谱牒文化学习与研究 [复制链接]

                         家谱内容
家谱是我国历史文化中值得整理、开发、研究的一份珍贵遗产。

明清以来家谱，内容丰富，尽管编纂形式有不同，收载内容有多寡，但完整的家谱，大致包含以下内容：

（1）谱名：为明血统，防乱宗，谱名一般包含里籍，如《韶山毛氏族谱》、《镇海横河堰包氏宗谱》（包玉刚），有的还加编修时间、次数，如《同治九年进贤刘氏重修族谱》、《中湘陈氏六修族谱》等。

（2）谱序：内容涉及修谱缘由、姓氏渊源、家族迁徙、修谱理论等，续修谱一般保存以前的谱序。大多由本族人撰写，也有名人撰写，如朱熹、文天祥等。

（3）凡例：阐明修谱的原则和体例，少则几条，多则几十条，随时代变化而变化。如民国时有些谱凡例规定女子也入谱。

（4）遗像：刊载祖先及族中重要人物遗像及赞语，诸如“秉姓忠直”，“忠悬日月”等。

（5）恩荣录：登载皇帝对家族中官员、亲属、烈女等的勅书、赐匾、赐碑等。

（6）姓氏源流：考述本族姓氏来源、本姓历史、始祖、始迁祖、家族迁徙经过，各支派远近关系等。

（7）族规家法：各家族自己制定的约束、教化族人的宗族法规，内容具体，包括忠君、孝亲、祭祖、禁赌、财产继承、约束妇女等。

（8）祠堂：记载祠堂建筑图案，修建经过、规模、地理位置，祠堂内祖先牌位排列次序。

（9）世系、世传：记载始祖至撰修该谱时本家族各世代成员的姓氏、生卒年月、科第、妻室、子女、葬地等，是家谱中最重要最本质的内容，往往占到一部家谱的四分之三的篇幅，是寻根的主要依据。

（10）传记：又称行状、行述等，记载家族中重要人物，如忠臣、孝子、义夫、节妇的主要事迹。

（11）族产：家族集体财产，如坟地、祀田、义庄、学田、山林、房屋等数量、位置以及管理办法。

（12）契约：登载与族产有关的契据、文约，宗族内部关于承嗣、分家等契约，卖买田地、房屋、邻里纠纷等文据。

（13）坟墓：包括墓图、坟向（如乾山坤向），祖坟、各支派坟的地理位置，便于后人祭祖扫墓，“不忘祖先”。

（14）艺文：收录族人著述、诗词、奏疏等。

（15）字辈、排行、行第：记载族人世系人名的排行用语。

（16）领谱字号：家谱严禁公开，内部发行，印数按家族房数决定，多余一二部存放祠堂。各房领家谱则按谱号领取，如“天地玄黄，宇宙洪荒……”，并有记录，到时检查。

从上述内容看出，家谱具有以下特点：记载范围的宗族性，系本族人的事迹，本族人撰写；记载内容的广泛性，实是本家族的一部百科全书；记载体例的多样性，史、图、表、志、传，兼容并蓄。

从家谱看炎黄子孙的寻根情结


————王鹤鸣研究员在上海图书馆的讲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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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儿女、炎黄子孙，都有浓浓的寻根情结：我从哪里来？我的根在哪里？要回答这个问题，只有依据一种特殊的历史文献，这就是家谱。

    家谱，又称族谱、宗谱、家乘、房谱、世谱等，是同宗共祖的男姓血亲集团，以特殊的形式记载本族世系和事迹的历史图籍，内容包括姓氏源流、家族迁徙、世系图录、人物事迹、风俗人情等。其中最重要的是世系图录，即记载始祖、始迁祖以来的本家族历代先祖名录，这是确认是否是家谱的重要标志。

中国家谱由来悠远，产生于上古时期，完善于封建时代，数千年来，在不同时代，家谱显示了不同的形态，家谱文献成为我国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家谱种类与沿革

家谱与正史、方志一起，构成中华民族历史大厦三大支柱。

中国古代家谱不仅名目众多，而且种类丰富多彩，根据家谱传承、记载方式不同，可分为结绳家谱、口述家谱、甲骨家谱、青铜家谱、石碑家谱、书本家谱等。

结绳家谱：中国古代在文字产生以前，曾经历结绳记事时代。东北鄂伦春人，到17、18世纪，还在马鬃绳上打结记事，通过打过多少结，知道本家族有几代人，五个结表示五代，十个结十代，他们将这种表示世代的绳结，挂在房子木樑正中，非常崇拜。东北地区锡伯族，到20世纪初，仍保留结绳记载一家人辈数、人数、男女数的习惯，生一个儿子，在绳上系一个小弓箭，生一个女儿，则系一根红布条。

口述家谱：比结绳更为原始的一种家谱形式。我国少数民族，如蒙古族、苗族、彝族、高山族等，都保存口传家谱的习惯，他们采取父子连名的形式，即父亲名字之后的一二个字，是儿子名字的前一二个字。一般家族成员能背出三四十代祖先世系，最多的能背出90多代。

甲骨家谱：就是刻在龟甲、兽骨上的家谱。产生于殷商时期的甲骨文字，其中有一些是专门记载一个家族人物、世系的甲骨，如“儿氏”甲骨，上面记载一个家族十一代十四个人的名字，就是很有代表性的甲骨家谱，是我国目前发现最早的文字家谱。

青铜家谱：就是铸刻在青铜器上的家谱，即金文家谱。在出土商代末年的青铜器中，就有几件记载家族世系的青铜器。在出土的周代两件青铜器中，有380字铭文，记载了一个家族七代世系和事迹。

