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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王朝廷自安史之乱后，便由盛转衰，各地的藩镇趁机做大，国家又由之前的大一统陷入到了一种混乱无序的状态，中国历史再一次进入了大割据时代。在北方的广大地区，军阀混战的结果是先后出现了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和后周五个较强大的割据势力。五代一共存在了53年的短暂时光，前后更换了八姓十四位帝君。后梁太祖朱全中（原名朱温）因了一时的做强，便将唐王朝推进了万劫不复的深渊，而黄巢之乱以后的唐朝，更是疮痍满目，眼前出现的是“极目千里、无复烟火”的凄凉局面。 唐朝灭亡之后，藩镇割据势力进一步发展，五代的依次顺序为朱全中的后梁、李存勖的后唐、石敬瑭的后晋、刘知远的后汉、郭威的后周，总共五个朝代，即中国历史上的“朱李石刘郭，梁唐晋汉周”。史称后梁、后唐、后晋、后汉与后周。 公元的907年，唐朝灭亡后，朱温建立后梁，定都开封(今河南开封)，这是五代十国的开始。到了公元的923年，盘踞在太原的晋王李克用之子李存勖消灭了后梁，建立了后唐。后唐之后的五代君王均出自李克用的子孙与及其部属。后唐在历经了明宗李嗣源的扩张与整顿之后，国力逐渐强盛起来，但内部权力倾轧 四分五裂，在发生内乱之后，被河东节度使石敬瑭引来契丹军被灭国，随后，石敬瑭建立了后晋王朝，并自立为帝。 不久之后，由于契、晋之间关系的恶化，契丹军迅速南下灭了后晋，并建立起了辽国。与此同时，刘知远在太原建立后汉政权，以图收复中原之地。之后，郭威篡后汉而建了后周，后周世宗柴荣苦心经营帝业，在夺取后蜀四州、南唐十四州、辽国两州之后，隐隐有一统天下的希望，但可惜的是，柴荣在北伐燕云十六州时，因突然身患重病而被迫班师回朝，不久之后，便不幸因病亡故。柴宗训即位后不到半年，就被赵匡胤发动的黄桥兵变所篡，建立起了北宋王朝，结束了混乱的五代时期。 在南吴、吴越、前蜀、后蜀、闽、南汉、南平、马楚、南唐、北汉十国中，江南地区有南吴、南唐、吴越国、闽国等国。湖广则被荆南、南楚、南汉等占据。十国中的南唐国力最为强盛，它先后攻灭了闽国、楚国，但在多次用兵使得国力迅速衰退，最后败于后周的手下。两川地区有前蜀、后蜀两个政权，是仅次于南唐的两股势力，然而，他们由于耽于安乐，最后亡于中原。北汉是十国中惟一在北方的一国，是后汉高祖刘知远的弟弟刘祟所建。赵匡胤建立北宋王朝之后，相继扫荡群雄，最后于公元979年，基本上统一全国，至此，全面终结了十国割据的局面。 尽管五代十国时期的军阀割据，使得战火纷飞，天下动荡不宁，但是。，在那一时期里的鄱阳湖流域却依然从硝烟弥漫的尘空里走来了董源、巨然、徐熙、李颇、王定保、沈彬、孙鲂、宋齐丘、元德昭、钟传、卢光稠、危全讽、谭全播、刘江东、曾文辿这些鄱阳湖地域文化及其地域文学艺术界的代表人物。 在五代十国的这一时期里，鄱阳湖流域诞生了以南昌人董源、巨然为代表的江南山水画派，以徐熙为代表的中国画流派之一，被后世称为五代花鸟画派一支简称“徐派”的“徐家野逸”画派。以王定保、沈彬、孙舫等人为代表的诗人、文学家群体，以卢光稠、危全讽、元德昭为代表的地方人杰方阵等。 董源，中国五代时期的南唐画家。