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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长篇小说《湖都》连载】第十三章:大湖之都 (全篇完)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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芗溪乡
只看楼主 倒序阅读 使用道具 楼主  发表于: 2017-10-03

那天上午的八点半左右,明辉按照湖都县委宣传部副部长、文联主席、湖都县诗词学会常务会长、蠡水文学研究会第一副会长王囻汕先生之前的安排要求,准时来到了坐落在湖都县解放路上的县图书馆二楼的报告大厅,他今天要在那里做一场《关于彭蠡湖及其蠡水文学》的大型文学报告。
当明辉走进大厅一看,大厅内已是人头济济,台下座无虚席了。明辉跟王副部长打过招呼之后,王副部长便请他在讲台右侧边的长椅上坐下来先休息一会,做好九点钟开始作文学报告的准备工作。
九点一过,王囻汕先生走到讲台前拿起话筒对大家说道,今天,我们有请明辉先生来给大家做一场《彭蠡湖及其蠡水文学》的大型文学报告,他用手一指身旁的明辉说,这就是今天的报告人明辉先生,明辉先生,开始吧。明辉微笑着回答王副部长道,好的。说完,他向台下的听众深深地鞠了一躬之后,站在了讲台的后面,开始了他有关彭蠡湖及其蠡水文学的报告:
各位老师,诗人、作家、文学艺术界朋友们,今天,鄙人在这里就自己对《彭蠡湖及其蠡水文学》粗浅认知来谈五个方面的问题:第一、地理意义上的彭蠡湖;第二、历史意义的彭蠡湖;文化意义上的彭蠡湖;第四,文学意义上的彭蠡湖;第五、生态意义上的彭蠡湖。
我想通过对以上五个方面的大致阐述,以期呈现给大家一座与之前完全不一样的彭蠡湖,让大家来了解一下常常挂在人们嘴边的彭蠡湖及其蠡水文学。

首先,我来跟大家讲第一个问题:地理意义的彭蠡湖。

准确地说,地理意义上的彭蠡湖,是分为南、北两部分的。南部宽阔,湖水较浅,为主湖;西部狭窄,为入江水道区,是古老彭蠡湖的历史遗存。现在的彭蠡湖,全湖的最大长度173km,最宽处70km,平均宽度16.9km,入江水道最窄处的屏峰卡口宽度仅约2.8km,湖岸线总长约1200km。湖盆自东向西,由南向北倾斜,高程一般由12m降至湖口约1m。彭蠡湖湖底平坦,平均水深约6.4m,最深处在蛤蟆石附近,高程为-7.5m;滩地高程多在12~17m之间。彭蠡湖湖区地貌由水道、洲滩、岛屿、内湖、汊港组成。彭蠡湖水道分为东水道、西水道和入江水道。赣江南昌市以下分为四支,主支在吴城与修河汇合,为西水道,向北流至蚌湖,由博阳河注入;赣江南、中、北支与抚河、信江、饶河先后汇入主湖区,为东水道。东、西水道在渚溪口汇合,成为入江水道,至湖口注入长江。
彭蠡湖在古代有过彭泽、彭湖、官亭湖等多种称谓,在漫长的历史年代有一个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演变过程。远在地质史的“元古代”时期,湖区为“扬子海槽”的一部分,大约在距今八九亿年前的燕山运动时期,湖区地壳又经断陷构成鄱阳盆地锥形。传说中的黄帝时期,彭蠢泽向南扩展,湖水进抵今天的彭蠡湖。在彭蠢泽大举南侵之前,低洼的鄱阳盆地上原本是人烟稠密的城镇,随着湖水的不断南侵,鄱阳盆地内的阳县城和海昏县治先后被淹人湖中,因此,历史上曾有“沉鄡阳,泛湖都;淹海昏,出吴城”之说。
江城以南,湖口——星子大断裂的江湖分水岭,随着断块差异的升降运动下陷,古赣江下游汇注于此,扩展成为较大的水域,并因长江洪水过程的增大而在湖口相通。《汉书·地理志》豫章郡彭泽:“《禹贡彭蠡泽在西”。汉时豫章郡在今南昌市,彭泽县在今湖口县东南十五公里。
江南的新彭蠡泽,根据《汉书·地理志》的记载推断,其南缘不过今星子南面的婴子口,又称彭蠡湖口,其最大宽度不过10公里。汉代豫章郡鄡阳县在今湖都县东南的四望山,又称泗山,当时还是一片河网交错的平原区,赣江即在鄡阳平原上汇合诸水由婴子口注入彭蠡泽。《水经·赣水注》:“其水总纳十川,同臻一渎,俱注于彭蠡也。……东西四十里,清潭远涨,绿波凝净,而会注于江川”。可见北魏时,彭蠡泽已越过婴子口,在湖都县西北一带,形成一片开阔的水域。隋“炀帝时,以鄱阳山所接,兼有鄱阳之称”。
唐代在中国历史上处于高温多雨时期,长江干支流的迳流量相应增大,江水由湖口倒灌入湖,以及赣江来水的顶托,造成彭蠡泽的扩展,从唐末、五代以至北宋时期,鄡阳平原已完全沦为湖区,不仅原鄡阳县所在地的四望山,为湖水所包围,并浸入鄱阳县境。湖区的东界,已达今莲荷山与鄱阳县城之间;南界达康郎山之南的邬子寨;西界则濒临松门山与矶山一线;湖的南端并有族亭湖及日月湖两个汊湖。大体上奠定了今天彭蠡湖的范围和形态。
元、明两代,随着湖区的继续沉降,彭蠡湖逐渐向西南方扩展,赣江三角洲前缘的矶山已“屹立彭蠡湖中”,族亭湖也并入彭蠡湖。湖区向南伸展至进贤县北境的北山,日月湖泄入彭蠡湖的水道,也扩展成为南北向的带状的军山湖。清初,松门山以南的陆地也相继沦没,松门山成了湖都县南二里湖中的岛山。进贤西北的河汊地区,也因沉降而形成另一个仅次于军山湖的大汊湖——青岚湖。彭蠡湖的发展至此达于鼎盛。
清代后期以来彭蠡湖的萎缩趋势更趋明显。自清代后期以来,彭蠡湖区在地质构造上,总的趋势由下沉转为上升。根据地质资料分析,从一千多年前开始,由于地壳变动,湖区曾出现幅度较大的下降,沉积了一层灰黑色肥粘土层,滨湖海昏县的故城至罩鸡一带即下沉入湖,民间有“沉了海昏,起了吴城”之说。但近代湖区又以每年六至十毫米的速度急剧上升,至今肥粘土层已高出湖面五米左右,罩鸡一带原沉降时被淹没的建筑物废墟,又重新露出湖面六至七米。近年来,湖的南部仍处于缓慢的上升之中,湖心有逐渐北移的趋向。
赣江为主的入湖诸水挟带泥沙的不断淤积,使湖底日益抬高,并在河流入口处形成洲地。据右江省水利厅推算,每年赣、抚、信、修、鄱五河所挟带的泥沙,在湖内的沉积量达一千一百二十万吨,赣江占其中绝大部分。本来赣江下游主泓道在吴城附近,赣江大量泥沙直接由彭蠡北湖输入长江,因而,鄱阳南湖得以向西南扩展。但自清后期以来,赣江下游北由吴城入湖的主支宣泄不畅,而北、中、南三支分流的迳流量增大,其所挟带的泥沙,由于松门峡出口狭窄,不易向鄱阳北湖宣泄,大量泥沙在鄱阳南湖河口堆集,发育成鸟足状三角洲,使鄱阳南湖西南部日趋萎缩。
目前,在赣江入湖的三大分流中,南支泄洪量最大,它与南边的抚河、信江联合形成的三角洲,由南向北推进,使原来在湖中的康郎山已与瑞洪相连,成为突出于湖中的陆连岛。泄洪量占赣江第二位的中支,在河口形成的三角洲也正向东北方向扩展。因而,彭蠡湖面临着自南向北继续萎缩的总趋势。
此前,由于人们争相在湖滩上筑堤围垸,围垦造田,也是迫使湖区范围变得日益狭小的人为因素。在上世纪的六十至七十年代前期,在极左路线的干扰下,片面强调“以粮为纲”,不适当地围湖造田,也加速了湖面的萎缩。1954年彭蠡湖洪水湖面是五千零五十平方公里,1957年为四千九百平方公里,到1976年急遽缩小到三千八百四十一平方公里。在短短的二十二年间,洪水湖面就以惊人的速度缩小了一千二百多平方公里。
彭蠡湖的泥沙淤积情况远较洞庭湖为小,其萎缩趋势,相对来说也不若洞庭湖的迅速。因而,它很快就取代洞庭湖而居中国淡水湖的第一位。彭蠡湖不像洞庭湖那样与长江有四口相通,湖盆地势又比长江略高,所以它只是赣、抚、信、修、饶五水的总汇,并由湖口入江,长江洪水一般很难倒灌入湖,它没有洞庭湖那样调蓄长江洪水的作用。但是,由于彭蠡湖湖面辽阔,容积量大,五河之水通过它调蓄后方注入长江,滞洪期可达一个月之久。如1954年洪水期五河入湖最大流量为四万五千八百秒立米,经湖泊调蓄后,由湖口入江的最大流量为二万二千四百秒立米,仅为总流量的一半,大大减轻了长江中、下游的洪水威胁,对和缓长江汛期的洪水,起着一定的作用。今后如能采取措施,控制赣江南、北、中三支分流的流量,恢复由吴城入湖主支的泄洪量,使赣江来沙直接经由鄱阳北湖输入长江,以减少入湖泥沙量,将大大延缓其萎缩过程。
在距今约12000——9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指的是石器时代的最后一个阶段,是以使用磨制石器为标志的人类物质文化的发展阶段,年代大约从1.8万年前开始,到距今5000多年至2000多年不等的时间里结束的那一时期。古彭蠡泽的东岸是一片广袤且富庶的地区。从那时候开始,就已经有人类在此居住。他们用湖草蔽体,栖茅而居,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过着刀耕火种的农耕生活。并且,他们还早就在开始制造和使用磨制的石器来帮助生产,烧制陶器来改变生活。于公元1998年,在彭蠡湖中的“乌山岛”上出土的,一大批新石器时代的石斧、石刀、石镰以及一些陶罐、陶片等文物的出现,便是早期人类在彭蠡湖平原活动的最有力的佐证。
在我国的长江中下游地区,一直是我国古代的水田农业经济文化区。位于右江省东北部、彭蠡湖东南岸,万年县的大源仙人洞、吊桶环遗址,是当今所知世界上最早的栽培稻遗址之一。这里稻作文化元素的发现,并不仅仅只是证明了长江中下游地区是我国稻作农业文化的重要起源地,它还证明了长江中下游及其附近地区是中国,也是世界水稻栽培文化的起源地和中心地区,它将世界栽培稻作文化的历史上溯到了12000——14000多年前。由此可见,东彭蠡湖,之前是一片阡陌纵横,物产富饶的平原地貌,而非是今天的水世界。
“乌山”,是东彭蠡湖中的一座小山,古属“番邑”。“番邑”,是春秋时的楚国地名,主要指今天的赣东北一带,中心地域在今鄱阳县鄱江一带的整个彭蠡湖盆地。《史记》载:楚昭王十二年,吴取番,楚恐,去郢(ying)徙鄀。秦时置番县,吴芮为番令,俗称番君。到了汉代,改为鄱阳县。高祖十二年,追斩鲸布于番阳乡民之所,即今天的右江省湖都县奏溪镇泗山村。
现代彭蠡湖的雏形是在一千六百多年前形成的。亦即是公元的421年,也就是南朝刘宋武帝时的永初二年。那时候,一场强烈的地震,使彭蠡湖盆地内的鄡阳和海昏两个县治淹没了。所以历史上曾有“沉鄡阳泛湖都、落海昏起吴城”之说。目前,一座在我们奏溪泗山挖掘出来的“鄡阳古城”遗址,一座今天出土的汉废帝刘贺墓,以及之前在永修县境内出土的南朝海昏县古粮仓遗址,便是对这一传说的最好注脚。

其次,我再来谈谈历史意义上的彭蠡湖。

我们在谈到历史意义上的彭蠡湖时,就必须要涉及到彭蠡湖的几个不同时代问题。
一直以来,似乎生活在彭蠡湖区的人们,对自身的文化渊源总是没有一个明确的认知,就像那彭蠡湖上的浮萍,成了无本之源,无根之木,不知是身自何处而来,源自何处而生,长期处在一种迷茫、惶惑、混沌不开的状态之中。这就好像是公元421年的那一场地陷山崩,在一夜之间,将广袤的鄱阳平原淹在了彭蠡湖底下,永无见天日似的,从此,鄱阳平原上的原住民,也就是习惯上说的土著部族,也随之在彭蠡湖区突然消失不见了,原有的番(读po)文化就从此绝迹了。因此,当代的彭蠡湖地域文化,是由南下北上的移民在湖区定居下来之后形成的渔耕文化。所以,这就引起了很多湖区的作家们对于自己是不是番地的原住民以及对番君、番人后裔的探索与论证。
特别是在阅读了已故的湖都作家,杨廷贵先生的长篇叙事散文《番人后裔》以及《遥望先民渐行渐远的背影》的时候,这种感觉来得尤为强烈。杨先生认为,既然一个县令被人称道为君,那么这个地方之前就肯定是一个番国,即是人们口头上常说的番邦。不然的话,一个县令怎么会被老百姓称为“君”呢?在这里个人认为,杨先生的这种反思与溯源,客观的东西不多,主观的论述盖过了客观的存在。但是,他在另一个方面,表明了人们对于地域文化的挖掘与继承的冲动是来得如此地强烈,是值得人们高兴的一件事。这也是当代彭蠡湖区广大的学者和作家们,经常用来进行自身文化反思的一种地域性思考,是一种积极的文化姿态和文学理念,是值得人们去赞赏的。
但是,在这里我要善意地提醒朋友们,对于文化的追思与反刍,一定要站在客观的角度上去进行有效的探究,而不要仅仅只凭着一种感性的粗浅记忆,便做出几乎简单的结论,这是不符合客观变化规律的。
提起番君及其番人后裔,我们在这里就不得不提到一个人的名字,那就是彭蠡湖文化的奠基人,中国历史上的番邑第一任县令,被尊誉为右江省第一人杰的长沙王吴芮。
提到吴芮,那么就有人会这样问我说,吴芮到底是何许人也?说到这里,我们不妨来翻开《史记》及一些《列传》来加以研读,就不难得出一些我们需要的答案。
吴芮的父亲吴申,是楚考烈王手下的一个谏议大夫。楚考烈王(公元前290年―前238年),姓芈(mi),名熊完立。他是战国时期的楚顷襄王之子,楚国的国君。吴申是吴王夫差的第十世孙。公元前的 248年时,吴申事楚考烈王,曾经因为谏议春申君黄歇图谋不轨,有纂国的野心,因而得罪了楚王,被流放到了南部的边远之地——番邑,给闲置了起来,让他谪居于此,以保耳根清净。
据《史记》说,楚考烈王有三子,但均未有下文。而《战国策》载,楚考烈王无子,春申君患之。春申君娶赵人李园之妹李嫣,待李嫣有了身孕之后,遂献于楚考烈王为妃,生子后即被楚考烈王立为太子,这就是后来的楚幽王。吴申为了这事,曾经反复多次向楚考烈王进谏、并冒死而谏,楚考烈王被李嫣的色欲所迷,就是听不进吴申的逆耳忠言,反而将吴申贬出了朝廷,放逐到南部的边远之地番邑去做了一个逐臣。在这里,我将上述的情况进行两相比较,不难看出《战国策》所载比较接近现实的真像,因此,这应该就是吴申来到番邑的缘起与过程。
这在当时,吴申的身边就曾经有很多的朋友为吴申的遭遇抱不平,大家都劝他到齐国去做官,那样的话,他会有个更好的前程。但是,吴申坚决不肯背叛自己的国家,遂躲开了那些好事者的怂恿,举家迁到了与番县相邻的干越之地,馀汗的善乡龙山南麓(今余干县的社庚乡)定居。吴芮就是在龙山出生的。传说在吴芮出生的当天,整个龙山上空呈现出五彩的祥云,因此后人遂将龙山改名为五彩山。这就是余干县五彩山的来历。
五彩山,位于余干县城西南的社庚乡邓墩村,与李梅岭的白云峰相连,山上林木繁盛,一年四季苍翠如岱,群山绵延如带,林壑幽深,巍然如耸,似一条俯卧的苍龙,静静地注视着眼前的一切,无怒自威。
到了秦始皇的二十六年,亦即是公元前的221年,朝廷置番县,县治在今天的鄱阳县镇,朝廷任命当地的贤士吴芮为番县令,也就是后来人们称道的“番君”。由此可见,吴芮的祖籍是汉人,但是因为他出生在干越之地,所以他也应该算得上是越人出身。在这里,我为什么要说吴芮也可以算得上是越人呢?个中缘由,暂且留待于后面补叙。
吴芮自小聪慧敏捷,急公好义,喜读百家之书,文成武就。长大之后亦颇有胆识,在地方上颇得民心民意。特别是在他任番邑县令的十年间,大力兴修水利,轻徭薄赋,社会稳定,治县有方,与普通百姓打成一片,“甚得江湖间民心”,深得番邑属地百姓的爱护与拥戴。
