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爱的爷爷
吴雨初
我的童年，是在江西省都昌县一个小村庄度过的。那个村叫吴家塘下屋村，有300来人。查看墓地，最早的碑牌远到明代，记载着是从一个叫吴守随的祖宗发祥起来的，我们都是他的后代。村庄繁衍过程中也有很多传说，但对我而言，童年除了贫穷和饥饿外，最温馨的记忆就是跟爷爷在一起的时光。
爷爷叫吴绍坤，他是遗腹子，他的父亲在他出生前就去世了，三岁时又失去了母亲，是他的叫正莲的嫂子带大的。
据说有一次，为了防止癞痢头，正莲嫂子烧了锅热水给他洗头。哪知道水太热，把他烫的满头水泡。他外婆见此惨状，心痛无比，是哭着回家的。后来爷爷他被过继到无后人的道焕家做儿子，此后我们就都是道焕的后人了。 道焕家也是特别贫穷的，住在一栋狭小阴暗的老屋里，与另外两家共着一头黄牛，算起来他家只有一条牛腿，有几分薄地。后来爷爷娶了距离我们村北，大约六里路，大堰头郭家的郭好妹为妻，那就是我的奶奶，他们开始了艰难的人生。 有一天，村口来了一位牵骆驼的算命先生，我们那儿的人，都没见过骆驼，可见是从远方来的。他给村人算命，一般只收一两角钱。看到我爷爷说，你过来过来，我给你算个命。爷爷说我没有算命的钱，我不算。那算命的说，你不但要算，而且给你算命还要一个大洋。爷爷说，那我就更不算了，我给人家打短工十天也挣不到一个大洋。旁边看热闹的人就说，你让他算算吧。爷爷都转身走了，那算命先生追着爷爷说，你是遗腹子！ 众人大惊，他一个外来人怎么知道啊？算命先生又说，你的命好，所以要一块大洋。 于是爷爷就让他算了，算命钱还是他和众人凑的。 爷爷是一个特别聪明的农人，他曾经在农闲时，跟他做过木匠的哥哥帮过几天忙，做过一些木匠的杂活。 有一年农忙时节，一个村民耕地时犁坏了，着急要修，没有办法临时找到我爷爷，爷爷心里也没底，就试着给他修，结果修得特别好用，那人就到处夸赞爷爷，这样就开始有人请爷爷做点木工活。 后来爷爷就无师自通地成为了木匠，而且是“大木”——我们那儿称盖房子的叫大木，做家具的叫小木。有一个东家要造大房子，找了几个木匠师傅，让他们拿着墨盒和竹片比划一下，有点类似现在的招标。看到我爷爷的比划，觉得他有戏，就雇用了他。此后爷爷就正式开始了木匠生涯。 爷爷的脑子很厉害，他不识一个字，更不会画图纸，可他给人家盖房子，先看看地，再看看料，琢磨一下，然后就拿起锯子就开干，让远近的人都很佩服。我们见到他的作品就是本村的祖厅。大型建筑，爷爷是总工，房架做好了，要连排竖起，可周边运作空地不够，不少人嘀咕这可怎么办？旁边一位村民说，这个你放心，我们的木博士肯定有办法。可惜这祖厅毁于80年代的一场大火。 我奶奶是出了名的贤惠能干女人。那时候爷爷外出做木工，奶奶在家做农活，爷爷每次外出做工，奶奶都要给他整理好衣领，还念叨着：不看家中柜，就看身上浆洗衣。奶奶是裹了小脚的，却要赶着牛下地耕田 。因为我们家只有一条牛腿，四天才能轮上我们家用一天牛，不能耽误农时，我奶奶只好赤着小脚自己去耕耘，这在我们村成了一段佳话。 爷爷奶奶生养了四个儿子两个女儿，要养活这一大家人，实在是太难了！只有不停的干活挣钱，还要最底线地省吃俭用，仅仅维持生存而已。 爷爷总说，外面摇钱树，屋里聚宝盆。要养活这么多人，首先是要有粮食，那就得先有田地。清末年代，鸦片漫遍城乡，我们村也有染上大烟瘾的，戒不了大烟就只好卖地。