江西钟陵人，(亦即是今天的江西省南昌市进贤县人。主要活动在南唐中主李璟执政的那一时期里。中主时，董源任北苑副使，故世人又称其为"董北苑"。自南唐灭亡并入大宋之后，被宋代看作是南派山水画的开山大师。 董源善于着墨山水并兼工禽兽画的画法。其山水多以江南真山入画而不为奇峭之笔，他的山水多画江南景色的“平淡天真”。米芾曾盛赞董源的山水说:“峰峦出没，云雾显晦，不装巧趣，皆得天真”。五代的《画鉴》里是这样记载的：“董源山水有二种，一样水墨，疏林远树，平远幽深，山石作披麻皴；一样着色，皴文甚少，用色浓古，人物多用红青衣，人面亦有粉素者。二种皆佳作也。"北宋沈括在《梦溪笔谈》中提到:"董源善画，龙工秋岚远景，多写江南真山，不为奇山峭之笔"，又称"其用笔甚草草，近视之几不类物象，远观则景物粲然……"中国画史上，把董源、范宽、李成，并称为北宋初年的三大家。董源存世作品有《夏景山口待渡图》《潇湘图》《夏山图》《溪岸图》《平林霁色图卷》等遗世。 五代至北宋的初期，是中国山水画的成熟阶段，并形成了不同的风格流派，后人概括为“北派”和“南派”两支。董源的《潇湘图》被视为“南派”山水的开山之作。巨然在北宋期间，为谋求在北方的艺术地位，不得不效法李成之作，如仿李成的寒林山水，在构图和笔法上都略异于董源，但意趣仍是江南画。巨然的画艺远不及董源广博，专以山水为长。 巨然的山水画构成，虽然是师承董源，但风格不同于董源的秀逸奇伟，但他却是自成一格，多于峰峦岭窦之外，下至林麓之间，喜作卵石、松柏、疏筠、蔓草等。画中幽溪细路，屈曲萦带，竹篱茅舍，断桥危栈，爽气情人。虽然巨然的这些表现内容与董源的作品在大体上相近，但不同的是巨然在自己的画中糅入了一些北方山水画的意象构图，再加上他的笔墨与董源相比较，更趋于粗放，一般情况下，并不多作云雾迷蒙之景，但是，在他的画中散发出来的浓重湿润之气却丝毫也不亚于董源的画作。 巨然一生专画江南山水，他所画的峰峦 ，山顶多作矾头，林麓间多缀卵石，并掩映以疏筠蔓草为伍，置以细径危桥茅屋之间，得野逸清静之趣，深受文人雅士的喜爱。尤其擅长以董源的长披麻皴法画山石，笔墨秀润，为董源画风之嫡传。对元明清三朝以及近代的山水画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他的画作有《万壑松风图》《秋山问道图》《山居图》等传世。 徐熙出身于“江南名族”，为五代南唐时期的杰出绘画艺术家。江西钟陵人。 他一生以高雅自任而不肯出仕为官，郭若虚称他为“江南处士”，沈括则说他是“江南布衣”。公元的975年的时候，他随李后主归宋，不久便病故了。后人将其与后蜀的黄筌并称为“黄徐”，有“黄家富贵，徐熙野逸”的评价，为五代、宋初的花鸟画两大流派的杰出代表人物。 徐熙的性情豪爽旷达，志节高迈，他善于画花竹林木，蝉蝶草虫，其妙与自然无异。他经常漫步优游于田野园圃，所见景物多为汀花野竹、水鸟渊鱼、园蔬药苗。每遇景物，必细心观察，故传写物态，皆富有生动的意趣。画法上一反唐代以来流行的晕淡赋色，另创一种先以墨写花卉的枝叶蕊萼，然后赋色的表现技法进行创作。他所作的禽鸟，形骨轻秀，所画的花木，改变了前人细笔钩勒、填彩晕染的方法，而采用粗笔浓墨，草草写枝叶萼蕊，略施杂彩，色不碍墨，笔不掩迹，人称“落墨花”的技法，“下笔成珍，挥毫可范”。其作品“意出古人之外”而创立“清新洒脱”的风格。可谓“骨气风神，为古今绝笔”。所作禽鸟，形骨轻秀。