到了秦二世元年,也就是公元前的209年,陈胜、吴广在大泽乡起兵反秦时,第一个站出来起兵响应的秦吏,就是当时的番邑县令吴芮。吴芮出兵横扫赣、湘、桂一带,威镇江南,各地民众纷纷投奔到他的身边,秦朝的一些旧官吏也率部众归附在他的身边。比如闽越王无诸、越东海王驺摇,皆领兵归属吴芮。其中最为重要的是敢于起用刑徒(脸上剌字的犯人)带兵,这在当时是不可思议的事。当时的淮南义军的首领鲸布,便是一个刑犯,脸上是被刺了字的。他带着数千且作战英勇精兵前来投奔吴芮,令吴芮是如虎添翼,力量大增。吴芮为了笼络住鲸布布这个良才武将,遂将女儿嫁给了他。
这在当时,吴芮敢于收留一个脸上被刺了字的犯人并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他,可见吴芮的胆识与谋略是何等的宽广与深邃?与此同时,时任百越长的梅鋗也正在招兵买马,扩大队伍反抗秦廷,当他得知吴芮也反了秦王时,心下甚是大喜,鉴于他早就对吴芮这位同乡是仰慕有加,遂留下副将庾胜兄弟守梅关,他亲自带百越兵马前来投奔到吴芮的麾下,加入到了反抗秦王朝统治的斗争行列。
吴芮的麾下,自从添了英布和梅鋗之后,真的是如虎添翼,更加的是兵强马壮,声势浩大。再加上他的仓库里粮食充足,物资丰盈,凭着他现有的实力,足可以拥兵自重,割据一方。但是,他没有因为一己之私去那么做,而是积极地加入到了以项羽和刘邦为首的反抗暴秦,救民于水火的正义斗争之中。时人感念吴芮为民请命,维护百姓的利益,便打心眼里拥护他的统治,遂开始自发地称呼他为“番君”了。
在随后的反秦斗争中,吴芮派部将梅鋗领兵助刘邦西征咸阳,入关灭秦。秦亡后,项羽尊楚怀王为楚义帝,胁令其大封诸侯为王。封项羽为西楚霸王,封刘邦为汉王,以吴芮战功卓著而封他为衡山王兼百越长,统领百越之地,建都于邾(今湖北省黄岗县西北)。封其女婿英布为九江王,部将梅鋗为十万户侯。
在推翻秦王朝后,项羽一味地独断专行,不仅残暴,而且刚愎无能,不久之后便与刘邦之间爆发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楚汉之争”的战争。当时,吴芮尚居在鄱阳,还没来得及建都于邾地,便在张良的劝说下投靠了刘邦助其灭楚。不久之后,刘邦打败了项羽后,统一了天下,建立了大汉王朝,也就是人们常说的西汉。刘邦在登基之后,遂论功行赏,拜相封王。在此次封王过程中,吴芮被刘邦改封为长沙王,诏书曰: “故衡阳王吴芮,从百粤之兵,佐诸侯王,诛暴秦,有大功,诸侯立以为王。以芮为长沙王偕百越”。越人均听从其号令,亦尊称吴芮为“番君”。这就是番地及越地的人们,普遍地尊称吴芮为“番君”的由来,也就是我在上文中说到的,吴芮他也可以算作是越人的来历。
以修水上奉为中心的山背文化,就其族属来讲,它应是我国古代三苗部落的文化遗存。三苗族俗称苗蛮族。这个氏族,大约是在尧舜时,被从中原赶回南方到达长江中下游来的。古有尧战于丹水之浦,以服南蛮之史典为鉴。后有苗之裔叛入南海,建立三苗国,说的就是那么一回事。古籍记载昔者三苗之居,左彭鑫之波,右洞庭之水,文山在其南,而衡山在其北。根据著名的考古学家俞伟超教授分析,他认为:在洞庭湖与彭蠡湖之间,北抵伏牛山麓、南达江西修水一带的屈家岭文化为中心的三大阶段的原始文化,就是为三苗文化的遗存。而九江当属其列。考古资料表明,三苗是以种植水稻为主,以采集和渔猎业为辅的经济活动,他们同时可以纺纱织布制作衣服,建房造屋,改善居住条件,他们用木棍、泥土和稻草杆做成墙,屋顶则盖上草或树皮,这样的房子冬暖夏凉,比潮湿的山洞要温暖得多。在这个时期,他们的制陶技术亦大大提高,不仅种类多,而且质量好,能基本上满足了人们对生活用器的需要。
原始社会的考古表明,彭蠡湖上的先民们,早在中石器时代,就在鄱阳平原劳动、生息、繁衍。进入新石器时代,他们已经较为熟练地掌握了制陶技术。据考证,新石器时代早期,山背的陶制品就与江西万年仙人洞出土的陶品有相似之处。到了新石器时代晚期,山背遗址下层那种以有段石锛和夹砂红陶为主要特征文化遗存,广泛地分布在彭蠡湖滨和赣江的中下游地区,后人称这种文化为山背文化
一路叙述至此,我们不妨再回过头来回望一下这脚下的土地以及面前的这个泱泱大湖——彭蠡湖。早在公元的421年之前,在古彭蠡泽的东岸,松门山以南的广袤地区,是一望无际的鄱阳平原。在鄱江以北的鄱阳平原上座落有原楚属的番邑、鄡阳,海昏等几个古老的县治,而在鄱江以南是古百越之属的干越之地。因此,我们不难认定鄱江以北的原住民为楚人,亦即是汉民族的后裔。而鄱江以南的原住民则是古越人的后裔。但是,自从梅鋗投了吴芮之后,开创了中国历史上汉民族与少数民族共同开展反抗统治阶级斗争的先例之后,同时,也拉开了我国少数民族被汉化的序幕,其中的百越族,就是在我国的历史发展进程中最早被汉化的一个民族。因此,可以说,到今天为止,鄱阳平原上原住民依然是存在的,古老的鄱阳文化是有史可查的。
故此,当代彭蠡湖区的人们,站在某一种意义上来说,无任是汉人、越人还是苗人,我们大家曾经都是“番君”吴芮的属民,因此,我们就是番人的后裔。是华夏民族的一个综合型的个体体现。站在另一种意义上来说,吴芮被后世的人们称颂为右江省第一人杰,的确是一个当之无愧的称谓。
更何况,公元421年,发生在彭蠡泽东岸那场巨大的地震,也仅仅是让彭蠡泽东岸的松门山在地震中发生了大面积的断裂和沉陷,尽管让彭蠡湖水冲过松门山,淹没了鄱阳平原的大部分土地。但有失必有得。在那一次的地震中,虽然沉没了鄡阳与海昏两个县治,但同时也在彭蠡湖的北岸浮起了一个新的湖都县,在彭蠡湖的西南边浮起了一个吴城镇,有了后来的新住民。因此说,古老的番邑文化并没有被湖水给完全冲走了,给淹埋了的,是没有绝迹的,而是依然存在的,并且还被人们不断地承继了下来。这就是历史的彭蠡湖。
接下来,我就来谈谈“彭蠡湖上几个不同的时代”。
自远古至今,我给彭蠡湖划分了四个不同的时代。其一是前彭蠡湖时代;其二是后彭蠡湖时代;其三是现代彭蠡湖时代;其四就是生态彭蠡湖时代。
由于近十几年来,随着环彭蠡湖生态经济区的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古老的彭蠡湖终于迎来了她的一个崭新的时代,科学、环保、回归的时代,彭蠡湖迎来了她自我回归到变革与发展并重的一个崭新时期,这是一个千载难逢,发展、创新、自我提升的大好机遇期。因此,我们把当下这一时期,称之为彭蠡湖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亦即是彭蠡湖的新时代。
其实,早在2007年的“第三届右江省环彭蠡湖文化论坛”上,我省知名作家赵清先生就以他超前的眼光,给我们提出来了“关注后彭蠡湖时代”,这么一个振聋发聩的倡议和浓情深意的嘶声呐喊。赵清老师在《关注后彭蠡湖时代》的一文中就“后彭蠡湖时代”这个议题,语重心长地给我们提出了以下四个方面,应该值得大家关注的问题:第一是要关注彭蠡湖由过去的“渔歌唱晚到渔歌不唱晚”这么一个基本的改变问题;第二是要关注彭蠡湖中“由水上到陂上、由漂泊到安定、由流动中的静止到静止中的流动”这么一个生存方式转变的问题;第三是要关注彭蠡湖区由“人与自然的相互依傍到人与自然的冲突和分离,又从人与自然的分离到人与自然的重归于好”这么一个发展过程;第四是要关注彭蠡湖流域“由田园牧歌式的诗意与怡静,到电子文明下的痉挛与躁动”的碰撞与融汇,这么一个彼此接受改造的过程。
基于以上的所述,我在这里试着借用赵清老师的观点来大胆地提出以下的这么一个建议,那就是将古老的彭蠡湖,依据她所处的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状态,给她划分为以上的四个不同的时代。
首先,我来笼统地简要介绍一下前彭蠡湖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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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大体上,可以自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期往回溯,并由此而上溯到因公元421年的那一场因地壳的运动与地质的变化,形成了彭蠡湖的东部水域,从此,东彭蠡湖与远古的彭蠡泽合二为一,浑成了一体,形成了现代彭蠡湖的形态,因此,我们将那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统一叫做前彭蠡湖时代。在此一前彭蠡湖时代,彭蠡湖带给我们的是浩瀚、空明、悠远、无边无际,呈现在人们面前的是最原始的、是最纯净的、是最静谧的、是原生态的气象。那时候的彭蠡湖上,蓝天碧水相映成趣,云飞浪翻竞相追逐,白帆水鸟舞动湖天,桨声橹唱,渔歌飘飞,落霞与旭日并美,州草与船楫同卧的怡然宁静画面。那时候,彭蠡湖区的人民,基本上过的是一种纯粹的渔耕兼农耕的生活;人们出湖行走,总是要先看看天,再看看湖汛,然后确定时机来乘坐脚下的舟船在彭蠡湖上扬帆起航,用风源作动力,借助灵桨笨橹来坚持行走信念的原始航行。在那一个漫长的历史年代里,彭蠡湖上到处是桨欢橹唱,渔歌响彻湖天的纯真时代,真可谓称得上是一个真正的渔歌唱晚的时代。所以,我们把它叫做前彭蠡湖时代。
其次,我再来谈谈后彭蠡湖时代。
我们在这里所说的后彭蠡湖时代,指的是自上世纪五十年代末期到八十年代初期的那一时期里,彭蠡湖开始了自身大型的肢体革命运动。彭蠡湖在那一场史无前例的肢体革命运动中,被人为腰斩和肢解了,使他的主体形态变得瘦小了许多。被分离出去了很多大小不同形状的人造水库。使得彭蠡湖的水资源,一夜之间失去了自我,从而受制于人类意志的管控。原本是属于自然形态的水,被人类硬性地给它带上了一道道的枷锁,失去了它的自由。与此同时,那一场彭蠡湖的肢体革命,还从根本上破坏了彭蠡湖中各种资源的有效分配和有序的分布,使得彭蠡湖上的渔业资源逐渐变得匮乏而至枯竭,彭蠡湖的身体也变得千疮百孔,肢体零落,一片苍夷。
说到这里,我们不难设定,走出了后彭蠡湖时代的彭蠡湖,随之就进入到了现代彭蠡湖时代。
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开始到二十一世纪初,彭蠡湖上进行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动力革命。现代的彭蠡湖时代,是彭蠡湖上由原始的渔耕文明向机械渔业文明转变的一个重要历史时期,在这一次的重大革命中,最具影响力的,当数彭蠡湖上的动力革命。这一次的动力革命,虽然给古老的彭蠡湖带来了新的生机与活力同时,同时,也给彭蠡湖带来了意料之外的深重苦痛与灾难。
在这一次的工业变革中,它促使彭蠡湖区的人们由水里来到了岸上,由原始的网捕渔猎形式,一举变革为机械与电力的绝捕猎杀,由风帆及桨橹作动力的自然环保的船业运输,一举变革为机械动力的大型行业运动。几乎就是在八十年代初期的那个时候的,彭蠡湖上的点点白帆,突然在一夜之间悄然地隐去,成为了今天的人们心中一个美丽的想象和回忆。代之而起的是高高的钢制烟囱里冒出来的滚滚浓烟,以及星点的油污漂浮在水面之上的污秽画面。各种机械船舶行驶在彭蠡湖上,浓烟遮蔽了蓝天,机器的轰鸣声彻底打破了彭蠡湖上那迷人的澄明与宁静。各种各样的大型运输船舶,大小不等的挖沙船、淘金船,充斥在彭蠡湖的深处以及港汊里,比比皆是。放眼彭蠡湖上,可谓是:天上有天网;船上有电网;水中有迷魂网。高效有力的工业革命带来的污水横流,肆无忌惮地注入彭蠡湖中,给彭蠡湖带来了锥心的痛。
这就是彭蠡湖人,由水上到坡上,由飘泊到安定的一个过程;由人与自然的相互依傍到人与自然的冲突和分离的过程。由田园牧歌式的诗意与怡静,到工业文明下的喧嚣与浮华的过程。因此,我们把这一时期叫做现代彭蠡湖时代。
说完了彭蠡湖的前面三个时代,我再回过头来来说说那个令人充满期待的生态彭蠡湖时代
2009年的12月12日,国务院已正式批复了右江省的《彭蠡湖生态经济区规划》,这标志着建设彭蠡湖生态经济区建设正式上升为国家的战略。这既是右江省发展史上的重大里程碑,对实现右江省崛起新跨越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也是彭蠡湖从历史长河中一路走来,遭遇到的一个重要的战略机遇期。彭蠡湖生态经济区,就是以彭蠡湖为核心,以彭蠡湖边的城市圈作为依托,以保护生态、保护环境,发展经济为重要战略构想的经济特区。国家把彭蠡湖生态经济区建设成为世界性生态文明与经济社会发展协调统一、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经济示范区和中国低碳经济发展先行区,就是要从根本上彻底解决以前因为盲目上马而给彭蠡湖带来的各种致命的危害与破坏。还彭蠡湖一个原始的况味与风韵。
自从进入了生态彭蠡湖时代以来,人们回过头来实行了退田还湖,退耕还湖、退林还湖、退库还湖,以及治污与环保并重,彭蠡湖湿地保护项目等一系列的彭蠡湖回归运动,希望藉此让彭蠡湖走出昨天的迷茫,重新进入到那种自然的祥和与宁静的状态,找回自我。让彭蠡湖用纯真、纯净、纯情的自我光彩,去招徕世界注视的目光。这既是彭蠡湖从流动中的静止到静止中的流动的思考;也是彭蠡湖区从人与自然的分离到人与自然的重归于好的明证;更是彭蠡湖由电子文明下的痉挛与躁动回归到原始的田园牧歌式的诗意与怡静而应该走的必由之路。
当然,这其中有我们人类的渴望,更是我们广大湖区人民心中永远的梦想,这需要我们大家一起去共同努力,去为了这个美好的梦想而努力、奋斗,为了梦想而战。尤其令人可喜的是,如今的人们已经在观念上,彻底改变了以前对彭蠡湖的模糊认知,清醒地认识到了还彭蠡湖一个纯净的世界的重要性,在各个方面都兴起了保护母亲湖的热潮,我们有理由相信,彭蠡湖将在不远的明天,真正地进入到她的一个崭新时代。
以上,就是我个人对于彭蠡湖四个不同时代的粗浅认识与简单的阐述。在此,我想说的是,彭蠡湖是我们的母亲湖,我们作为彭蠡湖地域文化以及蠡水文学的传播者,就有责任和义务给彭蠡湖的前世今生,做一个深度的探究,并以此与大家共享共勉。
这正如赵清老师在文章中告诫我们道:“我们要立足于彭蠡湖,我们更要超越彭蠡湖,我们要像托那斯•沃尔夫说的那样,寻找故乡的办法,就是到自己的心中去找她、到自己的头脑中、自己的记忆中、自己的精神中以及到一个异乡去找她,一个好的作家,总是站在历史的拐弯处迎候大家”。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应该要自觉地去关注彭蠡湖,关注彭蠡湖的前世今生,关注彭蠡湖的每一个不同时代,关注彭蠡湖的过去、现在以及她的前途和不可预知的未来。
彭蠡湖为什么又叫做鄱阳湖呢?
