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林胡氏八世祖胡直孺传家录：仁乃有恩，义乃有济。夫然从修色养之孝，助以甘旨。立身扬名，以显父母，则子道足矣。施之政，有弗理者，吾未之信焉。诗书文章，仕宦忠义，此自传家，不当懈且怠也。
都昌
苏山土目益溪舍人马超英，是前清进士、二品顶戴胡廷玉的曾孙。马超英先生是胡廷玉三子胡元辐女儿胡毓华之长子。胡元辐生一子三女，其中一子和二女早亡，独幼女胡毓华长大成人，1952年在左里乡旧山小学任教，与山西黎城人、南下干部马子瑜结为夫妻，生儿育女，2017年农历十一月辞世，享年92岁。马超英承祧胡家，谱名胡家治。1958年出生的马超英是知名的医学专家，本科和硕士均毕业于江西中医药
大学（原江西中医学院），曾任西南交通大学药学院院长及医学院党委书记、二级教授、博导，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马超英教授主要研究领域是中西结合急症、中医内科急症、热病，尤其在外感发热性疾病、感染性休克、肾功能衰竭等急症的研究上有较深造诣。现在已办退休的马教授作为学术带头人，被引进到深圳一家著名的中医院，继续一展其医技。闲暇之余，与在深圳工作的女儿一家享受天伦之乐。
作为土目益溪舍胡家人的马超英教授，能讲出不少他这一家族与中国近代著名历史人物交往的故事。通过马超英的娓娓讲述，钩玄提要、抉隐发微，既是家族史中荣耀一页，也是波澜壮阔的中国近代史长河中一颗晶莹的水珠。
孙中山送胡廷玉夫人的贺寿匾
马超英听母亲胡毓华讲过一些胡家的故事。孙中山先生1921年曾为胡廷玉夫人刘太夫人送过一块古稀之庆的寿匾，上书“寿比
南山”四字，落款为孙文，此匾一直挂在益溪舍的胡氏宗祠内。这祖祠在胡家村民的口里，通常称“大堂前”，是胡廷玉在江苏为官时，捐资兴建的。2019年倒塌后着手重修，将成为胡氏后人尊祖敬宗的一方圣殿。孙中山所赠寿匾1952年土改时不知去向，村上80岁以上的老人，对寿匾都有忆存。
孙中山先生与二品顶戴胡廷玉毫无交集，作为“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为刘太夫人赠寿匾，是因为与其儿子胡元轼交情甚笃的缘故。胡廷玉次子胡元轼在日本留学时，结识孙中山，并加入同盟会，那时胡元轼弟弟胡元辐也在日本留学，平日里口头上总是称孙中山为“孙老头子”，可见孙中山与胡元轼交谊的亲密无间。胡元轼回国后追随孙中山从事国民革命，曾任江西省参议员，他性格耿介，不愿侍迎权贵，44岁病逝于江西贵溪县县长任上。
刘太夫人是
都昌汪墩老屋刘村人，父亲叫刘世琨。她22岁时嫁胡廷玉为继配，关于刘太夫人的生平，时任江西吏治训练厅长的李孑云是胡廷玉的姻侄，曾撰《胡母刘太夫人传》，让后人对她的生平得以知晓。刘太夫人为人“性廓达而刚果，卓然异乎凡俗”。夫君胡廷玉在富甲一方的江南任道台，且管税务，可刘夫人仍是在官衙布衣蔬食，勤俭操持，可以说胡廷玉终生以清廉著称，亦与刘夫人贤内助之力相益。胡廷玉家无奢财，唯二楼满屋藏书，其中不乏《四库全书》等珍品。刘夫人的淑德在夫君去世后彰显得更为动人。胡廷玉光绪廿一年病逝，享年54岁，时年刘夫人44岁。她同胡廷玉生育三子七女，先前胡廷玉已与原配袁氏生一子一女。
胡廷玉光绪二十一年（1895）客死南京官舍，刘夫人率子女扶柩归葬桑梓。家中没了顶梁柱的胡家，倚依着刘夫人治家殖产，素待宾客，抚教子女，济人匮乏。刘夫人民国十年（1921）上半年七十大寿，儿女们为之古稀庆生，大概是孙中山从挚友胡元轼处得知此事，便以匾相贺。此时的孙中山在广州刚就任非常大总统，准备以两广为根据地北伐。1921年底刘太夫人溘然长逝，享寿七十。在后裔为胡廷玉与刘老夫人重修的合葬墓碑上，对刘太夫人有“清封一品夫人”的敬词，其哀荣来自“诰命”。
郁达夫为都昌人胡元辐留下一首赠诗
享誉现代文坛的著名文学家、革命烈士郁达夫曾为都昌土目益溪舍胡氏家族的胡元辐写过一道寄寓彼此深情的七律诗，胡元辐的女儿胡毓华将此珍贵史料写进了她的回忆文章。近年来，郁达夫研究领域对此也有认可。