爷爷奶奶就在这个时候，用从牙缝里挤出来积攒多年的钱，买下几块地，这样才能供一家人糊口。 爷爷晚年还经常讲起，某某家是怎样吸食鸦片败家的，他又是怎么在这个时候，买下了那块地。其中的惊魂细节，显现了他人生的成功。 随着儿女们的长大，爷爷要给他们考虑居住的问题。他做了那么多年的木匠，知道造房子需要开销太大，他拿不了那么多钱，就四处打听哪里有二手房。终于在相邻的星子县，一个村里看中了一栋出售的房子。但那个地方距离我们家很远，还要渡过鄱阳湖汊。尽管如此，性价比还是比较合适的。于是，在邻县拆了那房子扎成木排，把砖瓦放在排上，运过鄱阳湖。渡湖时，还是遇到险恶风浪，翻过船，到邻近港汊，再用人工搬到我们村。 在我们老屋的北边买到一块宅基地，但那是一块坡地，全家老少日夜挖掘，硬是挖掉了七八米高的土坡，才整出一块平地，再把买回来的屋架重新组装起来。那一年我爷爷没日没夜地干活，都累伤了。子女们也跟着打杂，终于把新屋盖起来了。那是一栋有着天井的棋盘屋，上下厅有四间房子。 新屋上梁时也是爷爷奶奶六旬大寿，我们县的议员吴秋阳还送来“花甲同春”的匾额。当然，文革期间都藏在楼上。很多年后，我就在那栋屋里出生。 爷爷对他的四个儿子的未来，也进行了仔细观察和周密安排。他根据儿子的秉性特征，考虑家庭生存和发展需要，让长子和三子务农，让次子读书，把幼子即我的父亲，送到景德镇做瓷业学徒。这样就兼顾了眼前和未来。 后来我的大伯和三伯成为特别能干的庄稼汉，土地上的事情就归他们了。爷爷深感没有文化的苦楚，总是说，穷要养猪，富要读书。他一定要送我二伯读书，后来二伯以优异成绩考上了湖南师范，这在当时是很不容易的，很多头面人物都来祝贺。爷爷特别高兴，二伯成了远近闻名的乡村教书先生，甚至还当过那时候的代理乡长（文革时还因此被游斗，后来平反恢复教职）。 我父亲则在景德镇，一个很有名望的民族资本家巢宝珍商号当学徒，这样，一个家族的布局就铺摆开了。 爷爷最大的梦想应该就是发家，用后来的话说，就是能成为地主。 他对村里的每块土地都太熟悉了，哪块肥力旺，哪块更能采阳光，哪块地更方便采水，他一清二楚。他太爱土地了，总琢磨着能买更多的土地。但他从来不往歪处想，总是想着怎样多干活多赚钱，水到渠成的把土地买到。全家人节衣缩食，还把菜籽、花生、芝麻榨油，拿到县里去卖。爷爷很有经营头脑，在县里的药房和布店入了点小股，有一些分红收入，这样才能买下那些田地。到临近共产时，他已经拥有了30多亩土地，后来因为买房盖房，又卖了几亩。不然我们家的土地，就够得上后来划成地主，那我们可就惨了。爷爷最难受的一件事情，就是当他买田置地后，又买了一头最好的水牛，那是南方农民最重要的生产资料了。爷爷每天都用奶奶的梳子去梳理牛毛，跟他的水牛说话。可后来农村办合作社，积极分子毫不客气地把他的牛从家里牵走。爷爷看着他心爱的水牛，流下了悲伤的泪水。他说那水牛也频频的回头，流下了眼泪，那是我第一次知道牛还会流泪。 爷爷既聪明又厚道，人品是第一流的，因为他做木匠，走南闯北很有见识。我们邻乡晚清时出过一位秀才，他每次路过我们村，都要进来看看我爷爷聊天。有的人很奇怪，你一个秀才跟一个文盲，有什么可聊的呀？这位秀才却说，哦，别看他不识字，他可是一位“木秀才”啊。听说县城里做生意的人借钱找担保，指明要让我爷爷出面。这也让人很奇怪，他又不是土豪，怎么让他担保？生意人说他没钱，但是他有眼力会看人呢。 爷爷最大的优点是后代传承问题，因为那个年代，医疗条件，我们三位伯伯，或者生育男丁没能养活，或者只生了女孩（后来都有男丁）这并不是简单的重男轻女，在当时的农村没有男丁就没有劳动力，家族也就无以为继了。但爷爷重男不轻女，对他的几个孙女都非常的疼爱。他极力主张，我的伯伯们把我的几个堂姐送去读书，而且读到当时很少有人上的寄宿制中学。但毕竟家里男丁是他最大的心事。
