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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整理的都昌籍老红军邵永清（1915年——2011年）不平凡的革命生涯的史料，大都来自邵永清的孙女邵钧的原始资料的提供。80后的邵钧女士现今在广西桂林成为一名律师，其名就是老红军爷爷取的，带有红色印记。2011年前，她叫邵宏；2011年之后，她叫邵钧——“宏（红）”“钧（军）”，就是取“红军”之寓意。邵钧近日发给我，她爷爷邵永清1987年7月回忆1939年前后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担任电台报务员时，聆听周恩来同志的教诲而成长的故事。对这段亲历者讲述的珍贵革命史资料，在此特以口述实录的形式整理出来，首次公开发表，传之后世。 重庆八路军办事处旧址 （网络图） 我离开重庆八路军办事处虽然四十八九年了，但那段严峻的对敌斗争生活，一直记在我的心上。我当时有幸经常聆听周恩来同志等党的高级领导人的教诲，让我终生难忘。 1938年春，沿途积雪未融，我同“抗大”的一批青年干部从延安往西安到重庆。自从国民党政府迁都重庆之后，重庆的政治形势十分复杂。我们到重庆的当晚，就遇上日本飞机的轰炸。一起躲警报的同志告诉我：“躲了日本人的飞机，还没完呢。”这话的内涵，我是后来才弄懂。 周恩来同志在重庆 （网络图） 我被分配在八路军办事处担任电台报务，对外的身份是见习机务。办事处对面不到两百米是参议院会大楼，就是国民党的特务机关和外国人操纵的国际情报特务机关。办事处的人上街，至少要两个人结伴同行，以便遇到意外时有人回家报告。外面到办事处来的人，特务盯梢是家常便饭。便衣特务、武装特务、宪兵、中统和军统的，他们随时都会突然闯进办事处，以种种借口搜查。我们的办公室、机要室，一年四季松不得神，每个房都准备了烧文件的陶盆，还有稀硫酸、石灰粉，要紧时弄一些往那些狗东西脸上撒。电台、密码、情报、波长、呼号、会晤时间，全靠脑瓜子记，什么时候都不能写在纸上。只要专人听到内部警铃一响，大家马上动作。我在机要房就赶紧扭乱收报机的刻度盘，拔掉发报机的一个真空管子。特务进来一看，除了几台一般的机子，就是一架英国造的收听广播的收音机。敌人抓不到我们什么把柄。我们机要房的三个人还在发报时间、发报手法的变换上想出种种办法，同特务周旋，保证了办事处同在延安的党中央、华北前总、海南五指山游击纵队、西安等地的无线电联络畅通无阻。我们时刻想着党和人民的利益，不惜牺牲个人的一切，完成做好首长耳目的任务。 本文作者（左5）在邵家畈采访时留影 我们尽管学到了一些在敌人眼皮底下工作和斗争的本领，但心里却积了一股气，有一种很强烈的用武力惩罚敌人的愿望。那时，南方局书记周恩来同志几乎每星期都到办事处来一次，有时是看望大家，了解情况，有时是作目前形势报告，有时和叶剑英同志给我们上联共党史课，有时和我们一起做“抓鸡脚”的游戏或者搞文艺活动。有时吃毕晚饭，我们在办事处的院子里看到了周恩来同志，大家一下围上去说：“周副主席，给我们多发几条枪，多发几颗手榴 弹吧，我们要保护首长安全和办事处的安全！” 周副主席当时穿一套浅色西服，人约有四十岁了，看起来像三十出头，很潇洒英俊，气量如海。他笑着一个个听我们讲完，才说：“同志们呀，多发几支枪给你们又有什么多大用处？我们是在人家心窝子里工作，没有摩擦，没有斗争才怪呢。同志们的心情我是可以理解的，但大家要看到，我们有在敌后抗日的八路军、新四军、民兵，有上百万人，而且在各个战场打得好，打得敌人屁滚尿流。