所画花木，改变前人细笔钩勒、填彩晕染方法，而用粗笔浓墨，草草写枝叶萼蕊，略施杂彩，色不碍墨，笔不掩迹，人称“落墨花”。时称“江南花鸟，始于徐家”。“下笔成珍，挥毫可范”。使得自己的作品“意出古人之外”从而创立了“清新洒脱”的风格。可谓是“骨气风神，为古今绝笔”。 宋代的沈括形容徐熙的画是“以墨笔为之，殊草草，略施丹粉而已，神气迥出，别有生动之意”的作品。这种题材和画法都表现出了徐熙作为江南处士的情怀和审美意趣，与妙在赋彩、细笔轻色的“黄家富贵”不同，从而形成另一种独特的风格，被后人称为“徐熙野逸”。然而徐熙为南唐宫廷所绘的“铺殿花”、“装堂花”，于“双缣幅素上画丛艳叠石，傍出药苗，杂以禽鸟蜂蝉之妙”，则“意在位置端庄，骈罗整肃，多不存生意自然之态”。他的这种富有装饰性的绘画，也构成了徐熙绘画的另一种风貌。 徐熙的孙子徐崇矩、徐崇嗣、徐崇勋皆善画。进入北宋后，由于当时“黄家富贵”成为北宋宫廷花鸟画的标准，徐崇嗣便效诸黄之格，创造了一种不用墨笔，直以彩色图之的没骨画法。北宋宣和御府中所藏徐崇嗣画，“率皆富贵图绘，谓如牡丹、海棠、桃竹、蝉蝶、繁杏、芍药之类为多”，与野逸画风已有所不同。 徐熙以一介布衣，游戏笔墨，将当时已经成熟的水墨山水画的技法融入花鸟画中，开创了花鸟画新风格，与黄筌的细笔重彩形成两大流派。此后花鸟画的发展在此两大流派的基础上不断演进变化，逐渐呈现出了多姿多彩的格局。 李颇，五代十国南唐后期的江西南昌人，他善于画竹，作品的气韵飘举，落笔生辉，不求小巧，而多放情任率。落笔便有生意。作品有《折竹》、《凤竹》、《冒雪疏篁》、《宣和画谱》、《图绘宝鉴》、《图画见闻志》 等图传世。 从董源和徐熙等人的绘画成就来看，它足以证明在五代十国的那一时期里，鄱阳湖流域的艺术氛围浓郁，画坛人才辈出，成绩斐然，代表了当时中国画坛的最高水平。在简单地陈述了五代十国这一时期里鄱阳湖流域的画坛现象之后，我们不妨转过头来梳理和感受一下同时期鄱阳湖流域的历史人文气息。 卢光稠，虔州虔化县清音里，今江西赣州市宁都县的麻田卢氏望族，是汉代涿州著名大儒北中郎将卢植的裔孙，唐朝末年赣南农民起义的领袖，世称卢王。 其父卢卓曾任虔州刺史。光稠天资聪颖，自幼习武，喜爱骑马射箭，常用藤条、利器与坚甲操练武艺。成人后，身材高大魁伟，身长八尺五寸，虎背熊腰，臂力过人，相貌威严，声如洪钟。他不仅博览典籍，而且还善于体察民情，做人做事光明磊落，智勇兼备，文经武纬，融会贯通，甚得乡人好评。唐末，在黄巢起义之后，南方的农民纷纷揭竿而起。光启元年也就是公元885年，光稠与姑表兄谭全播一起，在南康县的石溪都，也就是今天的上犹县双溪乡聚众起义，卢光稠被推为统帅，谭全播为谋军师 。当年正月就占据了虔州，卢光稠自任刺史。天复二年，又占据了韶州，即今天的广东韶关，并派遣其子卢延昌在那里镇守。不久，又派其兄卢光睦攻占了潮州。五代后梁的开平元年，亦即是公元的907年，岭南的割据者刘隐，派其弟刘岩领兵将卢光睦赶出了潮州，并以数万兵力攻打虔州。谭全播用计，虽然击败了刘岩，保住虔州，但卢光稠的处境日益维艰。遂奏请后梁太祖，表示愿通道路、输贡赋，臣属后梁。梁太祖准奏，在虔州设百胜军，授光稠为防御使兼五岭开通使，辖虔、韶二州及吉州南边诸县。又建镇南军，以光稠为留侯，并封其为王。开平五年，公元(911年光稠病逝于虔州任上。 光稠为人豁达大度，宽仁爱人。在他主政虔、韶等地的二十六年间，政绩卓著。