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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家训扬新风”系列之61曾在2019年1月4日以《余应桂的明末家国》为题，采写了都昌余呈湾村（今属春桥乡官桥村委会）明末名臣余应桂（二矶）的生平。余应桂是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进士，历任武康、龙岩、海澄等县知县，迁监察御史、湖广巡抚、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等职，其人其事列入《明史》。本篇钩沉一代廉吏余应桂之清廉遗风。 余应桂 画像 诫子遗书：不轻贱一命，不重取一钱 中国古代历史上最著名的《诫子书》，莫过于诸葛亮临终前写给8岁儿子诸葛瞻的那篇。诸葛亮这篇仅86字的《诫子书》，以理性、谨严的文字，阐述勤学立志、修身养性的道理。“静以修身、俭以美德。非澹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更是成为千古励志的金句。整整1400年后，都昌人余应桂亦留下了一篇《诫子书》。如果说诸葛亮的诫子书是以理服人，那么余应桂的诫子书则是以情动人——他通篇以浅白而深切的语言，向儿子讲述少时贫苦求学、为官“不轻贱一命、不重取一钱”的志向。 余呈湾祖祠 （摄于2019年初） 兹将存录于余应桂家乡余呈湾《余氏宗谱》上的这封余应桂写于崇祯七年（1634）的逸书转载于下： 诫子书 贺阁老在京记其三世事，备道其大父二乔公、两尊人、三兄、一仆三月仅得黄豆一升。又道其己丑除夜作十绝句，盖陈其守正安贫之实以贻子孙，使其明知惜福也。我读一遍因而有感。 《余氏宗谱》关于余应桂（光秋）载录 忆我父乙巳岁荒，我家三日不举火。我父适得大麦五升，不脱壳而烹，食之如饴。 又忆于馆中归，我母道已无炊二日矣。我母在汝大叔婆家获粑二枚，母不忍食，怀之与我；我不忍食，推之与母。母子相视而泣，各食其一。 我又忆我于南阳叔店前偶立，适有担雪梨者至，各分其一。我怀与母，母在晓阳母家易米一升。我父灌园被盗，求馆不终。我见之郁郁不得志，乃求馆于下铺中，鸡鸣而起，汲水讨柴以供家爨。待日上三竿，蹑趋馆而就食焉。如此者三年，未尝一日之有改也。 又忆汝亡兄大狗得天种，初甚稀，倏而终变。此时家无颗粒，无钱请医觅药，众眼睁睁任其就死。死之日，我与父共抬葬于园东之阳，使其生不获饱煖而死得以就曝也。此时与父对泣，几至于绝。 数十年来，我父母之受苦，难以一一为汝辈道也，惟尔母熟知之，汝试一叩问焉，然乎?否耶！我今搏一官，作一巡院，不轻贱一命，不重取一钱。闻尔兄弟在家衣必华整，食必美味，童仆相随，乘马乘轿，汝何福力能堪此乎?甚至出人衙门，交说情分；求田问舍，勒索时有，岂有良心者尚为之乎？尔行若不悛改，报应非远。 汝兄弟当念此诫，庶几吾有后也。 余应桂是年正好是知天命之年，年届半百的他刚从家乡都昌回朝，应召巡按湖广。他在此信的第一段交待了从贺阁老“守正安贫以贻子孙”一事得启发，而有感而发。接着余应桂用“忆苦”四节来讲述自己的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的亲历，其所亲言当然也是研究明末名臣余应桂早年人生经历的珍贵史料。 一忆“乙巳岁荒”之苦。这一年是明万历三十三年（1905），余应桂已21岁。家中无粮，灶塘三日不点火，父亲余尚淙得大麦五升，不脱壳而煮，食之如饴。二忆“母子推粑情浓”。又是家中无炊二日，母亲邹氏获得亲戚给的两个米粑，自己舍不得吃，怀揣着带回家给待食的儿子余应桂吃。母子泪眼相对，最终各食其一。三忆“馆中苦干苦学”。余应桂偶在外得一分到的梨子，自己不忍咬上一口，而带回家交给母亲去换一升米下锅。因为家贫，几乎要断了去学馆授徒得点养家糊口之资。余应桂居学馆最简陋的下铺，鸡鸣而起，汲水斫柴，以供家用。日上三竿，才蹑手蹑脚回到学馆就食授课，如此三年不辍。四忆“葬儿就曝”。余应桂与妻子胡氏所生长子，乳名“大狗”，幼得天花，无钱请医觅药，眼睁睁地看着夭折。作父亲的余应桂与狗儿的爷爷共同抬葬狗儿于菜园东方，心里的慰藉是：大狗哪怕命贱如狗，在生不获饱暖，夭亡让他在向阳的葬地享受大自然的阳光之照。父子对泣，其情可哀！ 余呈湾山峦 余应桂在致在家儿子这封信的末段，以训斥的口气叱责在都昌老家仗着为官的父亲之势，染上骄奢之气、勒索之横的儿子。为人父的余应桂谆谆告诫儿子，自己的谨行、勤廉之道：“不轻贱一命，不重取一钱！”同时厉声喝令儿子：“你们兄弟如果怙恶不悛，不思悔改，报应不远！” 好的家训家规，从来是治家教子的良方。在此，我们根据相关资料，简单疏理余应桂上两代以及下两代的辈叙。 余应桂曾祖父余希寿与王氏生子四：恒升、恒雍、恒盈、恒贵；余恒升与刘氏生子三：尚淙、尚派、尚汇。