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年我略略考察过中国的宗教资源，并且试图评估各种不同的宗教资源对于中国当下精神文化的影响，预测其未来的发展前景。
当下中国，发展势头最猛的无疑是基督教，影响面最为广大的当属原始宗教。儒教一直最为深入人心，可是其中礼教早就崩溃，族缘认同在当下城市化过程中正在迅速瓦解，其中的祖先崇拜则本来就是原始宗教的一部分，至今依然在底层原始宗教中享有不可摇撼的地位。所以，当下中国，最为昌盛的乃是外来的基督教和千万年前从泥土中生长起来的原始宗教。
基督教进入中国虽然很早，但是它在中国真正的繁荣却是借助殖民者的枪炮才实现的。今天在中国还很有魅力，是因为几百年来西方基督教社会（主要是资本主义力量）成为主宰人类社会走向和地球命运的主流力量，中国百年以来的所谓“现代化发展战略”，乃是对此种主流力量的认同与趋归。在此背景下，中国国民对基督教的热情长盛不衰，几乎是顺理成章的。
随着中华民族在文化上的自觉意识越来越强，国人对于西方文化及其发展模式的认同与趋归将会逐渐产生变化，对基督教的关注和热情也会跟着改变。再说，基督教是一种缺乏包容性和适应性的宗教。它走到哪里，就对那里的文化进行覆盖性的毁灭。
当年在罗马帝国，它有幸获得了国教的地位，古希腊和古罗马原有的宗教文化从此毁灭不传。在最近五百年以来的殖民过程中，它主要是借助军事占领、政治压迫和强迫贸易而推广的，它的影响遍及全球每个角落，所到之处，本土文化无不面临毁灭的危机。
在殖民地获得独立以后，原住民都在逐渐实现民族文化的自觉，他们都把文化权利、宗教权利看作民族权利的一部分。在南美洲和北美洲，原住民印第安人的文化复兴运动和宗教复兴运动，一直在主流社会即基督教社会的压制下顽强发展。至于中国，正如上文所述，随着民族文化自觉意识的增强，基督教的发展势头将会产生变化。
未来中国，什么宗教最有前途？我看当属佛教。
佛教东传以来，多有起伏。尤其清末以后，国势衰微，传统文化惨遭质疑，佛教更是被上流社会无情抛弃。民国初年，绝大多数寺庙都变为新式学堂。到了下一个时代，和尚尼姑更是被迫还俗。
可是，底层社会礼佛的香火一直绵延不绝。最近三十年，随着社会的开放和发展，宗教的空间也有所发展，佛教的香火正在逐渐、缓慢的恢复之中。
中国佛教，影响最大的是禅宗和净土宗。这两种宗派都是外来宗教本土化的典范，经过千百年来无数高僧大德的增益改造，既能与中国的原始文化和底层民众相宜相谐，又能跟中国上流社会的人生修炼和精神探索相呼应，今天已经基本上可以将二者看作本土宗教，至少可以看作中国化的宗教。
禅宗和净土宗二者各有所长。禅宗讲究顿悟和禅修，非高智慧者和有闲阶级不可得之。净土讲究西方极乐世界，讲究称名念佛即得解脱，即使劳苦大众也不难实践之。
就一种宗教的结构而言，净土宗有西方极乐世界、有终极世界、有彼岸空间、有引导者、有跟终极者和引导者沟通的方式。这是世界上大多数影响广泛的宗教都具备的完整结构，所以，容易被底层人群所理解、所接受。
禅宗作为一种宗教，在结构上似乎不够完整，或者说它根本不是一种宗教，而是一种关于个体生命前途的探索与实践。
就适应人群而言，禅宗适合于中国社会的中上流人群，以及高度城市化的欧美居民，净土宗在不拒绝上流人士的同时，更适合于广大底层社会的人群，包括全世界的乡村居民。两个宗派可以满足不同人群的需要，具有互补效应。
一种宗教的前途不是寄托在上流人群的身上，而是寄托在底层人群的身上。一种宗教只有被底层人群所喜爱，才会具有永久的生命。因为上流社会的文化适应能力极强，其文化追求与时俱进，变化多端。底层社会文化适应能力很弱，其文化追求和宗教追求十分执着、持久。
近代以来中国上流社会先后经过了儒教（清末，袁世凯、康有为）、基督教（孙中山、蒋介石）、共产主义（陈独秀、毛泽东）、无神论等等，二十世纪的一百年间就有这么多变化，平均每二十年一变。
底层社会则一直信奉佛教和原始宗教。佛教东传已经约有两千年，以隋唐佛教的兴盛为标志，佛教在中国的繁荣已经长达一千多年。
以鬼神崇拜和祖先崇拜为代表性内容的原始宗教，如果说产生于两万年前，那么就可以说，中国底层社会目前信奉的两种宗教，一种起源于两万年前，一种开端于两千年前。这跟二十年一变的上流社会的信仰比起来，实在太稳定、太持久了。
所以，一个民族如果在久经蹂躏之后还能万变不离其宗地保持一点文化特征，那多半是由底层社会的坚韧、保守、惰性而实现的。“万变”者上流社会也，“不离其宗”者底层社会也。
而真正从精神慰藉、心灵震撼的角度对于宗教具有内在需求的，最主要的也是底层社会。上流社会往往忙于追名逐利，信仰方面常常比较淡漠。他们的宗教行为，也常常是政治行为的一种间接表现，比如将某一种或某几种宗教施之于底层社会，以帮助实现社会稳定，这才是他们的宗教目的。
简言之，上流社会的宗教行为，主要只是政治行为的延伸。就纯粹的信仰而言，他们的根基很浅、很薄、很假。底层社会则没有追名逐利的权利和机会，他们需要某种信仰支撑自己的生命。他们一旦拥有了这种信仰，就与生命无法分开。他们信仰的根基很深、很厚、很真。所以，一种信仰若是获得了底层社会的认可和接受，能够给底层人群带来慰藉和幸福，它就是获得了永久的前途和生命。
