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爷八十二岁了，第一次住进了医院。奔来跑去的途中，我莫名地感到悲伤，害怕爷抗不过去。有种感觉日渐强烈：人不能没有爷。
爷就是父亲，就像爸爸就是父亲一样。父亲是个中转词，说明的爷和爸爸的共同点，但爷不是爸爸，爸爸不是爷。
这么说，我从来没有爸爸，只有爷。
我怀疑“爷”这个词来源于大清王朝，这只是一种感觉。其实《木兰诗》和《兵车行》里都有爷娘的称呼，远早于清朝了。其含义来自周礼恐怕是不争的事实。清王朝“爷”的含义并不局限于“父亲”，其含义的核心是：有权势、地位，品行周正的男人。天下真正有权势的男人不多，获得权势的途径有两个：一是打拼，二是荫袭。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每个男人都有法定的权势，那就是他在自己家中面对妻子和孩子的时候。妻为夫纲，子为父纲，这是周礼确立下来的礼制。男人在妻子和自己孩子的面前享有的特权，使每个男人成为“爷”。
我从小就在爷的祥云里罩着。
两岁，我知道有个爷，虽然我没见过他，但我不知根据什么心中就知道他是我的主宰。那个在外面做手艺的人回来了，我觉得他的面容和神情有些亲切。他和爷爷奶奶、乡亲说话，不跟我说话，当然也不跟我妈说话，我怕他，但也渴望亲近他。终于有人问我那个人是谁，我生怯怯地说：是爷。爷就笑了。
过来一年，我三岁了，爷又一次回家，热天，穿着短裤，我就缠着他玩了一会。之后学着爷严肃的样子说：爷的短裤大了，我看见爷的……。大家就笑了。我是认真的，爷也笑了，脸红红的。
在我童年的历史中，这是我唯一一次对爷的放肆，三岁，根本不知道放肆是什么。
此后，所有的时候，爷对我来说，都是“爷”。
爷从不孩子特别亲近。我兄弟、姊妹六人，没有一个被爷抱过，没有一个吃过爷买的副食。我能记起的爷对我最亲近的行为，是我两岁的时候，他给我打过一次“高马颈”。这是一种逗孩子的方式，就是把孩子放在大人的脖子上，大人用双手扶住孩子的双臂，孩子被顶到一个很高的位子上，本能地感到了危险，又紧张又兴奋。其实危险是不存在的。我的爷为我做这个，不是为了逗我。那次我脸上长了个大疖子，要到三里路外的一个中医诊所做手术。爷就把我放在他的脖子上坐着，一程往中医所在的诊所而去。记得爷把一顶草帽戴在我的头上，那顶草帽的制作工艺特别考究，选用的材料是编草席的优质草茎，编的方法也富有变化，使帽体呈现出很多规则的花纹。爷节俭了一生，但这顶草帽却体现了他好胜、追求完美的本性。至今记得那天我戴着草帽，坐在爷的脖子上，走过弯曲的田塍，走过五月的风，走过陌生又熟悉的村落，听到小鸟在不远处啁啾……后来爷把我放下，那个老医生拿出一个尖形的玻璃片样的东西，粹不及防地在我的脸上剜了一下，我就哭了。这个记忆大约是爷给我的最美丽的一次回忆。虽然他并不逗我玩，不哄我，我一样感到了爷的爱，感到有爷真好。后来看了电影《人证》，里面的《草帽歌》总是引起我的伤感。我十分理解主人公的那份情感。我排行第二，能记起爷对我的亲热仅限于此，之后的弟弟、妹妹就更不用说了。后来我生了儿子、女儿，爷没有一般农民那样的喜形于色，也没有抱孩子、逗孩子的行为。但我能强烈感受到爷的好处，感觉到因为有了爷，这世界的美好才属于我们。
我家历来没有什么陈设，最有些气派的是爷自己动手做的高背木椅，那把椅子铁定是爷坐的。别人谁也不会坐的。我妈从来不敢在桌子旁吃饭，爷爷奶奶也是在一旁就餐。每次吃饭，奶奶都会特意告诉我们，哪些菜是爷吃的。我们就会很虔诚的不动爷吃的东西。爷也会大度的说：大家都吃。我们还是不会吃的，爷可能怜悯孩子的瘦弱，夹一点菜放到我们碗中，我们就会欣喜万分、感激万分地到一边去享受本来是爷吃的东西。家里人口众多，吃饭、穿衣的开销对爷来说是个大负担。所以，我们从小得到的最多教育是节约。比如：一颗豆豉要下三口饭，顽子（小孩）口里有油（可以不吃菜）之类的教训是差不多每餐饭都有接受的。每当吃饭的时候，爷就提前坐在了他的座位上，仔细盯着他的每个孩子夹菜的情况。多夹了一点，他就会开腔：吃菜送饭，又不是吃菜当饭！我们每次也就只能夹一点菜，但一会儿就吃完了，就胆怯地慢慢靠到饭桌旁，筷子刚一伸过去，爷就开腔了：一餐饭要夹几次菜啊？奶奶就接上：就是，顽子口里有油，不吃菜也可吃饭的。
