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我在上海沪东造船厂实习,曾遇到几位曾在江西插队的知青,一说是江西的,他们很激动,说江西是个好地方,江西佬俵很纯朴,也很热情,跟我聊在江西的过往。其中我还认识一位知青带回上海的江西女子,那时她已是40岁左右的中年人,是一名车工师傅,我亲切地叫她阿姨,后来一到她所在的车间,她的工友都喴着说你老乡来了。我有时在想,她是幸运的,她们的爱情也是稳固牢靠的,跟着知青从农村来到上海成为上海工人,没有成为知青回忆的“村里有个姑娘叫小芳”。后在广西、广东、云南的知青相继向上级写信反映问题的推动下,国家作出了知青返城的决定。我记得我们村曾接待过几位知青,前后住过几个月,后知青点建好了他们就搬到知青点去了,那个知青点曾是我们放牛的地方,我们村让出不少田和山,并叫它“新村”,成了一个新地名。我们那里待知青很友好,基本不让她们干农活,因为她们根本不会干,我们公社成立一个宣传队,宣传队成员基本就是知青,这些知青应该是幸运的,也是幸福的,根本没有书上和电视上说的知青的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