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文化]传家训扬新风之435|北山乡邵家畈村（一）：追寻老红军邵永清的革命生涯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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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红军邵永清（1915——2011）是都昌北山乡余铺村委会邵家畈人。对邵永清的红色人生轨迹标出些印记，就会令我们肃然起敬：出生于邵家畈一个贫寒家庭，少年时便到景德镇谋生，15岁时在景德镇投身红十军。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长征途中是朱德的司号员。身经百战的他新中国成立后转业到广西，曾任广西百色专区邮电局局长、广西省粮食厅保卫科科长、桂林总工会主席、市委机关党委书记、市城建局局长、市房地局局长。2011年在桂林辞世，享年96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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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我的这个“传家训扬新风”系列的体例，且先来对老红军邵永清的家乡邵家畈村来番追根溯源。都昌邵氏奉北宋年间的邵时（973——1055）为发脉祖，邵时之子邵庆是古都昌县志存录的都昌第一个进士，之前都昌籍进士未有资料记载下来。都昌邵姓的发脉地是县市恭仁坊，即县城邵家街。邵庆四世孙邵执中生三子：邵侦、邵侃、邵伋。邵伋（1123——1194）十世孙邵庭秀（1450——？）于明成化年间由邵家街迁北庙湖（今称新妙湖）爱园。邵庭秀次子邵子华（1473——1535），号栎田，于明正德年间由爱园迁余家铺。现今北山乡余铺村委会有栎田汪村、栎田吴家、栎田谭家，其“栎田”冠名，是因为明代这个地方有栎田庙。邵栎田的四世孙卲士治是邵礼远之长子，其后裔形成大房邵村（今属北山乡余铺村所辖）。“大房”是按兄弟长幼序的房份，若按地域，大房邵村又称后畈邵家。有“后畈”，也有中畈、前畈，前畈邵村与中畈邵村原属两个村庄，1998年移民建镇，两村村民搬离地势低，易受涝的老村址，在临北多公路旁的现村址兴村，中畈与前畈俨然一村，合称邵家畈村，现有人口约240余人。邵永清老家属前畈邵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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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邵永清派名叫邵伦利，他的胞弟邵伦贞，一生为农，32年前去世了。邵永清与夫人殷安琪在广西生育二子二女，其弟邵伦贞生四子四女。邵伦贞四个儿子，其中老大邵同林、老二邵同彬已故去，老三邵建民在村中为农，老四在景德镇生活。
   邵永清出生于民国四年（1915），他是哪一年去世的呢？邵建民一时说不出伯父谢世的准确年份，但他记得伯父去世的那年，大哥邵同林去了桂林，住了将近一年的时间陪伴伯父，第二年邵建民的孙女出生，大哥回到了村上。邵建民孙女2024年14岁，这样叙来，伯父邵永清去世已13年了，当为2011年。邵建民妻子黄旭英回忆，伯母殷安琪每次都陪伯父邵永清回都昌老家，她辞世是在四年前。她记得一个细节，接到桂林那边告诉伯母去世的消息的电话，当时村上正在为一个长者的去世办丧事。邵建民夫妻说，大哥邵同林最了解老红军伯父邵永清的人生故事，可惜大哥2023年也过世了。大哥的女儿邵卫红十多岁就跟随大爷爷邵永清在广西桂林市生活，一直悉心照顾老年的邵永清夫妇生活，并在桂林市成家立业了。徐秋荣是邵永清的二侄媳妇，她凭一些有参照的具象记忆，能回忆出伯父邵永清到都昌老家的一些时间节点。刚解放的时候，邵永清就寻归家乡过。徐秋荣听老人讲过，说他只记得自己的村庄是出县城北门，往余铺方向走，具体方位都不记得。1950年代初邵永清第一次回故里，带来的儿子很小，在他脖子上骑马呢。伯父、伯母大概来过邵家畈四五次，早先来老家了，当地公社、大队还请过老红军向家乡党员干部作报告，宣讲战斗故事。徐秋荣觉得伯父真是从枪林弹雨中走出来的，她说伯父脸上、身上都有好多的伤痕。伯父1984年来过一次都昌，记得那年徐秋荣的妯娌黄旭英生了儿子，正在坐月子，因此记得是1984年，还是春耕时，侄子们从扶牛耙田叫上岸来与伯父在村中合影留念。1991年邵永清回过一次老家，那年他76岁了，以后年岁渐高，再也没回到过都昌老家走走看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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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邵永清一生保持老红军的本色，从不谋私利。尽管他一身正气，两袖清风，没有利用自己老红军的身份和后来担任的职务，为家里人办过什么带来份外利益的事，但包括他侄辈在内的家里人，对老红军的高洁品格充满着敬意。