我们就改招。每次盛饭，都不盛满。盛饭的次数增多。爷限制我们吃菜，却从不限制我们吃饭。我们的这一伎俩到底也被爷发现了，爷就说：半碗饭，吃那么多菜，完帐（败家）！
虽说爷吃东西有爷爷奶奶封的特权，这个特权又得到了全体家庭成员的认可，但爷并不滥用这个特权，在少吃菜方面率先垂范。家里摆脱贫穷后，我们兄弟早就自我解放了，吃上了满口菜。爷却无法改掉少吃菜的习惯。以至一盘好菜要吃很多餐，最终菜坏掉，被迫倒掉，爷就心疼不已，妈就道论，要爷多吃菜，吃到肚子里总比浪费好。爷不做声，算是默认。下次吃菜，决无改正。
爷作为我们的主宰这是没有丝毫动摇的。因为他很多方面都特别的优秀，别人做不了的，他可以做好。
那些欺负我们的人，只要听到我的爷出门回来，一律会换一副脸孔，变得对我们亲近，甚至很殷勤地请爷吃饭、吃面。别人家有了大事，如婆媳吵架，兄弟分家，家里驼事的就会来请爷，不知爷说了什么，凡是爷到的地方，事情就被处得平平展展。
爷会写毛笔字。听爷说，他读过三年半书，但他写的楷书字真的好极了，我小时习字，没有钱买字帖，都是爷写的字当字帖。他写的字，贴在别人家里或门口，总能使我们产生自豪感。他的笔画、招式，有着大中华特有的温厚和气度，让人强烈地感受“爷”的感觉。读四年级的时候，我第一次参加毛笔字比赛，就得了全校第二名，第一名是高我一个年的哥哥。都是爷教的，或是受了他的影响。
爷在故乡人心中是个文人，是个通晓天下大事的人。差不多所以全村人都尊重他，这就使我爷更有了“爷”的派头了。
他的派头，不是趾高气扬，而是文质彬彬。他说话的派头，别人学不会。虽然村里有几个崇拜我爷的长辈也学了他的派头说话，但一点也不正宗，对村民的影响力比不了我爷。后来我才知道，爷的风度不仅仅来自他的能言善辩，也不局限于他的温文尔雅，更在于他通晓事理，为人公正，富有善心，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能理解矛盾双方的委屈心理，他的智慧又能成就他快速找出一条安抚矛盾双方，找出一条双方都能接受的出路。
我爷会武功，那是他自己说的。我一次也没看见过他打拳的架势，但他论拳的水平极高，简直可以说得出神入化。尤其是说到他几次打败趾高气扬的高手时，村里那些短命二郎恨不得拜倒在爷的脚下。于是，我从小就幻想有朝一日跟爷学身功夫，铲平天下不平事。可是我爷大约是觉得我没有天分，除了给我们说过几个基本动作，并没有教过什么绝招。所有我从小在打架方面有些底气不足。
我没有见过爷打人，爱打人的人却惧怕爷。我的感觉，这才像爷。
他也没有打过自己的儿女。但我们怕他极了。有一次我犯了事，爷声言要用黄荆抽我，我被吓得魂不附体。爷没有直接动手，他轻言慢语地对我说了些类似之乎者也的东西，就命令：给我到园坝上割把上好的荆条来，估算能打人出血的才能采。我不敢出声，乖乖地到园坝上采了一把质量上好的荆条，交到爷的手中，爷对我采的荆条很满意，说：好，这样的荆条，一下过去，保管身上血痕累累。我被吓得筛糠般颤抖。爷叹口气，把黄荆条收了，对我说：暂时就不打了，过些日子，发现你依然淘气，那就一起整！
爷的手艺做得特别的红火。首先是他的手艺特别的好。他做的蔑器，外形秀美，机构严谨，特别经用。印象最深刻的是他打制的谷罗可以盛水。早年，他都是在浮梁山里谋生，团近一带的师傅都喜欢跟他合伙做事。一则可以沾好师傅生意好的光，另外，遇有难处理的事，爷总能情急智生，化凶为吉。一次竹木检查站的人把爷一帮工友的蔑器没收，众人却不慌张，他们有个依赖，就是我的爷。爷果然支出怪招，叫工友不要和干部吵架，只叫人买来一批毛竹，叫工人公然制作一些梭镖、投枪样的东西。竹木检查站的人早就知道我的爷的名声，担心他会支出整他们的怪招，现见我的爷在