石碑家谱：就是刻在石碑上的家谱。所谓“刻谱于石，以垂永久”。早在汉代，这种家谱形式较为盛行。如汉代的孙叔敖碑。民国初年，广西南丹县壕塘村竖“莫姓哨目族谱”，共412字，不仅记载莫姓家族世系，而且记载了家族源流。较之甲骨、青铜家谱，石碑家谱要成熟得多。

书本家谱：即是书写、印刷在纸上的家谱，又分古籍和铅印家谱。这是我国目前存世的最主要的家谱，数量在5万种左右。

此外，尚有塔谱、布谱等。

三千多年来，我国家谱的内容、体例和功能，经历了不断丰富逐步发展的过程。大体可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先秦：家谱萌芽。甲骨、金文中已有家族世系的记载，已具备了家谱的基本要素，但较简单。周代的《世本》，记载了远古黄帝至春秋时期诸侯大夫的氏姓、世系、迁居、名号等，是中国家谱的开山之作。

汉代魏晋南北朝：家谱兴盛，已出现谱牒之名。尤在南北朝，门阀势力极度膨胀，官之升迁，只辨姓氏高下，不考人才优劣，于是“有司选举，必稽谱牒”。国家设谱局，出现审查机构，并出现谱学专家。

唐代：家谱发展，修谱继续为官府垄断。唐太宗李世民，为了打击门阀势力，提高李氏皇族地位，专门组织官员编纂《氏族志》，计293姓，1651家，分成9等，李氏一等，外戚二等，原来显赫的家族，列为三等。武则天掌权时，又组织人编《姓氏录》，将武姓列为一等，再次打击旧有的士族势力。

宋代：转折时期。家谱功能由“别选举，定婚姻，明贵贱”的社会政治功能，变为“尊祖，敬宗，收族”的伦理道德功能；编修方式由官修发展为私修；内容更加丰富；体例因欧阳修编《欧阳氏谱图》、苏洵编《苏氏族谱》，创立新体例，人称欧苏体，成为后世修谱的基本体例格局，为家谱进一步发展、普及，奠定了重要基础。

明、清以及民国时代：家谱普及，私修家谱蔚然成风。清代康熙、雍正号召修家谱。家谱普及，尤浙、苏、皖、赣、湘等地，家家修、族族修，有的续修二十余次（一般30年一修）。少数民族也仿效修谱。修谱成全民性的一项文化活动。

近50年：续修新谱。尤在海峡两岸，台湾、福建等省较为突出，各省市均有。台湾近50年来，新修家谱约有六七千种。台湾2200余万人，绝大多数来自大陆，近50年遭人为隔离，他们以修谱表达心向大陆回归祖国的心愿。福建新谱有数千种，其它省也有。福建修谱不少是海峡两岸同一家族共同编修的。大陆修新谱已尝试用新的观点、资料、体例、方法来续修。这是群众中自发兴起的修谱活动。如何看？从主流来看，应予肯定：有利于弘扬中华历史文化，有利于增强民族凝聚力、向心力，有利于和平统一大业的完成。当然也有个别少数利用修谱敛财，乃至复活和增强封建的家族势力，则要注意与警惕。

现代家谱的续编

在世界上，很多其它国家也有编制家谱的习俗，但他们大都只有几百年的历史。而家谱在中国延续了三千多年，已成为我国的三大文献（国史，地志，族谱）之一。仅上海图书馆收藏的家谱就有一万二千多部（九万余册），是目前世界上收藏民间家谱原件最多的图书馆。上世纪五十年代，上海图书馆顾廷龙馆长率领一批年轻人跑遍了全国的纸浆厂，从化浆炉前抢下了六千多种家谱收藏。

由於家谱是族人血缘关系的记录，是社会文明进步的轨迹，是以特殊形式记载的关于家庭起源、家族形成、民族融合及其繁衍生存、迁徙分布、发展兴衰的重要史籍，凝结着华夏文明的形成、发展、传播及各民族、各地区之间经济、文化交流的各种内容，蕴藏着丰富的文化遗产；由於家谱记载的内容又可反映当时的一些重要事件及经历，往往可补充史料的不足，属珍贵的人文资料。它对研究我国的人文发展，及其构成有着不可多得的史料价值。

