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路的检点下来,还发现一个古怪现象,即自江万里始,都昌籍的那些古典式官员,作为朝廷人员,均“发迹”于国家危亡时期的末朝末代。不用说,江万里是典型的一例。而明代的余应桂也是如此这般。崇祯皇帝都已经上吊死了,余应桂逃到都昌,仍然组军反清,结果被清军擒获磔杀而死。至于刘仕毅、曹浩森等,亦随国民党军队的溃败而逃亡台湾,都不肯做弃暗投明的选择……我不知道这是历史的巧合,还是“都昌佬”的性格使然。认真想想,这可能缘于宋明理学的深刻陶制。古典式的高级知识分子,多以“愚忠”的方式,表达自己对理想的绝对忠信,并以责无旁贷的担当精神“杀身成仁”——每念及于此,我们无法不对这些先贤们肃然起敬的;至少被他们的人格力量所征服。经典之谈,真的都昌人有股“士为知己者死”的正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