因为彭蠡湖里有座鄱阳山,又名长山岛,别名犟山,强山。是东彭蠡湖中最高大的一座群峰绵延起伏的岛屿。整个鄱阳山脉,是由狮子峰、绣球峰、龟峰、卵子峰、小印山、鼓山、横山及其下山等一系列的小湖山和小岛屿组成,自东北向西南方一字排开,阵列在茫茫的彭蠡湖中,岸然挺拔,静静地注视着彭蠡湖上的风云变幻,日起月落。当我们站在鄱阳山的峰顶上环顾四望,那可当真是“四望疑无地,一水接天愁”,给人以一种“雾海苍茫不知路,水到尽头见鄱阳”的感叹。
鄱阳山坐落在东彭蠡湖上的东南方向,与湖都县一衣带水。它身处漳田河和饶河进入彭蠡湖的主河道上,自古就是景德镇的瓷器,皖地的徽宣、徽墨、徽砚以及木材等水上贩运时的必经之地。
自从我开始进入到挖掘和探究彭蠡湖文化的序列,走到以彭蠡湖为文学载体的文学创作队伍中来以后,尤其是在编辑和发行以彭蠡湖命名的《蠡水文学》,这么一份大型的纯文学刊物以来,我的思维常常停留在“鄱阳湖”一词这个名字上,让我陷入到一种非常纠结的心理状态。特别是在针对“鄱阳湖”这一名字出处及由来,在专门的研究过程中我突然觉得手上的资料与证据不够,似乎缺少了些什么,我必须要再去找到一些证据出来证明我的推断和假设,是不是真的成立,因此,有两个地方是我必须要去的:首先是我要深入到彭蠡湖中的鄱阳山去,我要到那里去找到“鄱阳湖”一名诞生的理由,找到属于她的,让人信得过的注脚。其次是要去永修,去博阳河的入湖口走走看看,亲身感受博阳河的壮丽与秀美。
关于鄱阳湖这个名字的由来,自古以来就有很多种不同的说法。我们不妨将搜集到的各种不同的见解逐一地来作一下甄别。不过,在做这个甄别之前,我们要给它确立一个点,那就是现代彭蠡湖成形的时间节点:公元的421年。
首先,是一个来自于民间的传说。传说在大隋朝的某年某月,隋炀帝杨广南巡天下,有一天,皇帝乘坐龙舟打彭蠡湖上的鄱阳山前经过时,见船边有山巍峨,巍然壮观,遂手指群峰若黛的鄱阳山对身边的众臣问道,湖中的那座山是叫做什么山呢?众臣齐声朗答道:那山叫做鄱阳山。皇帝听了之后,不由用手一指眼前的大湖对众臣说道,那山叫做鄱阳山,这湖还不就是叫做鄱阳湖么?众臣一时之间跪倒在皇帝面前,山呼万岁之后,赶紧谢恩道,谢主隆恩。从此,这彭蠡湖就改叫自己的名字做鄱阳湖了。从此,人们在皇帝金口玉言的感召下,开始称彭蠡湖为鄱阳湖了,继而,随着时间的流逝,慢慢地将彭蠡湖的遗存一起融合进来,形成了一个当代鄱阳湖的整体观念。这是一种说法。
第二种说法,是我们在唐诗宋词中去找到她出现的记录。
我们只要翻开唐诗宋词,不难在诗家的作品里去发现鄱阳湖这一名词出现的过程。在初唐乃至中期,诗人描写彭蠡湖的诗句,大多提到的是她的旧称彭蠡湖,而只有到了中唐以后,才逐步在韦庄的《泛彭蠡湖》、释贯休的《春过彭蠡湖》和《鄱阳道中作》、徐铉的《移饶州别周使君》、杨万里的《舟次西径》等作品中见到“鄱阳湖”这么一个新的提法,但是这类诗作的数量是非常有限的。到了两宋期间,鄱阳湖这一称谓才逐渐地多了起来,直到明清时期,鄱阳湖这一称谓才名声大震。
也正是由于鄱阳湖这一称谓大盛于明清时期,这才不由让我们关注到这么一件事情,那就是我国历史上的几次大移民浪潮。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我们在关注移民的过程中,还要关注古彭蠡湖上一个重要的河流及水域——博阳河。因为无论是南下北上的移民,他们都要打鄱阳湖上属于博阳河的这块水面通过。
“北有大槐树,南有瓦屑坝”。这是一句流传了一千多年的顺口溜,意思是大槐树和瓦屑坝是中国移民的根。特别是明洪武年间的几次移民风暴和清康乾时期的移民潮,仅在右江省一地就移民近四百万人北上湖广,再填四川及云贵陕等地。他们在鄱阳湖上的瓦屑坝乘船出发,经过鄱阳山,渡过博阳河,出湖口直入长江北上,在他们的记忆里,鄱阳与博阳这两个音近相谐的名词总是在打架,让人分不清到底谁是正确的,也许是因为有了鄱阳山站出来为鄱阳湖这一名字助了力,在北上的移民意识里,鄱阳湖一名逐渐地占了上风,因此,鄱阳湖一名便开始风糜天下,扬名于四海了。在南下的北方士族以及逃避兵连祸结的灾民当中,他们从长江以北逶迤而来,在乘船进入鄱阳湖后的第一块水面,就是博阳河水域,继而进入鄱阳湖,因此,在他们的潜意识里,由于博阳与鄱阳在读音上相近,让他们难以区分其本质意义的不同,便也就只好人云亦云地称路过的彭蠡湖为鄱阳湖了。
加上唐宋时期,李白、杜甫、刘长卿、张九龄、朱熹、苏东坡、范仲淹等人,相继来到鄱阳湖上游历,他们穿梭于饶州与浔阳之间,游历在鄱阳与鄱阳山以及彭蠡湖北岸的庐山之上,于是,鄱阳湖这一名词便慢慢地被诗人和政治家们充分使用上了,通过他们的作品在民间得以广泛地传播开来,最后,鄱阳湖这一名字就被他们永远地镌刻在了历史的金色册页之上。
如若不信,我们不妨在《全唐诗》来理清一下思路,翻开《全唐诗》,真正以彭蠡湖为题目的诗歌只有两首,第一首是韦庄的《泛彭蠡湖》,第二首是释贯休的《春过彭蠡湖》。另外,还有一首是徐铉的《移饶州别周使君》诗,诗中有 “更向彭蠡湖上去,青衫憔悴泪交流”这样的一句诗语,是在直接地称呼彭蠡湖的。到了宋代,就能够看到大量的以彭蠡湖为命题的诗词作品了。
我们首先来读韦庄的《泛彭蠡湖》诗,诗的全文是这样的:“四顾无边鸟不飞,大波惊隔楚山微。纷纷雨外灵均过,瑟瑟云中帝子归。迸鲤似棱投远浪,小舟如叶傍斜晖。鸱夷去后何人到,爱者虽多见者稀”。从“四顾无边鸟不飞”来看,到了唐代,彭蠡湖已经是快要成熟的湖泊了,她的泱泱大气已是初具规模了。
韦庄,约生于公元836年─910年间,字端己,长安杜陵(今陕西省西安市附近)人,我国历史上的著名诗人韦应物的第四代孙,曾经任过前蜀国的宰相,谥号文靖。他还是唐朝的花间派词人,善用白描的手法,清丽的词风,来描写自身的生活体验以及上层社会的游乐生活与离情别绪的哀怨情感,一生著有《浣花词》流传于世。
说过了韦庄,我们再来谈谈贯休的《春过彭蠡湖》以及《鄱阳道中作》两首诗作。《春过彭蠡湖》是这样写的:“百虑片帆下,风波极目看。吴山兼鸟没,楚色入衣寒。过此愁人处,始知行路难。夕阳沙岛上,回首一长叹”。从“百虑片帆下,风波极目看”来说,他对彭蠡湖浩瀚与壮阔的描写与认知,大体上与韦庄一致。再从“吴山兼鸟没,楚色入衣寒”来看,那时候的彭蠡湖北湖,已经是完整地与南湖有机地连在了一起,形成了现代的彭蠡湖。
贯休的《鄱阳道中作》是这样的:“鄱阳古岸边,无一树无蝉。路转他山大,砧驱乡思偏。湖平帆尽落,天淡月初圆。何事尧云下,干戈满许田”。我们亦不难从诗中读出他当时对于眼前大湖的称呼使用的是彭蠡湖一名。从鄱阳古岸边到“湖平帆尽落”,他巧妙地将彭蠡湖一名有机地嵌入在了诗作中,提高了诗歌文字语言的张力
贯休,生于公元823~912间,俗姓姜,字德隐,右江省进贤县人,唐末五代著名的画僧。7岁时投和安寺圆贞禅师出家为童侍。贯休记忆力特好,日诵《法华经》1000字,过目不忘。贯休雅好吟诗,常与僧处默隔篱论诗,或吟寻偶对,或彼此唱和,见者无不惊异。贯休受戒以后,诗名日渐誉隆,仍至于远近闻名,成为唐代著名的诗人,画家。
在《全唐诗》中,有徐铉写的一首诗:“正怜东道感贤侯,何幸南冠脱楚囚。睆伯台前收别宴,乔公亭下舣行舟。四年去国身将老,百郡征兵主尚忧。更向彭蠡湖上去,青衫憔悴泪交流”。这首诗的题目就叫做《移饶州别周使君》,各位看官可以在《全唐诗》中去找来读一读的。诗题中的饶州,指的就是过去的鄱阳。在这首诗的最后两句“更向彭蠡湖上去,青衫憔悴泪交流”来看,诗人表达的是面对政治的一种无奈选择。这首诗,是在徐铉舒州遭贬之后的保大十四年,即公元956年春,元宗下诏让他量移饶州时所作的,在这首诗里,我们可以读出徐铉当时无奈又无助的心境来。不过,值得庆幸的是,诗人已经在诗中直言不讳地直接称呼面前的大湖为彭蠡湖了。他再也没有了前人那种欲抱琵琶半遮面的羞涩与矜持,完全脱下了头上戴的面纱,真真切切地将彭蠡湖推到了世人的面前。可见,徐铉无意在彭蠡湖易名彭蠡湖的过程中起到了划时代的作用。
这在他的另一首诗《送表侄达师归鄱阳》:“故乡禾黍世亲稀,中表相寻只有师。惆怅离怀向何许,彭蠡湖上叶飞时”中读得出来。他直接以“彭蠡湖上叶飞时”来直抒抑郁、落寞,寂寥无助的胸臆,借助彭蠡湖来寄托他心中的愁绪。徐铉多次在自己的作品中使用“彭蠡湖”这一称谓,这在他们的那个时期里是不多的,是很鲜有的。
在徐炫之后,宋代的著名诗人杨万里也曾经在他的《舟次西径》一诗中直呼彭蠡湖的。诗是这样写的:“夜来徐汊伴鸥眠,西径晨炊小泊船。芦荻渐多人渐少,彭蠡湖尾水如天”。全诗通过对他在彭蠡湖泛舟的一番经历的记述,将彭蠡湖的浩淼烟波及空茫苍凉表达得一露无遗。
翻开宋代的诗文词作,我们还可以看到周弼写的这样一篇,很难判断出是属于诗还是属于词类的,以彭蠡湖命题的作品《彭蠡湖》:“彭蠡湖浸东南境,有人曾量三十六万顷。我昔乘槎渤澥间,眇视天溟坎蛙井。浪何为而起於青云之底,日何为而碎於泥沙之里。太极初分一物无,天水相包若鸡子。扬澜可供李白青州杓,彭蠡付与卢敖洗龟壳。斗大孤山没处藏,斸(zhú)取来搘(zhī)鼎铛脚。胸中八九吞云梦,似此蹄涔亦何用。安得快意大荒之东东复东,指麾鱼鳖骑苍龙”。
作者在文章的开篇就用“彭蠡湖浸东南境,有人曾量三十六万顷”一句来较为详细地点明了彭蠡湖所处的地理位置及其她的范围是多么地广袤无垠,让我们通过文字,对彭蠡湖产生一种直观的,立体化的印象。接着,又用“扬澜可供李白青州杓(sháo),彭蠡付与卢敖洗龟壳”以及“胸中八九吞云梦,似此蹄涔亦何用”这两句来表达彭蠡湖的奔腾豪放,自由放纵以及彭蠡湖的胸怀之壮阔与豁达。通篇从各个不同的层面,对彭蠡湖进行了恰如其分的评述。
从以上所表述的来看,从公元421年的地陷导致形成了东彭蠡湖,到我们在《全唐诗》中读到中国文学史上的第一篇,韦庄以彭蠡湖为题目的诗作《泛彭蠡湖》止,从彭蠡湖易名到彭蠡湖的过程,大约走了400多年的漫长历程。因为这可以从韦庄生于公元836年,殁于公元910年的生卒纪年中计算得出来。而要说到彭蠡湖这一名词逐渐唱响天下,则用了将近千年的时光,才完成了她的整个蜕变过程。
因此,以上的这些因素凑到一起,这彭蠡湖她想不出名都难,更何况,加上明清时期那几百万移民以及他们的后裔们在全国各地进行的广泛宣扬与传播,通过世世代代的人们口口相授,口口相传,大家对于彭蠡湖的认知逐渐地被统一到了彭蠡湖上,因而“彭蠡湖”最终被易名了,易名成了今天的“彭蠡湖”。
这就是我个人认为“彭蠡湖”一名的由来。一家之言,仅供大家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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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文化意义的彭蠡湖

我来详细地谈谈文化意义上的彭蠡湖。我们大家应该知道,在右江省全境,彭蠡湖流域覆盖了右江省97.2%以上的陆地面积。我们提倡的彭蠡湖文化,其实就是对彭蠡文化作了进一步意义上的拓展与延伸。在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首先要搞清楚一件事情,那就是文化与文明及文学之间是一种是么样的关系。我们知道,文化的传承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看得见的物质文化遗产,那就是古人类的遗址文明。一种是看不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亦即是通过口头语言和形体语言保留下来的精神文明。而文学,只是对以上的两种文明遗产进行全面阐释的一种技巧性的有效手段。所以,我们应该记住,文化不等同于文学,文学只是诠释和展示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而已。
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不妨仔细深入地顺着彭蠡湖这根线探究下去,不难发现,它是那么形象具体并真实地存在着。顾名思议,彭蠡湖文化泛指的就是整个彭蠡湖地区的地域文化现象。它具体表现在湖区的民风、民俗、民生、民情,人文及自然地理的风物,风情等等的方面。例如,湖都的南词小调,鄱湖道情,矶山湖渔歌、樵歌,还有鄱阳县的饶河戏,弋阳县的弋阳腔,永修县的丫丫戏,湖口县的青阳腔,摆云舞等等,这就是非物质的彭蠡湖文化遗产。古鄡阳遗址,海昏侯墓葬,海昏古粮仓遗址,仙人洞遗址等,就是看得见的物质遗产。
彭蠡湖的文化博大精深。从瑞昌的铜岭矿冶遗址到新干大洋洲的商代大墓,集中展现了中国古代青铜文化的内涵;樟树、吴城、筑卫城文化的遗址,是农耕文明的集大成者;抚州的“四梦文化”及名人文化,让人感受到戏曲文化的无穷魅力;鹰潭龙虎山,道教文化和秀丽山水相辉映,让无数游人心驰神往;万年仙人洞和吊桶环遗址,具有众多的稻作文化元素,更有证据表明,万年是世界稻作的起源地;景德镇,闻名遐迩的瓷都,这里的陶瓷文化早已家喻户晓;在江城,你可以走进白鹿洞书院,听槛外流水潺潺、鸟儿啾啾。读一本线装书,和朱熹、陆象山,李勃、陈澔等人进行一番心灵的沟通……
纵观历史,特别是在进入宋代以后,随着我国政治文化经济中心的南移,彭蠡湖成为了中国理学的布道场。
纵观彭蠡湖的前世今生,细细地梳理她的文化脉络,以及她在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所站立的位置,我们不难透过文化的历史时空,发现这样的一些蛛丝马迹:彭蠡湖,称得上是儒学的集散地,是宋明理学的布道场。是一块诞生思想的宝地,是一座文化的风向标。
