年后回顾中国抗击非典这场伟大战役时，更多的是痛定思痛。第一例SARS在2002年底就在广东出现，世界卫生组织却到2003年2月才接到报告，造成了这一传染病不可避免在全球蔓延。其实在乌尔巴尼之前，中国的科学家已经看到了这种新型的冠状病毒，却选择了保持沉默。中国科学界体制弊端暴露无遗。“非典”给广州，给中国乃至全世界都上了一课。有人甚至认为，21世纪初的SARS给中国社会带来了一场以人为本的社会变革。政府信息走向公开透明，给党政机关带来了全新的效率，国家应急管理体系被激活。
一个国家在危难中有所失，必然会在进步中有所得。在处理这次SARS事件中，政府主导成为事件的转折点。从后来的历史走向看，SARS让中国医疗卫生事业航向转入了“以病人为中心”乃至“以健康为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