他不但维修并扩建了虔州城，还建造了赣州城里章江边上的著名景点——郁孤台。卢光稠在任期间，非常注意济贫恤孤，轻赋薄敛，尽量让久经战乱的百姓们得以安居乐业。故虔地百姓对其感恩戴德，争相立庙塑像祀奉。现今广东韶关的 “忠惠庙”，南康唐江镇的 “康王庙”，赣州水东的“康王庙"”、 “康公庙”，永丰北坑的“卢王庙"”，洛口麻田与中元里的 “卢王庙”等，都是为纪念卢光稠而建的庙宇，拜谒者世代络绎不绝。 危全讽，唐末南城东兴乡四十一都苏源村，也就是今天的江西省黎川县荷源乡人。曾任抚州刺史，是抚州城的奠基人。唐末时，危全讽座下拥有抚州、信州、袁州、吉州这四州之地，一度割据称雄。唐僖宗的乾符元年，黄巢领导的农民起义爆发，鄱阳湖流域的各地农民群聚响应。危全讽与其弟危仔倡招募乡勇，组织武装，在南城城上，也就是今天的南城县株良乡城上村，修筑土城，保卫乡民。乾符四年，江西起义军柳彦章部由江州南下攻打抚州，危全讽与危仔倡起兵，攻柳彦章于象牙潭，斩柳部将黄可思、李道谦，被朝廷授与讨捕将军。 乾符五年三月，崇仁的朱从立、新城的黄天撼乘黄巢起义军攻占江西之机，率领农民起义，在今南丰、黎川、崇仁、宜黄一带活动。危全讽奉令将其镇压。随后，危全讽又在南城都军村修筑土城，设立军营，并派出游动哨，保卫南城(含今黎川、资溪县)全境。 中和二年五月，抚州刺史钟传驱逐江西观察使高茂卿后占据了洪州，也就是今天的南昌市，危全讽即率部进驻抚州，遣其弟危仔倡占领信州，即今天的上饶县。中和五年，危全讽授抚州刺史职，危仔倡为信州刺史。 危全讽进驻抚州后在那里主政了27年，他招怀亡叛，安抚士民，积极整顿社会秩序，修州衙，筑城墙，创庙学，弘佛教，百废俱兴，使民众得以安居，政绩着著。他对外交结钟传及彭王干、卢光稠等人，对内劝课农桑，招徕商旅，使抚州的经济得到长足的发展，成为了远近闻名的“名邑”之地。 中和五年，他考虑到抚州城地势低洼，地处连樊水边易发生内涝，更不利于战守的情况，遂将州治向东移至形势险峻的羊角山一带之后，于中和七年开始了抚州历史上第一次修筑造城工程，前后历时三年才得以竣工。新建成的抚州城分内外两重，内为子城，周长1里225步，每步为5市尺，一共设有3门，外为罗城，周长15里26步，设有8门，奠定了现代抚州城的基本模型。城内设有大街两条，为农副产品的交流和商业服务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为此，元代的张保特地撰写了一片叫做《抚州罗城记》的文章，盛赞抚州“贾货骈肩，豪华接袂"”的繁华景象。 危全讽在治理抚州期间，不仅注重发展教育和宗教事业。他还在抚州设立文庙，力兴儒学，设文学、助教职官，掌全州教育之职。在他的影响下，宜黄棠阴人罗坚、罗信于天佑年间赠田创建了“湖山书院”和“三湾书院”，开启了抚州私人办学的先河。 此外，危全讽还注意招抚流亡，增加人口，扩大土地垦种面积。唐末五代正是北方地区战火连天、饿殍遍地之时，而抚州“既完且富"”，儒学的繁荣又引得大批北方士人前来竞相投奔，带动了经济文化的发展。这个时期迁来抚州的大家族有：金溪的陆氏，乐安的董氏，宜黄的乐氏，南丰吴氏，南城、临川黄氏等。大量人口的迁入和许多文人墨客到抚州游览所留下的墨宝和诗赋，为宋代抚州人才的崛起创造了条件。 危氏兄弟的后裔也是名人辈出，宋代的元绛和元代的危素都官至参知政事，相当于副宰相;元德昭更是五代吴越国的丞相，是抚州历史上第一个宰相。