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深圳,所有的大街小巷,我都用脚步丈量过,每天为了找到一份解决温饱事做,沿着大街小巷看墙上贴的招聘广告,为了能进服装厂,还在一郊区上了一个星期的培训班,去应聘时说我大学文凭高了,不合适。通过报纸爬上一高楼应聘水电工,说人已招满,可我靠借来的五百元差不多用完了,幸好我二舅在鹿丹村做泥工,开始白天出外找事,晚上偷偷回到舅舅工地,有时他还得偷带碗饭我吃,最后什么事也没找到,临近过年时,舅舅跟工头求情,让我在工地上做小工,混到年尾,在深圳呆了四十几天,第一次体验到外面世界的无奈。
九十年代的汕头,每条大街我都走过很多遍,从东湖经南湖、礐石再轮渡到汕头也走过很多趟,沿着那海边的沙滩也独自徘徊过很多次。
仅仅是借了一百元做路费,到了汕头就身无分文,靠同村人帮忙,在夏蓬做了几天木工混得一口饭吃,元宵过后很多工地还没开工,不需要太多人手,幸好弟弟在东湖做泥工,他姨夫包工地,碍于人情,在工地上做事,有时白天拉翻斗车倒混泥土,累得到了晚上躺在床上就是一动不动,歇工时就到外面找事,也许是信息不对称,也许自己本来就无一技之长,带着希望走出去,带着失望走回来,一天走很多很多路,看很多很多墙上的广告。
跟弟弟在东湖工地上学了七天泥工,就到南湖承包了一个工地,从基础做起,炎热的夏天,带着来自家乡二十几位工友挖土方、拉土,只干了三天,老板就不让我承包了,不知是我们对伙食费催得过于频繁,还是老板看出我是个外行,在当时看来,我与施工员交流得还是蛮好的,也许对于一个只二十一岁的我来说,一切都太年轻。永远记得第四天的早晨,我告诉工友我们被老板辞退了,我把老板给的伙食费五元的十元的分发给工友们,自己一分未留,把这三天欠工友的工资用一本小本子记了下来,那时工资一天十来块钱,欠工友十元二十元不等,我说等以后回家了一定给他们,等工友们走散后,望着刚升起的太阳,眼里噙满了委屈的泪水,一股失败的酸楚涌上心头。
那本小本子,开始我努力保存着,但不知什么时候就丢失了,等几年后我在狮山街开照相馆,有人认出我说曾在汕头见过我,但没有人提包工地欠工资的事。也许他们也体谅到我当时也没跟老板结账,要是现在,我肯定要按某种方式结账的,可那时老板说不要我承包我就直接走人,也真是太幼稚了。
因需要回家办个手续,从汕头回家再去汕头,三天一个来回,在火车上一直是站着的,现在回想起来,我只佩服年轻时的勇气和精力。赶回汕头只为参加《汕头日报》广告业务员的招聘,十二个人里面招聘十人,可我落选了,但由此认识几个人,他们出门拉广告有时也带上我,可一直没什么业绩,最后还是解散了。
有个湖北的广告业务员,能说会道,扯什么懂什么,而我是见到人喉咙就被噎到了说不出话来,他把最后拉的几笔广告费放在自己口袋里,没有交给报社,现在不记得是五千多元还是八千多元,报社负责广告业务的是一夫妻搭档,竟在礐石一旅馆找到了他,告诉他已报警,三十年前的事,我也不记得最后如何处理,只记得和他同在汕头一公园的亭子里睡过几晚,在礐石旅馆他住在旅馆的床铺上,我睡在旅馆门外的石板上,因为我身无分文,他口袋里还有几千元未上交的广告费。
后来,我到了揭阳成了一位名副其实的钢筋工,从看图纸到钢筋制作,如果没有回来的话,我肯定会从承包钢筋工开始,开启搞建筑这一领域。
应该是八月中秋前两天,同村开货的兄弟用货车拉了几十个民工去汕头,在回来时拐到揭阳在工地上找到我,要我回来,老板知道我的情况,给了一百元工钱,余款等以后结账让老乡带给我。
回来的路上,在赣州与广东交界处,车一边的轮胎开下近一米的山沟里,我们冒雨拦下路过的车,拦下一辆好心的江西老表的车,可惜拉断了车上带的粗绳,车子却一动不动,半夜三更摸黑在山上找住户人家,敲开了几家门,有一家有钢绳,但拉一下要一百五十元租钱,我们顾不得,在瓢泼大雨里我们接着又是拦车,拦下一辆开口要五百元,我们把连同老板给我的一百元,还有一块手表给了那司机,把车拉了起来,我们连夜把车开出广东地界。
真正体验到“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时难”,回到家后,一股生命的热情还是没有冷却,从借钱办照相馆、办煤球厂、办加油站、买服装、做保险等,有成功也有失败,再到现在利用空余时间帮家里搭理婚庆业务。
前不久和学校一同事又是同村同学散步聊天,他说遗憾没有走出去,教书虽饿不死但发不了财,说好多同学在外都赚了大钱。我说我对自己的人生一点都没有遗憾,我虽然没赚大钱,但我体验了我的人生。
事实上,我对是否赚到大钱一点都不在乎,在乎的就是这种挣扎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