众所周知,因为“理学”一脉是缘起于我国北宋初期兴起的北方“关洛”学说,亦即是以张载为代表的“关学”及其以周敦颐为代表的“伊洛学”学派的统称。虽说“关洛学说”是程朱理学的基础,但真正能够做到将“理学”无限放大,弥散至全国的布道场和推广地,应该是在我们今天的彭蠡湖上,彭蠡湖是功不可没的。这也就是我今天为什么在这里,特别想要阐明的一个鲜明的文化观点。
在中国哲学思想史上,宋明理学是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宋明“理学”是以孔、孟之道的儒学为主干,多方吸收了道家、佛家的思想精华,逐渐成为中国封建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哲学思想。周敦颐就是北宋理学的创始人。在《宋元公案》中,对于周敦颐的哲学地位,是这样论述的:“孔孟而后,汉儒止有传经之学。性道微言之绝久矣。元公崛起,二程嗣之,又复横渠清大儒辈出,圣学遂大昌矣。”
纵观理学的发展与成长,“关学”也好,“伊洛学”也罢,他们承继的都是以孔、孟的儒家思想为核心,并将释、道两家的教义溶于其中的学术思想流派,亦即是中国文化史上,形成系统较早的哲学流派。
一般意义上的“关学”,代指的是关中(自函谷关以西、大散关以东,古代称关中的那一片地方)之学,这是从地域文化的角度来言的。无论是在张载之前的申颜、侯可也好,还是张载之后的吕大钧兄弟、李复、范育、游师雄、种师道以及金元明清时期的杨奂、杨恭懿祖孙三代、吕柟、冯从吾、李二曲、李因笃、李雪木、刘古愚等人也罢,他们悉数都是关中人,故其理学一脉被后人称之为“关学”。如果就关学的内涵与性质而言,它属于宋明理学中“气本论”的一个哲学学派。
一般意义上的“伊洛”学说,实际的意义指向上,说的就是以周敦颐及其弟子程颐程颢为代表的“伊洛渊源”之学。周敦颐,生于公元1017年,殁于公元的1073年,是学术界公认的理学派开山鼻祖。尽管他的理学主张提出来是要比张载晚了一些时日,但是他在学术上的成就,就远比张载要高的多。古语云:自两汉而下,儒学几至大坏。千有余载,至宋中叶,周敦颐出于舂陵,乃得圣贤不传之学,作《太极图说》、《通书》,推明阴阳五行之理,明于天而性于人者,了若指掌。《宋史·道学传》将周子创立理学学派提高到了极高的地位。其作品《爱莲说》就具有重要的,划时代的文化意义。
“伊洛学说”是以儒学为核心,并将佛、道渗透于其中,旨在从哲学上论证“天理”与“人欲”之间的关系,借以来规范人的行为,维护社会秩序。二程的主张是保守和唯心的,但其中也包含有辩证法的因素在内。他们提出的“万物莫不有对”,“动静相因,物极必反”,的观点,就承认了事物是相互制约、发展和变化的。周、程的“伊洛学说”奠定了宋明理学的基础,这在中国的哲学史上是占有及其重要地位的。其后,宋代的朱熹、陆九渊,明代的王阳明,又在二程开辟的方向和研究的基础之上继承和发展了理学。因此,宋明理学是宋代之后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支撑的理论基础和精神支柱,而“伊洛学说”则开创了“理学”一脉的先河。
张载,字子厚,人称横渠先生。生于公元的1020年,殁于公元的1077年。以张载为代表的“关学”,则是以《易》为宗,以《中庸》为体,以《礼》为用,以孔、孟为法。他提出了以“气”为本的宇宙论和本体论哲学思想。认为宇宙的构成主要分为三个层次:太虚、枣气、枣万物,三者是同一实体的不同状态,它们之间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的。这是一种“气”一元论的唯物论之本体论,是中国古代朴素唯物论哲学发展的一个里程碑。张载还从其“气”本论的哲学出发,提出了“民胞吾与”的伦理思想,确立了他对佛道思想的批判立场。与一般理学的学派不同,关学特别强调“通经致用”,以“躬行礼教”倡道于关中,并且十分重视《礼》学,注重研究法律、兵法、天文、医学等各方面的问题。
张载在创立“关学”之初,便有不少的关中学子紧紧地追随其后加以学习,其中以蓝田吕氏兄弟最为积极踊跃。张载开始在关中讲学时,第一个站出来唱和他的人就是吕大钧这个人,其后,吕大钧的兄长吕大忠、弟弟吕大临,都相继拜在了张载门下。后来,在这蓝田吕氏兄弟中,有五人登科及第,这么一来,蓝田吕家就成了闻名遐迩的天下名门望族,这为“关学”的成长和发展奠定了良好的政治和经济基础,使得“关学”与二程的“洛学”以及王安石的“新学”形成了三足鼎立之势。可惜的是,在张载病逝后,蓝田三吕却投奔到了程颢、程颐的门下,一下子靠近了“洛学”,致使关学在一段时间里给冷落了下来。好在,还有后来的李复、张舜民、游师雄、种师道、薛昌等人在坚持进行不懈的研究,才致使“关学”没有被中断下去。但这比起三吕来,因为李复等人的著述较为稀少,没有吕大钧、吕大忠、吕大临三人的《吕氏乡约》《吊说》《克己铭》《吕蓝田语录》《中庸解》等著作对后世产生的影响大,因此,“关学”在一定程度上,就稍稍地势弱下去了些。
但是,横渠先生却以其个人独特的视野和眼光,以其敞亮开放的豪迈胸襟,坦荡无私的热切思想,昂扬奋发的斗志豪情,坚定不拔的人生信念,以一个文化大儒纳天容地,心寄万民的旷世情怀,大声地向世人喊出了:“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人间绝唱,犹如洪钟大吕般在华夏文化的历史时空里回荡,经久不息,绵延不绝,万载流芳。
忽必烈在建立元朝之后,他并不看重儒学,而是把儒学排在娼之后、丐之前,所谓的“八娼九儒十丐”所说道的就是此事。元代对儒学的这种隔膜、疏离状态,使得儒家思想就很难登堂入室,去替政治服务,成为文化的主流。因此,在那一个时期,只有当时的奉元人,亦即是今天的陕西省西安市人杨恭懿与其父杨天德、其子杨寅共三代人一同站了出来,极力倡导张载的“关学”精神。通过杨家祖孙三代人的孜孜以求和不懈的努力,甚至不惜以讲授“关学”为生来弘扬张载一贯主张的实学风格和为人的“气节”。因此,后来便有了“杨氏三代,郁郁遗风”之美誉。元代的文学家姚燧,曾经大加称颂杨恭懿为“西士山斗,学者宗之”。杨氏三代人的努力,终于使得“关学”在元代尚未失忆失语,也为明代“关学”的复兴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明朝是以理学开国的。致使儒家书籍遍及天下,为“关学”的振兴开辟了一条通坦的道途。据有关史籍记载,在明代中后期,关中的理学家竟达百人之多,其中成就最大的就是吕柟先生。他利用“关学”与统治了明代百年的“阳明学”相抗衡,致使“关学”出现了复兴局面。吕柟极力盛赞张载、周与二程及朱熹的学说。晚年的吕柟在辞官回乡后,便建立解梁书院,培养学生,著书立说,撰有《四书因问》《宋四子抄释》《周易说翼》《礼问》《泾野先生文集》等,成为继张载之后的“关学”集大成者。另外,还有一位学者是冯从吾。他本来在朝做官,因对宦臣魏党极为不满而回到家乡,二十六载闭门著述,著有《关学篇》《凝思录》《辨学录》等,也为弘扬“关学”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以上,所说的内容,是理学在完整地形成思想系统之前的大致基本状况。下面,我们不妨再来就理学在彭蠡湖上的发展与成长及传播过程进行一番梳理,并简略谈谈自己的几点粗浅认识。
宋太宗太平兴国7年,也就是公元的982年,朝廷置南康军,隶属江南东道,把江州的都昌、洪州的建昌(明代析分安义县)、江州的星子纳入统一管辖之下,将治所设在之前的江西省星子县,亦即是今天的庐山市,隶江南路。到了真宗天禧4年,亦即是公元的1020年,朝廷又将江南路划分为东、西两路,南康军属江南东路。
北宋天圣九年,就在周敦颐14岁的那一年,他的父亲骤然病逝。于是,他与同母异父的哥哥卢敦文一起,随母亲投靠在衡阳做官的舅父郑向家中。公元的1037年,郑向调任两浙转运使,负责疏理蒜山漕河,周敦颐便同母亲一起,跟随舅父郑向迁到了润州的丹徒县居住,也就是我们今天的江苏省镇江市丹徒区。因郑向素爱莲花,他到了丹徒以后,就在自家门前西湖畔的一座凤凰山下构亭植莲,用来怡情观赏,陶冶情操。周敦颐颇有乃舅之风,常常负笈莲间,参经悟道,乐此不疲,终于慧智灵开,撰写出来名传千古的名篇《爱莲说》。据清代邓显鹤的《周子全书》《年谱》记载:“嘉祐八年,先生四十七,正月七日,行县至于都,邀余杭钱建侯(拓)、四明沈希颜游岩题石,并有诗刻石。五月,作《爱莲说》,沈希颜书,五抟篆额。钱拓上石,即十五日事也。”每至盛夏之夜,郑向常携周敦颐徘徊在莲池边,驻足畅谈,观池莲怒放,沐沁人香气,喜不自胜,乐而忘返。
因周敦颐生性聪慧仁孝,深得舅父郑向的喜爱。于是,就在宋景佑四年,也就是周敦颐20岁的那一年,亦即是公元的1037年,周敦颐经时任龙图阁大学士的舅父郑向推荐,被朝廷授予了分宁县的主薄一职,也就是担任了现在的江西省修水县主薄。也就是从那一年开始,周敦颐便远离了中原,双足结结实实地踩踏在了广袤的彭蠡湖流域之上。从此,他的生命就与彭蠡湖结下了不解之缘。自从周敦颐来到了彭蠡湖大地之上以后,他曾经为官分宁、大余、南昌、南康、于都等地,他的所到之处,尽皆被儒风所拂,令愚顽开化,铁树开花,民智尽皆被启迪一新。
特别是在宋熙宁四年,也就是公元的1071年,周敦颐被朝廷指派,到治所设在彭蠡湖西岸星子城内的南康军任上担任南康知军。这为他推广理学营造了一种良好的环境。
如此,我们不妨来翻看周敦颐的传略:周敦颐,字茂叔,号濂溪,道州营道人。原名敦实,避英宗讳改焉。以舅龙图阁学士郑向任,为分宁主簿。有狱久不决,敦颐至,一讯立辨。惊曰:“老吏不如也。”部使者荐之,调南安军司理参军。有囚法不当死,转运使王逵欲深治之。逵,酷悍吏也,众莫敢争,敦颐独与之辩,不听,乃委手版归,将弃官去,曰:“如此尚可仕乎!杀人以媚人,吾不为也。”逵悟,囚得免。
移郴之桂阳令,治绩尤著。郡守李初平贤之,语之曰:“吾欲读书,何如?”敦颐曰:“公老无及矣,请为公言之。”二年果有得。徙知南昌,南昌人皆曰:“是能辨分宁狱者,吾属得所诉矣。”富家大姓、黠吏恶少,惴惴焉不独以得罪于令为忧,而又以污秽善政为耻。历合州判官,事不经手,吏不敢决。虽下之,民不肯从。部使者赵抃惑于谮口,临之甚威,敦颐处之超然。通判虔州,抃守虔,熟视其所为,乃大悟,执其手曰:“吾几失君矣,今而后乃知周茂叔也。”熙宁初,知郴州。用抃及吕公著荐,为广东转运判官,提点刑狱,以冤泽物为己任,刑部不惮劳苦虽瘅疠险远,亦缓视徐按。以疾求知南康军,因家庐山莲花峰下,前有溪,合于江,取营道所居濂溪以名之。抃再镇蜀,将奏用之,未及而卒,年五十七。
将原文翻译过来就是这样的:周敦颐,字茂叔,道州营道县人。由于舅舅龙图阁学士郑向的推荐,做了分宁县的主簿。有一件案子拖了好久不能判决,周敦颐到任后,只审讯一次就立即弄清楚了。县里的人吃惊地说:“老狱吏也比不上啊!”部使者推荐他,调任他到南安担任军司理曹参军。有个囚犯根据法律不应当判处死刑,转运使王逵想重判他。王逵是个残酷凶悍的官僚,大家没人敢和他争,敦颐一个人和他争辩,王逵不听,敦颐就扔下笏板回了家,打算辞官而去,说:“像这样还能做官吗,用杀人的做法来取悦于上级,我不做。”王逵明白过来了,这个囚犯才免于一死。
周敦颐改任郴州桂阳县令,政绩尤其显著。知州李初平很尊重他,对他说:“我想多读些书,怎么样?”敦颐说:“您年龄太大来不及了,请让我给您讲讲吧。”两年后,李初平果然有收获。周敦颐调任南昌知县,南昌人都说:“这是能弄清分宁县那件疑案的人,我们有机会申诉了。”那些富豪大族,狡黠的衙门小吏和恶少都惶恐不安起来,不仅担忧被县令判为有罪,而且又以玷污清廉的政治为耻辱。周敦颐担任合州通判时,事情不经他的手,下面的人不敢做决定,即使交下去办理,老百姓也不愿意。当时,赵抃被一些毁谤他的话所迷惑,对他的态度很严厉,周敦颐处之泰然。后来,周敦颐当了虔州通判,赵抃是虔州的知州,仔细观察了他的所作所为,才恍然大悟,握着他的手说:“我差点失去你这样的人才,从今以后算是了解你了。”
熙宁初,担任郴州的知州。由于赵抃和吕夷简第三子吕晦叔(吕公著)的推荐,做了广东的转运判官,后任提点刑狱,他以昭雪蒙冤、泽及万民为己任。巡视所管辖的地区不怕劳苦,即使是有瘴气和险峻遥远之地,也不慌不忙地视察。因为有病请求改任南康军的知军,于是把家安置在庐山的莲花峰下,屋前有条溪水,下游与湓江合流,于是就借道县老家的濂溪来称呼门前的这条溪流。赵抃第二次担任成都知府时,打算奏请皇帝重用他,可是还没有等来得及使用周敦颐,周敦颐正好在那年就死了,死亡时才不过五十七岁。
黄庭坚称赞他“人品很高,胸怀洒脱,像雨后日出时的风,万里晴空中的月,不贪图与获取名声而锐意实现理想,淡于追求福禄而重视得到民心,自奉微薄而让孤寡获得安乐,不善于迎合世俗而重视与古人为友”。
周敦颐在履职期间,不仅尽职尽责,尽心竭力为大众服务,而且他的行为与做派还深得民众的欢心。工作之余,周敦颐常常利用余暇的时间大把读书,并开始研究起《周易》来,由于周敦颐通过广泛的大量阅读,使接触到了许多不同种类的思想,绽放出了自己的思想火花。凡先秦时代的诸子百家,一直到汉代才传入中国的印度佛家,周敦颐尽皆有所涉猎,这为他日后精研中国古代的奇书《易经》,创立先天宇宙论的思想,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后来,他终于花了数年时间写出了,撰写完成了其第一部重要著作《太极回·易说》,全面提出了“宇宙生成论”这么一个崭新的哲学体系。
