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东汉之后的三国分治，到西晋、东晋的建立，在我国的历史上被后世叫做“三国并两晋”的故事。在两晋时期，鄱阳湖流域陆陆续续地走来了文化及文学的名家陶侃、陶渊明、吴猛、许逊、慧远、周访、雷焕、周续之、熊远以及他的侄子熊鸣鹄，还有那曾经隐居在鄱阳平原西部，彭蠡湖东岸群峰之中的谢灵运等人，其中，陶侃是陶丹的儿子，陶渊明是陶侃的曾孙，他们这是鄱阳湖流域第一个走出来的，隶属于那种家族传承式的文化及文学的方阵。
吴猛，许逊和慧远三人，则是释道两大文化阵营的杰出代表。陶侃、陶渊明、周续之、熊远以及客居鄱阳湖平原西部矶山山“石壁精舍”的谢灵运在文学艺术上的非凡成就，则构成和缔造了鄱阳湖文学的第一次高峰。
东晋初年，陶侃有文集二卷。熊远有《御史大夫文集》十三卷。熊远之侄熊鸣鹄有文集十卷。如今，以上的文集除了陶侃的《逊位表》及《相风赋》残篇存世之外，其余的已难以钩沉。
吴猛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二十四孝”故事之一“恣蚊饱血”的主人公。初出仕时，吴猛担任西安县令。由于他从小就性情至孝，成为了至情至孝的代表人物。
“恣蚊饱血”的故事是这样讲的，吴猛从小就非常孝顺父母。虽然家里很贫穷，床上没有蚊帐。每到夏天，南方的蚊子又特别多，又大又黑的蚊子咬得一家人都睡不好觉。方才八岁的吴猛很是心疼劳累了一天的父母，为了让他们俩能够睡上一个踏实觉，自己就偷偷想了这么一个办法，每到晚上的时候，吴猛就赤身睡在父母身旁。小孩子家细皮嫩肉的，蚊子都集聚在他身上，且越聚越多。吴猛却任蚊子叮咬吸血，一点也不驱赶。
吴猛认为蚊子吸饱了自己身上的血，便不会去叮咬父母，八岁孩童的这种想法虽然可笑，但却让人笑不出来。此法看来实不可取,但其对父母爱却是到了极致，才会做出这种“痴傻”的行为出来。大家想一想，吴猛怀着的是一颗多么纯净的童心啊!
吴猛在四十岁左右的时候，意外地获得了术士丁义的至宝“丁义神方”，便利用“丁义神方”来学习修道之术，然后，又师从当时的南海太守鲍靓，跟着鲍靓又学到了一身的法术。到晋武帝时，吴猛便以一身所得到的秘法尽传于许逊。在过了一段时期之后，他见许逊的道法和造诣已经远比自己要高深的多了，便又转过头来，反拜之前的徒弟许逊为师，可见他在对待学术这个问题上，胸襟是何等的广博和豁达？
东晋时期，民间曾经有过许多关于吴猛的传奇故事盛传且流行于世，这便激发了时任东晋著作郎的干宝的极大创作兴趣，于是，干宝深受吴猛身上灵异故事的启发，终于创作出了中国文学史上著名的神话小说《搜神记》， 广泛地流传于后世，成为了中华民族一笔不可多得的文化遗产。
许逊是东晋时期的著名道士，豫章南昌人，道教净明派的祖师，被后世尊奉为“许天师、许真君”，与张道陵、葛玄、萨守坚并称为四大天师。太康元年，亦即是公元的280年，举孝廉出身，出任旌阳县令。许逊一生不慕名利，后弃官东归，修道炼丹于南昌西山，着书立说，创立“太上灵宝净明法”。
据道书记载， 许逊少时以射猎为业。一日入山射鹿，鹿胎堕地，母鹿舔其崽而死。许逊怆然感悟，随之折弩而归， 始栖托西山金氏之宅修道。闻豫章人吴猛得术士丁义神方，便拜大洞君吴猛为师，学习三清法要。
