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刘大忠人生在农村这个广阔天地里，最美好的年华是与都昌工业发展融为一体的。我出生于1948年12月，1969年3月我21岁时作为上海知青到江西都昌插队落户，一直到1992年国庆节我44岁时离开都昌到浙江宁波自主择业，我在都昌整整生活了23年，在原来的都昌造船厂就工作了20年。
本文整理者（右）2024年5月14日与刘大忠合影
我今年已是76岁了，但对经过的事一些细节记得特别清楚。上海知青第一批到都昌是1969年3月25日从上海动身，坐的是东方红401客轮到九江；第二批从上海出发的日期是1970年4月13日，坐的是东方红403客轮到九江。我1965年进由上海机电工业局主办的上海中华造船厂技工学校就读，眼看快要分到上海的船厂上班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运动来了，当年的上海市委书记马天水要求技工学校的学生也参加插队落户。我听到有关上山下乡会议精神的宣传，在学校第一个主动报名到江西插队。我的主动，一是来自我作为热血青年的激情。二是我有兄妹六个，我不主动报名也还是会被安排上山下乡的。三是有我父亲对我人生信念的影响。我的老家在湖北武汉市黄陂县（今黄陂区），我祖父在旧社会染上了抽鸦片恶习而败家。我父亲13岁从家乡黄陂到老上海制皂厂当学徒工。当时的老板是英国人，我父亲是老板的西餐管家。抗日战争时，老板逃到天津去，父亲在香皂厂的营生也遭遇变故。我5岁时就开始经历生活该怎么过的磨练烙印。父亲给我们的处世教导是：人生命运任何时候都是靠自己去把握。立世要有真本事在身！所以，我一生受父亲影响，不慕官场，不热心政治，只图有一门好手艺在身，不愁没饭吃！在技工学校读书时，我就自学了轮机、电汽专业课。
上海知青多宝行在仁义邓村祖祠前留影（后排左一为刘大忠）
我本来是上了到江西鄱阳县插队的名单，后来听说九江方面请求安排船体专业的上海技工生来插队，支持当地造船业发展，我就被调到了都昌。1969年3月28日，我们插队都昌多宝公社昭兴大队的9位上海知青到了当地，先是被安排在昭兴大队绍兴湾李村一个地主家的老宅子里住下。随后，我和另外两个女知青分到第六生产队的垅子埂赵家插队，那两个女知青是来自上海建工局卫生学校的毕业生。
朱冬林（左一）一行在多宝上舍马村遇上了当年相熟的村民
说说我的在都昌落户的履历，其实也很简单。我在垅子埂赵村插队，上沙山砍柴不觉得累，还参加过到老爷庙沙厂用大板车拉沙上船。1970年2月底，到鸣山参加了半个月的百里渠道修筑，我是昭兴大队安排的工地宣传员，记得当时我们是从多宝出发，徒步走过左里、苏山、徐埠、袁宣、张岭到百里渠道工地的。1970年10月，我转到大港工业区的轻工业机械厂，干了两年，随着江西省革委会主任程世清的倒台，都昌大港山区大办工业时上马的那个厂子也解散了。1972年11月，我调到都昌造船厂，当了一名普通工人，业务上算是对上了行。 我在都昌县造船厂前十年干电焊工，后十年主要从事船体质检。我利用在上海技校所学，发扬工匠精神，改革和创新电焊工艺，用上了先进的碳弧汽创工艺焊接。船底焊缝要求严，我要求我当时带的三个徒弟不要一味赶工，要精益求精焊接。记得罗强同志当县造船厂厂长时，烧电焊绽发的烟气污染比较严重，拿现在的概念就是“不环保”，影响一线工人身体健康，而厂里一时又拿不出钱来买除污染设备，我就自制了鼓风机，散发电焊车间的烟气，后来油漆车间也向我学习，自己安装了鼓风机，净化环境。我在都昌造船厂的后几年，给船体搞电焊质检，主要就是给焊体拍片，像医生给人胸部拍x片一样的原理，是种无损检测。我不断向书本学，考取了六种与船体制造和维修有关的证书。我爱好游泳，1968年在上海杨浦区畅游长江，可连续游四个小时。插队多宝垅子埂赵家时，游过鄱阳湖到了星子县那边。在县造船厂，我还代表都昌参加九江市组织的游泳运动会，当年都昌就只我和林少理厂长俩人参赛，他是自由泳，我是蛙泳。1979年，我与爱人葛云国结婚，她是下放左里公社刘逊桥的上海知青。她调入当时的都昌县农机厂，是县里成立女子排球队，选上了排球打得好的她。我妻子先是在县农机厂做翻砂工，后来在厂办幼儿园当了一名老师。那时我们一家住在金街岭上老党校与老县中之间的老造船厂宿舍里。我们的儿子在都昌出生，一直读到初一，才随我们转到宁波去读初中。 1992年我打定主意要离开都昌，主要是经济收入的原因。我当时在都昌造船厂一个月工资是150元，而凭着我在造船业的技术岗位等级，到浙江沿海的企业每个月可拿到600多元。1992年10月，我便辞职将关系转到宁波市鄞县人才交流中心，到乡镇企业从事造船工作，后来担任造船监理，一直干到2008年12月办理退休，2010年回上海生活。 我对都昌真是有感情，近年来每隔三四年都会回来看看，都昌县城的变化真是太大，我原来生活了20年的西街金街岭，现在都找不到一点原来的模样了，都是高楼林立。