这时候我出生了，当然长孙就成了爷爷奶奶的心肝宝贝，我幼时就睡在他们的床上，长到七八岁呢。我小时候几乎每天都绕在爷爷膝前，那时候爷爷已经六七十岁了，在当时的农村就是老人了。他每天都会在一盏昏黄的小油灯下跟我讲他自己的故事，不管我能不能听懂，能不能记住。 过去，农村每逢冬季农闲之时，就会请武术师傅来教年轻人练功护村护家。爷爷会武功，打的一手好拳，还会耍棍，六七十岁。还能练得满屋风声了，但他从来不显山露水，从不惹事，他每天都很早关门入睡，还念叨着，早早关门早早睡，免得旁人说是非。 但爷爷从来不怕事，据说在一次村庄间械斗，保卫我们村时出过手，他用棍功把对手从塘岸打到塘下，人们才见识了爷爷功夫的厉害。爷爷的功夫传给了我父亲，我父亲很瘦，在景德镇的瓷窑里被一个大汉嬉笑欺负，说能把这个“瘦筋”扔出很远。众人起哄，那傻大汉果然上来动手，结果被我父亲用功夫借力化力，把那大汉甩出很远，伤的不轻，让我爷爷进城解决。我爷爷不但会武功，还会治伤。爷爷双手叉起那个大汉甩了几下，通关顺气说，好了！那大汉说你要保我三七二十一天。我爷爷说你要再不生事，我就保你七七四十九天！ 我小时候爷爷还教过我武功，可我太愚钝，没学会。 爷爷还会看风水，附近的地仙——风水先生经常拿着罗盘找他切磋。他们还带着我去看过风水，可惜我也没有学会。 我奶奶的坟地就是爷爷事先亲自看好的，那是比较远的祖坟地，去那儿上坟不太方便。但爷爷说，那块地方能够旺子孙，就把奶奶安葬在那里，后来，因为下葬时考虑邻坟的因素，略微偏了一些。有人说，不然的话，长孙也就是我，会成为一位大将军呢，可能因此，我只是成了一个小小的没用的文人。 因为爷爷的人品，到处都受到尊重和敬仰，他的幼子也就是我父亲的雇主，巢宝珍商号老板巢克谦，是景德镇赫赫有名的青花大王。公私合营后也是爱国进步人士，他的企业生产的青花瓷器，后来都是当国礼的。爷爷进城去探看儿子，巢克谦都待若上宾，特别热情地款待他，以至于他们俩竟成了好朋友，甚至讨论过合股做瓷业生意的事宜，幸亏那计划没能实施，不然我家也就成资本家了。我爷爷让我管巢克谦也称爷爷，巢爷爷也很疼爱我，到現在我们还跟他的孙辈互以兄弟相称，世交了近百年呢。 我记忆最深的是，爷爷其实很像一位紳士。他的腰杆笔直，从不歪七扭八，甚至从来没有靠过椅背。在南方醋热的夏夜，人们到水塘边乘凉，有的睡竹床，有的睡躺椅，爷爷只端正坐在一个小方凳上。他一直都是农民的和尚头，可到了晚年居然在后脑勺留成了一片長头发，很像是晚清遗少似的。他可能很认同晚清的审美观，其实更认同的是晚清农村的价值观。认同传统中国农村对联上写的“忠厚传家久，诗書济世長 ”的理念。 但随着社会生产关系的变迁，人情世故也改变了，所有的生产資料都公有化了。人们不再崇尚靠劳动致富，靠奋斗发家了，爷爷心里其实非常失落。在那个绝对公有化的年代里，爷爷还有一小块自留地，我三伯给他翻地，其余锄草施肥栽种收摘都是爷爷自己做。爷爷每天都起得很早，拿个竹筐外出捡狗屎牛粪做肥料。 不但如此，他居然还悄悄地在一条偏僻的河湾边，开垦出桌子大小的一块荒地，种上几捆芝麻。