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 的 童 年
胡振金
我是一九四八年春出生在鄱湖边上的一个小村，正处在新旧社会交替之时，也当然是在落后的模式里成长。
五十年代初，农村还是单干。父母是农事好手，另外父亲还会弹棉花，所以家里还算殷实。
也许是农业落后产量低，也许是老祖宗留下的习俗，我家吃的饭也同样是掺杂的和饭。我最不爱吃的是大麦饭，吃起来哔哔卟卟响，不管怎么煮，都是硬邦邦的，嚼得腮帮子疼。还有萝卜菜、南瓜，什么蔬菜上市就和什么，从没有清米白饭吃。芋头饭吃得还算多，也算最好吃的饭。秋季，荷塘长田藕了，母亲就隔三叉五的到藕塘挖些藕来做藕饭。一小段一小段的藕和在饭里很好吃。结实的粉藕，有股醇香味。吃这种饭，全家人特别高兴，有点像过什么节似的。但是，有藕时节正忙着双抢，也就只是偶尔挖点。
那时的夏季，我们大人小孩几乎都是赤脚，很少有鞋穿。接地气，但也邪毒入侵；因此，那时的人们很容易生疖子、疔毒，部位多在头面、手脚上（特别是小孩）。
我家门口有一只破石碓臼，大人磨柴刀用的，里面有一些绿绿的脏水。我与小伙伴常玩里面的水，细菌毒气，能不入侵？每年，我的头上，手上都要长疖子。不必担心，也不很痛，‘穿头’出脓就好了，根本不用医治；要不，野外摘一片天膏药（一种草药叫大猪肠的叶子吧）贴上。记得十岁那年夏天，我胸口长了一个大疖子，出脓了。有个大哥哥在纳凉时，给我挤出了脓头，没两天就痊愈了，不过一毛钱硬币大小的疤痕终生留着。手脚上豌豆大的疤痕有好多哩！生疔毒一般是大人，很痛的，要挖草药敷或找医生治疗去，不然会有麻烦的。
那时，小孩容易患眼病。记得我六年级临近升学考试时，患眼病，不能很好地复习功课；考试时，带一条毛巾进考场擦眼，眼屎擦了又有，看试卷题目很费力；考语文，作文题很长，没看清，以为是根据题意自拟题目，结果，把作文四十分弄丟了！
我自小是奶奶的小帮手。奶奶推磨我下料，奶奶提水就帮着抬，奶奶舂碓我帮着踩。特别是舂碓，好玩。碓一响，其他的小伙伴也都来看。咿呀——咕咚——哗啦，哈哈····笑声一片，像是在娱乐场里玩耍啰。
最感兴趣的是冬季。这时湖水干涸，只剩河床一点水。妈妈忙着到湖里杀蛏壳，一天能杀两担。奶奶也就忙坏了，又要破壳取蛏肉，又要洗的。这时的我可就帮了大忙。奶奶用菜刀破开蛏壳，我就从壳里把蛏肉撕下来。小手冻得通红，也不在乎，因为有鲜美的蛏肉吃嘛！
那时家里有一条大水牛，奶奶放牛，我是必须跟着去看守牛的。鄱湖边嘛，到处是草，门口河背后湖都很近，而且来去我都是骑在牛背上。牛背很宽，牛又驯服听话，可趴可坐可躺，有时手里还拿根竹棍舞动着，真有点像古代大将似的，好威武啊！
那时读书很不方便，九岁多了，才在一里外的村子搭学读书。
学堂设在庙里的上厅，用竹片隔着；下厅是理发师傅程大伯一家子住。母亲用一块凡布做书包，开始是一本破旧的百家姓作课本，后来才有新书。课内除了识字、读、背，再就是写大字。老师写模帖，学生套帖拓写，大字行间写小字。这是一位私塾老先生，五十来岁，一手好字，可惜也没怎么教我们写字的方法，也两个学期，进步不大。第二个学年到了两个地方读书，两个地方的老师（一个是国编陈希贤老师，一个是益溪舍胡振雨私塾先生）都是又教语文又教数学，我们年纪都大，理解力强，进步也蛮快的。
村小读了两年，教室换了五处。基本是人家客厅里。
1959年春季吧，我们村的四户人家，并村去了前舍村。我家住在一个棋盘屋的后堂半边，旁边有个厨房。这屋的原主人一家在景德镇，屋是大八间，中下厅是当时土目乡办事处。房屋大，我家根本不妨碍干部们办事，而且白天在侧屋厨房休息，晚上才到正屋睡觉。
那时正是大跃进，吃食堂。天天是稀麦糊加什么菜，母亲吃到碗底一点点麦糊小团粒，倒给我吃。大家饿得慌，跑到马鞍山挖观音土烤粑粑。小孩吃得拉不出屎，憋得直哭鼻子，大人只得用耳屎扒扒屎团。有时饿得没办法，到野外捋黄荆籽磨粉吃。黄荆条有个中药名，叫常山，是治黄疸疟疾病的。将黄荆籽炒熟磨粉，这粉好难吃，又苦又涩。没办法，饿得慌呀。
在那物质匮乏的年代，小孩子没有一件合身衣。妹妹捡姐姐的旧衣穿，弟弟捡哥哥的破衣着。我到十岁才有一件新棉袄，高兴得着实好一阵子。