周敦颐的学问、气度,曾经感动过许多人来追随他学习。其中最著名的,当然是程颢、程颐俩兄弟了。程颢程颐俩兄弟能拜在周敦颐门下读书,这得益于他们的父亲程珦慧眼识人。
程颢程颐的父亲程珦,是第一个发现和欣赏周敦颐这个人才的人。
程珦,原名程温,字君玉。任官职后改名为珦,字伯温。十八岁时,程珦的父亲卒于湖北黄坡任上。他从此便承担起赡养母亲、教抚弟妹的责任。后来,朝廷录用旧臣之际,他得到了一个“社郊斋郎”之职,但实在是因为家里的负担太重,他不能离家到远处去赴任,见此情形,他的族兄弟程琳便据此向朝廷替程珦申诉,而后,程珦得以就近在黄坡县担任了县尉一职。就这样,程珦一直在等到弟弟为官娶妇,妹妹出嫁之后,才开始外出任地方官。
程珦在出任兴国县令的那一年,就是宋仁宗的庆历四年,也就是公元的1044年。那一年,程珦是带着年仅13岁的程颢与12岁的程颐兄弟俩一起到兴国的任所赴任。
当时,兴国“素号难治”,特别是县东的衣锦乡,即今天的古龙岗、梅窖那一带更是难以管治。在程珦之前的县令,采用的是严酷的打压政策,欲以严严峻刑法和高压的态势,来达到威服民众的目的,但结果却适得其反,反而加剧了官民之间的矛盾。程珦到任以后,他采取安抚的办法,在对待衣锦乡的问题上,做到与其他的地方一视同仁,所以,很快就平息了衣锦乡一带的民愤民怨,给衣锦乡送去了一片清明。
程珦在兴国期间,积极推行礼义教化,建立县学,兴办书院,鼓励私塾。一时,礼义渐兴,尊师重教蔚然成风,政通人和,百业俱兴,人民安居乐业,人文蔚起。程珦在兴国那不到两年时间里,便使得“狱空者岁余”。这牢里都没有了犯人,由此可见,当时的兴国是被治理的何等清明?因此,后世的兴国县志称程珦治兴时,是“惟时政教大洽,人文特盛”。
程珦“慈恕而刚断,居官临事孜孜不倦,温恭待下,率以清慎”,所以他不管到哪里做官,属下从人都不敢贪污、骄纵。
程珦不但是个有着大情怀的人,而且还是个很有眼光的人,有着伯乐般锐利眼光,识人之明的人。周敦颐就是程珦在虔州的南安军,也就是在今天的大余县任副职时给发现的人才。当时,周敦颐还只是南安军的一名“狱掾”,是一名管理狱刑事务的低级属员,还很年轻,不为上级所赏识。程珦到南安军后,一看这个人“气貌非常人,与语果为学知道者”,对他的人品与学问都非常欣佩,由此,程珦和周敦颐两人就成为了非常好的朋友,于是,自那时候起,程珦便让程颢、程颐这两个儿子,拜周敦颐为师学习,求学上进。
在历史上,程珦的名气远不如两个儿子的影响大。程颐十八岁时就曾经上书给宋仁宗,希望“天子黜世俗之论,以王道为心”。后来程颢与程颐一起,创立了“天理”学说,他们开创的理学学派,被后世尊称为二程的“洛学”。
程颐曾经在后来的回忆这样说,他年少时,就是因为听了周敦颐先生讲道,所以他才厌倦了对科举仕途的追求,从而立志学习和探索,如何能将“儒家”奉为圣王“道”的。
在周敦颐死后,随着程颢、程颐对他哲学的继承和发展,他的名声也逐渐地显扬开来。南宋时,有许多的地方都建立周敦颐的祠堂,人们甚至把他推崇到了与孔、孟先生相当的地位,认为他“其功盖在孔孟之间矣”。帝王们因此也而将他尊为“人伦师表”。
而周敦颐生前也的确以他的实际行动,成就了一代大儒的风范,其著作《爱莲说》就是他哲学思想的精到表达,因此,他的人品与思想,千百年来一直为人们所敬仰与崇拜。
我们在通读了《周敦颐传》之后,就不难看出,他自从踏上了彭蠡湖上这篇广袤而深情的土地,就再也没能舍得离她而去,他将自己灵魂的归宿,选定在了彭蠡湖上的庐山脚下莲花洞里,从此再未走远。
二程的“洛学”,是新儒学经过举创而走向繁荣的北宋时期的最高阶段,也就是北宋到南宋在学统传递上的主流学派。
朱熹称北宋理学奠基时期的代表人物为周敦颐、程颢、程颐、邵雍、张载和司马光六先生。当其时,六大家并世而立。周敦颐创“濂学”、张载创“关学”,邵雍和司马光有其“象数学”,二程的“洛学”一时与诸学并存。但是,历史发展,斗转星移,诸学派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周敦颐、邵雍的学说,为社会潮流所裹挟,成为新儒学由草创到繁荣的中介桥梁;张载的学说也由兴盛而趋向衰落,其著名的气说、人性理论,则被“洛学”加以改造后,广泛地被吸收了进去。
相比之下,唯独“洛学”雄风刚健,在诸学之中拔俗超群,既承接了新儒学草创期的积极成果,又融会了并世诸学精华。因其深刻的内省精神和颇为精致的逻辑体系,满足了北宋社会的需要,从而成为了北宋理学的顶峰。
在二程的“洛学”中,程颢、程颐的学问,又分别创立和代表了两大学术方向。南渡之后,程颐的理论,由朱熹完成,后世称其为“程朱理学”,即客观唯心主义学说;程颢的理论,则由陆九渊发展,至明代的王阳明才得以建构完成,后世称之“陆王心学”,即主观唯心主义学说。在二程时代,尚未析分为两大学派,仅仅只表现在二程兄弟间的学术趣旨上,有着某些的不同点而已,但是,一到了南宋时期,在朱熹与陆九渊于鹅湖书院的思想大论战其间,便形成了两大学术流派的尖锐对立,成为了当时知识社会中最为突出的不同依归现象。
二程的“洛学”,是以天理概念为其哲学体系的逻辑起点的,最后确立起“存理去欲”的社会生活价值原则,从而形成了一套较前人更为成熟的理学理论。他们的这一理论,适应了北宋中期之后,由社会经济政治发展所导致的利益关系变化和社会等级关系矛盾的新形势,为赵宋王朝长治久安,奉献了一套政治伦理的价值理论。它一旦为封建政权所认识,便会登上统治思想的宝座,这一点已为南宋之后的封建历史所证明。同时,二程的“洛学”,又是北宋社会理学思想的总结和升华,这一点则为南宋理学所体认,并确定为理学发展的既定方针,被朱熹和陆九渊从两个方向不断推进和发扬光大起来。
程颢的理学,是在经谢良佐传给张栻后,最终在陆九渊的身上凝结成“心学”一派的。
陆九渊是何许人也?陆九渊,字子静,号象山,生于公元的1139年,殁于公元的1193年,世人称其为“存斋先生”,是彭蠡湖流域抚州市金溪县的陆坊乡青田村人。南宋著名的理学家、思想家和教育家,宋明两代“心学”的开山鼻祖。
陆九渊于宋孝宗乾道八年,也就是公元的1172年。他高中进士后,即调任靖安主簿,后历国子正。有感于靖康时事,遍访勇士,商议恢复大略。曾上奏五事,遭给事中王信所驳,遂还乡讲学。于绍熙二年,也就是公元的1191年,知荆门军,创修军城,稳固边防,甚有政绩。至绍熙三年十二月,亦即是公元的1193年卒,时年五十四岁,谥号文安。
陆九渊为宋明两代"心学" 的开山之祖,与朱熹齐名,但与朱熹的见解多不融合。他主“心即理”说,他认为“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学苟知道,六经皆我注脚”。明代的王守仁,也就是王阳明继承和发展了陆九渊的学说,成为了后世的“陆王学派”,对后世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陆九渊一生的辉煌在于创立学派,从事传道授业活动,受到他教育的学生多达数千人。陆九渊官位不算显要,学术上也无师承,但他融合孟子“万物皆备于我”和“良知”、“良能”的观点以及佛教禅宗“心生”、“心灭”等论点,提出“心即理”的哲学命题,形成一个新的学派——“心学”。断言天理、人理、物理只在吾心中,心是唯一实在:“宇宙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认为“心即理”是永恒不变的:“千万世之前,有圣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千万世之后,有圣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往古来今,概莫能外。这就把心和理、心和封建伦理纲常等同起来。企图由此证明所谓“天理”即封建等级秩序、封建道德教条,都是人心所固有,是恒久不变的。他认为治学的方法,主要是“发明本心”,不必多读书外求,“学苟知本,六经皆我注脚”。
而程颐的理学,则是由杨时传给其弟子罗从彦,再由罗从彦传给李侗,经由李侗传给朱熹的。故《宋元学案·山学案》称:独龟山之后,三传而有朱子,使此道大光,衣被天下。可见,程颐理学,中经杨时、罗从彦、李侗,后至朱熹处才得以集“理学”之大成矣。
理学的成就,在南宋进入巅峰状态,当从程颐的四传弟子朱熹朱文公开始。
朱熹,字元晦,号晦庵,晚称晦翁,又称紫阳先生、考亭先生、谥号为文,又世称朱文公。生于公元的1130年,殁于公元的1200年。祖籍江南东路徽州府的婺源县,也就是今天彭蠡湖流域的江西省婺源县人,出生在南剑州的尤溪,即今天的福建省尤溪县。是我国南宋时期著名的理学家、思想家、教育家、闽学派的代表人物,世称朱子,是继孔子、孟子以来最杰出的,弘扬儒学的文化大师。
朱熹是程颢、程颐的三传弟子李侗的学生,自小聪颖,但家境穷困。于宋绍兴十八年中进士,历经高宗、孝宗、光宗、宁宗四朝。后于建阳云谷筑草庐,名曰“晦庵堂”,他在此开堂讲学,因此,后世尊称其为“考亭学派”,亦称朱熹为“考亭先生”。朱熹的著作甚多,经他编辑定稿的《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四书,都成为了后世的教科书。
“程朱理学”得以广泛弥散与传播开来,风靡华夏,这得缘于在彭蠡湖上先后开展过的两次学术大辩论,第一次是在鹅湖书院,第二次是在白鹿洞书院。
鹅湖书院位于彭蠡湖五大水系之一的信江上游,上饶市铅山县的鹅湖山麓,其名始隆于我国的南宋时期。她在后来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曾经一度成为了我国一个著名的文化中心。
那是公元的1175年,即宋淳熙二年,南宋一位重要学者和思想家吕祖谦为了调和朱熹的“理学”和陆九渊的“心学”之间的理论分歧,他想促使朱熹和陆九渊两人的哲学观点“会归于一”,达成他自己能够兼总众说,另辟蹊径,自成学派的目的,于是,他出面邀请陆九龄、陆九渊兄弟前来鹅湖与朱熹见面。
那一年的六月初,陆氏兄弟应吕祖谦之邀来到了鹅湖寺,与朱熹面对面地坐到了一起,双方就各自的哲学观点展开了激烈的辩论。
朱熹站在穷理的立场上,极力强调“格物致知”的功用。他认为格物就是穷尽事物之理,“致知”,就是“推致其知以至其极”。他并且这样认为,“致知格物只是一事一论”,是认识的两个方面。他主张人应该多读书,多观察事物,然后根据经验来加以分析事物,通过综合与归纳,得出对事物的结论。
陆氏兄弟则是站在“心即是理”的角度上,认为格物就是体认本心。主张“发乎本心,发明本心”,他认为人只要拥有一颗明白的内心,则对天下万事万物的道理就自然贯通,可以不必多读书,也不必忙于去考察外界的事物,一个人只要去掉心之所蔽,就可以通晓世间事理,就会尊德性,养心神。他认为多做读书穷理之工夫,不一定是成为至贤的必由之路。人一旦变成了读死书,就会是个百无一用的书生了。
在辩论会上,朱熹与陆九渊他们双方各执已见,争议了数天,并未辩论出个子丑寅卯,分出个输赢胜负出来。这在今天的我们看来,朱熹与陆象山之间“鹅湖之会”所讨论的焦点,无非就是“致中之论”的推演罢了。这就有如人性的“善”“恶”之说,即使争论了五千年,也还是不会有结果出来一样。
因此,站在我们今天辩证的唯物主义立场上来说,那一次的辩论大会,就是朱熹的“客观唯心主义”和陆九渊的“主观唯心主义”的一场大辩论而已。不过,这在当时,的确是为我国的文化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故此,“鹅湖之会”是中国哲学史上一次堪称典范的学术讨论会,首开了我国书院会讲之先河,成为了我国文化发展史上著名的一次学术盛会。
自从朱熹与陆九渊等人在鹅湖寺进行完那次大辩论之后,鹅湖寺便开始被天下人所知晓,声名震动于天下。朱陆的的鹅湖之会,后来亦成为了中国儒学史上一件影响深远的盛事。因此,在宋淳熙十年,皇帝赐鹅湖寺名为“文宗书院”,并在书院内立起了一座“斯文宗主”的牌楼。“鹅湖书院”一名,是后来的人们为了纪念那次闻名天下的“鹅湖之会”才改名为“鹅湖书院”的。
宋淳熙八年,亦即是公元的1181年,朱熹知南康军的第三年二月,陆九渊访朱熹于南康,朱熹请陆九渊登白鹿洞书院讲堂。陆九渊给学生们讲《论语》“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一章,听者都十分感动,至有泣下者,朱熹也当即离座向众人说:“熹当与诸生共守,以无忘陆先生之训。”并再三表示“熹在此不曾说到这里,负愧何言。”朱熹还请陆九渊书写讲义,并将其讲义刻于石上以作纪念。在南康之会上,陆九渊在白鹿洞书院所讲的核心问题是“义利之辨”,而这正是陆九渊为学的一大宗旨。
陆九渊认为,儒家以义利判君子小人,其核心问题是辨志。人的认识来源于日常生活中的习染,而习染的结果却决定于你的志向如何。志于“利”者,必被“利”所趋;志于“义”者,则以“义”为行为的准则。所以为学之要在于立志。他联系到当时科举取士选拔人才的制度谈到:科举取士久矣,名儒、钜公皆由此出。今为士者固不能免此。然场屋之得失,顾其技与有司好恶如何耳,非所以为君子小人之辨也。而今世以此相尚,使汨没于此而不能自拔,则终日从事者,虽曰圣贤之书,而要其志之所乡,则有与圣贤背而驰者矣。推而上之,则又惟官、资、崇、卑,禄、廪,厚薄是计,岂能悉心力于国事民隐,以无负于任使之者哉?从事其间,更历之多,讲习之熟,安得不有所喻?顾恐不在于义耳。
他慨然指出,多少年科举制度的沿袭,使为学问者都不能免于此。然而科举取士的标准,是看其做文章的技艺如何,及是否投有司之所好。这样,它引导人们习尚的只是对技艺的追求和唯利是图的风气。像这样,怎么能不使人“喻于利”,又怎么能不与圣贤的教导背道而驰呢?
