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专家”不能说是一种心态
陈相飞/文
近年来,许多人提及所谓“仇官、仇富、仇警”心态,前些日我忽然有了一项新发明,叫做“仇专家”。当时觉得这个词有些创意,后来感觉,表述虽有新意,其实并不妥当。
诚然,目前一些所谓专家的看法经常引起非议,比如明天截止的《通用规范汉字表》征求意见问题,专家们提出的一些设想即不被认同。然而,我们看看实际情形会发现,其实反对的人群里也有专家。
报载,8月25日下午,30多位著名文字学家聚会中国社会科学院,集体对《通用汉字规范表》的科学性质疑并呼吁叫停。这些专家中,有中国社科院荣誉学部委员杨曾文以及来自中国社科院、北京社科院、北京语言大学等的著名专家江枫、王文远、萧启宏、李敏生、张朋朋、许寿椿、王永民等。即便是普通群众,其反对的出发点也不是由于提出者为专家,而是有着可以上得了台面的充足理由。
如果“仇专家”是一种心态,这种心态应该是:凡是专家赞同的,我们就反对;凡是专家反对的,我们就赞同。这样的心态明显是偏激的、非理性的,也是不宜支持的。
从这次汉字调整征询意见情况看,问题或许在于,人们普遍担心专家行使“话语霸权”,垄断话语权,从而擅自将某些本该仔细推敲的事情“一锤定音”。这样的担心并非空穴来风。8月22日《北京日报》报道,8月21日字表研制专家透露,字表已获得67%的“赞成票”,反对者大概占6%。而8月27日《人民日报》文章则称,根据网上的投票结果,90%以上的网民“反对调整44个汉字的写法”。两个统计结果截然相反!这就怪了,究竟哪个符合真相?或者,专家所说的67%的“赞成票”说的是总体,并不否认90%以上的网民“反对调整44个汉字的写法”的事实?这其中同样令人深思的是,如同著名翻译家江枫所说,“据说是有3000名专家参与、历经8个寒暑才完成的《汉字表》,在对外公开征求意见时只给了不到20天的时间,未免不够诚恳和慷慨。”这样的情况,无疑让人们产生一些隐忧:专家是不是在强制性地左右我们的生活?
有人就此次“汉字整形”中的一些分歧,概括为“文化阐释权、文化话语权的隐性权力之争”。我以为,假如真有这方面的因素,似乎太小家子气了。我不认为大众有如此的心态,而这个“不认为”也是我的忧虑所在。我以为,分析问题一旦走进了这样的胡同,就没有了是非,而一旦将争议形成了“权力之争”的认识,人们对争议结果的判定就会乱套。
回到争议方面,学术问题固然是见仁见智,但专家务必清楚,作为掌握了一些话语权的人,尤须谨言慎行。这是古人的教诲,今天仍然没有过时。毕竟,如果说出的话很重要,那是要给别人甚至社会造成很大影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