有解放区的人民、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沦陷区人民的各种大力支持，有世界反法西斯人民的支持，我们八路军办事处有坚强的后盾，我告诉同志们一定要看大局。重庆的特务再凶，现在还不敢轻易拿我们怎么样。不然的话，光我们办事处这几十号人，再加上我，加上南方局的几位领导人，再加上邓颖超大姐她们，给敌人当菜吃都不够哟！你们要知道，我们的前方有那么好的军队，同时你们要知道，我们正是在敌人心脏里工作。”周恩来这么一说，他把我们这帮年轻人逗得哈哈大笑起来。 邵永清与老红军欧阳华（左） “你们说是不是呢？”周副主席像往常一样平易近人，喜欢用一种商量的口气问我们。然后又嘱咐我们，一定要努力学习文化，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配合华北前线打胜仗，打大仗！周恩来的一番话，扫尽了大家心头的郁愤，我们顿时觉得天宽地阔。 不久，敌人捣乱，掐断了我们重庆办事处的高压线，我们与外界的联络中断了，给延安的电报不能按时发出，办事处几个搞技术的同志请示了办事处主任钱之光同志，就拿起绳子自己出去查线。在距离办事处两百多米的地方，找到了断头。我们爬上高压线杆正接线时，几个武装警察、特务、宪兵都跑过来阻止。我这时想起周副主席的话，不再把气势汹汹的便衣特务放在心上。我们一边手上快快当当接线，一边理直气壮地说：“咱抗日的，不给供电，那他是什么人？你们也是中国人，难道你们要做亡国奴？你们不会吧。”我们大声喊过后，有个敌特站在水泥电杆下，把枪栓拉得哗哗响，用吃“花生米”来威胁我们。我们毫不畏惧异口同声喝道：“喂！你们听到，我们如怕死不会到这里来。你们敢开枪，总有一天有人惩罚你们！”其实，敌人欺软怕硬，装腔作势，谁知我们是吓不到的人。线一接好，报务员发报机就哒哒地响了。办事处钱主任当天就向周恩来副主席汇报了此事。隔了两天，周恩来同志在办事处小会议室召开的会议上，肯定了我们一心为公，为革命事业不计个人安危，有理、有利、有节的对敌斗争精神，使我们受到了巨大鼓舞。一小撮敌人在我们的严辞下，受到教育和感染，回去议论：“为抗战救国真有不怕死的硬骨头。他们就是硬骨头！” 卲永清夫妇参加桂林老年艺术团红色节目表演 1939年元月，国民党召开了五届五中全会，提出“防共、限共、溶共、反 共”的倒行逆施，设立了“防共委员会”，国民党顽固派对我党领导的抗日力量进行了残酷凶恶的进攻。蒋介石对共政策发生重大转变，国民党顽固派极其害怕和仇恨中共抗日力量，蓄谋破坏国共合作。新四军平江通讯处成了国民党顽固派的“眼中钉”。 1939年6月12日，驻湖南平江的国民党第二十七集团军总司令杨森执行蒋介石的密令，突然袭击新四军平江通讯处，将中共江西省委副书记兼湘鄂赣特委书记涂正坤、中共湘鄂赣组织部部长罗梓铭、新四军驻赣办事处秘书兼江西省委组织部部长曾金声、中共湘鄂赣特委秘书主任吴渊及通讯处工作人员吴贺泉、赵绿吟等残忍杀害，制造了震惊全国的“平江惨案”。周恩来同志利用他中共中央驻渝代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的合法身份，给政治部长陈诚，军令部长徐永昌等人先后发电，以确凿无疑的客观材料，驳斥了国民党当局制造歪曲“平江惨案”的无耻行径，指出其问题实质是反 共和对日妥协。7月28日，他又大义凛然电告国民政府国防部长何应钦，一方面痛加驳斥，一方面要求将肇事人送交军事法庭。