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落哑雨，那时开杏花，万镒咀十七岁的师范生柳杏跟刘经俭学算珠算。
二十岁的刘经俭是沙岭乡的会计，确实打得一手好算盘，那些珠儿好似就是他一把屎一把尿养大的，在他手下全是乖乖儿，心中想到，珠儿就到，绝不会有半分差池，柳杏看得心花怒放。眼看学了四归学七归，正是开窍的时节，学家该杀线鸡酬师，柳杏告诉爹娘杀不杀鸡都不要紧，关键她要嫁给刘经俭。柳杏的大哥康文在镇里听说，指天跺地，坚决反对两家结亲。说一个懒公（真不是，刘经俭非常勤奋的人呢），一个懒婆（也不对，柳杏追求进步，每日忙得脚板不沾灰），两个懒人凑一块将来会饿死。刘经俭也喜欢柳杏，但他知道那事成不了，只有他知道原因并非懒不懒的事儿，是他还是挖黄豆地的娃的时候一当二打过康文、康武，兄弟俩吃了亏却整不出法子填平心中的沟坎，后来兄弟俩都去了浮梁，差不多算是吃了公家饭，要说不该计较许多，但两兄弟想到自己妹子读那么多书，却要便宜一个想起就心灰灰的人，就是忍不住不飞唾沫星子。一年两年，那事儿不黄也黄。
后来柳杏不知因着什么机缘心向上陶家湾的陶柱义。陶柱义当然是很风光的一个人，做过新四军，给大人物当过警卫员的（有人说不是贴身警卫，只是警卫连里的一兵，就算那啥一兵吧，那也好九几啊），柳杏心向于他不久他就去了朝鲜。
当兵的回国，柳杏每天到路上去等，问了很多人，都说不知音信，柳杏眼泪都出来了。最后问到一个人，说陶柱义死在那雪山。柳杏哭得一塌糊涂，还是不死心，觉得自己命里该有一个威风八面的郎君，只是，就算威风八面，梦里也压不住刘经俭的一把算盘。
这就等来了陶易簋，陶架里人，村在万镒咀北部，村口有个亭子，柳杏就是在亭子里等人的呢。但这人真的姓陶，个子不如陶柱义高，但实实在在也是一个战士，出生入死的，人回来了，还立了功。陶易簋听柳杏在等一个当兵的，随口接腔：那啥义的，听说真是光荣了，不回来啦，妹子跟我吧，好日子有着呢。
从杏花落等到桂花开，柳杏真的就跟上了陶易簋。
后来陶柱义也回来了，柳杏满心的欢喜，狠着心要去找陶柱义，陶易簋扯着他的衣襟，说：那人是回来了，日子却不回头呀。
还真是，日子拐个弯走，就是不回头，鼻涕或是眼泪，柳杏都往肚子里吞了。
柳杏师范毕业，在达繁村里的完全小学教书。陶易簋在东山公社当武装部长。东山公社到周溪公社也就步行半天的功夫，这两个人的日子还真过得令人羡慕。
假如日子就这样顺风顺水悄悄过……
世上没有假如，有人说“贾儒是俺朋友”，那是编段子而已。柳杏跟人说起往事，就会眯着眼调侃世上压根没有贾儒。就算真有贾儒也不如刘经俭的。
陶易簋带着社员学大寨，挖山开荒，吃住都在山上。有个社员吃不消，想开小差，大队干部把他带到了武装部长陶易簋的面前，陶易簋说：你要胆敢开小差，破坏农业学大寨，老子一枪崩了你！说话间，真的从腰间掏出驳壳枪。那人胆小，看到枪，二话不说，撒腿就跑。眼看跑过山咀，陶易簋喊：站住，再跑老子真开枪了。那人只是不停步。
陶易簋就对那人的脚板下开了一枪。