许逊赋性聪颖，博通经史、天文、地理、医学、阴阳五行学说，尤其爱好道家修炼法术。二十岁时被举为孝廉，虽经屡次推荐他都没有接受。二十九岁的时候，他拜大洞君吴猛学道，尽得其秘传。三十六岁时与文学家郭璞结伴遍访名山胜地，最后选择南昌西郊的逍遥山，也就是今天的江西省南昌市新建区的西山隐居，只求修炼，不愿为仕，平日以孝、悌、忠、信教化乡里，深得乡里人的尊敬。直至西晋太康元年四十二岁时，因朝廷屡次加授诏命，许逊难于推辞，这才前往四川就任旌阳县令。
许逊到了旌阳，去贪鄙，减刑罚，倡仁孝，近贤远奸，实行了许多利国济民措施。有一年，旌阳大水为患，低田颗粒无收，许逊让大批农民到官府田里耕种，以工代税，使灾民获得解救。当时瘟疫流行，许逊便用自己学得的药方救治，药到病除，人民感激涕零，敬如父母。那时旌阳传唱一首民谣：“人无盗窃，吏无奸欺，我君活人，病无能为。”盛赞许逊的功德。邻县民众纷纷前来归附，旌阳人户大增。许逊在旌阳十年，居官清廉，政绩卓著，被人们亲切称为“许旌阳”。
十年后的太熙元年，鉴于晋室将有大乱，许逊料知国事已不可为，遂挂冠东归。启程时，送者蔽野，还有人千里跟随许逊来到西山，聚族而居，与许逊为伴，后来还都改成了许姓，人称“许家营”。
许真君东归后，时逢彭蠡湖蛟龙为害，水灾连年，许逊率领众弟子，足迹踏遍湖区各地，斩蛟除害，消除水患，赢得民众的广泛尊崇。
东晋元帝大兴四年，许逊隐居南昌南郊梅仙祠旧址，创办道院，名太极观，额曰“净明真境”，立净明道派。其宗旨为“净明忠孝”。相传许逊曾经著有《灵剑子》等道教经典著作传世。
慧远，东晋时的高僧，雁门郡楼烦县人，也就是今天的山西原平大芳乡茹岳村人。长期隐居庐山，与刘遗民等同修净土，成为佛教净土宗的始祖。
慧远从小就资质聪颖，勤思敏学，他十三岁的时候，便跟随舅父令狐氏到许昌、洛阳等地游学。他不仅精通儒学，而且旁通老庄。到了二十一岁时，便又偕同母亲和弟弟慧持一起，前往太行山去聆听道安法师讲解《般若经》，于是，在道安法师的影响下，他开始真正悟彻佛法的真谛，一心向佛，故而舍俗出家，随从道安法师专心修行。慧远善于借鉴老庄的义理，并以为连类来解说佛经《高僧传》,尝试以道家的道体永常不减之法，来诠释佛的法性，最后，终成一代佛宗。
周访，原本是汝南郡安城县，也就是今天的河南省汝南县东南那一带，后移居在庐江郡寻阳县，也就是今天的江西省九江县。东晋时期的名将。
周访虽然是出身于寒族之人，但是为人沉毅、谦让，且有好施之名。初出仕时，他担任寻阳功曹，后来又被察举为孝廉。琅玡王司马睿升为镇东大将军后，征辟周访为僚佐。其后，周访屡次领兵，讨平江州刺史华轶及荆州杜曾的叛乱，又协助平定杜弢的流民叛乱，为司马氏政权立足南方作出了杰出贡献。候累官至安南将军、梁州刺史，封寻阳县侯。晚年在梁州务农练兵，抗衡跋扈不臣的大将军王敦。太兴三年，公元320年，周访去世。
雷焕，西晋时的豫章南昌人，他在任丰城县令期间“施仁政，废霸道，谦和待百姓，廉洁抚民怨，宽厚感民心”，深受古代丰城百姓的敬重。
翻阅晋书，张华列传中这样记述，丰城县令雷焕掘土得宝剑干将、莫邪，传其子雷爽。