村里一个比我大六岁的小叔子，读初中了。他做了一把漂亮的玩具（嘿嘿，什么的？你猜）可打纸炮，我好羡慕。如果有这样一把玩具插在腰里，那该多神气。唉，没人给我做，只好找一个小树根当着玩玩，打打闹闹，一瞄准，嘴里配合一个连响‘啪，啪’。有时也砍根小竹子做弓箭射射鸟呀狗什么的，或做把竹子火器玩，或是山竹短片破开小叉，来夹木梓树（又叫乌桕树）籽碾压弹击。当然玩这些，也少不了走火失准，险些伤人的时候，总要遭大人断喝几句。
前舍有个小店，柜台里摆了两副小扑克。扑克上有好看的人像。我在家里偷偷地翻出两毛钱，买了副扑克，躲在外面玩。结果还是被父亲发现了，硬是给退了回去。不过，我就是贼心不死，后来又偷偷地翻出个几毛钱的纸币，到店里买了把玩具枪。枪管里有弹簧，五寸长的小竹棒上有个皮吸盘，对着墙壁射出去，小竹棒可以吸在墙上。平时我是把玩具枪插在腰带里，真的有点像武工队里的侦查员。嘿，好神气！父亲看见我这样也没发脾气，只是无奈地摇摇头。
其实父亲很疼我。货郎担上门，总要给我买几块糖子。那时的糖子好吃，短小的竹签柄，一元硬币大小，三毫米厚，翡翠绿，香甜醇正，结实耐含。那时货郎担经常上门，荡鼓一响，小孩就围过去，父母也就给我买些吃的。就是不重视小孩子的玩乐，认为没必要，何必花冤枉钱呢！
十一岁多，才正式到中心小学读三年级。父亲在工厂弹棉花，哥哥也在工厂学篾工，中小在工厂附近，读书很方便。
三年级班主任是教语文的女老师叫高玉珍，高高的个子，白嫩丰满，很是漂亮，而且工作能力很强。七八十个学生的大班，她好像很轻松。
四年级分了两个班，我在四（甲）班，还是高老师教语文，向恭义老师教数学。这一年开始我的独立生活，在学校吃住。每天只有六两米（其时，我家在农业队里，也是吃食堂），每餐用黄泥钵炖粥吃，整天都感到很饿。同学们都是廋廋的，脸色黄黄的，没有一个是好身体。
读五年级时搬校三次。也不知是什么原因，始由草头黄家搬到舍下徐家，两月后又由舍下徐家搬到土目五房祠堂，第二个学期又搬回舍下徐家村。
真是多事之秋。不过自1961年国家形势已在好转，百姓的生活也好多了，再也不用吃食堂了。我就是在这个时候，跟一位武术师傅学了些套路架子。二三十人学武术，大孩子，小伙子，我算是最小的，但我的接受力强，比别人多学几个套路，深得师傅喜爱吧。
舎下徐家村算是个小镇，是乡政府所在地。学校离乡政府只隔几幢房子。
学校这里有好大一片房子，是地主老财的院子。有厨房，有老师的住房，有办公室，我们学生住楼，很是干爽。学生的活动场所也很大，有一个大大的操场。教室也宽敞，只是光线差点。老式房屋只有天井，窗子很小。
那时读书也不要多少钱，只要买语数两本书，再穷的人家也能读得起书。不过，那时的学生要认真读书才行，一门功课不及格就得留级。所以班级的学生数呈宝塔状，低年级人数多，高年级人数少。记得我读三年级时，有七八十个同学，到六年级时就只剩下十六个人了。
六年级的教室是‘三间两伸手’（徽派建筑里最小的一种）的老式屋，屋不深，光线较好。十六个学生的课桌摆在上厅，还显得宽松，下厅还空着。我们住楼上，房间老师住。徐廷玉老师教语文，胡振凤老师教数学。这一学年，虽然劳动多点，为建校舍，又是挑砖又是挑瓦的，但吃、住都好，玩得也好——有篮球，有象棋，有军棋，有琴，有笛，乐意玩啥就玩啥，我那徐老师从不干涉学生的活动；不仅仅是老师教得活，我还学得非常自信。我特别喜欢钻研数学难题，哪怕是民间流传的怪题，也要钻上一钻。有瘾！
小学毕业已是大孩子了，暑假在生产队很管用。又是割禾又是插秧，成了双抢的主力。插秧吧，大人的腰腿韧性差，插上两天就受不了；我们小孩好多了，干累了，睡一觉，就又好了。农忙期间几乎没有休息过一天半日的，工分也挣了不少。
我的童年以及青年期，正处在初级阶段，过得不怎么好；我爱学习，各门功课都是最优秀的，本可深造吧？唉，遇上文革······我是多么羡慕今天的孩子们——吃得好，穿得好，玩得好；学习的大门向你们敞开着。
努力吧，孩子们！
2019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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