宋代的危稹还是知名的文学家，元代的危亦林更是鄱阳湖流域历史上十大名医之一。 谭全播,主要活动于唐末,江西宁都石上镇斫柴岗村人。唐僖宗朝进士。唐末虔州农民起义军副首领。祖居山东，后徙抚州。其父谭寅郎于唐元和年间由抚州迁虔化县,即今天的宁都县。全播远见卓识，智勇双全。黄巢起义后，南方的农民纷纷揭竿而起。唐光启元年,公元的885年，谭全播与表弟卢光稠在南康县石溪都聚众起义，并力举卢光稠为统帅，自称为谋士,实际上是副首领。起义后，谭全播机谋百断，且与卢光稠配合默契，使得起义军节节胜利，在军中获得“小诸葛”的称谓。梁开平元年，刘岩领兵赶卢光稠之兄卢光睦出潮洲，又引兵数万围攻虔州。大兵压境，州城危急，卢光稠问策于全播。全播设计，选万余精兵，预伏山谷，然后约刘岩于城南山坡决战。届时，全播仅派数千老弱兵出战，激战中假装溃退，刘岩率军猛追，落入埋伏，措手不及，大败而逃。卢军大获全胜。由此，全播更获卢光稠敬重。开平五年，卢光稠病重，欲将符印交付全播，全播坚辞不受。不久，卢光稠病逝，谭全播拥立其长子卢延昌继位。 元德昭，本姓危，字明远，南城县东兴乡苏源村，也就是今天的江西省黎川县荷源乡人。五代时任吴越的丞相。其父危仔倡于唐乾符元年跟危全讽一起组织乡民保境。中和五年据信州，为信州刺史。梁开平三年，与兄长危全讽一起攻打洪州时，为吴将周本所败。危仔倡在信州任职期间，对吴越颇为倾心。吴越所辖衢州、睦州出现叛乱时，危仔倡与吴越王形成犄角之势，积极帮助吴越王平叛。之后，他便投奔了吴越王钱镠。钱越王待危仔倡为上宾，委以淮南节度副使一职。从此，仔倡的子孙均在吴越国出仕，由于钱越王认为“危”姓不吉利，遂赐他们家族为“元”姓。 元德昭少年时居家孝友，勤奋好学，文才好，素以文辞著称。初授镇东军节度巡官，后为钱塘县令，改迁睦州军事判官，知台州新亭监。后晋天福五年，丞相林鼎向吴越王钱元瓘力荐元德昭。钱元瓘即令他掌文翰。开运三年十月，南唐攻打福州，福州派使者向吴越王弘佐求援。弘佐令元德昭率兵赴援，并于次年的三月，大破南唐兵，俘敌万余，于是，元德昭就被晋升为丞相。 元德昭不仅足智多谋，明见事机，每遇朝廷议事，都能从实际出发，据理力争，他的意见多被吴越王采纳，吴越王若与群臣之间有议而不决之事，便都要来听一听元德昭的奏论。他还在理家处世上以孝爱而闻名于世。他们一家四代同堂，每逢节日宴会，都是儿孙环列几席，好不热闹。他曾经这样写诗道：“满堂罗绮兼朱紫，四代儿孙奉老翁”。元德昭不仅生性达观，胸怀开阔，而且为人还十分有趣。他晚年卧病在床上时，竟然提起笔来跟自己撰写碑文，这恐怕是千古以来的一件趣闻吧？ 钟传，唐末豫章南昌人。少年时不事农业，喜好射猎，一日喝醉酒后遇到了一头老虎，便与虎搏斗。老虎搏其肩，而钟传也抓住老虎不放。等到有另一人来斩虎。钟传在得了富贵之后，便很后悔自己之前的做法，他告戒自己的子孙说：“士处世尚智与谋，勿效我暴虎也”，之后还专门画了一幅“搏虎状”的图来警示子孙。他趁王仙芝之乱时，一举夺得抚州，于公元882年取代江西观察使高茂卿，入据洪州，担任了镇南军节度使，割据江西一方近三十年，后来被朝廷封为南平王， 宋齐丘，豫章南昌人，祖居庐陵。南唐烈祖建国时以为左丞相，迁司空。为文有天才，古今独步，书札亦自矜炫，而嗤鄙欧、虞之徒。历任南吴和南唐左右仆射平章事，也就是当朝的宰相。齐丘好学，工属文，尤喜纵横长短之说。烈祖为升州刺史，齐丘因骑将姚克赡得见。