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 亲
陈继华
父亲，1929年6月23日出生在江西都昌的一个小山村，记得父亲说起他的人生经历，4岁时母亲过世，他的哥哥6岁，后来他的父亲续了弦，就有了后面的两个弟弟和两个妹妹，读了两年的私塾，为了维持好继母和家里的这么多兄弟姊妹的关系，他的父亲忍痛把前妻所生的两个孩子都先后拉出去学徒，伯父9岁学裁缝，而他在13岁时去了临近一个县———鄱阳县，开始学木匠。师傅对他很好，是村上的一个堂叔，手艺很精湛，但是也很严厉，有时严厉的让人窒息！晚上睡觉是不能动一下的，动一下就会被掐腿。13岁的孩子第一次出远门，肯定很想家，很想很想......，特别是想父亲，夜里经常睡梦中喊“爸爸、爸爸”。有一次他想家实在想得不行了，他就偷偷地一个人出走了，凭着之前跟着师傅来时的记忆，一路边走边问，累了就坐在路边休息一会儿，用衣襟当蒲扇给自己扇扇风，此情此景，在我的面前俨然就是一幅苦难的乡愁画。但是当他走出大约30里地时，他的师傅追了上来，回到寄宿的阿婆家，一顿臭骂和狠打，晚上睡着了还是在抽泣，听父亲说，当时阿婆把他的师傅也骂了一顿。还有一次他在做木工活时一不小心让斧头把左手的三个指头前段砍掉了，血肯定是在不停地滴下，师傅没有安慰，反而给了他一顿恨铁不成钢暴打，头破了，血顺着脸颊流下......，至今70多年过去了，头顶上的那道伤口还不时地有痂脱落。正是在师傅近乎变态的管教下，他后来成了我们那个地方有名的木匠师傅。
26岁那年，他参加了当地的土改，贫苦人家的孩子总是那么的实诚、忠贞、积极、卖力，他一路从大队的小跟班做到了两年后的乡党委书记，直至三年后成为我们县一个专区区长，在这三年里，他两次进市党校学习，父亲说当他第一次拿到党校学习结业证书的时候，别提有多高兴，因为他说他的档案上标注出他已经是初中文化了，直到现在爸爸闲时，还一直保留看书的习惯，我也帮他买了很多名著、小说、人物传记。29岁，专区区长，在今天的我看来是一个很值得崇拜、羡慕的人生里程碑。
父亲的性格是善良的、淳朴的，也是刚正不阿的、爱憎分明的。他当区长时爱家、爱民，当时一个月的工资是二十多块钱，对于一个从穷苦人家走出来的农家子弟来说，在当时应该还是蛮不错的，但每个月只要到了发工资的日期，伯父就会准时来到区里，拿些钱和粮票回家，因为家里的弟弟妹妹们都在读书，小叔叔读书直至后来读师范都是父亲拿钱送出来的，因为家里穷，三叔被爸爸送去当兵了。听母亲说，父亲是个愚忠的人，那时候有个运动叫做“献忠”，家里实在是没有值钱的东西，父亲就把母亲唯一的娘家带来的银手镯捐献给了公家。还有一次，在冬天，走在路上，看到路上一位老农衣着单薄，就把区里刚刚发下的军棉大衣脱下来给了那位农民大伯。
父亲爱家、爱民，爱到了极致，爱的令今天的我既佩服又难以理解。因为爱家，自己往往是身无半文，因为爱民，他可以连区长都不做。那一年，县政府要各区报粮食生产情况，区书记为了好的政治功绩，就在报表上虚报了很多，父亲看到后，当即就不同意，说这样会损害农民的利益，到时候交不上来，区领导会被追究责任，交上来了农民就会忍饥挨饿，如果当时要是上报了的话结果肯定是后者，所以父亲为这个事情跟他的上司大吵一架，吵得很厉害，也很深刻，父亲把报表摔在桌上，拂袖而去，父亲用他的良知和不满制止这个悲剧的发生。正是有了这么一次，他的上司就心存恨意，在后来的反右派斗争中处心积虑的就给父亲安上了这样一个“右派分子”的帽子。这期间发生了这么一件事情，当时一个潘姓的同事跟父亲很要好，也是区委的一个领导，有一天他们俩搭头睡在一个铺上聊天，言语间两人说了一些对当时时事的看法，正是这样的一个夜晚，也正是这样的一次无心的交谈，成了日后父亲被扣”“右派”的证词，后来知道就是那位书记派潘叔来探口风的，至今父亲也不知道潘叔为什么要那么做，父亲说也许当时有他的无奈，我为父亲这样的胸怀感到不惑和震惊，但也感到欣慰！父亲因为这个“莫须有“的罪名被降为管理三个乡的总书记，后来父亲在回忆的时候跟我说起，当时他实在是受不了这样的委屈，一气之下，他递交了辞职报告，回家务农，这一回就是20年。在这期间正是国内“大跃进”、“文化大革命”时期，到处都是游行，天天都是批斗。我为父亲感到万幸......！
无巧不成书，在这期间却发生了一件很有趣的事情，之前的那位受人之托、陷害了父亲的那位潘叔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也被人当成“靶子”查处，有一件致命的事情刚好发生在父亲早年在岗的时候，当时县政府调查员来到我家，要我父亲出来做个人证，父亲当时的回答是这件事根本就不存在。也就是至关重要的人证不存在，潘叔逃脱了这次审查。我试着进一步问了一下父亲，到底潘叔有没有那么回事，父亲只是说，有是有，在他看来放下去根本就是一件小事，但在那个年代如果真要提起来，也可以无限制的放大。父亲还说，虽然他曾经害过我，但在那个批斗得天昏地暗的年代我何必又去害他呢？父亲，您让我怎么样为您骄傲和自豪呢？
在家的20年，父亲做了很多工作，除了种田，还参加了生产大队的手工业合作社，做过会计、当过大队主任，当然父亲说那时他还有一个爱好，就是唱戏，母亲说这其实是父亲当时消除苦恼的一种方法，作为儿子，我能体会到父亲当时的落差对他的心里的打击不是能用时间冲刷而掉的。
1978年，在邓小平同志重新回到中共中央的领导集体里后，全国上下开始了拨乱反正，父亲的“右派”帽子终于在多年后平反了，父亲恢复了工作，恢复了工资级别，但没恢复职务，被县政府安排在水利部门工作，直至退休。祝福老父亲身体健康。。。。。。！
2016年7月2日
写于长沙梅溪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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