某日夜间，司空张华正与雷焕闲聊，忽见空中有异气起于斗牛之闲，便问雷焕看见没有？雷焕说，此谓之宝剑气也。张华说，时有相吾者云，君当贵达，身佩宝剑。此言看来是要应验了。于是，便任命雷焕为丰城令。雷焕到任之后。对监狱进行改造，在挖地基的时候，挖到了一只青石匣子，里面藏有有两柄剑，剑身上锈迹斑斑。后来，雷焕经过南昌时，便遣人取西山北岩下的黄白色土二升用来擦拭宝剑。令雷焕没有想到的是，保健京瓷一擦拭，光艳照耀，英气逼人。众人莫不惊愕不已。后来，雷焕便送了其中的一柄剑与少许的黄土给张华。自己留下了一剑。张华得剑之后，欢喜的置放在自己的身边对人说道，此剑名干将是也，莫邪何以不至？然天生的神物，终将是应该结合在一起的呀。此间的黄土是南昌西山北岩的土也，若是用赤土再加以磨拭。剑身会变得更加鲜亮、精明、锋利。后来，雷焕的儿子雷爽带剑经延平津时，宝剑无故堕入水中，找人下水打捞，打捞的人爬到岸上来说，他没见到宝剑，倒是看见有两条数丈长的龙盘绕在一起，光采彻发，曜日映川的，好不吓人。这个故事便是王勃《滕王阁序》中“物华天宝，龙光射牛斗之墟”这一千古名句的由来。
周续之，是位倾情专一的学者，儒道释三学兼通，尤以老庄为主。在晋代玄学兴盛的时期，他既不盲目地效仿玄学家的放达，也不坚持他老师范宁怒斥玄学家为桀纣的武断，而是不趋时尚，拣真求识，唯求知识的渊博与个人精神的优游自在。
周续之的祖辈是由雁门移居豫章建昌县，今永修县的。在他8岁的时候，由于父母亡故较早，便由兄长抚养成人。周续之12岁时到郡学读书，跟随豫章太守范宁求学。范宁对魏晋以来的玄学思潮大加抨击，而以儒家经典教授他的学生，周续之跟随范宁读了几年的书，成为了同学们眼中的佼佼者，得了一个“颜子”的美誉。
后来，周续之闲居在家时，经常读《老子》《庄子》《周易》这三部玄学著作，同时，也涉猎到一些佛教的典籍，在学习的过程当中，积极地对儒道释三学来进行充分的比较和认识，他尤其对老庄的学术颇有心得体会。因而老庄的思想就较多地影响了他的人生观。他认为要在晋末那样腐朽的社会里保持名节高志，就不能去应聘做官，更不能娶妻生子徒增累赘，徒添烦恼。因此他一生过着布衣蔬食的独身生活。他常常高声诵读嵇康的《高士传》，也十分欣赏书中那些高士的风度，甚至情不自禁地为之注解。他同庐山的慧远不仅有同乡之谊，在为人处事上也颇有慧远之风。他经常去庐山敬事慧远大师，史载他是慧远门下的五贤人之一。
东晋南朝时期，虽然帝王与高门士族过着腐朽的生活，但是他们常常迎合世风而附庸风雅。豫州刺史抚军将军刘毅镇守姑孰时，便请周续之去当抚军参军，晋帝又征聘他做太学博士，他都没有接受。但是江州刺史刘裕每次请他同游山水，他都欣然从命。
刘裕身为大将军有心成就大业，重视征用名士，周续之被辟为太尉掾，他仍旧拒绝征辟。刘裕知道他心气高傲不肯为官，称他“真高士也”。于是赐给他丰厚的礼物。但是周续之在高官厚礼的隆遇下，一如既往、不变节、不欣喜，依旧在山中过着他恬静的平民生活。
刘裕称帝后，为周续之在东城外设立书馆、招集门徒进行教学。还亲自到学馆中向他请教《礼记》中“傲不可长”、“与我九龄’、“射于园”这三句话的义理所在。他为刘宋武帝作了精辟的辨析。周续之学识渊博，时人称为“名通”，周续之平素患有风痹，但他为学不知寒暑，从教孜孜不倦。，后来由于劳累过度，四十六、七岁就因病亡故了。
周续之“思学钩谋”，勤于笔耕，中年夭折，实在可惜。他的著作有《嵇康高士传注》3卷、《公羊传注》、《礼论》、《毛诗六义》等，可惜现今都已散佚。周续之还有一个难得的称誉，便是与刘遗民、陶渊明一起，被时人称为“浔阳三隐”，也叫做“庐山三隐”。
为什么周续之、刘遗民、陶渊明被世人称之为“浔阳三隐”呢？