家谱的格式
　　 一部体例完整的家谱，大致应有以下各项：
谱名、谱序、谱例、谱论、恩荣录、像赞遗像、姓氏源流、族规家法、祠堂、五服图、世系、传记、谱系本记、族产、契据文约
、坟茔、名迹录、任宦记、年谱、艺文、字辈谱、领谱字号、续后篇、纂修捐资人名。
以上是家谱的基本格式。　
　 一部家谱也许不可能将上述基本格式全部用到，但格式中的主要部分如谱序、凡例、世系图、传记、家规、艺文、字辈谱等肯定会有，家谱也正是任借上述内容将家族的历史渊源、迁徙情况、历代英贤等保存下来，并流传后世。 
宋代不仅修谱又形成一个高峰，而且修谱的体例有“革命性”变革。宋人改造和确定体例延续到当代。北宋时，政府不再开设谱局，每个宗族都可自行修谱，政府不加干涉。为了继承修谱的传统，许多文人学士积极参与修谱活动，如欧阳修、王安石、司马光、苏洵等人。这使谱牒的质量大大提高，形式也有创新。对谱谍体例的创新以欧阳修和苏洵为代表。
欧阳修十分重视谱牒，在主持编篡国史《新唐书》中设置了《宗室世系》、《宰相世系》，用以记录李姓皇族的世系和唐代369名宰相的世系。修定《新唐书》后，又编修自家的谱。他采用史书的体例和图表方式，将本家族的迁徙、婚嫁、官封、名谥等编成一部新型谱牒。不久苏洵也编成《苏氏族谱》。二人在修谱的体例上都使用“小宗之法”，即以五世祖作为家族始祖。这是由于五代十国以来，由于社会急剧变化，一般家庭很少能够世代富贵，假如上溯太远，必然会遇到贫贱的祖先，他们觉得这不光彩。因此，一般家族只好采用“小宗之法”。至于皇族，则可追溯数八代、十代甚至百代，也就是采用“大宗之法”来编修谱牒。
欧、苏体例，重在图表的创新。具体地说，每图只记五世，五世以后，格尽另起。在形式上，欧体是横行的，每图五栏；苏体是上下直行的，每图也只列五世。自上而下五代世系条理清晰，依次为高祖之父、高祖、曾祖、祖父、父，自右而左为同辈兄弟由大到小排例。五世排满一图后，则另起一图。但第五世必须同第一图衔接，即末一栏为第二图的第一栏，所以。两图只列了九世。以此类推。苏体的区分世系原则大体与欧体相同，但更为严格。他详今略古，对始迁祖并不看重，也不标明，只详细地记载本支世系，如高祖姓讳、祖父仕与不仕、父娶某氏、享年若干、某日某时卒等。苏洵在谱例上还有一项贡献，即创“大宗谱法”。即记载不限于五世，数十世、百余世都可，纵横交错，记载的内容极其丰富。这就是所谓欧、苏之区别。
欧、苏体例成为后世修谱的样板，但比较而言，人们运用欧体者较多，这是因为欧式以时代为经，以人物为纬，每人之下记载子孙姓名、生平事迹等，见于史传或其它谱牒的，附于图后，记事的繁简详略以远近亲疏为别，谱图简明实用，被后人广为采用，成为宋代以后新谱牒编篡方法的蓝本。
元代已出现了由亲及疏、由远及近、一体共载的现象，不拘泥于欧、苏“小宗谱法”的限制。谱图也突破了五世为图的限制，出现了以大宗谱法做的大谱图。 明清两代的谱牒编修达到了新的高峰。没有不修谱的家族，也几乎没有不入谱的人。现在我们见到的古代谱牒，清代纂修的最多，占50％以上。为了抬高和标榜家族高贵，很多谱牒采用了“大宗之法”。动辄上溯几十代，上百代，攀附古帝王或名人为始祖。但这种风气使某些家族的谱牒失去了真实性。
谱牒体例在清代得到充分发展。这个时期，记事范围几乎涉及到家族、宗族事务的各个方面。除要排列家族世系外，又增加了谱序、传记、著述、祠堂、家规、家训、恩荣录、世系图、世系谱、凡例、家法族规、字辈、谱论、科举、祠堂、祠产、墓图、墓志、五服图、家礼、寿文、贺文、祭文、名绩录、契约、艺文、遗像、赞词、仕宦、传记、行状、志录、年表、余庆录、领谱等20多项（将在另外的地方专门讨论谱牒的内容），并增加了女子、婚嫁、岳家等人物记述，还对入谱人物也进行了限制性规定，行文重视修辞和文采。为使谱牒不至中断，还规定了 “30年”一小修“60年”一大修的年限。所有这些，使得明清时代的谱牒纂修更系统，更完善，价值更高。宋代以前，由于谱牒主要起“奠世系，辨昭穆”、“别郡望，辨婚姻”，以及朝廷选拔官员的作用，因而谱牒的内容比较单调，仅以记载家族成员为主。明清代谱牒记事记人范围的扩大，也是对欧、苏体例的进一步改造和发展。这就使谱牒成了家族史或社会百科全书。这是修谱史上的一个重大变革。这类族谱的社会价值和作用不可低估，可惜后人没有加以很好地利用。著名史学家顾颉刚指出：“我国的历史资料，浩如烟海。但尚有二个金矿未曾开发，一为方志，一为族谱。” 
谱牒初创的形式是什么样子？《史记》里说：“三代系表旁行邪上，其放周谱。谱起周代”（见 史记卷十四.十二诸侯年表注①索隐案）。“邪”即“斜”。所谓“旁行邪上”就是室的横行斜线，以表格形式排列的系表等。谱学专家毋苟先生具体解释道：父辈名讳居一格，子辈名讳居一格，子子孙孙按辈份各居一格，叫做“旁行”。父统诸子，子系于父，谁是谁之子，谁是谁之父，一目了然，叫做“邪上”。在各人的名讳下注明生卒年月日及配偶、谥号等等。这样，就把一个家族从始祖到现在的所有血缘关系都记载得清清楚楚了。
　　秦代的谱牒，无文本流传。汉代的谱牒，现在可以看到的文本有《帝王诸侯世谱》二十卷、《邓氏官谱》、《扬雄家牒》、颖川太守聊氏所作的《万姓谱》等。此外，还有一些碑刻“谱牒”，如东汉时立的《孙叔敖碑》等。此碑背面记载了春秋时楚相孙叔敖十余世孙。再如有关赵宽的碑记。赵宽是西汉名将赵充国之后，历代显贵，碑文完整地记录了赵宽家族数百年的家世。这些碑文已具有谱牒的性质。
　　汉代谱牒的作用与前代大致相同，主要是“奠系世、辨昭穆”，因而，着录比较简单，仅为家族世系，注明生卒、官爵、字号、葬所等。且一般由别人代写，不是自己纂修，多由因而，为尊者讳起见，行文通常称字不称名，这也是汉代谱牒的一大特色。