指挥工人制作那些吓人的怪物，被吓破了胆，主动找到我的爷，好话说了一谷箩，所有没收的蔑器全部发还，叫爷一伙漏夜过关，免得他们难于做人。
那是1974年的事。爷的名声和行径使他成了
篾匠行当里的“爷”。很多年以后，还有人跟我谈起爷做工头服众的种种理由：虽说他是工人的头，他决不赚工友的钱。出差到武汉跑营销，吃饭、住店都尽量节约。最奢侈的行为就是在武汉长江大桥照了一张相。那张相片我见过，不怎么气派。爷提个很普通的手提包，决没有杨子荣、少剑波们的英雄气概，很平和地站在桥上，笑都不会装一下，远处有战士在站岗。爷赚了钱，决不乱花，吃什么不不知道，穿什么我是记得的，从没有穿过的确良、的确卡之类的时尚化纤衣服。不像依赖他也在浮梁手艺帮里混的康金叔：下身的确卡，上身的确良。后来生产大队、小队采购木头制造机帆船，一应难办的事都是爷办的，他在浮梁的威信令家里外派的干部心服口服。
我以为爷走到哪里都是爷，任何时候都是爷。但事实不是这样，1974年没过完爷就出事了，家乡所在的公社在把他作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典型抓。那年爷赚了钱，爷把赚来的钱买了工分，还清了家里所有在生产队超支的债务。手里已经没有钱了。突然要把“剥削所得”兑现上缴。急死人啊。爷到底是爷，他没有愁眉苦脸，依然和村里人慢条斯理地讲山海经，直讲到别人佩服得他五体投地为止。爷把奶奶的押寿寿坊卖了，把破蔑机（当时最先进的机械）卖了，把这些钱上交了，当然远远达不到那个搞阶级斗争的人心中想当然的数目。怎么办？爷没辙了，干挨。
他和审他的人据理力争，把审他的人说得哑口无言、气急败坏。出乎爷意料的是，这帮审他的人不跟浮梁人相同。浮梁山里人说不过爷就服爷、敬爷，这帮人说不过爷不但不服、不敬，反而采用更恶劣的手段对付他。爷终于挨批斗了，这是他的自尊心所不能容纳的，也是我们的自尊不能容纳的。爷决不会把自己挨批斗的事告诉家人的，有些人敬重爷、同情爷，决不把看到爷挨批斗的消息传播，也有些乡里的好佬妒忌爷的才能和威信，就偷偷地神秘地把爷挨斗的事往外传。我和我哥都是听别人讳莫如深地转告爷被批斗的消息的。那时，我觉得天是灰的，地也像要死去一般，我怎么也想不通这样的爷会挨批斗。
公社里要定他坐三年班房的罪，但爷有个靠山在县公安局当政保股长，那个人是爷的高腔曲老师的儿子，也学过高腔，算是爷的师弟。他不敢公然救爷，却把一个定性了的案子办得十分拖拉，从1974年一直拖到了1978年，平地一声春雷响，四人帮倒台了!爷的坐牢任务就不了了之了。那个穿的确良、的确卡犯事比爷晚的康金叔却被关进牢房，坐了足足八年的牢，在劳改农场练就了一天插秧一亩五分田的好功夫，最终也换来了一纸“改判刘康金无罪”的新判决书。
从此，爷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我初二毕业，受爷的牵连，被迫辍学，大哥高中读了半年，也被迫辍学学徒。爷种地很辛勤，但家里缺少农具，也没钱买肥料，所以收成不怎么好。改革开放了，他也试图东山再起，不知是他被整小了胆还是他的行径已不适应新的环境，始终没有成功。他高傲的头低下去了，令他伤感的是，他的儿子们也在怀疑这个爷还能不能“爷”。大哥道论过他的过失，我呢，干脆就直接反对过他好几次。
家里穷得远近闻名。儿子大了，该成家了，可是到哪里去弄钱呀？即如儿子会骗女孩，可以躲过礼金之类的花销，住房呢？再小的住房也要有一间哪。
爷的头抬不起来。
