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达洲伯是我们村小学的民办老师。在《曹氏宗谱》文里我曾介绍过，我们村有500年的历史，约3000人，村里男丁全都姓曹，都是500年前曰智公的后裔。所以达洲伯虽然是老师，但学生们都是按照辈分称呼他，他和我父亲同辈，比我父亲大几岁，因此我一直喊他“伯”。
达洲伯也是我家的邻居。我家紧邻村小学的西边，达洲伯就住在小学里——他没有属于自己的房子。村小学的校舍是7、8间土房，组成半个“口”字状，一到五年级，每个年级一间教室，其余的几间，白天是老师的办公室，晚上便是达洲伯的家——他，一个女儿，一个儿子。达洲伯的妻子改嫁了。
达洲伯矮胖，整洁，头发一丝不苟，我从没见过他发脾气，也没听见过他大声说话。小时候的我常见他蹲在学校的走廊下，默默地抽着旱烟。那时候的我，不知道人会有心思，会有回忆。
调皮的男孩子们非常崇拜达洲伯。夏天在
鄱阳湖玩水的时候，男孩子们比赛泅水，你不服我我不服你，但最后大家都会用崇拜的口吻提起达洲伯，因为听大人们说达洲伯能一口气游到夏山。我们不知道夏山有多远，鄱阳湖烟波浩淼，放眼望去，唯一可见的，便是影影绰绰的夏山。
达洲伯还写得一手好字。我记得过年的时候，村小学就特别热闹，大家都拿着红纸，找达洲伯写对联。我不知道达洲伯为大家写了多
少年对联，也不知道他贴了多少钱买毛笔、墨汁。长大后的我，才明白了毛主席的一段语录：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
记忆中童年的某些场景，犹如无声的黑白电影片段，比如看达洲伯代写书信。寂静幽暗的夜晚，煤油灯下，某个老太太或者老头子口述着，达洲伯写着。信写好了，达洲伯念一遍，老太太或者老头子没啥补充的了，达洲伯就把信塞进信封，写上收信人的地址。老太太或者老头子就千恩万谢，带着信，走了。
那个时候没有电灯，没有
电话，会识字、写字的人也不多。村里有一些男人在外讨
生活，比如在南昌、景德镇做着木匠、篾匠等手工活儿。现在想来，他们收到的家书，都是同样的笔迹，都带着达洲伯的痕迹。
二
我读五年级的时候，达洲伯教我的语文。我们都很喜欢上他的课，因为他并不完全是照本宣科，有时候他会甩开课本，给我们讲故事，念《小说月报》，在他那儿，我第一次听说了鲁滨孙的故事，第一次听说了曹浩森的故事，幼小的我模模糊糊地觉得：外面的世界很宽广，很神秘。
达洲伯说，曹浩森是国民党的上将，是我们族人。曹浩森当江西省国民政府主席的时候，我们村某某在南昌做手艺，有一天，南昌人欺负他，他急了，跺着脚嚷道：“浩森是我的叔，你晓得不咧？！”达洲伯模仿着那个人的形态声音，惟妙惟肖，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记得好像是在学《多收了三五斗》的时候，里面有一个新词“兆头”。 达洲伯就讲了一个故事：某次，曹浩森回乡探亲后返回南昌，在村口上小船到鄱阳湖中央换乘轮船，上小船的时候，一阵风吹来，桨断了。送行的族人都心里一惊，暗道“这可不是个好兆头。”果然，不久，曹浩森就败退到台湾去了，再也没有回过故乡。同学们津津有味地听完这个故事，都明白“兆头”这个词的意思了。
还有一次，课本里有一个新词“号外”，我们觉得很是难懂。达洲伯就讲他在南昌的时候，当时发生了一件什么什么大事，于是大街小巷，都看见报童高举着手，手里摇着报纸。达洲伯模仿着报童，喊道：“号外号外，怎么怎么啦！”近30年过去了，音容宛在。
在学方志敏《可爱的中国》的时候，达洲伯说，方志敏烈士的妻子叫缪敏，后来疯了，他以前在南昌八一大桥那儿常能看见她。我记得小时候的我一下子就觉得书本上的事并不遥远缥缈，而是那么的真切可见。
三
达洲伯的儿子建华大我两岁，我们小家伙们常在一起玩。记得只要哪个和建华闹别扭了，就会使出“杀*手*锏”，骂道：“地主崽！”建华一听，就蔫了，不再做声。
那个时候，