家谱的价值与弊端
通过家谱寻根问祖，可以增强海内外华人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历史上，家谱的编撰方式分为两个时期，功能作用不一：宋以前主要官修，主要是政治功能，修谱主要为世家大族、朝廷用人服务；宋以后主要是私修，修谱主要是道德功能，凝聚家族、维护族权，为宗族睦族服务。当今时代，家谱作为历史文献，有多方面的价值。我们以前受“左”的思潮影响，往往将家谱看作“四旧”，视为糟粕，有的烧毁。即使保存在图书馆的家谱，也是堆放在角落里，听其尘封虫蛀，显然是不妥的。

开发家谱资源有以下几方面价值：

首先是文物价值。存世的中国家谱是中华悠久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不少属于珍本，现存最早的《仙源类谱》，系宋代内府抄本，至今近千年，有些是明代的版本，有些是名人批校本，有些是钞本，都具有文物的价值。据《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统计，列为该书善本的家谱就有635种，实际上远远超过此数字，这些家谱均属国家级的文物。

其次是资料价值。著名史学家梁启超指出：“欲考族制组织法，欲考各时代各地方婚姻平均年龄、平均寿数，欲考父母两系遗传，欲考男女产生比例，欲考出生率与死亡率比较……等等无数问题，恐除族谱家谱外，更无他途可以得资料。”数量可观的家谱，不仅对家族制度、婚姻制度、人口兴替等研究有着不可替代的资料价值，即对历史学、民俗学、社会学、经济学、教育学等都能提供许多重要资料。如对称雄一世的徽商研究，其中不少有价值的资料即源于皖南徽商家谱。

再次，家谱具有教化功能。家谱中一般都载有“家训”、“族规”、“家法”之类内容，其中固然有不少封建思想，但如敬长老、孝父母、尊师长、崇俭朴、戒奢侈、禁赌博等伦理规范，以及家谱中记载的很多志士仁人忧国忧民的爱国主义精神、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追求真理的奉献精神等，对促进现代文明建设也有积极作用。传统伦理与现代文明是辩证的统一，现代文明建设必须以传统文化为基础，传统文化也只有被赋予新的时代精神才会有生命力。家谱中反映出来的优秀传统伦理，实际上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奋斗的结晶，它曾经对凝聚中华民族发挥过巨大的作用，对促进当代文明建设也必将起重要的激励作用。

最后是寻根价值。家族渊源和世系图表是家谱中最为重要的内容，这是当代人寻根问祖的重要资料，而且只有家谱才能提供这些资料。上海图书馆家谱阅览室自1996年底对外开放以来，接待了海内外的数万名读者，其中不少都是为寻根问祖来查询家谱的。当他们从家谱中查到自己的祖先时，其兴奋之情真是难以形容。中华民族有着强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通过家谱寻根问祖，对于增强海内外华人的凝聚力和向心力，进而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完成有着重要的意义。

作为主要产生封建社会的文化载体家谱，以历史唯物主义分析，其弊端也是十分明显的。

首先是宣扬封建伦理道德。几乎所有的旧家谱的谱序、凡例、族规家法等内容，都露骨宣扬封建忠孝节义、三从四德、重男轻女、族长**等封建伦理规范，乃至封建迷信等。

其次是攀附假托。不少家谱为“光宗耀族”，往往攀附帝王、名臣为自己先祖。如有的李氏称李世民为本族始祖，张氏则以张良、张飞为自己先祖，萧氏则拉萧何为自己祖宗等。俗话说：同姓五百年前是一家，实际不一定是一家。有些名人作序也是假托的，最明显是朱熹，翻阅朱熹作谱序的家谱达几十种，有的是真的，有的则是伪作，如朱熹一篇谱序，竟为周、黄、刘、戴、郑、洪、吴等姓的家谱同时采用，其中只姓氏一字之别，其余文字均雷同，显系伪造。明清时，有“谱匠”、“谱师”职业，专为有些家族制作伪劣产品。

再次是书善隐恶。有的家谱凡例明文规定：“史则善恶俱载，谱则书善不载恶，为亲者讳也。”家谱中，凡本族列祖列宗系官宦、名人、奇才、烈女的，则辟有小传，乃至编写传记、行状，刊载墓志铭等。另一方面，对家族中所谓“叛逆”、“犯刑”、“败伦”、“背义”、“杂贱”者，则采用“除名”、“出族”、“出谱”等措施，不予书写，名不见谱。

当然，旧家谱在观点、内容、体例等方面，还存在其他弊端或不足，我们对旧家谱必须批判继承，弃其糟粕，取其精华。

开发整理家谱资源
编纂《总目》,是中国古籍整理的一项基础性工作。

关于开发谱牒资源的重要意义，20世纪初，著名史学家顾颉刚、梁启超都作过重要的论述。顾颉刚曾说过：“我国史籍之富，举世无比。然列代公认的官修正史由于种种原因，自今论之，尚难允称‘信史’。今青年治史学，当于二十五史外博求史料，取精用宏，成就当非前代所可比。而今我国史学领域尚待开发的二个‘大金矿’，即地方志和族谱。它向为治史者所忽视，实则其中蕴藏无尽有价值的史料，为‘正史’所难于悉纪而不为人所知者。”梁启超也十分重视家谱的价值，他指出：“我国乡乡家家皆有谱，实可谓史界瑰宝，如将来有国立大图书馆能尽集天下之谱，俾学者分科研究，实不朽之盛业也。”