他愤然指出,为克服这些蔽害,必须提出“立志”。立志,就是不以科场得失为目标,而以“义利之辨”来决定做人的标准;这就是去名利之念,不徇流俗,以圣贤为志,以治平自任。他以为,以这种态度来问学,才得“正学”。否则,“更历之多”、“讲习之熟”,也只能适得其反。
陆九渊以“义利之辨”来讲儒、释的区别,以说明自己为学的理论根据。他认为,儒、释的区别不在于本体的虚无与实有,而在于用这种本体来证明经世或出世的思想。儒家讲人生,讲人道,讲人事,那都是为了“经世”;而佛教讲生死、讲轮回,只是为了逃避人生的苦难和烦恼。所以儒家的道德修养即使达到“无声、无臭、无方、无体”的境地,也绝不会与佛教的虚无本体相混同。他说:儒者以人生天地之间,灵于万物,贵于万物,与天地并而为三极。天有天道,地有地道,人有人道。人而不尽人道,不足与天地并。人有五官,官有其事,于是有是非得失,于是有教有学。其教之所从立者如此,故曰义、曰公。
释氏以人生天地间,有生死,有轮回,有烦恼,以为甚苦,而求以所免之。其有得道明悟者,则知本无生死,本无轮回,本无烦恼。故其言曰:“生死事大。”……其教之所从立者如此,故曰利、曰私。……儒者,虽至于无声、无臭、无方、无体,皆主于经世;释氏,虽尽未来际普度之,皆主于出世。
陆九渊讲“义利之辨”,是要人在做人的根本目标上进行一次价值的转换,确立人生价值观;并用此价值观去指导读书求知和道德践履。他以为,在这一“本心”的发用下,无论是读书,还是考科举,都是为了义,为了公,而不是为了利,为了私。这样,他便从确立道德的价值观方面,找到了维系道问学与尊德性两种方法的共同理论支柱。陆九渊在白鹿洞书院的讲学,之所以得到朱熹极力赞赏,也正是因为了这一点。
然而,陆九渊的“义利之辨”这堂讲习,只不过是在朱、陆的不同为学术方法上找到了一个暂时的统一点,使得双方对立的情绪在某种程度上有了较大的缓和,但在学术的本体问题上,双方的分歧仍然没有能够得到很好的,根本性地解决。
就这样一直到了明代,王守仁继承和发展了陆九渊的“主观唯心主义学说”,创立了“陆王心学”。
王阳明是何许人也?王阳明就是王守仁。他生于公元的1472年,殁于公元的1529年。,字伯安,别号阳明。浙江绍兴府余姚县,即今天的宁波市余姚县人,因曾筑室于会稽山阳明洞,自号阳明子,故被后世学者称之为阳明先生,亦称王阳明。
王阳明是我国明代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哲学家和军事家,“陆王心学”的集大成者,精通儒、道、佛三家教义。明弘治十二年,亦即是公元1499年得进士,历任刑部主事、贵州龙场驿丞、庐陵知县、右佥都御史、南赣巡抚、两广总督等职,晚年官至南京兵部尚书、都察院左都御史。因在平定朱宸濠的叛乱中军功卓著,而被封为新建伯,隆庆年间追赠为新建侯,谥号文成,故后人又称其为王文成公。
王守仁是与孔子、孟子、朱熹并称为孔、孟、朱、王四子的中华文化大儒。
王守仁的学说思想是“王学”,也叫做“阳明学”。是我国明代时期影响最大的哲学思想体系。他的学术思想传遍中国,甚至远到了日本、朝鲜半岛以及东南亚等地。王阳明系统承继了陆九渊的“唯心主义学说”,在陆九渊“心即理”的基础之上,提出了“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致良知”“知行合一”的论述。
王阳明一生注重“立德、立言”于一身,因此,他的弟子众多,后世称其为姚江学派。
明弘治十二年,也就是公元的1499年,二十八岁的王阳明参加了礼部的会试,因他的考试出色,被举了南宫第二人,赐二甲进士第七人。随后授刑部主事,在江北等地决断囚狱,不久,便因病请求归乡去职。在过了好一段时间以后,又被朝廷起用为兵部主事一职。
到了明武宗正德元年冬,也就是公元的1506年冬天,宦官刘瑾擅政专权,一下子就逮捕了南京给事中,御史戴铣等一共二十余人。王守仁上疏论救,因而触怒了刘瑾,被杖责四十,谪贬到贵州的龙场,今天的贵阳市西北七十里的修文县治,在那里担任龙场驿栈驿丞。同时,他的父亲王华也被赶出了北京,调任为南京吏部尚书。
在赴龙场驿的路途上,王守仁曾经被刘瑾给派人追杀,他凭着伪造跳水自尽的一幕,才躲过了那致命的一劫。逃过追杀后的王守仁,暗地里去南京面见了父亲王华,王华对他说:“既然朝廷委命于你,就有责任在身,你还是上任去吧。”随后,王阳明听从父亲的劝告踏上了路途,到了贵州龙场驿后,他见那里是“万山丛薄,苗、僚杂居”,还是一片未开化的蛮荒之地。王守仁信心百倍,丝毫没有气馁,他根据当地的风俗,适时地开化和教导当地人,受到民众的极力爱戴。也就是在那一个时期里,王阳明对《大学》的中心思想,有了全新的领悟。它使王阳明深刻地认识到“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故此,王阳明在龙场驿的那段时期里撰写了“教条示龙场诸生”的教义:“诸生相从于此,甚盛。恐无能为助也,以四事相规,聊以答诸生之意。一曰立志,二曰勤学,三曰改过,四曰责善。其慎听,毋忽!
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虽百工技艺,未有不本于志者。今学者旷废隳惰,玩岁愒时,而百无所成,皆由于志之未立耳。故立志而圣,则圣矣;立志而贤,则贤矣;志不立,如无舵之舟,无衔之马,漂荡奔逸,终亦何所底乎?昔人所言:“使为善而父母怒之,兄弟怨之,宗族乡党贱恶之,如此而不为善,可也。为善则父母爱之,兄弟悦之,宗族乡党敬信之,何苦而不为善、为君子?使为恶而父母爱之,兄弟悦之,宗族乡党敬信之,如此而为恶,可也。为恶则父母怒之,兄弟怨之,宗族乡党贱恶之,何苦必为恶、为小人?“诸生念此,亦可以知所立志矣。
已立志为君子,自当从事于学。凡学之不勤,必其志之尚未笃也。从吾游者,不以聪慧警捷为高,而以勤确谦抑为上。诸生试观侪辈之中,苟有“虚而为盈,无而为有”讳己之不能,忌人之有善,自矜自是,大言欺人者,使其人资禀虽甚超迈,侪辈之中,有弗疾恶之者乎?有弗鄙贱之者乎?彼固将以欺人,人果遂为所欺,有弗窃笑之者乎?苟有谦默自持,无能自处,笃志力行,勤学好问;称人之善,而咎己之失;从人之长,而明己之短;忠信乐易,表里一致者;使其人资禀虽甚鲁钝,侪辈之中,有弗称慕之者乎?彼固以无能自处,而不求上人,人果遂以彼为无能,有弗敬尚之者乎?诸生观此,亦可以知所从事于学矣!
夫过者,自大贤所不免;然不害其卒为大贤者,为其能改也。故不贵于无过,而贵于能改过。诸生自思,平日亦有缺于廉耻忠信之行者乎?亦有薄于孝友之道,陷于狡诈、偷刻之习者乎?诸生殆不至于此。不幸或有之,皆其不知而误蹈,素无师友之讲习规饬也。诸生试内省,万一有近于是者,固亦不可以不痛自悔咎;然亦不当以此自歉,遂馁于改过从善之心。但能一旦脱然洗涤旧染,虽昔为盗寇,今日不害为君子矣!若曰吾昔已如此,今虽改过而从善,人将不信我,且无赎于前过,反怀羞涩疑沮,而甘心于污浊终焉,则吾亦绝望尔矣!