刘遗民就是晋代有名的居士刘程之，他是“东林十八高贤”之一。当时，周续之弃官归里，便到庐山东林寺去找释慧远，此时，正好彭城的刘遗民亦也遁迹来到了匡山隐居，陶渊明恰好那时起也不肯应征诏命出去做官，三个人走到了一起，每天饮酒唱和，故此，后来被世人谓之曰"浔阳三隐"。刘程之，彭城人，汉楚元王之后。妙善老庄，旁通百氏。少孤，事母以孝闻，自负其才，不预时俗。初解褐为府参军，谢安、刘裕嘉其贤相推荐，皆力辞。性好佛理，乃之庐山倾心白托。刘裕以其不屈，乃旌其号曰遗民。
熊远，豫章南昌人。性格清廉正直，颇有士风。时有黄门郎潘岳见熊远而称其身具异秉，是不可多得的人才。熊远从小就树立起了远大的志向，当时，县里召他任功曹一职，熊远不去上任，后来，县里强行将衣冠博带送到他家里去，要他去履职，他也没有去。没想到十余日后，他又被县里举荐到了郡里，担任文学掾一职。熊远这才说道，辞大不辞小，于是就去了县里赴任。太守在考察了熊远一段时间之后，便举荐其为孝廉。时属太守讨伐氐羌，熊远不与同行，只送至陇右便回来了。后来，太守会稽夏静又辟熊远为功曹，一直到夏静离职，熊远又送他到老家会稽以后才回来。
元帝还在当丞相时，就任用熊远为主簿。时传北陵被发，帝将举哀，熊远上疏说，园陵既不亲行，承传言之者未可为定。且园陵非一，而直言侵犯，远近吊问，答之宜当有主。谓应更遣使摄河南尹案行，得审问，然后可发哀。即宜命将至洛，修复园陵，讨除逆类。昔宋杀无畏，庄王奋袂而起，衣冠相追于道，军成宋城之下。况此酷辱之大耻，臣子奔驰之日！夫修园陵，至孝也；讨逆叛，至顺也；救社稷，至义也；恤遗黎，至仁也。若修此四道，则天下响应，无思不服矣。昔项羽杀义帝以为罪，汉祖哭之以为义，刘项存亡，在此一举。群贼豺狼，弱于往日；恶逆之甚，重于丘山。大晋受命，未改于上；兆庶讴吟，思德于下。今顺天下之心，命貔貅之士，鸣檄前驱，大军后至，威风赫然，声振朔野，则上副西土义士之情，下允海内延颈之望矣。况且现有杜弢流民之难在侧，不能从也。
时江东草创，农桑弛废，熊远又建议说，立春之日，天子当祈谷于上帝，乃择元辰，载耒耜，帅三公、九卿、诸侯、大夫，躬耕帝藉，以劝农功。
建兴初，正旦将作乐，熊远又谏说；谨案《尚书》，尧崩，四海遏密八音。《礼》云，凶年，天子撤乐减膳。孝怀皇帝梓宫未反，豺狼当途，人神同忿。公明德茂亲，社稷是赖。今杜弢蚁聚湘川，比岁征行，百姓疲弊，故使义众奉迎未举。履端元日，正始之初，贡士鳞萃，南北云集，有识之士于是观礼。公与国同体，忧容未歇。昔齐桓贯泽之会，有忧中国之心，不召而至者数国。及葵丘自矜，叛者九国。人心所归，惟道与义。将绍皇纲于既往，恢霸业于来今，表道德之轨，阐忠孝之仪，明仁义之统，弘礼乐之本，使四方之士退怀嘉则。今荣耳目之观，崇戏弄之好，惧违《云》《韶》《雅》《颂》之美，非纳轨物，有尘大教。谓宜设馔以赐群下而已。元帝采纳了熊远的建议。
是时，熊远转丞相参军后，琅邪国侍郎王鉴劝帝亲征杜弢，远又上疏说，皇纲失统，中夏多故，圣主肇祚，远奉西都。梓宫外次，未反园陵，逆寇游魂，国贼未夷。明公忧劳，乃心王室，伏读圣教，人怀慷慨。杜弢小竖，寇抄湘川，比年征讨，经载不夷。昔高宗伐鬼方，三年乃克，用兵之难，非独在今。伏以古今之霸王遭时艰难，亦有亲征以隆大勋，亦有遣将以平小寇。今公亲征，文武将吏、度支筹量、舟舆器械所出若足用者，然后可征。愚谓宜如前遣五千人，径与水军进征，既可得速，必不后时。昔齐用穰苴，燕晋退军；秦用王翦，克平南荆。必使督护得才，即贼不足虑也。"会弢已平，转从事中郎，累迁太子中庶子、尚书左丞、散骑常侍。帝每叹其忠公，谓曰："卿在朝正色，不茹柔吐刚，忠亮至到，可为王臣也。吾所欣赖，卿其勉之！"