可在将要收割時，却被一个晚辈的村干部严厉地批判了一通，说是资本主义的尾巴。那时候，土地宁可荒芜，也不能让私人开垦耕种的。爷爷再也没有方式表达他对于土地的钟爱了，只好把他的爱放在孙子身上，把所有的乐趣落在給孙子讲他过去的故事。 我在正式上小学前，我二伯教我认识了一些字，爷爷对此很高兴。有一年春节前，爷爷带我去我们那里最近的集市七角塘，那里的人都认识并尊重爷爷，请他进屋抽一袋黄烟。我看着人家写春联，那人写了一个“春”字，我就念出他还没写出来的“风”，那人很欣赏地夸奖了我。爷爷根本不识字，很奇怪我怎么知道别人还没写出来的字，于是觉得给他特别長脸了。此后常常拿这个跟乡亲们显摆：看看我孙子，不但能认得人家写的字，人家还没写，我孙子就知道他要写什么字呢！ 爷爷晚年沉浸在回忆当中，跟我讲过去的事情，讲日本人到我们村，村人慌張躲到山里去。讲共产党游击队在远近的活动，但更多的还是关于土地的故事，讲那些农民发家的故事，讲某某发家的地主，行为举止是如何律已，讲农民最关心的年景和风雨。我坐在他的膝前，他抽着自产的黄烟讲一段，巴拉几口烟，当我提醒爷爷，他的烟窝根本没点着火，他一点也不在意，継续他的讲述。 我八岁时离开爷爷奶奶，跟父亲到景德鎮去读书，爷爷奶奶就坐车二百多里路，进城来看我，这对他们来说就算是出远门了。 刚刚进入城市的我，对城里的一切都很好奇，到处玩耍，非常顽皮，我父亲几乎天天都会揍我。爷爷奶奶看到我挨揍，特别不能忍受，对我父亲说，你要再揍我孙子，我们就走了，还要把孙子带回去。所以，爷爷奶奶每次来，对于我而言，都像是特赦的日子。
我去景德領读书后，爷爷又像对待我一样对待我大弟弟晓初，把给我讲过的那故事，讲给他的次孙，大弟说，夏天特别热的时候，爷爷一边给他扇扇子，一边给他讲故事。有一次，爷爷从姑姑家回来，忘记了拿回扇子，爷爷就用嘴给满身大汗的弟弟吹凉。弟弟頑皮逃学，爷爷就拿他的书包追着哄他…… 但爷爷的晚年还是很凄凉辛酸的，他的長子也就是我大伯得癌症去世，白发人送黑发人，悲痛伤神。特别是相伴侍候他一生的奶奶去世，给他的打击更大，他总是念叨，有福之人夫前死，无福之人妻后亡啊！爷爷自己不会做饭，就在已经分家的四个儿子家轮供。在那个贫困的年代，即使儿辈孝順，也难得有一顿饱饭。那時我大弟弟跟他作伴睡，他吃着一小碗飯，还要留下一个碗底给弟弟吃。我每年放寒暑假时，就会回到爷爷身边去陪伴他。在我的印象里，爷爷从来没有說过任何人的坏話，总是贊美那些有善心、有學問，有成就的人；总是赞美那些靠自己的劳动和勤俭致富发家的人。讲他们的艰辛和幸运，或者不幸。 一九七三年，我以本市語文最优成绩考上江西师范大学了，虽然是工农兵大学生，毕竟还是大学生，爷爷脸上很有光彩的。爷爷有一次头晕摔倒，卧床了很長时間，但我从老家出发去上学，他还是挣扎着起身，拄着拐杖，颤顫巍巍走到村口送我，当时他还是蓄着晚清时的长发和银须，腰杆还是那么笔直…… 一九七四年腊月十三，八十六岁的爷爷去世。 我没能给亲爱的爷爷送终。接到电报后，我匆忙地从省城赶回老家時，爷爷的棺材已经被抬到了高兰祖墓地，即将下葬。爷爷的墓地对面叫笔架山，山脚有一汪水，称为砚池塘。我疯狂地，扑在棺材上放声哭喊—— 爷爷，爷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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