“责善,朋友之道。”然须“忠告而善道之”,悉其忠爱,致其婉曲,使彼闻之而可从,绎之而可改,有所感而无所怒,乃为善耳!若先暴白其过恶,痛毁极诋,使无所容,彼将发其愧耻愤恨之心;虽欲降以相从,而势有所不能。是激之而使为恶矣!故凡讦人之短,攻发人之阴私,以沽直者,皆不可以言责善。虽然,我以是而施于人,不可也;人以是而加诸我,凡攻我之失者,皆我师也,安可以不乐受而心感之乎?某于道未有所得,其学卤莽耳。谬为诸生相从于此.每终夜以思,恶且未免,况于过乎?人谓“事师无犯无隐”,而遂谓师无可谏,非也。谏师之道,直不至于犯,而婉不至于隐耳。使吾而是也,因得以明其是;吾而非也,因得以去其非。盖教学相长也。诸生责善,当自吾始。”
在历史上,人们习惯性把王阳明在龙场驿教条示诸生一事,说成是他的“龙场悟道”。
至正德五年,也就是公元的1510年初,王守仁的谪戍期满,复官庐陵知县,也就是今天的江西省吉安县。同年八月,刘瑾被杨一清联合宦官张永给设计除去。王守仁随即被召入京,担任了吏部验封清吏司主事。
正德十一年,亦即是公元的1516年8月,兵部尚书王琼对王守仁的才能是十分地赏识有加,后在王琼的极力推荐下,王守仁被擢为都察院左佥都御史,巡抚南(安)、赣(州)、汀(州)、漳(州)等地。
当时的南中地带,盗贼蜂拥四起。谢志山占领横水、左溪、桶冈,池仲容占领了浰头,且各自称王,他们与大庾的陈曰能、乐昌的高快马、郴州的龚福全等遥相呼应,攻占、剽掠各处府县。而福建大帽山的盗贼詹师富等又再起兵祸。前任的巡抚文森无力处理眼前的困境,便托病去职,一走了之。
王守仁到任后,恰逢谢志山联合乐昌的盗贼夺取大庾,进攻南康、赣州,赣县的主簿战死。他知道官府中有不少人是盗贼的耳目,于是便责问年老而狡黠的仆役,仆役吓得浑身哆嗦,不敢隐瞒实情,都如实地坦白了。王守仁便赦免了他们的过错,并让他们积极打探叛军的情报,借此掌握了盗贼的基本动静。随后,他传檄福建、广东等地,会兵一处,讨伐盗贼。王守仁用兵“诡异”、独断,素有“狡诈专兵”之名。
正德十二年,也就是公元的1517年正月,王守仁亲自率领精锐在上杭屯兵期间,在假装撤退,竟出敌不意地发起了进攻,连破盗贼四十余寨,斩杀、俘获了七千余人。他向朝廷上疏称,因权力太小,无法命令手下的将士。王琼接报后立即上奏皇上,给了王守仁旗牌,让他可以便宜行事。七月,王守仁进兵大庾。至十月,攻克左溪、横水,破盗巢八十四处,斩杀、俘获六千余人。战后,在横水设置崇义县,随即师还赣州,回过头去讨伐浰头的盗贼,又斩杀了两千多人。王守仁率领书生和偏裨,荡平为患数十年的盗贼,附近的人都惊呼守仁是神。
到了明正德十四年,也就是公元的1519年,分封在南昌的宁王朱宸濠发动了叛乱。消息传到北京后,朝中大臣尽皆震惊不已,只有兵部尚书王琼却十分自信地对大家说:“有王伯安在江西,肯定会擒获叛贼的。”
当时,王守仁正准备前往福建,去平定那里的叛乱。当他行至吉安与南昌之间的丰城时,得到了朱宸濠叛乱的消息,他立即赶往吉安,募集义兵,发出檄文,出兵征讨。一开始,王守仁来了个疑兵之计。他深知如果宁王顺长江东下,那么南京肯定保不住。作为留都的南京丢了,叛军在政治上就会占有一定的主动性,如果那样的话,就会给平叛打来一定的困难。
就在宁王发动叛乱的时期里,王守仁因为已经平定了境内的盗贼,将手中的兵符上交给了兵部,且手中无一兵可用。于是,江西境内的朝廷官吏听从王守仁的召唤,都前来帮助王守仁,并在袁州,即今天的江西省宜春市聚集各府、县的士兵,征调军粮、制造兵械船只,以备应战。
王守仁先是假装传檄至各地,号召大家来江西勤王,并在南昌城里到处张贴假的檄文来迷惑朱宸濠,声称朝廷派了边兵和京兵,一共来了八万多人,将会同自己在南赣的部队以及湖广、两广的部队,号称十六万大军,准备进攻宁王的老巢南昌。为争取大量的时间来集结军队,王守仁又写蜡书让朱宸濠的伪相李士实、刘养正劝宸濠发兵去攻打南京,随后,又故意泄泄密给朱宸濠,令朱宸濠对李、刘二人起疑心。此时,李、刘二人果然劝宸濠发兵南京,使得朱宸濠心下大疑,遂按兵不动。
宁王犹疑不定,等了十多天,探知朝廷根本没有派那么多的兵来,这才沿江东下,攻下九江、南康两城,逼近了安庆。就在朱宸濠率兵六万自九江沿江而下、窥伺南京的时候,王守仁已经率领仓促组建的八万平叛军,直捣宁王的老巢——南昌,迫使朱宸濠回过头来救援南昌。当时,曾有人建议王守仁一心去救安庆,他没有采纳别人的建议。他这样分析当时的情况说:如果是去救安庆,那么就将与宁王的主力相持在江上,而南康和九江的敌人就会乘虚攻我的后背,让我们变得腹背受敌;如果我们直捣宁王的老巢南昌,而南昌的守备恰好空虚,我们的军队又锐气正足,必可一举而下洪城。到那时,宁王必定来回救南昌,到时我们就在彭蠡湖上迎头痛击他,肯定会取得最后胜利的。后来的事实,果如王守仁的所料一样,奇迹,竟然就真的发生了。
当时,王守仁的大军已集结完毕。朱宸濠精锐都前往安庆去了,留守南昌的兵力着实空虚,王守仁率兵攻打南昌,朱宸濠急忙回兵来救南昌,最终双方在彭蠡湖上决战,经过三天的激战,宁王战败被俘,历时35天的宁王叛乱宣告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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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王守仁的平叛大功,却没有得到明武宗的首肯与认同。其时,武宗身边的佞幸之臣太多,他们平时都与宁王交往密切,一时的心态极端复杂。有些佞幸之臣,暗地里希望王守仁能将朱宸濠给放了,然后再让已经率兵南巡的武宗去亲自擒获起来,以满足武宗的虚荣心。面对这样复杂的情势,王守仁急流勇退。他将朱宸濠交付在当时尚属正直的一个太监张永之后,断然称病,以避免将自己卷入到更多的政治事件中。所以,王阳明在终武宗一朝之时,并没有因平叛之功而得到朝廷的封赏,直到明世宗即位以后,王守仁才得以加官晋爵。
明正德十六年,也就是公元的1521年,明世宗即位,由藩王入继大统的世宗,在对王守仁有过短暂的赏识之后,便对这位非常能干的臣子采取了冷漠的疏离态度。在世宗即位之际,王守仁因父老请归,世宗说王守仁有擒贼平乱之大功,正要论功行赏,不许他辞官。同年七、八月,先升其为南京兵部尚书,且不许他推辞,稍后又特许他顺路回去探视父亲。明嘉靖元年,也就是公元的1522年,因王阳明的父亲王华去世,他按例回乡守制去了。
由此可见,王阳明的“心学”,开初是承继了于陆九渊的“主观唯心主义学说”,后萌生于贵州的龙场驿,到最后,他的整个“心学”思想体系的形成,得缘于他在彭蠡湖上的那一场平叛之战,使得他的内心朝着“致良知”和“知行合一”的主旨靠近。
在王守仁54岁的那一年,他决意辞官,回到家乡去讲学,在绍兴、余姚那一带创建了书院,宣讲他的“王学”,并在天泉桥留“心学”四句教法:“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至此,“陆王心学”进入到了一种巅峰的状态。
无独有偶,在明代还有一位叫做胡居仁的人,曾经两度执掌白鹿洞书院。这为“程朱理学”在明代的承继、传播与发展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胡居仁,字叔心,号敬斋,今江西省余干县梅港乡人。他出生在明宣宗的宣德九年,即公元的1434年。明宪宗成化20年的3月12日,亦即是公元的1484年4月7日,先生病逝于社庚乡的古塘村家中,享年五十岁。
在先生致力于教育的一生中,他曾经两度执掌白鹿洞书院,忝为洞主,为白鹿洞书院的兴旺与发展作出了极为重要贡献,因此,这就奠定了他在白鹿洞书院的发展史上,占有其重要的地位和意义。
早在元朝的至正十一年,亦即是公元的1351 年时,白鹿洞书院曾经被毁于一场惨烈的战火之中,书院中所有的殿堂、斋舍全都被大火给烧成了一块平地。
这样,就一直拖到了明朝的正统三年,也就是公元的1438年,时任南康府知府的翟溥福重建白鹿洞书院,倡议捐俸修建礼圣殿等建筑,力图恢复宋元时期的原貌。翟溥福的这次重建,使“白鹿洞书院之名始重新名动于天下”。
接下来,到了成化元年,即公元的1465年,时任江西提学佥事的广东潮阳人李景龄与当时的南康知府何浚一起,又再次倡议修复书院建筑,并扩增了学田、祀器、书籍、房舍,召集学生。在成化三年春,即公元的1467年春天,聘请余干名儒,布衣先生胡居仁为山长,主持书院的全面工作。自此以后,白鹿洞书院才重新恢复了正常的教学活动。这是胡居仁先生第一次来执掌白鹿洞书院,但是由于种种的原因,不久之后,他即离去了。
十三年之后,亦即是明宪宗的成化十六年,也就是公元的1480年,胡居仁再次担任了白鹿洞书院洞主一职。在这一任期内,胡先生重新修订了白鹿洞书院的学规,即广为人知的《续白鹿洞书院学规》。统共有六条:一、正趋向以立其志;二、主诚敬以存其心;三、博穷事理,以尽致知之方;四、审察几微,以为应事之要;五、克治力行,以尽成己之道;六、推己及物,以广成物之功。
纵观以上的六条,我们不难从中看出他对待教育的人生态度以及他对天下莘莘学子的期望与期待。胡先生认为,读书人首先要能够立得下大志,并且还要致力于学习圣贤之学,要立志成为非圣即贤,做一个有益于社会大众的人。
其次,他认为读书修身的关键在于“存乎于心”,而修身的关键主要是以“诚”与“敬”作为人的根本的。他认为,人心本应备通万理,而只是由于受物欲的蒙蔽和陋习的影响,才会迷失其本心。因此,要用诚与敬来修身明理,把“敬业用心”当作修身的工具与本原。
其三,他曾经在教学中这样强调说:“于圣贤之书,熟读、精思、明辨、反之于身而力行之,又于日用之闲,凡一事一物,必精察其理,一动一静,必实践其迹,则所学在我,而于酬应之际,以天下之理处天下之事必沛然矣。这段话的意思是说,读书之人在熟读、精思、明辨之后,一定要去亲身参与到事物的实践之中去,在亲身体验事物的过程中,观察事物的微妙变化,掌握事物发生变化的规律,才能让自己在处理问题时不至乱了方寸,失了尺度。
其四,先生认为每一个人,在待人接物和处事上,都要保有自己的底线,也就是人们口头上常说的基本原则,那就是要在做事情的过程中,参透并遵循事物的规律。他强调人要慎独,在接物之初,本心未萌之初,多去反思自己的所作所为是应了天理还是人欲的故意膨胀,是善还是恶,是恶就要去恶,是善就要存善,这样的话,才能在待人接物处事时,不违背天理,才是正道。
其五,胡先生强调个人修身的要领在于要克已力行,要克服自身不断膨胀的私欲,不为形形色色的物欲所蒙蔽,才能认得清天理,才能获得真知,否则,仅仅只是知道事物的表面而已,断不能将它转化为自己的行动。他自己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他一生效法老师吴与弼先生,两耳不问窗外事,一心在家侍奉高堂双亲,以聚徒讲学为业。虽然身上总是穿着粗布衣服,嘴里吃着粗劣的饭食,他同样是怡然自得,身心愉悦,并无半点羞愧之意。他一生从不因窘困而辍学,更不因贫贱而丧志。
最后,他要求学生们懂得,做人就得要有宽广的胸襟,更要具备大公无私的品行,尽量做到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在考虑自己的利益同时,也要进行换位思考,同时去想想别人,这样才能做到律己修身。
以上通过对胡居仁先生《续白鹿洞学规》的解读,我们不妨可以这样想,站在程朱理学的角度上来说,胡居仁在客观的唯心主义方面,大大地将朱晦庵的“格物致知”理论,作了一个富有意义的延伸性探索与详尽的阐述。
尽管,胡居仁在经历了“土木之变”的残酷与血腥后,一下子就看淡了政治,遂远离了官场,终生甘愿淡泊名利,但是他却并没有放弃著述与讲学。他始终以布衣自处,平日里的生活是十分地俭朴,唯有以著述和讲学来完成肩负的责任。他一生致力于教育,在二十余年的从教生涯中,治学的态度严谨,常常在教学中亲自制订学规和讲义,务求学生必须做到学以致用。他认为,学习是为了提高和丰富自己,并不只是专门为了博取功名和求得闻达而来的。他一生的著述甚丰,著有《胡文敬公集》、《易象抄》、《居业录》以及《居业录续编》等作品流传于后世。
总之,先生他一生恪守心性,修身自律,以布衣、凡体之身,毕生致力于学术研究,栽培学生,在他为学和从教的一生当中,所形成的思想体系和教育理念,都给后世带来了非常深远的积极影响。他是我国明代时期程朱理学重要的继承人和杰出的开拓者之一。明万历十三年,也就是公元的1585年,胡居仁被皇帝追谥名号为“文敬”并昭告天下,将其崇祀在孔庙,与至圣先师孔老夫子在一起,共同接受后人的祭奠与跪拜。
一路叙述至此,我们不难从“理学”的兴起与振兴和发展的过程来窥见到,从张载、周敦颐、程颢程颐为代表的的“关学”“伊洛学派”缘起于北方的中原地区始,随着周敦颐踏足在彭蠡湖上之后,整个理学的发展趋势便相跟着周子的脚步而产生了极大的改变,特别是在彭蠡湖本土人士朱熹、陆九渊等人加入其行列,接过理学的衣钵之后,经王阳明,胡居仁等人的全面承继与发展、提高,使得理学不断得到壮大,成为了中华文化的精神基石来看,我们实不难从中看出这广袤的彭蠡湖流域,那一汪明明静静,浩浩汤汤的彭蠡湖,真的是一座诞生思想的泱泱大湖;那一片充满深情而又蕴涵深重的红色土地,她的的确确是一块非常宝贵的儒家学说集散地,难得的一座理学的布道场,是华夏文明自北宋初期以来,在近2000年来的这一段漫长时期里,儒风鼎盛,理学沸腾的风水宝地,是一座中华文化永恒的风向标。这是我们从文化的角度来审视我们的彭蠡湖。
彭蠡湖流域自古以来是我国经济较为发达的富庶地区。在我国历史上就有很多杰出的人物,例如徐稚徐孺子、林士弘、刘恕、洪适、姜夔、朱耷等就曾在湖区里生活过。这里又发生过许多威武雄壮的英雄事迹,譬如周瑜在星子操练水师迎战赤壁,曾国藩锁江困湖,还有禹王治水的传奇故事等等。彭蠡湖是古代人们从北方进入右江省的唯一水道,发生在彭蠡湖上的文人轶事和民间传说则更是难以胜数。初唐诗人王勃在《滕王阁序》中的名句:“渔舟唱晚,响穷彭蠡之滨”,描述的正是彭蠡湖上的渔民捕鱼归来后的欢乐情景。宋代诗人苏轼在《李思训画长江绝岛图》诗中时写的“山苍苍,水茫茫,大孤小孤江中央”,描写的也还是彭蠡湖的胜景。更有李烈钧在湖口发起的“二次革命”,抗日战争期间的湖口保卫战、阻击战,解放战争中的渡江战役,无不烙上了彭蠡湖深深的历史印记。这些都是我们当代的人们可以去书写的。
一方人有一方人的习俗,这是客观存在的,不是哪个人能否定得了的事实。说习俗,这是田头乡间的白话。高雅地说,它就是文化,地域性的文化。纵观上下五千年的中华文化,它不就是华夏神州大地上的区域文化么,狭隘地说是华夏文化,如果站在世界的角度,我们可以广义地称其为东方文化,因此彭蠡湖地区的文化可以简称为彭蠡湖文化。只不过,关于文化的这类事情是要有人去做的。有句话说的好,文化是人做出来的,并不是能够说道出来的,如果没有人去做,外面的人怎么会知道呢?