陶易簋失落的时候，对很多熟知他往事的人说：万事皆由命注定。俺不是真想打死人，俺是朝那人脚下开的枪，只是想吓吓他，谁知那人命苦，子弹打在硬石头上，转弯了。在朝鲜的时候俺听说过子弹转弯打死人，没真见识过，谁知这样的事儿还真出在俺身上。要出这事儿也该出在朝鲜，老子对着野兔开一枪，结果兔子没打着，子弹擦地地转弯，把巡逻的美国佬打死了，哈，太神了！当然，打伤了也行，俺会调侃那贼运气不好就该在家陪老娘，不要出来胡闹。即如是俺运气不好，让人家一颗转弯的子弹打中俺也行，死不死也赚几分光荣。
让俺打死了公社社员，这叫什么事嘛？真不如那子弹倒着走，把俺自己打死算了。
公安局的人认定那是误伤人命。
陶易簋丢掉了干部身份，回到陶架里，当普通社员。
从过日子的角度看，这挺好。陶架里到达繁里才两里地出土，夫妻俩在一起的时间多了许多。人家说完小里柳杏老师的丈夫是社员，是不是有些丢面子？不啦，不啦，毛主席教导我们：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
但后来又出了一件事，按陶易簋的说法，就还是命里的兜搭。
曾家有女人嫁给陶易簋的堂弟。那女人是带肚来的。
曾家有个青年才俊，在景德镇某大瓷厂当书记，爱上老厂长的女儿，但这人在曾家有妻室，妻子有身孕。曾家女人最终还是被抛弃了，晚嫁到陶架里。对于陶架里人来说，本来就是一件好事，但那事儿的理儿让陶架里人心怀不平。说那个做陈世美，不认前妻，是猪狗不如的东西。
那时亭子旁算是个小车站，从县里、景德镇或是九江来的车可能在那里落站，有一次景德镇来的车上下来一对衣着体面的人。女人腆着肚子，看样子快生了。有人眼尖，认出那个人是“陈世美”。
有人喝：陈世美不要走！
有人立马回村报信，陈世美就在亭子下，大家操家伙！
陶易簋操着一根山黄荆扁担来了。
血气方刚的男子是不容易被打倒的，但女人是个小家碧玉，受不得折腾，当下就倒了，流了一地的血，流产了。
哎呀，哎呀。
打了就打了，还能怎么地？陈世美还不该挨打吗？勾引陈世美的小狐狸还不该挨几脚吗？
那两个人算是颜面尽失，灰溜溜地走了。
陶易簋领着村民抱打不平的故事传开了，有些像传奇故事。其实陶易簋也并没有领头，去是去了，场子有些乱，扁担好似并没有得以施展，那女人就倒了，陶易簋并没打女人。
风平浪静了两天。第三天，小站上从车上下来两个穿中山装的人，眼镜钢笔的，好似很斯文的样子。恰陶易簋在亭子旁锄地，眼镜和陶易簋唠上了。一通人情世故后，那人好似漫不经心地说到听说前几天有个陈世美在这里挨揍了？陶易簋开心地露出黄牙：那是！那个人好山桩，说是有功夫，其实汤不了俺的风，俺一根山黄荆扁担，呼呼几下，那人就倒地求饶。实话讲，这种人就该打，打轻了。陶易簋那是吹了牛，他只是去了，只是义正词严地喊过些什么，没来得及出手，场子就静了。
隔日县里来了吉普，白褂子蓝裤子的公安人员进村，逮捕了陶易簋。
陶易簋都不好意思辩自己并没有打人，戴眼镜那人在呢。干脆好汉做到底，俺就是斫了男人三扁担，踹了女人一脚。
那天柳杏在給六年级学生上语文课，正讲到“冬天，北风卷着大雪……”校长就找上门来。
因为丈夫犯事，柳杏被取消教师资格。
柳杏生了三个儿子，有一个是陶易簋出来后生的。
陶易簋的堂弟，就是那个曾家嫁来女人的丈夫，却没有去打人，他觉得自己因着陈世美不端才成了家，有了个排场老婆，还直接做了爷，得感恩。