熊远在转任御史中丞后。时有尚书刁协用事，众皆惮之。尚书郎卢綝将入直，遇协于大司马门外。协醉，使綝避之，綝不回。协令威仪牵捽綝堕马，至协车前而后释。远奏免协官。时冬雷电，且大雨，帝下书责躬引过，远复上疏曰：
被庚午诏书，以雷电震，暴雨非时，深自克责。虽禹汤罪己，未足以喻。臣暗于天道，窃以人事论之。陛下节俭敦朴，恺悌流惠，而王化未兴者，皆群公卿士不能夙夜在公，以益大化，素餐负乘，秕秽明时之责也。
今逆贼猾夏，暴虐滋甚，二帝幽殡，梓宫未反，四海延颈，莫不东望。而未能遣军北讨，仇贼未报，此一失也。昔齐侯既败，七年不饮酒食肉，况此耻尤大。臣子之责，宜在枕戈为王前驱。若此志未果者，当上下克俭，恤人养士，撤乐减膳，惟修戎事。陛下忧劳于上，而群官未同戚容于下，每有会同，务在调戏酒食而已，此二失也。选官用人，不料实德，惟在白望，不求才干，乡举道废，请托交行。有德而无力者退，修望而有助者进；称职以违俗见讥，虚资以从容见贵。是故公正道亏，私途日开，强弱相陵，冤枉不理。今当官者以理事为俗吏，奉法为苛刻，尽礼为谄谀，从容为高妙，放荡为达士，骄蹇为简雅，此三失也。
世所谓三失者，公法加其身；私议贬其非；转见排退，陆沈泥滓。时所谓三善者，王法所不加；清论美其贤；渐相登进，仕不辍官，攀龙附凤，翱翔云霄。遂使世人削方为圆，挠直为曲，岂待顾道德之清涂，践仁义之区域乎！是以万机未整，风俗伪薄，皆此之由。不明其黜陟，以审能否，此则俗未可得而变也。
今朝廷以从顺为善，相违见贬，不复论才之曲直，言之得失也。时有言者，或不见用，是以朝少辩争之臣，士有禄仕之志焉……今朝廷法吏多出于寒贱，是以章书日奏而不足以惩物，官人选才而不足以济事。宜招贤良于屠钓，聘耿介于丘园。若此道不改，虽并官省职，无救弊乱也。能哲而惠，何忧乎欢兜，何迁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此官得其人之益也。
从以上的事例中，我们不难看出熊远不仅聪颖，而且十分的睿智和胸怀广大，不愧为鄱阳湖流域的人文代表。
在东晋末期的这一时期里，鄱阳湖流域还走来了一位客居彭蠡湖东岸的文化名流，时任永嘉太守的谢灵运先生。他无意在彭蠡湖上首开借用山川形胜入诗的创作手法，吹起了一股清新悦目的山水诗风，而陶渊明则醉心在田园阡陌之间，不意自脚下刮起了一阵田园牧歌式的一代诗歌新风，这同时让两位诗人站到了中华文学的最高峰上了。
由此，我们不难看出在这一时期里鄱阳湖流域的人文气息有多么地浓烈，文学创作的氛围是多么地浓郁。除了以上的陶、谢这两股文学的清风之外，鄱阳湖流域的文学创作亦是成果斐然。陶侃著有《陶侃文集》二卷，熊远著有《御史大夫文集》十三卷，熊远之侄熊鸣鹄著有《熊鸣鹄集》十卷，许逊著有《灵剑子》道教经典著作一部，周续之有《嵇康高士传注》3卷、《公羊传注》、《礼论》、《毛诗六义》等六部著作，他们跟陶渊明，谢灵运一起共同开创和迎来了鄱阳湖流域的第一次文学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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