由于我们右江省地处长江以南,自唐玄宗(公元733年)设江南西道建省以来,故而得省名右江省,右江省文化又因“江东称江左,右江省称江右”故而被世人冠之为“江右文化”的称谓。共和国建国后,因境内有条一以贯之南北的主要河流赣江而获取简称为“赣”,所以,“江右文化”的这个称谓逐渐被“赣文化”的称谓所取代。这是几千年来,人们对右江省文化的基本认知和习惯性思维。
但是,当前生活在右江省这块红土地上的人们,对右江省文化的认知与认识正在慢慢地发生着变化,他们已经由以前对“赣文化”认知与认识的观念中,在逐步转变成对“彭蠡文化”的认同,这是一种看不见,但能让人感觉得到的事实存在,人们在心目中潜移默化地接受和承认这一不争的事实。
那么,既然话说到了这样的份上,我就要提出这么一个观点:江右文化就是彭蠡湖文化,江右文学就是蠡水文学。彭蠡湖文化就是江右文化的另一种称谓,是对右江省文化的拓展和延伸。蠡水文学也就是江右文学的另外一种称谓罢了。

其四,我再来谈一谈文学意义上的彭蠡湖

在字典里,“文学”,原本是一专属专用名词,她是指以语言文字为工具,形象化地反映客观现实的一门高尚的文字艺术,决不是哪一个人凭空去创造出来的。通常,人们把她的主要表现形式分为戏剧、诗歌、小说、散文四大类别。语言文字,她是用来传承文化的重要载体。在创作中,人们以不同的形式来表现内心情感,还原和再现一定时期内和一定地域里的社会生活,这就叫做文学创作。
那么,我们今天所提倡的蠡水文学,自然指的就是以彭蠡湖流域这一特定地域里的社会、生活现象为文化载体的文学表现形式。人们可以用不同的文学体裁,譬如戏剧、诗歌、小说、散文等形式来表现她。人们通过使用文学的手段来对文化彭蠡湖进行解读,这就是文学意义上的彭蠡湖,我们习惯性地称其为蠡水文学。这就像是给人取名字一样,在文学这个专属专用名词前面加上谁的名字,就是谁的文学一样,那么简单至极,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
所以,在这里我要说的是,蠡水文学是彭蠡湖地域文化的具象再现,是在对江右文学、赣文学继承过程中的拓展、延伸、发扬、变革、创新出来的一种全新的地域文学概念,是平常人们口中对江右文学、赣文学的另一种称谓罢了。
3、彭蠡湖上几个不同的文学时期
因为,在漫长的历史时期里,彭蠡湖一路走过来,在她文学的历史进程中,曾经出现了三个不同的文学高峰时期,那是令世人瞩目的。一是东晋、南北朝时期;二是唐宋时期;三是上世纪的八十年代初的那一段时期。
从文化的角度上来说,现代彭蠡湖的历史应该给她分为两个阶段来叙述。从公元的421年一直往上溯,甚至到史前,那是古彭蠡泽的变迁史,也可以说是彭蠡湖的第一个变化发展阶段;从公元的421年起,一直到当下,是一部现代彭蠡湖的变化发展史。
纵观蠡水文学的发展史,在东晋、南北朝时期以及后来的唐、宋时期,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那一段时期里,彭蠡湖上曾经出现了三个不同的文学繁荣期,再加上我们今天的环彭蠡湖生态经济文化建设,可以说是从古至今,几千年来,蕴涵深重,气象万千的彭蠡湖上,一共走过了三个文学的兴盛、繁荣时期,我们期盼正在进行着的彭蠡湖生态经济文化建设,会成为她未来历史上的第四个文学繁荣时期。
彭蠡湖上的第一次文学高峰时期,是东晋,南北朝时期。在那个时期,有两个几乎是同时代的人,同时隐居在彭蠡湖上。他们就是陶渊明和谢灵运这两个人。陶渊明隐居在匡山,也就是今天的人们熟知的避暑胜地——庐山,山中的一个山谷之内;谢灵运隐居在彭蠡湖上的西山,也就是今天的右江省湖都县城,西河北岸群峰之中的一座石壁之下,他也是筑庐而居,故取名为“石壁精舍。”
悠游在匡山的怀里,一心向往田园情趣,不为五斗米折腰的五柳先生在山间,在湖畔,写出了不少以田园物事为主要情怀寄托的诗作,在中国诗坛刮起了一阵恬然、清纯的田园之风,首开了我国诗歌的田园先河,成为了我国田园诗派的鼻祖。
与其不同的是,谢灵运隐居在西山之中,由于出入都必须要从彭蠡湖上走过,他便将一生的情怀寄托在山水之间,寓情在山水之中,将山水的形胜随意地嵌入诗中,不经意间,开拓了我国山水诗的一脉,成为了我国山水诗派的开创者和奠基人。
可以这么说,在陶、谢并存的那个年代里,以陶渊明、谢灵运为首的,一大批以田园、山水入诗的诗人们的吟唱与行走,给蠡水文学带来了她文学发展史上,盛极一时的第一个繁荣鼎盛时期。我们也可以这么说,彭蠡湖上的陶、谢现象,在那一个时期里,是站在了中国文学领域里的最高处了。
自陶渊明、谢灵运之后,蠡水文学跟随着陶渊明、谢灵运的先后离去,继而随之沉寂、清冷了数百年,在那数百年的时间里,她一直庸碌地在文学的王国外围徘徊游走,也一直没有代表性的文学领军人物从文学的领域里胜出。就这样,时间就一直这样捱着、捱着就来到了唐、宋时期。
由于在唐、宋时期,彭蠡湖及其以南地区,相对与中原腹地来说,是尚属于远离政治中心的边远、蛮荒之地,故而,在这一时期里,有不少当时处在政治与文化前沿的人物,以及一些的有着高深造诣的文学大家们,就曾经先后被流放到了彭蠡湖流域这一地区,让他们得以有机会和时间,泛舟在彭蠡湖上,行走在彭蠡湖上,与彭蠡湖作亲密地接触。这在无意中,给蠡水文学的创新和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好机遇,同时,还给蠡水文学注入了无尽的生机和活力。在这些人当中,有号称为岭南第一人的名相张九龄;有我国初唐四杰之首的少年才俊王勃;有被后世尊为诗仙的我国浪漫主义诗人李白;有我国著名的现实主义诗人、江州司马白居易;有我国宋代著名的文学家苏轼苏东坡;一代文化大儒、理学家朱熹;我国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范仲淹,以及还有在那同一段时期里的,韦庄、贯休、徐铉、杨万里、等等的一大批中国文学的领军人物,他们的到来,给蠡水文学的振兴和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与此同时,泛彭蠡湖地区自身的一部分人才,也随着文化大家们的脚步,走到中国文化的中心位置上来了,他们是当时的唐宋八大家中的曾巩,王安石、欧阳修,号称诗书画三绝、右江省诗派的开山鼻祖黄庭坚;还有朱门四友中的黄灏、彭蠡、冯椅、曹彦约,鄱阳的姜夔以及洪浩、洪适、洪遵、洪迈父子四人等,这就给蠡水文学的发展和繁荣注入了各种不同的文学元素与全新的内涵,大大地给蠡水文学,增添了无比强劲的动力和活力。
对于以上涉及到的这些政治及文学人物的命运,他们究竟与彭蠡湖之间有哪些紧密的交集,我已在单独设置的,有关他们与彭蠡湖之间的关系的片断中,作出过专门的叙述,在这里我就不再一一赘述了。
因此,我们可以这么说,由于有了以上的这些政治、文学家们的到来,特别是右江省诗派的创立,让蠡水文学迎来了她发展过程中的第二个鼎盛时期。
到了元、明时期,虽然在彭蠡湖地区也曾经出现了像元代杰出的思想家、教育家吴澄,明代的哲学家、教育家、军事家、文学家王阳明先生,还有我们湖都本土的,我国的礼仪学宗师陈澔先生等人站了出来,但是,他们那个时候的蠡水文学创作氛围,还远不如唐宋时期那么地繁荣兴盛,不过,综合起来说,在这一时期里,王阳明的“心学”;吴澄的“理学”“经学”;陈澔的“礼学”,代表着蠡水文学的发展现状与繁荣,一直闪耀在中华文化的长空里,只是没有前面提到的南北朝与唐宋时期那样,声势浩大,光彩夺目罢了。
因此,我们可以毫不犹豫地这么说,唐宋时期,右江省诗派代表了中国文学的高峰,因此,在蠡水文学的成长和发展、变化过程中,那一个时期,就是蠡水文学的第二个文学繁荣时期。
自此之后,好景不长,蠡水文学再次退出了前台,满怀踌躇地在文学王国的边缘,岑寂了下来。
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当中国传统文化从文化革命的沙漠里走了出来,抖落掉一身尘土的时候,以电影文学剧本及电影《庐山恋》而一举成名的电影剧作家毕必成;以电影文学剧本及电影《乡情》系列,从而走进千家万户,成为家喻户晓的著名电影人王一民先生,给中国电影业注入了新的元素,新的活力,在中国电影界,荡起了一阵一阵彭蠡湖上的清新之风,让人赏心悦目。以右江省本土作家陈世旭为代表的蠡水文学创作群体,也在这一时期里取得了巨大的文学成绩,令人仰为观止。陈世旭以他的短篇小说《小镇上的将军》获得了全国第二届优秀短篇小说奖而一举名扬天下之后、又以《镇长之死》获得了首届的鲁迅文学奖等。这无疑在彭蠡湖文化及其蠡水文学史上产生了广泛而又深远的影响,同时,也是在蠡水文学的发展与繁荣中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而在这一时期里,在毕必成、王一民、陈世旭等人的带动下,在整个彭蠡湖流域,全面掀起了一股文学创作的热潮,大有一种势无可挡的文学繁荣气象。仅在那时候的九江,蠡水文学创作阵营的代表人物就有毕必成、王一民、陈世旭以及我省知名作家赵清、李志川先生等人,为中国文化的繁荣,为蠡水文学的第三次振兴和繁荣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因此,我们可以这么说,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初期,是蠡水文学在成长与发展过程中的第三个繁荣昌盛时期。
临了,我要说到今天的这个时候了。目前,在信息爆炸的今天,文学交流的的渠道是通畅的,它来自四面八方,是立体、全方位的,在泛彭蠡湖地区以至于在全国各地,都有不少的人在进行以彭蠡湖为载体的蠡水文学创作,特别是在当代中国,彭蠡湖流域已经诞生了在全国较有影响力的文化学者摩罗、文化批评家张闳、文学批评家张柠、小说家丁伯刚等人,他们是当代蠡水文学创作的先锋和领军人物。因此,我们现当代的文学工作者们,应该紧紧抓住“环彭蠡湖生态经济区”建设的大好机遇,广泛地进行蠡水文学的创作,营造浓厚的蠡水文学创作氛围,力争多出接地气,有人气,有精、气、神的好作品,力求创新出精品,在王一民、陈世旭、赵清、摩罗、张闳、张柠、丁伯刚等人的带领下,将蠡水文学真正地带入到她的第四个繁荣昌盛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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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地下室  发表于: 2017-10-03
其五,我来说一说生态意义上的彭蠡湖。

今天的彭蠡湖,在受到来自各方面的破坏和影响之下,她的自身已完全失去了自我疗伤的功效和能力。长江上游以及彭蠡湖湖区内大量的水利设施的建成,让彭蠡湖苟延残喘,生命的声息微弱。现实中出现了彭蠡湖有史以来,最残酷的枯水期甚至是无水期,让整个彭蠡湖区的人民群众有了对生命之水需求的极度恐慌。广大的湖区民众的生产和生活用水问题,已经严重地摆到了我们的眼前,被提到了各级政府的议事日程之上。
在2012年的12月12日,在一派温馨的暖风吹送下,在一片氤氲的花香中,传来了国务院正式批复彭蠡湖生态经济区规划建设的好消息,把彭蠡湖的生态经济区建设上升到了国家的战略高度,这给深陷危险境地之中的彭蠡湖带来了一片光明的前途,给彭蠡湖的新生和未来注入了强劲的活力和美好的希望。
早在1992年,彭蠡湖就被列入在“世界重要湿地名录”中,主要保护对象为珍稀候鸟及湿地生态系统。
彭蠡湖湿地,是一种特殊的生态系统,这个系统不同于陆地生态系统,也有别于水生生态系统,它是介于两者之间的过渡生态系统。著名学者张友茂先生曾经说到过,往小了说:“彭蠡湖湖生态湿地,是长江下游气候的肺脏。那么,往大了说,她就是地球的肺。”
当前,国务院严格要求全省各级政府,要以促进生态和经济协调发展为主线,努力把彭蠡湖地区建设成为全国生态文明与经济社会发展协调统一、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经济示范区。这是一次对生态与经济协调发展新路的探索,这是一次对大湖流域综合开发新模式的构建,这是一次对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战略的具体落实。让彭蠡湖这一湖清水在未来更清澈,更纯净,让彭蠡湖来见证,在今天的中华大地上,生态文明的建设之路是多么地令人振奋和欣慰。
如今,人们已开始自觉不自觉地从战天斗地,从征服大自然,破坏大自然的认知误区中走了出来,懂得了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的必要性和紧要性,深深认识到了对于环境的破坏,终将会给我们人类自身带来巨大的灾难和无法挽回的损失,自觉回归到了环境保护的序列,这是彭蠡湖的幸事。
记得曾经有一首词是这样写的:“水退寒来洲起,沼成浪静冰封。绿毡百里染霞中,怀抱几盘彩镜。轻步藜蒿沙地,鹤鹅溅起无踪。微风飘近卖鱼声,圆我佳肴旧梦。”
彭蠡湖,已经成为了我国“最后的一湖清水”,我们大家要为了保护好这最后的一湖清水而不懈地努力,利用各种不同的文学手段来宣传保护她的积极意义。
目前,在信息爆炸的今天,我们文学交流的渠道是通畅的,它来自四面八方,是立体的、全方位的,在泛彭蠡湖地区乃至于在全国各地,都有不少的人们,在进行以彭蠡湖为载体的蠡水文学创作,特别是在当代中国,彭蠡湖流域已经诞生了在全国较有影响力的文化学者摩罗、文化批评家张闳、文学批评家张柠、小说家丁伯刚等人,他们是当代蠡水文学创作的先锋和领军人物。因此,我们应该紧紧抓住“环彭蠡湖生态经济区”建设的大好机遇,广泛地进行蠡水文学的创作,营造浓厚的蠡水文学创作氛围,力争多出接地气,有人气,有精、气、神的好作品,力求创新出精品,将蠡水文学真正地带入到她的第四个繁荣昌盛期。文学生态的蠡水文学时期。
每每想到这里,我仿佛看到了未来的远处,文学生态的彭蠡湖,以其崭新的面貌出现在我们的眼前,那是一湖真正的清水,天是那么地蓝,水是那么地清,清得是那么纯净那么透明,让人分不出哪里是蓝天,哪里是湖水,是云在天上还是云在水中,水天一色,美不胜收。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幸福怡然。
最后,我要郑重告诉大家的是,彭蠡湖,她并不仅仅只是一座盛满了水的,流动的,静止的泱泱大湖,而是一座诞生思想的大湖,文化的大湖,文学的大湖。而我们脚下站立的湖都这块土地,从空中往下一看,湖都县便像一只飞翔在彭蠡湖上的仙鹤,漂浮在苍茫浩瀚的彭蠡湖上,湖都城便是那彭蠡湖上的一座巍峨都城,她犹如一颗璀璨的明珠一般,星辉闪耀在云天辽阔,浩浩汤汤的彭蠡湖上。
以上的这些看法,是我个人在过去的十几年里,对彭蠡湖以及蠡水文学进行相关研究以来的一些粗浅的认识和丝缕感悟,如有说的不到的地方,我们还可以在今后再找一个适当的时机,就彭蠡湖及蠡水文学做进一步的共同探讨和交流。谢谢大家了!
明辉走下讲台以后,许多的本土诗人、作家、艺术家们纷纷围在了明辉的身边,跟他交流听完这次讲座的心得体会,年过七旬的诗人袁德明先生意味深长地对明辉说道,明辉先生,这次,我真的要好好感谢你才是了。你不知道哇,在这之前,湖都县的文学艺术界,大家为了什么是彭蠡湖,什么是蠡水文学,一代人争争斗斗了几十年,从来就没有争出个子丑寅卯来,今天听了你的这个讲座,真的是令我茅塞顿开,眼前豁然开朗起来了,你给湖都县的文学艺术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啊,你在蠡水文学研究上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恭喜你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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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5楼 发表于: 2017-1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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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6楼 发表于: 2017-1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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