过来几年，家里依然穷。但爷的脸上又泛起了笑容。我凭借着一边挑土筑坝，一边自学数理化所得到的一点文墨竟然在辍学两年后考上了师范，之后三弟又考上了大学，这在当时是轰动乡里的。那些嘲笑过爷的人又受到了爷的奚落：谁说俺没赚钱？俺是搞智力投资呢！那个词汇我是首先听爷说的。它还真的压住了许多曾轻薄过他的人。后来，大哥学徒也有了起色，成了同行里的佼佼者，成了远近闻名的包工头，再后来，三弟成了举足轻重的工程师，小弟在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获法学博士学位，成为最高人民法院的法官。爷的脸笑开了花。一朵历尽沧桑的沐浴着
夕阳光辉的花啊！
那些年，爷失去了作为“爷”的气派的时候，他依然是我们心中最大的精神依靠。记得那年，我师范毕业，被派到邻县教书。一个人远离家乡，看不到一张熟悉的脸，听不到一句熟悉的乡音，心中孤苦极了。有一次爷去彭泽县为生产队采买贝壳，路过我教书的小镇，就带几个乡亲专门去了我教书的学校，住了一个晚上。我为他们煮了面条，他们吃得很香。晚上，我和爷睡一床，我感到幸福极了，抱着爷的双脚，兴奋得久久不能入眠。爷在我身边，我才觉得
生活有意义。好几年了，我已经远离了爷娘，而这是我极不情愿的。
我怀疑爷是一个为了做“爷”才生存的人。他是一个被公认聪明绝顶的人，却没有一点心眼。人家尊重过他，他是死死记在心上的，包括人家叫过他到家里坐，张过他烟，肯定过他的智慧或人品。不管是什么样的人求他帮忙，他都会尽力而为，一点心眼也没有。虽然那些年爷已没了昔日的地位，但找爷办事的人不少。一个是康金叔的小儿子，在家里混不下去，私自找到爷，发誓要到南昌发展，爷支持。但他那孩子没盘缠。爷哆嗦起来：他一直没钱，但口袋里刚刚有我给他买粮的200块钱。爷头上沁出汗珠，到底把200块钱掏出来给了那个孩子。这事他丁点都不对家人说。直到很多年以后那个外出的人终于出人头地，来感谢爷，我们才知道。
爷是一个从不在家人面前失色的人，任何困难，任何病痛在他面前都不算什么样的。他一辈子没有叫过一声疼，没叫过一声累。问他好不好，回答永远是好。幸运的是，多数的病痛果然绕他而行。如今他八十二岁了，竟然没有掉一颗牙。吃蚕豆不肯我妈用水浸泡，说那样不香。耙块要炒着吃，还有吃锅巴的习惯，图的是个“香”。但他有慢性气管炎的旧病，到老年，就长期受这个病的折磨。终于，走路不动了，穿、脱衣服也气喘嘘嘘。问他好不好，他再没说好，只说：就是喘不过气来。
妹妹就叫爷到她家玩，去了之后，就把他骗到了医院，经检查，他有了胸气的病，就是肺膜破裂，空气漏进了胸腔，反过来压迫了肺部，使肺部不能正常工作；于是走路、行动无力。爷到底住了医院。治疗过程有些令他痛苦，针管吸气失败后，在胸部切口插管，医生用力把一根硬管插入他身上的创口，爷却没哼一声。
我这些天常奔波于医院和工作单位之间，坐车的时间多了，就想些爷的旧事，突然醒悟到曾经被我批评甚至痛恨的爷的做派，是这样的根深蒂固地根植于我的心中。我的儿子、女儿也已成年，我是他们的爸爸，用书面语来说，是父亲，就像我的爷是我的父亲一般。但爸爸不同于爷，爸爸和爷确实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爸爸，相对于爷来说，是脱离了陈旧的新潮，意味着绝对地位的丧失，意味着…..种种现代父亲疼爱孩子的做派，意味着为儿女费尽心血却可能不被孩子理解甚至被孩子厌恨，意味着可能被孩子认为陈旧、落后。但爷不是这样的，爷是绝对权威，是能力的化身，是人们身边的神。
更重要的，爷是一种“范”，是岁月、风霜不能改变的“范”。
爷老了，总有一天会离我而去，我心中却越来越强烈地感受到：不能没有爷。
[ 此帖被雪夜彭城在2011-03-29 12:05重新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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