暇日陪燕游，赋诗以献曰：“养花如养贤，去草如去恶。松竹无时衰，蒲柳先秋落。”烈祖奇其志，待以国士。从镇京口，入定朱瑾之难，常参秘书。因说烈祖讲典礼、明赏罚、礼贤能、宽征赋，多见听用。烈祖为筑小亭池中，以桥度，至则撤之，独与齐丘议事。率至夜分，又为高堂，不设屏障，中置灰炉而不设火。两人终日拥炉，书灰为字，旋即平之。人以此刘穆之之佐宋高祖。 到了公元918年，徐知诰管理朝政时，他就更加重视发展农桑了。按南吴旧制规定，上等田每顷征税足陌现钱二贯一百文，中等田一贯八百文，如现钱不足，依市价折金银。另外，还实行丁口税，按丁口征现钱。而宋齐丘则主张田税不收现钱，改为缴纳谷帛，并“虚抬时 价，折纳绸绵绢本色”。南吴当时的市价为每匹绢五百文、绸六百文、绵每两十五文。宋齐丘建议把每匹绢抬为一贯七百文、绸为二贯四百文、绵每两四十文，都是不打折扣的足钱。他提出的要官府收租税，用高于市价三四倍的虚价来折合实物，的确是大胆而有远见的建议，同时，他还建议废除朝廷的丁口税。 对于宋齐丘的这些建议，朝议喧哗，大家认为朝廷的损失太大了。宋齐丘则据理申辩说:哪有民富而国家贫的道理?!徐知诰断然采纳宋齐丘的建议，认为这是劝农上策，立即付诸实施。果然，不到十年，江淮间呈现“旷土尽辟，桑拓满野”的繁荣景象，国力也就富强了，有力量抵御北边地方军阀的侵扰。宋齐丘所献之策，可谓功效显著。宋代许载在他的《吴唐拾遗录》中，对此策也给予了积极的评价。 南唐先后凡39年，宋齐丘仕途不顺，几度被贬，可以说与南唐的政局变化息息相关。其本人长于内政，然而个性强烈，善忌护短;在集中于发展内政、对其极为信任的李昪掌权时期，宋齐丘可谓如鱼得水，奠定了江南农桑遍地的大好经济基础;但到了好大喜功、具有强烈扩张欲望的中主李璟时期，其政zhi作用就明显有所下降了。 宋齐丘归隐后，就来到了九华山上，他死后，九华山上的僧民按照其生前之意，将他在此山的故居改为广胜寺，其坟墓筑于九华山东麓的中心山下。九华山中留下了“征贤寺”“沉机石”等故迹。南宋的著名诗人陆游曾在乾道六年七月二十三日的《入蜀记第三》一文中写道：“南唐宋子篱辞政柄归隐此山，号̔九华先生'，封̔青阳公'，由是九华之名益盛"。 从以上卢光稠、谭全播、钟传、危全讽、元德昭、宋齐丘等人的人文事迹来看，他们不愧为五代十国时期鄱阳湖流域杰出的人文代表，尤其是危氏一族，在治理抚州期间的几十年里，不惜花大力气开山造城，振兴经济，同时，还不忘大兴教育，积极培养人才，这从根本上奠定了抚州后世这一方文化兴盛的土壤，造就了临川才子之乡的成长，为这块土地日后的文脉兴盛、文学繁荣，打下了坚实的人文历史基础。以上有关抚州这块地域历史人文群体的简单叙述，是我尝试在人文群体的方面来加以针对性阐述的，以期大家能够从多方面，多维度了解鄱阳湖地域文化的全貌。 说完了卢光稠、危全讽他们那些人杰，我们再来说说刘江东和曾文辿他们这两个堪舆大师，他们俩都同是杨筠松杨救贫先生的门下弟子。 刘江东，晚年号刘白头。是于都上老，古代的上牢，今天的于都县葛坳乡人。公元884年，杨筠松因黄巢破京城，避难江南，应虔州节度使卢光稠之请，为其葬母，时任卢光稠参军的刘江东，因为崇慕杨公的堪舆神术，遂与同乡曾文辿一起拜了杨筠松为师，从游其门。 《于都志·刘江东传》载:“刘江东，名白头，本刘韶后。上世有知虔州者，遂家于都上老。唐末，杨筠松避黄巢之时，至虔州。