近五年，海内外图书馆界共同参与编撰的《中国家谱总目》项目，就是开发整理家谱资源的一项基础性工作。

经济全球化、知识网络化对全球中文文献资源如何共建共享，提出了更加迫切的要求，为适应形势发展对图书馆的新要求，2000年6月由中国国家图书馆在北京主持召开了第一次全球中文文献资源共建共享工作会议。这次会议确定了8个全球中文文献资源共建共享项目，并确定了项目的主持单位，其中《中国家谱总目》由上海图书馆主持。

编纂《总目》是全世界中文文献资源共建共享的重要项目，是中国古籍整理的一项基础性工作，也是深得民心的一项文化工程。即将问世的《总目》，收录家谱的数量众多，较完整地揭示了海内外各公藏单位收藏中国家谱的基本情况。收录家谱的姓氏共计608个，较全面地揭示了存世中国家谱的姓氏状况。同时，著录内容丰富，体例完备，著录时间跨度长，收录家谱下限为2003年。不仅能为广大研究人员和读者提供新的系统的家族资料，也能促进海内外的文化交流。

编撰《总目》是对全世界存世的中国家谱开展的一次空前的大调查，从而摸清了存世中国家谱的基本状况。数量可观的家谱是中华悠久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总目》对于传承中国历史文化，弘扬中华民族精神必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总目》实是家谱这座矿藏的详细分布图，其问世有助于广大研究人员利用家谱资源，为学术研究提供重要资料。《总目》揭示了全世界范围内中国家谱的收藏信息，这就在更大范围为海内外华人寻根问祖，提供更全面、更系统、更详尽的线索，必将有力推动炎黄子孙回大陆寻根谒祖的潮流。中华民族有着强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通过家谱寻根问祖，对于增强海内外华人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种类繁多、丰富多彩的家谱，是我国悠久历史的一份重要的文化遗产。从夏代到今天，编修家谱绵亘数千年，贯穿中华民族发展史，是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现象。

王鹤鸣研究员：

国家“十五”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家谱总目》主编。上海图书馆原党委书记、历史文献研究所所长。上海海峡两岸学术文化交流促进会副理事长，上海市历史学会副会长。1992年起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主编《中国谱牒研究》、《中华谱牒研究》、《上海图书馆馆藏家谱提要》、《解冻家谱文化》等多部家谱专著。

（来源：文汇报）

宗谱的内容与种类

一、宗谱的内容

宗谱，又称族谱、家谱等，是同宗共祖的男姓血亲集团，以特殊的形式记载本族世系和事迹的历史图籍。完整的宗谱，大致包含以下内容：

谱名：为明血统，防乱宗，谱名一般包含里籍，如《韶山毛氏族谱》、《镇海横河堰包氏宗谱》。

谱序：内容涉及修谱缘由、姓氏渊源、家族迁徙等，续修谱一般保存以前的谱序。大多由本族人撰写。

凡例：阐明修谱的原则和体例，少则几条，多则几十条。

遗像：刊载祖先及族中重要人物遗像及赞语。

恩荣录：登载皇帝对家族中官员、亲属、烈女等敕书、赐匾、赐碑等。

姓氏源流：考述本族姓氏来源、本姓历史、始祖、始迁祖、家族迁徙经过，各支派远近关系等。

祖训、族规、家法：各家族自己制定的约束、教化族人的宗族法规，包括爱国、立志、勤俭、好学、敬祖、孝亲、交友、助人、忠君、祭祖、禁赌、财产继承等。

祠堂：记载祠堂建筑图案、修建经过、规模、地理位置、祠堂内祖先牌位排列次序。

世系、世传：记载始祖至撰修该谱时，本家族各世代成员的名字、生卒年月、科第、妻室、子女、葬地等，是家谱中最重要、最本质的内容。

传记：又称行状、行述等，记载家族中重要人物，如忠臣、武将、学者、义士、孝子、义夫、节妇的主要事迹。

族产：家族集体财产，如坟地、祀田、义庄、学田、山林、房屋等数量、位置以及管理办法。

契约：登载与族产有关的契据、文约、法律文据、宗族内部关于承嗣、分家等契约、买卖田地、房屋、邻里纠纷等文据。

坟墓：包括墓图、坟向，祖坟、各支派坟的地理位置，便于后人祭祖扫墓，“不忘祖先”。

艺文：收录族人著述、诗词、书法绘画、奏疏等。

学辈、排行、行第：记载族人世系人名的排行用语。

领谱字号：旧时宗谱严禁公开，内部发行，印数按家族房数决定，多余一二部存放祠堂。各房领宗谱则按谱号领取，如“天地玄黄，宇宙洪荒……”，并有记录，到时检查。

二、宗谱的种类

 

中国古代宗谱不仅名目众多，而且种类丰富多彩，根据宗谱传承、记载方式不同，可分为以下种类：

结绳宗谱：中国古代在文字产生以前，曾经历结绳记事时代。东北鄂伦春人，至十七、十八世纪，还在马鬃绳上打结记事，通过打过多少结，知道本家族有几代人，五个结表为五代，十个结为十代，他们将这种表示世代的绳结，挂在房子木梁正中，非常崇拜。东北地区锡伯族，至二十世纪初，仍保留结绳记载一家人辈数、人数、男孩女孩数的习惯，生一个儿子，在绳上系一个小弓箭，生一个女儿，则系一根红布条。