据说陶易簋在里面里也想通了那事儿，没有曾家的陈世美，堂弟哪有那么好的媳妇？但他就是觉得有些憋屈，夜半细细想，他才知道原来是有些眼馋了堂弟。这柳杏虽说是肚里有文墨，做了完小（周溪最高学府）的先生，但论长相，论聪明，都比曾家来的那弟媳差些火候。那就有些瘟火，就想发泄，就想跟人家赌把气力，枪是早就没有了，就使个扁担吧，反正俺的扁担是山黄荆的，老山材，跟谁比，都上档次的。
柳杏等陶易簋回来的时候，确实很多次托人捎信到队上，人家真的就是那么说：柳杏让我问一问，你最近能回来吗？
只是过了一年半，陶易簋就回来了。
后来陶易簋也当社员，扶犁拉耙，是个好劳力；柳杏做不得重功夫，就做轻活兼做记工员，两个人在一个小队。
那时候陶柱义在抽水机站，掌控三十马力的柴油机，惊天动地的。
刘经俭只是做手艺。柳杏的母亲老是掉下巴，只要是刘经俭在家，老太太总会找上门来，哼哼哈哈，说不清话，刘经俭三几下就把老太太的下巴嵌好。柳杏的小弟弟细福，跟刘经俭学手艺，两个人关系好得昏头颠脑。
后来刘经俭的二儿子在泗山洲上出工，看到陶易簋，好似就是队长，一条也不是很黑的毛巾，光着膀子，晒得像驴驹卵。那人笑脸常开，牙齿掉得一颗都没有。刘经俭的二儿子爬到柳树上捕蝉才看到土地相邻的陶架里人的，觉得那个人好福气。那时捕蝉的人还不知驴驹卵的媳妇是柳杏，更不知柳杏当年死活要跟的是他爷。只觉得这个人好福气，他吃饭时，拿出一个陶罐，陶罐里倒出的是丝瓜鸡蛋汤，丝瓜是丝瓜，蛋是蛋，汤是汤，都是屁话，但捕蝉的娃当年就是这么想的。对于那娃来说，这简直是好到顶的日子。
很多年后，刘经俭的二儿子才想到，陶易簋的好日子原是得益于有个柳杏的人，陶罐也好，陶罐里的鸡蛋丝瓜汤也好，明明都是柳杏过日子的手笔。
刘经经俭的二儿子就在达繁里教书，这个时候不再是完小，也刚刚撤出了高中，就是个人数不少的初级中学。这汉子教了个特别优秀的学生，中考得了全县第一，却被会过日子的人打总荐报考了师范，当然是录取了，娃不肯去，县高中接纳了，三年高中读完，考到西南政法大学，后来做了涉外知识产权方面的大律师，非常出色。
这简直跟陶易簋或是柳杏的生活无关，但讲故事的人原来就是刘经俭的二儿子，这人是个掏饭箕，就喜欢打捞些俗世里的风月。刘经俭的二儿子查出自己的得意门生就是广州做知识产权的大律师原是陶易簋堂弟的外孙女。
但陶易簋是不知道那茬的，牙齿掉得一颗不剩他也没钱镶，或是他根本就没有想到镶牙的事儿，他跟柳杏人影相随，走在马路上，去镇上女儿家，或是去娘家，娘家当然没有爷娘，有个弟就是细福，在景德镇法院看门，能访的只有侄媳妇和更晚一辈的人。两个人，佝偻着背，很认真地挪着碎步，脸是灿烂的，看得世人都羡慕。两个人都八十多了，能如此安好地过，实在算是好福分的。
这日子就真的静得如鄱阳湖里的白帆。
陶架里杏花落尽的时候，陶易簋走了，悄悄的，在外面跑世界的人压根不知道。
柳杏一个人去了女儿家，自动跟女婿（就是刘经俭的侄子）聊自己年轻时的光景：那年，嗨，老是落雨，落得杏花满地。万镒咀有个后生叫刘经俭，眉清目秀，十指尖尖，会写会画，一把算盘打得噼里啪啦……
柳杏的女婿把雨滴杏花的事儿在酒桌上调侃给了刘经俭的二儿子，这个人叫彭子，正写着自己父亲的往事，听到这个，忽有所悟：是啦，是啦，那时雨，落那时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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