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鄱阳湖上
都昌县”
旅游的灿烂季节似是冬季，观蓼子花海、赏候鸟天堂、游千眼桥赶着趟似的。“千眼桥”是都昌通往星子（现庐山市）的一座古石桥，因有900多眼（一说948孔，一说983孔），便称“千眼桥”，桥长达2600多米（一说3500余米）。斯桥从鄱阳湖水底露出真容，鄱阳湖星子水文站水位要在10米以下。千眼桥为全国最长的湖中石桥，被列为江西省重点保护文物。千眼桥坐落于多宝境内，主要捐建者是
都昌县刘便垅村（现属多宝乡洛阳村委会）清嘉庆年间的刘达桂，时任浙江绍兴府山阴知县。让我们来对千眼桥的前世今生作一番辨考。
对于一个地方的人文风情，最具权威性的应属当地县志。1993年版的《都昌县志》“卷十八 交通”第三节“桥梁”篇，对千眼桥载录的简短文字为：清嘉庆二十一年（1816），都昌贡生刘达桂捐款，窦国华资助铺架自蒋公岭通往南康府（星子）渡头东侧的石桥。桥面由花岗石铺成，长约3.5公里，宽0.4米。桥有数百孔，号称“千眼”，故名“千眼桥”。《都昌县志》上记载的捐建石桥者刘达桂为何人？公开能查阅的资料仅显示，刘达桂曾任浙江绍兴府山阴县知县，都昌县多宝刘便垅村人。关于刘达桂
人生轨迹，且让我们从《刘氏宗谱》中来追索。
刘达桂所
生活的刘便垅村，肇村始祖叫刘时镛，属都昌刘氏承袭的“彭城世家”第二十五世。刘时镛明代宣德年间由南源垅分迁阳荷垅。阳荷垅原是杨姓人家的居地，后因历史变迁杨姓外迁，刘时镛的后裔将“阳荷垅”改称“刘便垅”。多宝乡明清时周边最早迁入的刘姓村庄，是刘时镛的爷爷刘恺三（约生于1325年），于元未明初迁南源垅，形成现在的巢门刘村（属今多宝乡周仓村委会），夏家垅刘村、刘发庆村、刘伯垅村、长冲湾刘村、东垅湾刘村、刘正湾村（属左里镇）、尖峰山村、刘程垅村等皆属刘时镛的后裔，成村在刘便垅之后。刘时镛之孙刘宽（1446-1505）生四子，分别名松、柏、楩、楠。刘楩、刘楠后裔多外迁，刘便垅村现有人口440余人，繁衍生息的皆为刘松、刘柏的后裔。刘松生三子：与升、与相、与恭；刘柏生五子：与耕、与俊、与文、与高、与爵。第二十九世这一辈诸“与”也有迁湖南、四川等地的。刘达桂属刘松这一支族。在《刘氏大成宗谱》所载“时镛公派下”，记载着刘达桂的祖父刘宗清是个读书人，称“静庐居士”，其庐堂为“松雪园”，有自编的《松雪岁寒集诗稿》。刘达桂父亲叫刘衍泰，号豫斋生，平日里“ 温恭持已，勤俭教家，礼士延宾，乡里莫不钦服”。刘达桂得其祖父和父亲之遗风，号“月亭先生”。他生于清乾隆壬甲年（1752），宗谱记载“殁于嘉庆丁亥年”显然有误，嘉庆纪年无“丁亥年”，按宗谱记载“享寿六十六”而论，刘达桂辞世应是1818年。
诗书传家的刘达桂其功名录为：14岁时，恩授国子监；24岁时，例授明经贡生，后授乡饮大宾，例授修职郎。由文林郎入仕，初敕授浙江处洲府青田县县令，继任绍兴府山阴县知县。且让我们从刘氏家谱之原文，窥其捐建“千眼桥”之始末：“公平生学力不倦，深为勤；教子训孙，至老不衰。其性情又慷慨，轻货财，重赈济，好举义行。于西河险坞之处，见年冬严寒之时，不论老幼尽皆徒步涉水，冻毙者不知凡几，公以恻然。浅水处，个请工堆石成路。公捐资买石造桥，又恐久远保无磬败，更捐助上田亩，立有永济全，年收租与为岁岁修整路费之资。并系有永济会字牌，开载田亩坵霞坐落，建竖蒋公岭庙内，与保久远详载。”刘达桂捐建石桥，当时多宝籍的名流赵展飏有小序相记此事。序中提及刘达桂“出费与救险渡之危”，并不是他家财至富，而是“既有恒而有物，复克俭而克勤”，“光乡国之册”。刘达桂的夫人赵氏也是一个“仪容端庄”“夙夜惟勤”的贤淑女子。刘达桂殁后葬于刘便垅门后山，墓茔今犹存。
