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条铁轨弯又长
去年国庆节回都昌老家，第一次从广州直接坐火车到蔡岭（都昌站），不需要在九江换乘。
都昌站，于2017年年底正式营运，从此结束了都昌不通火车的历史，并且让都昌直接进入高铁时代。
我提前在网上订好了卧铺。车厢里，窗明几净，开着空调。床上铺着雪白的床单。开水间、盥洗间，卫生间，一应俱全。我躺在床铺上，听着火车发出的“哐当哐当”的声音，思绪纷飞，想起了上世纪九十年代两次乘火车的情景。
一九九五年六月，我和夫君终于结束近六年的牛郎织女生活，一家人即将在广州团聚。从赣北的小县城，迁往南国大都市；从一所县城中学，调往著名的高等学府。多年的梦想得以实现，我兴奋不已。怀揣对美好生活的憧憬，我扶老携幼，拎着锅碗瓢盆，带着几麻袋书籍，开启了南下广州之旅。
一大清早，我们搭乘从都昌码头开往南昌的客轮，在鄱阳湖和赣江漂流八九个小时后，抵达南昌。所幸，都昌有外甥女婿护送，南昌有在那里读书的侄子接站。一路顺畅，办了托运，上了火车。
可是，车上的情景让我始料未及。人太多了，过道都被挤得水泄不通。侄子帮我买的是两张站票，一个座位都没有。我一行三人，妈妈是六十八岁的老人，儿子还不满三岁半。妈妈一手牵着儿子，一手挎着一个塑料桶子，被人群裹挟着，在过道里不得动弹；我肩上背着大包小包，手里拎了两套朋友送的瓷器，被阻隔在车厢入口处，无法向妈妈和儿子靠拢。
平生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我一时乱了方寸。老天啊，怎么会有这么多人？这接下来的十五六个小时，怎么办？我自己年富力强，还经得起折腾，可妈妈太老，儿子太小，这漫漫长路，如何捱过？这是六月份，既非春运，也不是节假日，车票咋那么紧张呢？
不行，我必须要和妈妈儿子在一起。此时，我完全没有了平时当老师的斯文劲，像一个泼辣的女汉子，一边使劲地往前挤，一边大声吆喝着：“对不起，请让一下，我妈妈和儿子在前面。”
“妈妈！”是儿子稚嫩的声音。他扬起小手招呼我，可爱的小脸白里透红，像一只刚刚成熟的嘎啦果。似有一股春风拂过心田，我焦躁不安的情绪即刻舒缓下来。
咦！妈妈不是站着的，她坐在椅子上，儿子坐在她的大腿上。一排三个人的椅子，坐了五个人，中间没有一点缝隙。我奋力挤到妈妈面前，疑惑地望着她。妈妈指着旁边一位五十多岁的妇女说：“这位大姐菩萨心肠，看我年纪大，还带个孩子，就腾出位置让我坐。”我连忙向那位好心的大姐道谢。通过交谈，得知她也是去广州。她旁边坐着两个半大的孩子，刚刚参加完中考，一个是她儿子，一个是她侄子。她要送他们去广州的建筑工地，让她丈夫带着干活。
“这么小就出来打工？不念高中了？”教师的职业习惯，让我脱口而出。
大姐脸上现出无奈的神情，“两孩子都不好好念书，成绩差，将来肯定考不上大学，还不如早点出来打工赚钱。”
我心里一阵悲哀，却无法责备她的短视。农民最讲究实际，可说是不见兔子不撒鹰。如果孩子成绩好，有希望考大学，他们即便砸锅卖铁也要供孩子念书。如果孩子成绩差，则早早地让他们辍学打工。
我勉强笑了笑，毫无底气地说：“读书也不完全是为了考大学。读书多一些，对打工也有好处。”
“您是老师吧？”坐在对面的三个女孩中的一个突然加入谈话。她约莫十七八岁，瘦瘦的，模样挺标致。
“你怎么看出来的？”我有些好奇，难道我脸上写了“老师”二字？
“您的气质温文尔雅，再加上您说的话。”还没等我反映过来，她仨便挤在一堆，空出一大块地方，把我按在座位上。
原来她仨是新建县人，在东莞一家台资制衣厂当车工。两年前初中毕业，正是十五岁的豆蔻年华。她们觉得读书辛苦，向往外面世界的精彩，相约一起南下闯荡。在工厂的流水线上，每天工作十二个小时，都差不多成机器人。两年了，这还是第一次休假回家。
“确实，打工也需要多读书。我们都后悔死了。我们厂几百人，高中生不多，都是老板的香饽饽。他们在流水线上干了一阵子，不是调到办公室当文员，就是成了车间的头目。只有我们这些初中生，永远没有出头之日。”还是原先说话的女孩。听她言谈中的沧桑，一点不像一个十七八岁的少女。不知对面的大姐听了她的一番话之后，是否有所触动。
还有一次乘火车的经历，简直可以用惊心动魄来形容。
一九九七年暑假，我调到广州后第一次回老家探亲。返程的时候，特意带着儿子去他大姑姑家。当时，他大姑姑一家住在瑞昌县的武山铜矿。
第二天我要回广州，我想请大妹夫委托车站的熟人帮我买一张火车票，没想到他说：“不用买票，我已经跟一位熟人打好了招呼，到时候他可以带你们上车。”