佛教里的净土宗，在中国当下各种合法宗教中，是最适合在下层人众中传播和普及的宗教。早在一千六百年前，慧远法师就对净土宗进行了中国化的改造，使得这种来自西域的宗教能跟中国的儒学和原始宗教相共存，从而达到了净土宗与本土文化的水乳交融。考诸民间社会，净土宗与原始宗教不但并行不悖，还常常融为一体。净土宗救苦救难的法力，正在广大信众中发挥作用。日后还将继续产生无量功德。
九江是人文荟萃之地，庐山更是文化圣山。在中世纪，中国的文化中心由北向南移动，九江是文化老人迈过长江天险的第一个落脚点。
东晋和刘宋相交时期，陆修静结庐于匡庐丛莽之中，对道教进行适应于时势的变革，慧远造庙于山谷深处，对西来的佛教进行本土化改造，陶渊明作为魏晋玄学思想和精神的集中体现者，以了悟生死、超越鬼神的旷达精神，遁迹于山（庐山）水（鄱湖）之间，向后人注释着生命的虚无与洁净。
这三个人都是中国思想史上划时代的人物，三个人的选择围绕着九江和庐山展开，标志着中国思想的中心向南方的转移已经迈出了坚实的第一步，从而使得庐山成为中国思想史上举足轻重的圣山。
唐宋时代，九江和江西的精神文化更是星汉灿烂，一片辉煌。禅宗史上的五宗七派，绝大多数诞生于江西。后来的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也是以江西为中心凝聚、形成，并从江西传播开来。
文学上更是蔚为大观，著名的唐宋八大家江西占了欧阳修、王安石、曾巩三位，黄庭坚的江西诗派是历史上唯一以省名命名的文学流派，晏殊、晏几道、姜夔等等也如黄庭坚一样璀璨夺目。审美文化的极尽繁荣，跟宗教、哲学、伦理学的繁荣是密切相关的，可以看作是江西作为思想中心的连带效果。
当年慧远的东林寺、陆修静的简寂观、陶渊明采菊的东篱、云居山真如禅寺、南唐的庐山国学、李璟的读书台、唐宋的白鹿洞书院，这些属于九江的文化事物，都是江西作为全国思想中心的诸多标志性文化空间的一部分。它们至今依然在中国的宗教、学术、文化诸领域产生着重大影响。
中国远古时代的精神文化，在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时期，凝聚成儒家、道家、墨家、法家、兵家等多家学派，成为往后两千多年中华民族的主要精神资源。秦汉以后，魏晋玄学、程朱理学、陆王心学是支持中国精神文化的三个主要的本土思想资源，禅宗、净土宗则是对外来精神文化进行创造性改造最为成功的两种思想资源。
这五种资源中，魏晋玄学作为学术在江西并未得到繁荣，但是它以精神人格的形式和文学的形式在陶渊明这里达到峰巅，此后对文学史、思想史和士大夫的精神生活影响至巨。中国历史上能够称得上读书人偶像的人物，只有六位，他们是孔子、孟子、老子、庄子、屈原、陶渊明。
六位偶像有五位诞生于先秦时代，仅有一位诞生于秦汉以后。中世纪的这一位为什么享有如此至尊的地位？为什么他诞生在江西？陶渊明正是在中国的文化中心南移之后，其重要性才逐渐得到后人的充分关注、阐释和肯定。所以，他的影响力，他的受敬仰的程度，与江西成为思想中心的历史格局，互为因果。
另外四种思想资源，江西都是最主要的或者最重要的凝聚之地，形成之地，以及传播中心。所以，说江西在中世纪是中国的思想中心，大致不虚。而九江，是这个思想中心的奠基之处和肇始地，是一个绚丽多彩的文化盛景的入口，也是其峰巅所在。
慧远法师是这个思想中心最早的奠基人，他跟陶渊明一样，是江西思想史和庐山文化史上的开创者、奠基者，这一点毫无疑义。他不只是属于净土宗，也不只是属于佛教，而是属于整个精神文化。他不只是属于庐山和江西，也不只是属于中国，而是属于全人类。
所以，许文华先生致力于慧远法师之佛思、之法门的弘扬和传播，对于发掘九江的历史文化、提升九江的文化地位，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同时也是造福于娑婆众生的善举。我非常欣喜地注意到，在当今的佛教各宗派中，净土宗对于当下威胁全人类的环境危机和精神危机，具有最深切的关怀和最积极的回应。这正是我特别敬重净土宗的原因之一，也是我对净土宗的前途怀有坚定信心的原因之一。
即将竣工的东林大佛，坐落于庐山鄱水之间，与天地圣光交相辉映。大佛像及其配套工程，既饱含着丰厚的佛教底蕴，又充满了现代色彩。这是一个伟大的文化工程，是全世界佛门的盛举，是人类精神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东林寺作为佛教圣地，因此而更增加了许多神圣的光彩。东林大佛作为将礼佛、修行、讲经集于一身的伟大工程，将有可能促成九江成为佛教传播中心。
净土宗早就是世界性的宗教，所以九江早就是一座世界性的宗教城市。随着净土宗的日益光大，九江作为净土宗的发源地，很可能发展为全世界的佛教中心之一。在我看来，净土宗是一种具有非凡感召力和救济力的宗教，具有吸引信众的内在魅力，因而具有光明前景，而东林大佛住世，很可能是净土宗复兴的一个标志性事件。
赣公网安备 36042802000101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