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后花了三天时间，我总算将斯蒂芬·茨威格的大作——《昨日的世界》看完了。此书作为一部伟大文学家的绝命书，读之不免令人恻惋叹惜。虽然只看了一遍，记住的也只是个大概，但是我对作者高贵的人格、文品油然生出一种敬意。作者一生致力于人道主义理想的传播，凭着一颗刚正不阿的伟大心灵，获得了世界各国读者的好评，然而他却不能容于自己的祖国。希特勒上台之后，茨威格生前的所有著作全部被焚遭禁，从此这位伟大作家几乎从德国学者的视野中完全消失。后又遭纳粹驱逐，先后流亡英国、巴西，他那可歌可泣的伟大理想就这样在战火中毁灭。对思想敏锐、感情细腻的人来说，精神上的折磨往往甚于肉体上的酷刑，因此，万念俱灰的茨威格走上了自杀之路。为他的死一掬同情之泪的同时，我又想到了中国的文人学者。
像茨威格这样敢于为真理牺牲的文人，中国历来不缺，最早的爱国诗人屈原就是其中一个。虽然屈原与茨威格的时代与国度都不同，但是他们两人悲惨的命运却是殊途同归。屈原也曾有过伟大的理想，然而却遭到女干佞小人的不断排挤与诽谤，一度过着悲惨的流亡生活。政治理想破灭之后的屈原，对前途感到绝望，虽有心报国，却无能为力，只得以死明志。从屈原与茨威格的结局可以看出，他们二人都具有对事业与理想的强烈的献身精神，然而，他们却过于悲观，对于自身生命的难能可贵之处没有注意到。与他们二人相比，苏东坡或许更显得睿智。
自“乌台诗案”之后，苏轼的人生被彻底改写，以前的青云直上逆转成今后的颠沛流离。晚年苏轼的生活之苦远远超过屈原与茨威格，杳无人烟的流放之地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纵使自己的书法如何了得，寄出去的书信也是无人理会，其内心的孤苦可想而知，然而他依然能够快快乐乐地过好每一天。苏轼的真正成熟，在于他看破了尘世中的一切得失，重新回归自然，回到简简单单的生活中来。在他看来，人生殊不易，生活需要好好享受。他那“小舟从此逝，江海寄馀生”的旷达豪放的人生态度不知感染了多少后世的失落文人。
无论是略带悲观色彩的茨威格与屈原，还是积极乐观的苏轼，他们都具有共同的特点——“扬善惩恶，坚守道德良知绝不动摇。”无论社会多么黑暗，都无法让他们卑躬屈膝，他们不愧是真文人，言行一致，表里如一。反观当代中国的文坛，死气沉沉、毫无生机，大有文化倒退之趋势，敢吐真言的作家文人少之又少，而出的书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得多。大多有重大影响力的作家不是沉浸于狭小的个人生活空间，就是大唱社会的美丽赞歌，对社会黑暗的一面则视而不见、唯恐躲之不及。难得出现几个敢于出声的青年作家，例如韩寒，却不断遭受打压。对于那些只知歪曲事实、欺世盗名的假文人，我不禁要问：“你们知道文人的基本使命是什么吗？”身为一个文人，连基本的道德良知都无法保证，就知道大产文化垃圾，你们配当中国的文人吗？
我们不能把鲁迅看成一个时代的印记，也不应该把他推上一个不可逾越的高山之巅。我们只能把他看作一个合格的文人，这样的文人中国一定要普遍存在，这样的中国才有希望！我真心期待，中国的未来会不断出现“鲁迅二号”、“鲁迅三号”之类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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