我心中窃喜，又可以省一笔钱了。那时候，我们刚到广州，白手起家，工资不高，囊中羞涩。能不用花钱坐车，当然求之不得。也许这就是人穷志短吧。
我记得那天很热，我带着儿子坐了一辆武山铜矿到九江的顺风车，在火车站附近下了车。我按照大妹夫的交代，去车站找他的熟人。谁曾想，当我找到他上班的地方，他同事说他出差了。
怎么会这样呢？不是说好了吗？我大学毕业便当了老师，根本没有多少社会经验。遇到这样的意外事件，一时真不知如何是好。
我去售票处买票，被告知当天去广州的火车票全部售罄；我想给大妹夫打电话，却没有记下他的办公室电话；我想去同学家借住一晚，通讯录里没有一个九江人的联系方式。思来想去，我决定在附近的旅馆住一晚，第二天再走。
“妈妈，我饿了。”可怜才五岁多的儿子，大热天跟着我一路奔波，一直不吵不闹。
“乖儿子，妈妈这就带你去吃饭。”
一家小饭馆，摆了几张方桌，顾客不多。那个年代，人们还没有在饭店吃饭的习惯。
“大姐，你要去哪里？”一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坐到我对面，主动跟我搭讪。
我本能地警惕起来，但还是实话实说：“去广州。”
“买好票了吗？”他看上去不像坏人。
“没有。”我有些放松警惕。
“我这里有一张票，你要吗？”他把一张火车票摆到我面前。票面上明明白白写着九江到广州，时间是当天下午四点多。
莫非这就是传说中的黄牛党？我又警觉起来，问：“多少钱？”
“票上写着呢。我不是倒票的，不会多要你的钱。”他大概看出了我的心思。
这么说来，我们今天就可以回广州了？我内心一阵激动，表面上却不动声色，“这票是真的吗？”
“当然是真的。你不相信的话，我们可以去售票处验证。”他一脸的真诚。
“好，成交。”尽管是一张站票，我还是感到很高兴。不用在九江多待一天，不仅节省了时间，也节省了一笔开支。
可是，我还是高兴得太早，有些事情根本是你预想不到的。我们在候车室等了几个小时，终于等来了晚点的火车。
这列火车是从合肥开出的，是那个年代常见的绿皮火车，没有空调，窗户可以打开。当它像老牛一般喘息着，“哐当”一声停住时，早已等候在站台上的旅客，潮水般涌向各节车厢的门口。我牵着儿子，也随着人流，到了其中一节车厢的门口。
可是，车门迟迟没有打开，人群像煮沸的开水，骚动起来。“开门！开门！见鬼了！”人们叫喊着，咒骂着，可车门依然岿然不动。要知道，这是过路车，总共才停三分钟。
看见人们争先恐后地从开着的窗户爬进去，我也没有退路，只能孤注一掷，将随身的包袱扔进车厢，把儿子托送了进去，脱下高跟凉鞋扔了进去。我双手紧紧地扒着窗沿，双脚使劲往上蹬。可我身子笨重，手上又没力，根本爬不上去。这时，火车就要开了，列车员在喊着“关窗！关窗！”坐在窗边的旅客，将一些正在爬的人往下推。我歇斯底里地喊叫：“不要推我！我儿子在里面！请拉我一下！”
一双陌生的大手，拉住了我的手。这不啻是给一个溺水的人，送来一根救命稻草。“谢谢！谢谢！”我说着，用尽吃奶的力气，将一只脚跨过了窗沿……
我终于上了车。“呜——”汽笛长鸣，火车开动了。我紧紧抱住儿子，瘫坐在地上，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真是太可怕了！太恐怖了！就差那么一点点，我就把儿子一个人丢在车上了。如果把儿子弄丢了，我该怎么办？
火车到站不开门，只能从窗户里爬进去，这样的场景我在电影里看过。那不是因为躲避战争，就是因为躲避自然灾害。可我只是暑假回老家探亲回程，竟扮演了一次难民的角色。那些农民工，他们每年像候鸟一样在家乡和务工地迁徙，又该有多少次这样的经历？
在车上，我花了三十元买到了一个座位，我和儿子的旅途因此舒服了许多。我至今没想明白，在那样一辆拥挤的列车上，竟然还有空位，被人霸占用来赚钱。
在车上的十几个小时，在闷罐一般的车厢里，没有水喝，也无法上厕所。没有亲身经历的人，永远也无法想象那是怎样一种煎熬。
但我并不觉得多么痛苦。在经历了前面一番折腾之后，看着儿子在我怀中甜甜地酣睡，心中没有抱怨，只有感恩。
夜渐渐深了。我收回思绪，拉开窗帘，注视着窗外。朦胧的月光，勾勒出远山、田野和村庄的剪影。一条铁轨，像一条巨龙，时而弯曲，时而笔直，一直伸向远方。想起余光中的散文《记忆，像铁轨一样长》。我也很喜欢里面引用的土耳其诗人塔朗吉的诗句，默念道：“去吧，但愿你一路平安//桥都坚固，隧道都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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