   老红军邵永清有着怎样的人生峥嵘岁月？邵永清1991年在都昌向人讲起过他的人生经历，都昌县政协的黄世南先生曾为此留存下一份难得的口述实录，在此，不妨转录，也以此缅怀老红军邵永清不平凡的一生，让其红色人生故事，激励更多的后人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凝聚奋进力量。      
   邵永清生前如此谈起他的家世及苦难童年——
   我是都昌县北山乡余铺邵家前畈村人，1915年出生于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全家6口人，挤在一间半泥土屋里，父亲和大哥长年出外谋生，在景德镇靠担运瓷器卖苦力挣点血汗钱。家里仅有水田五分，早地一亩多，我与姐弟同母亲相依为命。家里没有耕牛，全靠锄头挖地糊口度日。父亲被生活所逼，将姐姐邵冬得从小就抱给了吴家岭吴波生家做童养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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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那黑暗的旧社会里，贫穷人家谋生实在不易，除遭受三座大山的压迫剥削外，还时常受到天灾人祸的种种威胁，遇上水灾、旱灾、虫灾，田地是颗粒无收，生活毫无指望，只得靠借债度过灾荒。年复一年，家里欠财主三百多元债，利上加利,越滚越多。我记得有一次债主领着狗腿子突然来我家逼债，家里锅盖都揭不开，那里有钱还债呢?母亲苦苦央求，好话讲尽，那债主的狗腿子仗势欺人，把我母亲打翻在地，被打得鲜血淋淋，连破衣衫也染红了，腿不能动弹。母亲同村里左右邻里关系相处算好，村里人都十分同情她，关照她，帮忙找来草药，以及桑叶、茶叶等治疗伤口，后逐渐恢复了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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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我六七岁的时候，便和弟弟帮村里人放牛要点饭吃，那日子苦不堪言。为了度日，有钱人家用来拜菩萨敬神的供品菜饭，等庙里人不在场，我便偷了填肚。财主家里用来喂狗的食料，趁人不备，我俩也弄来当作美餐。有一年，夏季发大水，水把屋子也浸没了，后来又大旱，禾苗旱成松毛。为生活所逼，我每天天没亮便扛着锄头下湖上山挖草根充饥，刮椿树皮放在锅里煮来吃。后来，我又和弟弟走村串户，靠讨饭过日子。有时讨来一点米，就拿回家熬点汤，母亲和小弟弟各人喝上两口是一顿美餐。我八岁那年，快临近腊日卅日,全家人盼望着父亲和哥哥回家过年。等着等着,到了三十日晚，父亲没回来，母亲便求神拜佛，烧香叩头，只求全家人能在大年三十夜团聚一番。结果等到正月初八，父亲才赶下乡。原来越是灾荒年景，路途越不安全。他俩省吃俭用，辛辛苦苦一年的汗水心血积攒的几个钱，在途中遇上强盗，连衣服也剥个精光。人家欢欢喜喜过年，而我家六七口人，仅有米二三升，用米煮稀粥，炒个青菜算是过年。
   邵永清生前回首他12岁前后的少年时光，也是充满着无比的痛楚，正是在这样的生活磨练里，他的心田播撒下闹革命、要翻身的种子——
   1927年，我们家乡穷苦农民起来闹革命，附近几个村子的农民成立农民协会。农协会址就设在邵家前畈附近那座“秦家祠堂”里。那时我才12岁，当然不知道内面的事情。但我看见他们常常几十人一起秘密集会，号召农民打土豪、分田地，主张男女平等。有时党的地下宣传员化妆成卖布商人，或卖花线纽扣的，手里摇着货郎鼓，向我们穷苦人宣传:穷人要翻身就要自己组织起来，团结起来闹革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快要打来了，专门为我们穷人谋利益。从此，在我心中播下了革命火种：要翻身，只有跟着共产党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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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岁那年，由我好心的姨娘担保，把我交给离家15里的县城一家糕饼铺当学徒。我个子矮小，又不识字，老板议定进店后没有工钱，只供吃饭。我白天黑夜地干活，劳动强度大，用两头黄牛轮换磨面粉，每日要磨完七斗麦子，还要筛面粉，将它分出等级来，又要喂牛、喂猪。牛要牵到北门外放牧，每天常是深更半夜才回店。回店后，吃的是剩菜剩饭。有时累得连腿也拖不动，晚上睡在门角里，垫上两把稻草，用破砖头当枕头，由于劳累一睡便睡熟了。谁知店老板打着马灯看牛喂饱了没有，一见牛没吃饱，便抽出皮鞭发狂以地向我猛打，打得遍体是伤。后伤口化脓溃烂，血肉模糊。我心想:店老板只顾牛，哪管人呢？我就这样过着还不如牛的日子，苦苦干了一年。记得有一回，店老板数给我50个泡粑，吩咐我到县衙门去卖。我提着篮子，一到县衙门被那些国民党兵一抢而光，吃了不给钱。回店时，货和钱对不上号，店老板又狠狠地打了我一顿，还饿了我一餐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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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瓷都景德镇是都昌人的码头，苦难岁月的都昌人过不下去，“上镇”谋生往往是条首选之途。邵永清的父亲本就在景德镇谋生，景德镇的烈焰里炙烤着生不如死的穷人。邵永清生前谈起在景德镇红店学徒的人生，也是充着血、和着泪——