为了更科学、更正确地把握因“平江惨案”引起的局势变化和国*****队的摩擦，周恩来同志不顾当时的险风恶浪，随即奔往延安，与毛主席、党中央共商大计。8月1日，在延安追悼“平江惨案”死难烈士的群众集会上，毛主席发表了必须制裁反动派的重要演讲。后来，国民党军的朱怀冰、石发三等三个师，时隔不久，被八路军歼灭，国民党被迫与我们共产党坐到了谈判桌上。 邵永清1998年在桂林市作革命传统报告 经过一年零八个月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的工作，我对周恩来同志关于“一定要看大局”的教诲理解得更深刻了。他不仅身在虎穴敢于斗争，善于斗争，而且作为当时党中央在重庆的全权代表，心里时时刻刻只有党和人民，如深深立于他心田的南天一柱，巍巍然浩气贯日，凛凛然不可侵犯。他从不顾个人得失安危，致使敌人怕他。我们敬他！我们想他！我们爱他！ 1939年初冬，我因工作需要又调回延安。但周恩来同志从长征爬雪山过草地到重庆八路军办事处，一路对我的教诲、熏陶，已转化为我的终生营养，沉淀在我的血液里。 邵永清为小学生题词“祖国的希望” 我来讲讲我在重庆躲日本鬼子飞机轰炸的经历。我分到重庆八路军办事处，新的环境下，首先要熟悉情况。办事处主任钱之光给我们介绍敌情。在电台工作的老同志肖贤法夫妻、何尚昆、申光、刘成义等同志也提醒我，要时刻警惕狡猾的敌人特务。搞报务技术的是傅英豪、唐旦夫妇，在对一台英国制造的收音机改装后，教我们改变波长，躲开敌人的干扰。电台报务员有我、黄志文（广西田阳县人）、杨才三人。 晚年的邵永清讲述红军长征故事 我刚到重庆八路军办事处主任当天晚上，就遇到钻防空洞躲警报。日本鬼子的飞机飞临，这时国民党仅有的几架飞机也起飞，在天空旋转，待日本的飞机飞走了好一阵，国民党的飞机才敢返回机场降落。我们八路军办事处有自己挖的防空洞，还安排了武装人员和便衣在洞外的山坡上站岗，一方面防止敌特人员冒充我们的人员来浑水摸鱼盗窃机密文件，另一方面对日本飞机飞来发出警报信号。防空洞内部也安排站岗，保护首长安全。我们的防空洞还备有直流电灯，如果敌机投下的炸弹炸断了交流电线，我们还可以用电瓶点电灯照明。那时警报一般拉三次，第一次是预备警报，民众就得进防空洞。1939年夏天的一天，日本的飞机突然飞临重庆上空，警报都来不及拉，就见狂轰滥炸，嘉陵江两岸的民众，特别是江中停船燃烧，船民死伤无数，看不到一具完整的尸体，惨不忍睹。敌机飞走后，我们八路军办事处工作人员在钱之光处长带领下，组织救护队，进行现场救护；拿着石灰盒、竹夹、大钳等在石缝里收捡死难者的尸骨掩埋。这一行动，感动了四周围的群众，一起来收捡血肉横飞的同胞尸首掩埋。看到当时的惨状，我们在江滩流下了眼泪，日本强盗对中国人民犯下的血债，我们一定要用血来偿，誓为死难同胞报仇。1984年10月15日，我们桂林市老红军干部到重庆参观了红岩革命纪念馆，看到一些展出的实物，我作为当年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工作过的同志，感触特别深。我特意与邓馆长谈起我在周恩来同志手下工作的这段历史，邓馆长她告诉我，邓颖超大姐就是在昨天（10月14日）乘船离开重庆的，我连声说可惜可惜，不然在重庆可见到当时已85岁高龄的邓大姐，重温那段难忘岁月。
来源：汪国山九江都昌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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