从官方的县志，到民间的家谱，对刘达桂捐资修桥后人几可知其来龙去脉。这其间，有些史絮需要厘清。关于“千眼桥”得名。此名不是起初得定，刘达桂也没有将桥取名为“刘公桥”，可见其心底无私云水阔。千眼桥是后人状形而摹名的。关于建桥的时间。按县志载录是1816年，即在刘达桂辞世的前两、三年。这样千眼桥真正成桥的历史距今不过205年。有一说是在嘉庆二年（1797），距今也不过223年。更有说法始建于明代未期，约400年的历史。若论千眼桥四百载的桥史，原也是可接续的，因为在刘达桂捐建主体部分前，冬季水涸时是有善人和乡绅筹资从星子县运来石块，在老港上建了一段简易石桥的，这就是千眼桥的雏形，也可认定为桥史的发端。关于窦国华其人。窦国华是时任南康知府，他也捐资和操持过刘达桂主捐的建桥工程，因其特殊身份，“千眼桥”历史上倒有一别称叫“窦公桥”。关于永济会。说到底“永济会”是个刘达桂倡议成立，在桥建成之后对石桥进行后续维修的一个民间慈善组织。其运作主要是靠刘达桂与其子刘辉彩（一说还有星子名宦黎世序）等在蒋公岭附近购置20余亩田地，以每岁的租金融入永济会，对千眼桥进行维修，对客死
鄱湖的亡灵施之殓事。民国年间，多宝乡西高乡绅高润堂（中科院院士高镇同的二叔）任鄱阳湖红船同仁堂董事时，在“慈航”救生的同时，也捐资永济会，维护千眼桥的修缮工程。永济会的管理，由处于千眼桥周边的刘家山村人负责，以至每年年底永济会开年会，通报资费管理情况，相聚时刘便垅村的人是要坐首席的。
站在地处“江南戈壁”的蒋公岭的沙丘，远眺冬季露出真容的千眼桥跨湖而卧，又有多少的迷雾要世人拨开、以识庐山真面目。不少人说“千眼桥”与“钱公桥”是同一座桥，这实是一种讹传，听来顺理成章，实则南辕北辙。钱公桥另有其桥，它在鄱阳湖的马影湖水域，距千眼桥有十余公里，昔时是多宝民众在枯水季节由北山往县城的通道。1960年代初修建新妙大坝而被毁。当地人回忆钱公桥建桥的花岗石料用来垒了圩堤，连遗址都不存了。钱公桥确为钱姓人所修。清同治版《都昌县志》“桥渡”卷载：黄沙滩桥，一名钱公桥，在治西北二十五里四十六七都。每春冬水涸其流不绝，遇雨雪则淫溢，冰冻滑陷难行，居民因其创，广福庵以为停歇之所。明崇祯五年，署县本府推官钱启忠建石桥以跨江流，两岸沙滩俱以石砌成路，计桥九眼，石堤五座，石路共长八百七十九丈。同版的都昌县志对后建的千眼桥无载录。更有地方史专家考证，南康府推官领都昌令钱启忠捐奉钱公桥时，当地多宝排上许村乡绅许君擢等人慷慨解囊，募工采石购木，历时不到一年半，在湖滩建成此桥。钱启忠为浙江鄞县人，进士及第，开始动工建桥时在崇祯四年（1631），此桥竣工之时，辞官在家的兵部左侍郎余应桂（号二矶，都昌春桥人）拟《钱公桥碑记》，对钱公建桥的山高水长之德大加称誉，也留下了关于钱公桥的一些工程载录：“其桥九眼，石堤五座，广皆丈五，虚中用木以便无涸无汛时船之往来。桥东之道广五尺，长一百六十六丈。桥西之道广五尺，长如东四倍。桥堤坡路共长八百七十九丈。工始于崇祯辛未之秋，竣于壬申之冬，费金九百四十三两五钱，皆公之巨捐与民之义助，不烦公帑一钱，其苦心密画于此，亦可见也。”显然，同治版的都昌县志是参阅了余应桂拟写的桥序的。从余应桂碑记中关于钱公桥“九眼”，“长共八十四丈”等量化描叙，也知钱公桥（黄沙滩桥）绝非千眼桥。
历史上的两桥桥形虽各异，但渡人之德尽同。鄱阳湖底两石桥，一存一亡。钱公桥已湮灭于新妙圩堤；千眼桥2017年由文物部门拨专款90万元进行了维修加固，力图留住桥愁。多宝乡小学退休
教师刘亮初是刘家山村人，两座桥都在他年轻时刻写在乡愁里。刘亮初十几岁时同村上人受多宝公社安排，去千眼桥扶正被丰水季荡斜了的石料桥面，队上对村民会记工分，可以说“永济会”的公益余响一直贯注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刘亮初在“文革”前也参加过修筑马影湖圩堤，工闲时在昔日的渡澜庵、社里头附近的钱公桥石料下摸鱼。让刘亮初惊叹当今跨越式宏图大展的是，2019年6月28日，全长5.6公里的鄱阳湖二桥通车，烟波浩渺里，天堑变通途。而在刘达桂的故里刘便垅村，2020年通车的s214线公路与袁多公路汇合处就在村头，修桥铺路在新时代大手笔、高品味地挥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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