   1928年，母亲因饱尝人间苦楚，于秋天突然得了黄胆性肝炎，无医无药，被病魔夺去了生命。她离开人世时，仅42岁。母亲去世我和弟弟无比悲痛，不知流了多少泪水。待父亲和哥哥由景德镇回家，将苦难一生的母亲安葬完毕后，第二年春，父亲把我带到景德镇学徒。他把我交给小黄家弄黄正丰瓷店，便离开了我们，以后再也没有见过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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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正丰店有师父、师母二人，还有两位画红师傅和我，共五人。我每天早晨五点半起床，下楼扫地、抹桌椅、洗菜、烧开水、擦水烟袋、做早餐，待师父师母起床后，打好洗脸水，倒马桶。早饭后，去买菜，下河洗菜担水。上午便挑着花篮跟随师傅去瓷窑担运瓷器回家加工，贴花镶金、写字，再放到炉内。烧一炉瓷器，约要木炭120斤。先将木炭在地上烧好，再用火钳将燃好的木炭均匀地放进炉内。开炉后取出烧好的瓷器，小心地一件一件取出，然后上架。下午又到白瓷窑挑运白瓷回店。如此循环往复，整天忙个不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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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时景德镇这个“草鞋”码头，街上人山人海，街道又狭窄，十分拥挤。一次，我要挑上一担瓷器过街，被来往行人碰撞，把六七把瓷壶嘴给碰破，结果挨了师父一顿恶打。平时在店里加工白瓷，经常是干到半夜，人十分疲倦，一坐下来眼皮就挣不开。有一次，不留神人睡着了，我手里拿的白瓷瓶落在地打碎了，响声惊醒了老板。老板连忙下床，二话没说，拿起大拇指粗的木棍朝我身上猛打。因为是夜深两点，我担心惊醒左右瓷店家人的休息，只好忍气吞声，不敢哭出声来。在旧社会，穷苦人无论在乡村，或者是在城镇，都得做牛做马，是没有出头的日子。
   邵永清人生转折在1930年火热的夏天，那一年他15岁，参加了方志敏、邵式平领导的红十军在景德镇的“扩红”。邵永清生前如此回望照亮人生旅程的那抹红——
   1930年，我已15岁了，从品味人生的酸甜苦辣中，渐渐对世间事谁好谁坏有个区别。
   正值那年，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来到浮梁县景德镇，我心想穷苦人出头日子到了，便暗暗下定决心，找红军去！我经过再三思考，便不顾一切，借下河担水之机，甩下水桶便参加红军了。那时,赣北苏区方志敏、邵式平领导的红军第十军编有童子军队，驻扎在天主教堂里，有上百几十号人，大家年龄相仿，十分合得来。几天后，红军干部要我当班长，我说我当不了，还是当个兵。红军干部做我的思想工作，我心里和大家一样异常高兴，穷人要翻身，就得有自己的队伍，只有大家组织起来，跟着共产党，跟着红军干革命，推翻三座大山，穷人才能得到解放。那时，我们童子军没有武器，心里痒痒的，于是来到铁匠铺里，把取下的铁门环打制成梭标，扛在肩上，这就是我参加红军的唯一的武器。我心想等以后打仗，再从敌人手里缴获真枪实弹来武装自己，我很想得到一支冲锋 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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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时，景德镇的都昌人很多，只要开口讲话，就能听出同乡的口音来。大家互相帮助，宣传革命的道理，穷苦工人纷纷报名参加红军。1932年7月，我参加了青年团，到1933年5月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编入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军第八十三团一营二连任司号员。后随红十军(后改为红十一军)辗转江西弋阳、横峰、贵溪、资溪和兴国、瑞金等地，参加了第一次至第五次反围剿的战役。战斗中，我腰部、头部多处受伤。
   1935年，我又跟随朱德总司令任司号员，参加了著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经受了爬雪山过草地的艰苦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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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朱德总司令的司号员的都昌人邵永清，在红军长征途中有着怎样的英勇表现和独特故事，请看下篇《朱德司号员邵永清的长征军号嘹亮》。