家庭成分是“地主”，就低人一等，要夹着尾巴做人。达洲伯的父亲是村里的大地主，我没见过。达洲伯的母亲健在，来过村里，她改嫁到别的村里了，我见过她，一个眉清目秀的婆婆，不太老。
我小的时候，村里绝大多数房屋的框架都是由5根木柱组成的——以栋梁为中心，对称分布着四根粗木柱——俗称“五柱屋”， 三柱屋也很多。房子垒墙的砖，是自制的土砖——用泥土夯实，晒干，便成了土砖。
但我外公家的房子，确切地说，外公家和其他几户人家合住的房子，却与众不同。我外公姓曹，是同一个村的。外公家他们的房子，是两栋青砖七柱屋，宽敞深远高大；墙是用麻石、青砖砌成的，屋顶有翘檐，碉堡一般坚固。
小时候我很喜欢呆的地方，就是外公家的阁楼，阁楼的地板，是非常厚实的木板，密不透风，俗称“跑马楼”，意为可以在上面跑马，马都可以在上面跑，我们小孩子在上面撒撒野当然更不在话下了。但在我自己家的阁楼，就享受不到这种乐趣了，因为普通人家的所谓阁楼，就是用几块薄木板搁在横梁上，稀稀拉拉，颤颤巍巍，有一回我爬上自家的阁楼，往下一看，吓得哭了，死活不敢下来，还是哥哥把我抱下来的。
后来我知道，外公他们几家合住的那两栋青砖七柱屋，就是达洲伯家的祖屋，解放后，充公了，政府分给了村里几户贫下中农。
隐隐约约听说，达洲伯年轻的时候在南昌读过书，毕业后在南昌上班，曾经是个城里人，后来不知怎的，回到村里，什么也没有——祖屋充公了，母亲改嫁了，妻子也改嫁了，留下一儿一女。达洲伯不会干农活，就当了村里小学的语文老师，学校成了他的家。
四
从我记事起，达洲伯就寄寓在小学校舍里，而他的祖屋，就在相隔不远的地方。我不记得什么时候他才有了属于自己的房子。
我读大二那年的6月5日，因为众所周知的事件，我仓皇离开北京，回到了村里。有一天晚上，我去探望达洲伯，那是他没有住在学校里面，他把以前生产队放杂物的仓库给买下来了——他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房子。
那个时候正是农忙季节，达洲伯又要上课，又要耕耘着自己的
责任田，分身无术——分田到户之后，达洲伯微薄的薪水不足以养家糊口，就学会了种田。
我说要不我帮您上几天课。达洲伯推辞。我就说我很想尝尝当老师的滋味，您就帮帮忙，给我一个锻炼的机会吧。
达洲伯于是千恩万谢。我当了几天乡村
教师，直到达洲伯把庄稼该收的收了，该种的种了。村里学生们的家长也没说什么闲话，也许大家都知道达洲伯的难处，达洲伯是个好人；另一方面，也相信我不会误人子弟，在北京上
大学的大学生教小学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那是我最后一次和达洲伯的接触。那一年的冬天，我在北京收到哥哥的信，说，达洲伯去世了，脑溢血，发现的时候，人已经不行了——享年不到六十岁。
五
达洲伯去世后的近20年时间里，我不记得有没有想起过他。
今年的五一节，调休，我独自在家里，打开电脑，看了一部电影《肖申克的救赎》。影片中，Andy最终逃离了囚禁他20年的监狱，在金黄色的沙滩上，悠闲地晒着太阳。伴随着好莱坞电影一贯的雄浑音乐，是瑞德煽情的画外音，大意是：“有些鸟儿是不能关在笼子里的，它们的羽毛太漂亮了。当它们飞走的时候，你会觉得把它们关起来欣赏是种罪恶。但是它们不在了，定会让你感到寂寞。”
刹那间，我突然想起了达洲伯，想起了默默抽着旱烟的达洲伯，想起了一辈子没有大声说过话的达洲伯，泪水夺眶而出。
生活不都是好莱坞的大片，不是所有羽毛漂亮的鸟儿最终都能逃离笼子。
有些鸟儿，它们的羽毛很漂亮，却被关在了命运的笼子里，一辈子。
泰戈尔说，天空没有翅膀的痕迹，而我已飞过。
有些人没有诗人那么幸运，天空没有翅膀的痕迹，不是因为他们不曾飞过，
而是因为他们被关在了命运的笼子里，
一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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