都昌县城金街岭新貌
我治牙都会到都昌找一名老牙医，在上海做牙要8000多元，而在都昌只要不到3000元。听说都昌在打造“都昌牙都”，上海也有不少都昌的牙科诊所。在上海见到都昌老乡，都有种特别的亲切感，回到都昌见到曾经的工友，也特别的可亲…… 【整理者补记】2024年5月11日至15日，当年插队多宝的上海知青朱冬林、崔璐蓉、刘大忠、杨利祥、谢亚芳等重回都昌“第二故乡”走走看看。5月12日是个星期天，我陪同了他（她）们和随同来的他（她）们的爱人回到当年的插队地、也是我家乡的多宝。此篇记下的刘大忠先生的讲述，没有动人的故事，令我深有感触的是，上海知青下放都昌给当地人的生活方式带来的影响。如果把半个多世纪前的千余名上海知青插队落户到都昌农村看是一场小规模的移民现象的话，无疑在“移民”中也移转来大都市上海的一股时代与时尚之风。当年的上海知青，年轻有活力，知识结构至少是初中毕业，他们将上海之风与鄱阳湖畔的村俗相裹挟着，在一定程度上融沐进一些生活方式上称之为“文化”的元素。比如刘大忠先生，他的经历的独特在于为都昌造船工业的发展注入了技术创新的一份力量；他爱好游泳，他妻子爱好排球，几乎可以说，这对夫妻是游泳与排球在都昌播种开花的早行人。 在甲辰孟夏陪同上海知青多宝行的一天，当然也见证了他（她）们对都昌作为第二故乡的情深意切。和着青春血肉的记忆，老来尤为耐嚼，即使当年的磨难，今回首时也成了心悦诚服的人生宝贵精神财富。朱冬林先生是这次上海知青多宝行的自驾游组织者，他1969年3月下放多宝公社仁义大队帅建山村插队，1972年下半年就赴福建厦门东海舰队参军了，都昌籍少将段昭显就是那批兵。
朱冬林在帅建山村头古樟下留影
朱冬林先生此次回都昌，受到了多宝籍战友陈修汉、徐会金、赵久泉、汪海松等的热情接待。在回访帅建山村时，朱冬林与比他晚两年应征入伍的帅彩鑫先生追忆村上生活，而且他一定要在村头的一棵古樟下留影，50多年过去了，这棵樟树显得更葳蕤舒展。 女知青崔璐蓉当年插队华光大队实竹峦王村（今属多宝乡洛阳村委会），她与当年的老房东亲热拥抱。
崔璐蓉在实竹峦王村与当年房东亲热相拥
这次她的丈夫王自强也同行，这对“知青夫妇”的多宝行还有一层特别的含意。1974年，在吉林插队的上海知青王自强为了因文艺而生缘的爱情追到江西都昌，是在多宝公社开的结婚证，今年是他们的金婚年——金婚之年回结婚地多宝，留下的是金色的回忆。杨利祥带着当年插队黑龙江的妻子参加了此次多宝之行，在度过了三年上山下乡日子的周仓村曹门刘自然村（1972年后多宝公社留下来的知青集中到了马鞍山附近的知青新村），他专门去了老友刘国富家。当年脸庞清瘦的杨利祥绰号叫“猴子”，晚年体态胖了。
刘大忠（中）与当年知青杨利祥（左）、谢亚芳在多宝仁义邓村忆旧
刘国富的儿子刘建平与上海来的杨伯伯自然也熟，他在上海打工时，走亲戚式的去过杨利祥家。作为整理者的我，总觉得要研究“上海知青在都昌”的历史，新时代的“双向奔赴”是个极有价值的课题——50多年前，千余名上海知青打着背包离开大都市到江西都昌农村插队落户；如今据了解有不少于5万都昌人在上海工作和生活。在当天走进仁义村上舍马村时，上海知青一行遇到了1985年出生的村民马斌。马斌在上海一家新媒体工作，这阵回家来了，他与来自上海的客人聊起上海康桥大润发将要歇业的大上海话题来。女知青谢亚芳当年下放在仁义邓村，我们陪着她重返插队地时，在村中祖祠前喧叙了好一阵，没见一个村民身影出现，农村平日里的“空心化”令人唏嘘。谢亚芳告诉我们，她当年和另一个女知青陈国英插队时住在仁义大队会计邓天赐家，与他的儿子邓香宝后来还有来往。对面的长平塘余村当年插队的是陈坚贞、陈卫东姐弟俩。
上海知青一行2024年5月11日在多宝帅建山村帅彩鑫先生（前排中）合影
别梦依稀咒逝川，多宝五十五年前。今年3月25日，我应邀专赴上海参加了上海知青插队多宝55周年纪念活动。人在“川”上曰：当此类活动的60周年，乃至65周年、70周年时，我们还能见到这批上海知青多少人的沧桑面孔？所以，当下用文字留存下一些他们的讲述，就是在增厚“四史”中的共和国历史的一页……
来源：汪国山九江都昌发布
赣公网安备 36042802000101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