来源：图/文 汪国山
九江都昌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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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岁老红军讲翻雪山过草地的故事

　　本报特约记者 樊朝曦

　　9日，小崔和队员们走进92岁的老红军邵永清老人的家。

　　邵永清是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部负责吹号的司号员。在长征中，他爬过两座雪山。


老人给我们讲起了翻雪山过草地的故事。“翻夹金山时，山高坡陡，马站不稳，直往下出溜，人更难上去了。当时朱老总自己不骑马，还对我说‘小鬼，上马’。首长的马，我可不敢骑，马夫冲我挤眼睛，意思是‘上吧上吧’，我这才上马。”

　　“翻雪山时，人一坐下来就死了，所以我们累了不敢坐，只能多讲话，分散注意力。有的战友打趣道：雪山‘这么多白糖，就是味道不一样’。讲点儿笑话，慢慢就过去了。”

　　“我们每天都与饥饿作斗争，但有一次，我们走到一个地方，当地人把牦牛送给了我们。我们用大铜锅煮牛肉，锅特别大，人站里面露不出头，一次可以煮3头牛。这顿牦牛肉对于饿得皮包骨头的战士们来说，简直是一顿盛宴。有的战士吃得太多，收不住了，肚子都快胀破了。后来，每人开始限量。”

　　老人向大家介绍：“牦牛肉不能吃得太多，吃多了容易虚脱，吃的时候还必须就着一种柑蔗茶吃，因为茶有消食的作用。”

　　这是一次难忘的访问，邵永清老人特意将一面“中国工农红军”的旗帜送给我们，“军旗代表着那些没走完，或是牺牲在长征路上的红军，希望你们带着军旗替那些同志完成长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