余尚淙与邹氏生子三：光秋、光函、光被。余光秋即余应桂，又名二矶。余尚淙，号绍山，赠文林郎，复赠陕西道监察御史，例赠光禄大夫，皆属父因子贵。清同治版《都昌县志》“卷之九?儒林”载“余尚淙，字绍山，博学敦行。教子应桂读书登第。就养武康县署，不豫，犹遗嘱子以清忠。其易箦诗有云：‘吾神断不栖凡草，直向庐山最上头。’亦可见其概矣。从祀乡贤祠。”余尚淙“博学”不假，他能赋诗，家中换个破了的草席，也要潇洒地调侃一下：“我哪是睡人间凡草的编席，韦编入席的要那庐山之巅的草呀！”儿子余应桂接他至任知县的浙江湖州府武康县县署生活，他不贪图安逸，诲子务廉。余尚淙在武康县衙气衰终老，留下的遗嘱是要儿子以“清忠”入宦。 余应桂结发妻子胡氏是苏山益溪舍人，封孺人，例赠从一品夫人，夫妻生子三：大狗、显啁、显世。生女一，适建昌庠生熊维珩。余显啁讳从先，字开泰，中副举，清顺治元年（1644）年殁，生子二：继绅、继成。余应桂妻吕氏，生三子：显允、显临、显肃。余显允算是排行老三（大狗夭折），字中叔，邑贡生，清康熙十一年（1672）任金溪县训导，是余家嘴村（今属都昌春桥乡官桥村委会）始祖。四子余显临与父亲于清顺治五年（1648）同殉难于南昌谭泰营中。幼子余显肃，郡庠生，与续配袁氏生子六：继齐、继稷、继匡、继敕、继永、继锡。余应桂后裔瓜瓞绵绵，赓续家风。  古《海澄县志》关于余应桂为知县记载 “番薯县令”遗风：一清如水，慷慨任事 俗谚说：“当官不为民作主，不如回家卖红薯。”道出了为官之道和老百姓对官员的价值认可。明代一代廉吏余应桂有“番薯县令”美誉，说的当然不是他卖番薯，而是他饥啖番薯而不弃皮的廉介、勤俭之风。 据考证，番薯又名地瓜，是明代从外国引入的一种新物产，明末在福建、广东沿海一带已有普通种植。当下，党风廉政建设注重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挖掘教育素材，尤其是古代一些廉吏的事迹读来给人启迪。将“番薯县令”桂冠戴在都昌人余应桂头上，应该是源于高端权威的《中国纪检监察报》，2019年5月17日，该报就以《“番薯县令”余应桂》为题予以宣传。 明崇祯元年（1628年），余应桂在海澄担任知县，海澄即今天的福建龙海县。古《海澄县志》卷廿四如此载余应桂珍名节、接地气而饥啖番薯：“余令应桂，性廉明，无停牍。尝有讼者，判讫即署云：甲与乙争而斗，乙独刃，杖之。其明敏多类此。莅任三载，不挈家眷，无仆婢供朝夕。日所餐者多用番薯，曰：‘适口耳，且可代匮。’或啖不弃皮。其廉介又不可及矣。”细析此叙，余应桂的作风果断明敏有例子可证。一次，有两平民发生纠纷而告官，余应桂听完双方陈词，沉思片刻后，即做出剖断，对其中一人施以杖刑，以示警戒，原因是这人在争斗时动了刀子。百姓明白县令的良苦用心，额手称庆。余应桂在海澄任县令的廉介，亦是信之凿凿。他任海澄知县三年，不带家眷、不配仆婢，公务再繁忙，日常起居不依赖下人，始终清廉自守，不逾矩。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余应桂作为堂堂知县，三餐伙食不仅无鱼无肉，且以穷苦百姓才吃的番薯代粮，更有甚者，余应桂怕浪费，还常常连番薯皮也吃掉。这样的清廉，的确合“番薯县令”之誉。 都昌县廉政教育基地爱莲亭 进士出身的余应桂仕途行的是从知县起步的常道，且经三个县之知县的历练。他在任海澄知县之前的官宦之位是福建龙岩知县，由小邑改任大县，是得时任工科给事中的颜继祖向崇祯帝的力荐，荐由皆因余应桂“一清如水，慷慨任事”。《崇祯长编》是清代汪楫编著的一部记载明崇祯朝史事的编年体史书。江苏江都人汪楫康熙时曾任纂修明史翰林院检讨﹐后官至福建布政使。他在《崇祯长编》第五卷收录了《颜继祖疏荐余应桂》。颜继祖崇祯元年春正月廿七日中的上疏中称：“龙岩知县余应桂一清如水，慷慨任事，区区岩邑不足尽其掀揭之才，宜调补海澄。庶咽喉得借锁钥，而鸾凤可作干城也。”余应桂公生明，廉生威，朝廷是要调他至海澄，以剿猖獗海寇的。三年后的崇祯四年（1631），47岁的余应桂不负帝望，由海澄知县擢升陕西道监察御史，身为言官，一身正气，疏劾首辅周延儒等权贵。余应桂在任福建龙岩知县前，曾担任过浙江湖州府武康县知县。当地县志载余应桂之廉品：“课士御民，不粉饰文具。约己自奉，布衣浣垢。” “番薯县令”余应桂留给世人的启示是，为官者无论居于何位，切要恪守职责，以苍生为念，为官一任，造福一方。  都昌县廉政教育基地“一身正气”“两袖清风”植被 一代廉吏余应桂有着如何刚烈秉性，在家乡都昌举兵抗清，杀身成仁，请看下篇。
来源：汪国山九江都昌发布 都昌在线相关阅读请点击：传家训扬新风之六十一丨春桥乡余呈湾村：余应桂的明末家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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