郁达夫与胡元辐的交往发生在1913年的日本东京。胡元辐13岁时便随其兄胡元轼留学日本六年多，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毕业后1913年回国。比胡元辐要小2岁的郁达夫民国二年（1913）随长兄郁华赴日本留学，17岁的郁达夫初来乍到，与在日本已留学多年的19岁的胡元轼一见如故，他们谈得最多的是古诗词。胡元辐在日本留学时应该曾用名胡浪华，尽管此名其后裔并未听说过。郁达夫在《东京忆旧》日记里叙及俩人的首次见面，言“论诗多时”。查郭文友先生撰写的1996年10月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郁达夫年谱长编”有“……夜校同学中，有一位东京高等师范学校的中国留学生，江西人胡浪华，郁达夫与之一见如故，结下了深厚的友谊。”郭文友的此处年谱资料来源为饮鸿所撰一文《新发现的郁达夫佚诗<寄浪华南通>》，此文云：“浪华姓胡，乃江西省人。1914年左右在东京高等学校学习期间，曾进英语夜校补习英语，因与同岁郁达夫相识结交。他才华出众，娴于诗艺，常与郁达夫‘驿楼樽酒’论诗文，相偕度过了许多美好的时光。浪华与郁达夫在东京分手后，看来是到了南通。《寄浪华南通》把他俩的深挚友谊写得十分真切动人，一定是客居南通的浪华颇多感慨，于是乎不肯独自欣赏，而要公诸当地报端了。”
郁达夫的《寄浪华南通》发表于1917年江苏南通的《通海新报》副刊版《报余杂俎》。原诗为：
重闻消息反潸然，别后飘零又几年。
世上人谁知子直，井中蛙但识天圆。
订交犹记红兰谱，说怨曾通白雪弦。
我亦江湖行役倦，商量回马梦游仙。
在胡元辐的女儿胡毓华女士89岁留下的回忆录《书香门第之少小印记》一章中言：“回国后郁达夫曾专程到都昌老家寻找父亲，不遇，遂留诗一首相赠……”胡毓华所记郁达夫赠给父亲的诗与九十八年前的民国初年报刊所发原诗，只有两字同音而有不同的写法：“红蓝谱”成“红兰谱”，“行已”成“行役”，很好理解应是同音别字造成的。
胡毓华2015年前后写回忆录时，肯定是没有机会看到报刊乃至网络上有郁达夫此佚诗的，她的“少小印记”也肯定不是来自父亲本人的讲述，因为她是父亲的遗腹女。胡毓华和胡家爱好诗词的姐妹胡清华等小时候都能一字不差地背诵出郁达夫的这首诗。胡元辐没有留下自己刊印的诗集存世，其存家的诗作手稿全毁于“文革”年代。马超英教授回忆，家中的书稿一部分被人抄家毁弃，一部分被母亲在那个特殊年代怕惹祸而付之一炬。那么，胡毓华能背诵郁达夫一诗，要么是来自母亲的传授，其母秦宜容娘家也是都昌北山石头巷的书香门第；要么是来自父亲曾遗留下的诗抄本中。
胡元辐的后代在佚诗尚未广泛收录和解读的情况下，能背得出来郁达夫的赠诗，这是郁达夫的《寄浪华南通》就是寄给胡元辐的最有说服力的印证。至于“郁达夫曾到都昌来访胡元辐未遇而赋诗”一说，在胡家也是千真万确的流传下来，其间细节的探微，留待郁达夫研究者去索证。
我们是否从揣摩郁达夫原诗作另一种解读：郁达夫并未到都昌，而就是如诗题所示，是寄托诗情给在南通的密友胡浪华（胡元辐）的。郁达夫写此诗为1917年，其时胡元辐正在江苏南通著名
教育家、实业家张謇门下谋事。郁达夫诗题《寄浪华南通》直指浪华所在地“南通”，应不会贸然而来胡元辐的
家乡都昌益溪舍偶访。更何况郁达夫1917年还在日本留学，即便短暂回国探友，千里迢迢，舟车劳顿，性情中人的郁达夫一定会在诗文或是日记中留下些许记载的，后人所编其年谱对郁达夫赣北之行也会录入；或是赠诗中会有寻访不遇的遗憾表达，会有
鄱阳湖都昌风物的触景生情。揣读全诗，郁达夫赠胡元辐其诗，开篇就是“重闻消息”入诗境，应该是1917年他在日本留学，听到久无联络的挚友胡元辐（浪华）在南通的消息，赋诗一首以解思念之苦。当年俩人曾有兄弟结拜之情。“红兰谱”而非“红蓝谱”，此处“兰”不指颜色为“蓝”，而是指兰花，这样理解才好与下句的“白雪”对仗。至于结句“我亦江湖行役倦，商量回马梦游仙”，表达了郁达夫飘泊异国他乡，已生倦意，筹划着回国纵情山水，怡然自得。至于“潸然”“世上人谁知子直”“我亦江湖行役倦”等诗句，或也可揣测是胡元辐修书给老朋友郁达夫，或是以诗寄怀，表达他离开日本后的
人生困蹇与失落，怀才不遇而又被身边眼界狭隘的井底之蛙式人物对正直的他诟病，才引发郁达夫生发诗中感慨。
无论郁达夫是否到过都昌，他曾为都昌人胡元辐留下过一首赠诗应是可信的史料，都昌的文艺史，乃至都昌的志籍上，应该郑重地留记下一笔。
（九江都昌发布 文/图 汪国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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