江东同曾文辿等传述，而杨与曾俱各著文字，惟江东稍有口诀，其裔孙谦，为宋吏部郎中，知袁州事，又著《囊金》七篇，曰星、龙、穴法、应案、四首、水城、明堂、水口，词旨明达，云囊金者，宜春韩犟所提也。今江东与谦事旧志皆登，而家簿亦与之俱存。故著之。” 刘江东是杨救贫先生的主要传人和杨公堪舆理论实践的主要记录者之一，为杨公堪舆文化的继承和传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著有《三宝经》一书传世。刘江东传道，不拘姓氏，好学者则传之。刘江东去世后,葬在上老村下山虎形,，与其父同葬，坟墓至今保存完好，惜其后人重修坟茔时误改了碑向，坟墓右侧已生白蚁。刘江东故乡、广东丰顺等地还保留有刘江东所勘定的阴阳宅，至今乃兴旺发达。 曾文辿，号逸真，江西于都葛垇小溷村人。其父曾德富，兄曾文遄、弟曾文迪，文辿排行老二。后梁贞明丙子年，曾公与诸徒在袁州万载觐丘山，也就是今天的宜春万载县，堪得肖形五牛饮水穴，穴结池心，授指谓子徒曰:“吾死葬此，切记”。时值腊月，果卒。诸徒如命安厝。命其地曰：“曾仙塘”。后经数年，其徒于豫章复见文辿师，惊其未逝，之后遂启其冢，果空棺，始知文辿师尸解，真成地仙矣。先生著有《寻龙记·八分歌》俩卷行世。 因为在之前我已经专门就堪舆学的宗师杨救贫做了详细的阐述，这里就不再过多赘言刘江东和曾文辿的堪舆事例了。后世在堪舆学方面，一律尊杨救贫、曾文辿师徒以及定南县的赖布衣、宁都翠薇峰金精洞的廖金精四个人为“风水形派”的四大祖师爷。这是就五代时期的堪舆学方面的文化群体来阐述的。下面，我再就那一时期里的文学群体做一个较为详细的陈述。 王定保，唐末昭宗光化年间进士，南昌人。其生平事迹，人们知道得很少。他早年曾与安徽的曹松隐居庐山，唐光化三年进士及第，随后南游湖湘，任容管，也就是今天的广西南宁巡官。其时，农民起义风起云涌，他当即“避难”于广州，在节度史刘隐处为幕客。公元917年，刘隐去世，其弟刘龑图谋称帝，建立南汉国，担心王定保不服从，于是派遣他出使荆南。当他完成使命返回时，刘龑已登基做了南汉皇帝。为了安抚王定保，刘龑派大臣前往迎接，主动告诉他称帝建国的事情。王定保没有表示反对，但对故意把他支使开的做法很不满，因而讥讽道：“建国当有制度，吾入南门，清海军额犹在（这是指唐朝节度使的匾额还在堂上挂着），其不见笑于四方乎?”刘龑知道后苦笑说:“朕备定保久矣，而不思此，宜其讥矣。”王定保此后一直在南汉国任职，官至中书侍郎、同平章事。他善文辞，曾写过一篇《南宫七奇赋》，“一时称为绝伦”。他“雅好著述，老而弥笃”，《唐摭言》一书就是他暮年时期的作品，一共有十五卷流传于后世。 王定保著的《唐摭言》，详细记载了大量唐代诗人文士的遗闻佚事，他多记那些正史中所不能详述者。晚清官员、文史学家李慈铭曾经在《越缦堂读书记》指出：“唐人登科记等尽佚，仅存此书，故为考科名者所不可少。”《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唐摭言》述有唐一代贡举之制特详，多史志所未及。其一切杂事，亦足以觇名场之风气，验士习之淳浇。法戒兼陈，可为永鉴。”唐代贡举制度和士人参加贡举的活动，以及有关遗闻佚事，唐代诗人的零章断句为别集失载者，也多赖此书保存。 可见，王定保的《唐摭言》不啻是一部真正的属于志书类型的，文学野史性质的宝贵文学资料，为我们全面真实地了解唐代文学艺术界的状况，提供了很好的指导和帮助。 