口述宗谱：比结绳更为原始的一种宗谱形式。我国少数民族，如蒙古族、苗族、彝族、高山族等，都保存口传家谱的习惯，他们采取父子联名的形式，即父亲名字之后的一二个字，是儿子名字的前一二个字。一般家族成员能背出三四十代祖先世系，最多的能背出九十多代。

甲骨宗谱：就是刻在龟甲、兽骨上的宗谱。产生于殷商时期的甲骨文字，其中有一些是专门记载一个家族人物、世系的甲骨，如“儿氏”甲骨，上面记载一个家族十一代十四个人的名字，就是很有代表性的甲骨家谱，是我国目前发现最早的文字家谱。

青铜家谱：就是铸刻在青铜器上的家谱，即金字家谱。在出土商代末年的青铜器中，就有几件记载家族世系的青铜器。在出土的周代两件青铜器中，有三百八十字铭文，记载了一个家族七代世系和事迹。

 

石碑宗谱：就是刻在石碑上的家谱。所谓“刻谱于石，以垂永久”。早在汉代，这种家谱形式较多盛行。民国初年，广西南丹县壕塘村竖“莫姓哨目族谱”，共四百一十二字，不仅记载了家族源流。较之甲骨、青铜家谱，石碑家谱要成熟得多。

书本宗谱：即是书写、印刷在纸上的家谱，又分古籍和铅印家谱。这是我国目前存世的最主要的家谱，数量在五万种左右。

此外，尚有塔谱、布谱等。

（原文载《人民日报》）

博大精深

关于王阳明谱牒搜考的几个问题(第三辑)
作者:钱 明	文章来源：原创	阅读：259	时间：2009-7-2

谱牒是记述氏族世系的书籍，包括家谱、族谱、宗谱（又称通谱或世谱）等。近年来，不少地方加强了对王阳明谱牒的搜考工作，这对深入研究王阳明，无疑具有重要价值。罗钦顺曾把修谱视为维系社会秩序的重要举措，指出：“王化必自睦族始，而睦之之道，亲以恩亲，分以义正。自宗法废，而宗无所统，犹赖世之仁人君子作谱牒以联属之。”（《整庵存稿》卷九《南安林氏重修族谱序》，《四库全书》第1261册，页120）“王化”即儒家理想化的社会秩序，这属于谱牒研究中的社会学范畴。然本文并不关涉谱牒学研究，而只试图透过对近年来王阳明谱牒搜考工作的调查分析，以纠正其中的错误，提出正确的思路。   一 作为研究王阳明世系及家世的基本资料，除了记述其个人经历和心路历程的年谱外，家谱（又称家乘、家牒、房谱）无疑最为重要，族谱次之，宗谱再次之。然王阳明家谱，修或没修过，本身就是个历史之谜；与阳明有直接关系的王氏族谱，也已难觅其踪[①]；现存于世的若干种王氏宗谱，仅与阳明及其家族存在间接关系。然此类宗谱，经初略统计，有十余种之多。从史料上说，这些宗谱都不能作为王阳明家族的直接证据，况且它们大都修纂刊刻于晚清以后，对阳明先祖的事迹与迁徙过程的记载较为清晰，而对其六世祖王纲以后的家世谱系及相关史实的记录，则远不如阳明胤子王正亿所编纂的《阳明先生家乘》（后钱德洪将其更名为《世德记》，收入《王文成公全书》）来得详细和完整，其中大部分材料，可以说直接或间接地来源于《家乘》及其它正史。因此，此类宗谱大都只有辅助参考价值，实在没有渲染之必要。 然而，近年来随着各地修谱热的兴起，对所谓王阳明家谱、族谱（实为王氏宗谱）的炒作，却显得异常热火。2007年上半年被国内诸多媒体接连报道的有关王阳明家谱的“新闻”，就是其中一例。对这一“新闻”的报道或转载，据笔者初略统计，至少有十余家国内外的报刊、网站参与，其中包括国家级的《光明日报》、《文汇报》，省级的《浙江日报》、《钱江晚报》、《宁波日报》、《东方早报》，市县级的《绍兴日报》、《余姚日报》、《上虞日报》，以及美国《侨报》和人民网、中国经济网等。比如登载在3月16日《浙江日报》上的文章是这样说的：上虞市陈溪乡七十多岁的退休历史教师王岳峰在一位亲戚家里发现了两套家谱，一套是《虞南达溪王氏宗谱》，淮泽堂版，共9册，成稿于清光绪十五年，为第四修；另一套是《达溪王氏宗谱》（上宅王氏谱），共10册，成稿于民国年间，为第六修。并称通过对二谱的研究，获有两大发现：一是王阳明祖籍是上虞；二是王阳明与王羲之是宗亲[②]。3月16日人民网则报道说：上虞陈秋强专门收集了许多王氏家谱，他说：据现身上虞的同治和光绪年间修辑的两部《王氏宗谱（永思堂）》记载，王导系王羲之的堂伯父，根据这一记载，王阳明与王羲之有宗亲关系。3月20日《东方早报》也报道说：上虞近日在国内首次发现了“王阳明家谱”，从而证实了“民间一直流传王阳明家谱在上虞”的说法。3月25日《光明日报》又报道说：据王岳峰介绍,他在一位亲戚家里看见了这两套家谱。“家谱显示王阳明祖籍是上虞，此外家谱还显示王阳明与王羲之是宗亲”。4月5日《文汇报》进一步报道说：王阳明的“祖上家谱”日前在余姚市大岚镇阴地龙潭村村民王沛万家中被发现。家谱不仅显示了王阳明祖籍的来龙去脉，谱中所记录的《王阳明书扇一则》等文章，更属传世轶文，对研究王阳明学术和文化思想具有重要意义。两套家谱均系木刻本，字体清晰，图文并茂。据王沛万说，这两套家谱是从他太公手上传下来的。4月24日《宁波日报》的报道更为详细：据59岁的王沛万说，2004年王到其妻邵东梅的上虞哥哥家做客，闲谈中说起上虞陈溪乡要为世医“昌二太公”立碑的事，但陈溪乡苦于查不到“昌二太公”身世，想找老家谱一查。王沛万表示，自己家有两套王氏宗谱（共19本），可供一查。2005年王岳峰通过邵东梅哥哥的介绍，找到王沛万家查看王氏宗谱。凭着多年搞收藏的经验，王岳峰觉得这是一套值得研究的资料，便写下借条，借去一读。这一借就是整整一年，至2006年5月10日才还给王沛万。此前，在余姚发现有《姚江开元王氏宗谱》、《余姚孝义官人宅王氏宗谱》，与《虞南达溪王氏宗谱》同属王阳明的旁支谱牒，真正是王阳明直系的《姚江秘图山派王氏宗谱》，却至今未见。 通过对上述报道的分析可以看出，《光明日报》、《浙江日报》、《东方日报》、《上虞日报》以及人民网等都是根据上虞方面的消息来源作的报道，而《文汇报》、《宁波日报》、《余姚日报》等的消息来源则是余姚文保所和乡贤研究会。2007年4月下旬，笔者出席在余姚举办的“国际王阳明学术思想讨论会”时，余姚方面的学者就已经指出了新闻媒体在有关王阳明家谱报道中的严重失误。于是故，《文汇报》、《宁波日报》等才在各自的报道中，不仅详细介绍了这两套谱牒的来龙去脉以及其中的两篇王阳明“传世轶文”，而且明确指出该谱只是“王阳明的祖上家谱”，而并非像某些媒体所说的是“王阳明家谱”。应该说，这是一种比较正确的说法。对此说法，笔者想再作些补述与阐释，一方面以明辨这两部谱牒的真实价值，另一方面则欲搞清与其它王氏宗谱的相互关系。