《唐才子传》载:沈彬，筠州高安人。自幼苦学，属末岁离乱，随计不捷，南游湖湘，隐云阳山数年，后归乡里。时南唐李昪镇金陵，旁罗俊逸，名儒宿老，必命郡县起之。彬赴辟，知昪欲取杨氏，因献《画山水诗》云：“须知笔力安排定，不怕山河整顿难。”昪览之大喜，授秘书郎。保大中，以尚书郎致仕归，徙居宜春。李璟以旧恩召见，赐粟帛官其子。 沈彬初经板荡时，与韦庄、杜光庭、贯休等，俱避难在蜀地，多有酬酢传唱。彬临终，指葬处示家人窆，果掘得一空冢，有漆灯青荧，圹头立一铜版，篆文曰：“佳城今已开，虽开不葬埋。漆灯终未灭，留待沈彬来。”遂窀穸于此。著有诗集一卷传世。彬第二子延瑞，性坦率，豪于觞咏，举动异俗，盛夏附火，严冬单衣，或遇崇山野水，古洞幽坛，竟日不返，时人异之，呼为“沈道者”，士大夫多邀至门馆。一日，邑宰戏问：“何日道成？”廷瑞即留诗曰：“何须问我道成时，紫府清都自有期。手握药苗人不识，体涵仙骨俗争知。”邑宰惊谢。后浪游四方，或传仙去也。 孙鲂，江西乐安人，为五代时期南唐的著名诗人。他虽然出身贫寒，但从小聪明好学。唐广明元年，黄巢起义军占领长安后，唐僖宗逃往成都，都官员外郎郑谷则避隐故乡宜春的仰山书屋。孙鲂慕名前往仰山书屋，拜郑谷为师。孙鲂的诗颇似郑谷体，清婉明白，不过分追求华丽的辞藻，凡民间俚语皆能入诗，此后，遂以诗歌行走于世间。 唐景福元年，杨行密任淮南节度使，苏州、扬州、金陵一带虽经战乱，依然是一派繁华的景象。诗人沈彬、李建勋先后来到金陵，此时，孙鲂参与射策考试，被杨行密命为都官从事。孙鲂便邀约沈彬、李建勋一起结为诗社，经常在一起饮酒唱和。吴天祚三年十月，也就是公元937年，镇守金陵的徐知诰（李昪）废吴帝，改国号为南唐，并招揽人才，不少文人逸士宿儒尽皆为其所用，孙鲂被授以宗正郎。 孙鲂一生著有诗集五卷，今已散佚。《全唐诗》中存其诗30首，词5首，句4条，杂曲歌词5首。其《题金山寺》《甘露寺》二首脍炙人口。镇江的金山寺为润州著名的寺庙，历代的骚人墨客在那里题咏甚多，自从唐代的张祜在金山寺吟出了“僧归夜船月，龙出晓堂云”的名句后，之后，便没有人敢再来题咏了，直到孙鲂在寺前吟出了：“万古波心寺，金山名目新。天多剩得月，地少不生尘。过橹妨僧定，惊涛溅佛身。谁言张处士，题后更无人”一诗，人们被诗中的“天多剩得月，地少不生尘”的佳句所折服，无不为孙鲂叫绝，认为他“骚情风韵，不减张祜”。元代辛文房编纂的《唐才子传》列有孙鲂的传介。 由此，我们不难看出在五代十国时期，鄱阳湖流域的文学风潮依然不减之前的劲头，创作成果迭出。撇开刘江东，曾文辿等人的堪舆学著作不计算在内，仅凭王定保的《唐摭言》一部，孙鲂的《题金山寺》诗一首，就足以独步当时，傲视群雄，尽管鄱阳湖文学的身影让人看上去，稍呈势单力薄之态，但她足以证明在那一时期里的自信与坚定，这是毋庸置疑的一件事。 总之，由董源、巨然、徐熙、李颇、王定保、沈彬、孙鲂、宋齐丘、卢光稠、元德昭、钟传、危全讽、谭全播、刘江东、曾文辿等人组成的，鄱阳湖地域文化的方阵及其地域文学的方阵，在五代十国时期的鄱阳湖大地上，架起了一道属于鄱阳湖人自己的亮丽风景线，闪耀在历史的时空里，熠熠生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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