二

第一，类似或相同于这两部宗谱的谱牒，上海、浙江等图书馆均有藏，所以不能称之为“新发现”。比如清同治四年王世学主修、王佩旋等编纂的三槐堂刻本《余姚官人宅王氏宗谱》，民国二年王兆朗主修、王庆堂等编纂的三槐堂刻本《余姚孝义官人宅王氏宗谱》、光绪二十九年刘敝廷主修，王忠桥编纂的存本堂刻本《姚江开元王氏宗谱》、光绪三十二年王仁水主修，王仁开编纂的孝义堂刻本《四明上菁李家塔王氏宗谱》，光绪年间王尧功、王尧德编纂的嗣槐堂稿本《余姚上塘王氏宗谱》（记至光绪二十四年，本支名人：王守仁、王寿、王尧阶），民国二十三年王钦安主修嗣槐堂刻本《余姚上塘王氏宗谱》、以及王锡璋纂修的《余姚三山王氏族谱》（上海图书馆藏清抄本，存卷一、卷二）等。而像《上虞达溪王氏宗谱》，上图亦藏有王德太、王德有纂修的民国二十二年淮泽堂木活字本（谱序题“达溪王氏续修下宅宗谱”，六卷，首一卷），相近的还有上图藏的清王云逵等纂修的道光二十九年齐寿堂木活字本《达溪虹桥王氏宗谱》、清王鼎新等纂修的光绪十六年齐寿堂刻本《达溪虹桥王氏宗谱》等。应该说，上述几种王氏族谱与《虞南达溪王氏宗谱》、《达溪王氏宗谱》具有同等价值，从这一意义上看，二谱的“发现”并无太大价值。

据搜寻和研究王阳明谱牒多年的褚纳新先生说，近年来他几乎查阅了所有能够查到的姚江王氏宗谱，但一直没有寻访到与王阳明关系最近的秘图王氏本支宗谱。后从2006年出版的《浙江家谱总目提要》中发现了两部分别刻于清光绪三十二年和民国三十七年的《四明上菁李家塔王氏宗谱》。其中清刻本由王仁水主修，王仁开编纂，孝义堂木活字本，四卷，封签题为“龙桥王氏宗谱”，为三修本（民国刻本由王仁林纂修，为四修本）。《提要》记：始祖纲（阳明六世祖），明代人。始迁祖怀，字居安，号静养，行春三十五，明成化年间自四明郡城（今宁波市）凉风冈迁居余姚上菁李家塔村（今属鹿亭乡）。本谱始修于清同治七年，世系修录至第二十三世，排行字为书。本支派排行自七世起：守正承先业，贻谋裕后昆；忠孝传家远，诗书绍泽长；功德千秋在，渊源百世宗。卷一谱序、渊源、像容、传，卷二世系图，卷三、四世传。本支名人王守仁、王正亿、王承恩。此谱可谓目前所知的与王阳明关系最为密切的余姚秘图王氏之支谱。据收藏此二谱的海宁市图书馆沈先生介绍，二谱是解放初在硖石本地征集到的。清顺治年间，有一支王氏从余姚迁至硖石经商，从清代至民国，硖石王氏每年都会派人回乡祭祖，这部宗谱就是当年从余姚族里获得并保存下来的。谱中记有嘉靖二十三年进士、阳明门生赵锦撰于万历十年的《姚城王氏族谱序》。序中写道：“姚江之王莫著于旧城，其分派自宋文正公旦之后南渡居浙，其后有质庵公者复自浙上虞之达溪徙姚江，居秘图山后，称秘图王氏。”质庵公即王补之曾孙王季，是余姚王氏的始迁祖[③]。此支王氏以王纲为第一世，彦达为二世，与准为三世，第五世王豪自县城徙居四明山凉风岗，其子王怀再徙至上菁李家塔。王豪是王与准第三子世昌之子，世昌即王阳明父亲王华的叔祖父。由于与王阳明一支的关系如此接近，而王阳明又是受朝廷赐封的新建伯，死后由王正亿世袭，所以此谱还录有王纲、王彦达、王与准、王世杰、王伦、王华、王阳明、王正亿八世祖像[④]。可能是因为同治年间始修此谱时，王氏后人对王先通、王业泰世袭新建伯爵位以及先字、业字辈的情况已不太清楚，所以没有录入先字辈和业字辈的名人。不言而喻，《四明上菁李家塔王氏宗谱》才是迄今为止所能见到的最接近王阳明家族的余姚秘图王氏之支谱，所以对该谱的价值发现，才真正称得上“新发现”。

第二，这两部谱牒，皆非家谱，亦非族谱，而是与王阳明世族存有旁支关系的宗谱。一般来说，只有以某人为中心的谱牒，才能被称为某人之“家谱”。比如温州市图书馆所藏的《刘基家谱》抄本（由刘基十六世孙刘廷梁手抄，二十世孙刘耀东补抄并捐赠，共四十八叶），录有“彭城郡世系”八代，起北宋刘延庆至八世祖刘基（其中第八世除刘基外，还有刘舒和刘陛），又录有“永嘉刘氏世系”二十世，起刘基至刘耀东，皆有传略。而“永嘉刘氏世系表”，则对主要人物的世次、排行、字名、官爵、迁徙、生卒、妻小、坟墓等项都有明确记载。将此《家谱》与《明史·刘基传》比较后发现，《刘基传》是以《家谱》各传为基础，后者的内容要大大丰富于前者[⑤]。因该谱完全以刘基为中心，故而称其为《刘基家谱》是没有问题的。然上文所提到的王氏诸谱，皆无此特征，故而不仅不能称作“王阳明家谱”，甚至称“王阳明族谱”都有些勉强，而只能称作“王氏宗谱”。只是由于各谱与王阳明一支的关系有远有近，故而对王阳明及其先辈、后辈的记载亦有疏有详。

第三，把王阳明祖籍上虞说成是一大“发现”，实在不值一驳。发现者的理由不可谓不“充分”：既然王阳明所属的余姚秘图王氏是从上虞达溪迁徙而来的[⑥]，那么由此得出王阳明祖籍上虞的结论不就顺理成章了吗？然照此逻辑，若径直往前追溯，我们同样可以得出王阳明祖籍是浙江嵊县、余杭甚至山东瑯琊的结论。因为上虞达溪的这一支王氏是从嵊县迁徙而来，而嵊县的一支又是从余杭仙宅界迁徙而来。可见，这样的“发现”和推断，其实毫无价值可言。

于是故，此说一出，就有学者提出了质疑，指出由此来认断王阳明祖籍上虞“是不够严谨的”。且不说《达溪王氏宗谱》所记载的内容准确与否，即使照此谱所言，从千四公王寿[⑦]始居余姚以来，传至王阳明己历10代，那么王氏也至少在余姚生活了二百多年。而所谓“祖籍”，不管是在古代还是现在，一般都不会超出父、祖之籍贯。因此，说王阳明祖籍上虞，至少是用词不当，说他“根”在上虞，倒还说的过去[⑧]。

第四，说王阳明与王羲之有宗亲关系，这也并不是什么“新发现”。早在明嘉靖四十三年钱德洪编纂的《阳明年谱》中就有类似记载，明清文献及诸多谱牒中，可以证明王阳明是王羲之堂伯父王导之后而与王羲之有“宗亲”关系的说法，更是人所共知。

第五，笔者以上所述，并不是要否认王沛万所保存的《虞南达溪王氏宗谱》和《达溪王氏宗谱》之价值。众所周知，修谱之风盛于宋，谱谍的修撰亦由官修而转变为民修，到明清时，已没有无谱之族，也没有无谱之人。大多数我们现在所能见到的谱牒都是明清以后始修的。但一般来说，古人修谱只重本支而少触旁支，更少有去祖源实地考证者，后人追根溯源，往往会有所出入，所以任何一套谱与祖源谱相对接或者宗谱与宗谱之间，都会有所不同，而通过对这些不同内容的分析比较，就可以获得我们所需要的史实信息。另外，且不说此类宗谱在经济学、社会学、地域史等研究领域所具有重要价值，即使就王阳明研究而言，因王阳明无家谱（详见后述），直系族谱又没找到，所以借助对这类旁系宗谱的比较研究，至少能使我们获得一些旁证材料，以填补家谱或直系族谱缺失所造成的“空白”。至于在《上虞达溪王氏宗谱》和《达溪王氏宗谱》中所发现的王阳明的两篇佚文《阳明公书扇一则》和《伯三公像赞》，其研究价值更是不言而喻。其中《阳明书扇一则》所言“千罪百恶皆从傲上来，傲则自高自是不肯居下人，故为子而傲必不能孝，为弟而傲必不能悌，为臣而傲必不能忠……”[⑨]，就清楚地反映了王阳明的人格个性和对儒家五伦的崇拜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