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复初与英语的“缘分”有点不寻常：他学的是土木结构，却在清华大学当了近30年的一线英文教师。他担任过外语系副主任，教过一万多名清华大学生，编了几本英语大词典。
而眼下，他却正越来越痛心于英语在国内的“遭遇”。“英语完全成了考试的工具！”他焦虑地说。于是他四处批评当下的英语应试教学模式。
事实上，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孙复初便明确反对英语标准化考试。去年，教育部公布了英语四六级考试的改革方案，他又在媒体上公开质问：“英语四六级考试还有存在的必要吗？”他一再呼吁：“应该下决心把四六级英语考试停掉！”
“我从内心里反感标准化考试，完全违背了语言学习规律。”72岁的英文老教授皱着眉说，“那是对青年的摧残！”
“学生们四六级考试倒是过关了，可是英文文献读不了，英文论文写得错误百出”
孙复初在上世纪80年代开始遭遇到英语的标准化考试。随着教育部考试中心的成立，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标准化考试逐渐向全国推广。
1987年，国家英语四六级考试实行。
渐渐地，孙复初在教学一线发现了变化：有学生在他的“科技英语”课堂上不太愿意听讲，埋头忙着做模拟题。
因为从来没见过这种新考法，一开始，孙复初“还觉得很新鲜”，慢慢便发现不太对劲了：学生们有时拿习题来问他，孙教授觉得根本无助于掌握语言基本应用能力；教室和图书馆里，学生们手里开始捧起了各种习题集和应试大全；校园书店里，英美文学选读、英文原著等书籍逐渐被各色应试辅导书淹没。学生们埋头做习题，英语课上做，图书馆里做，到各系专业课上还在做。
各系各专业的老师有了意见：外语课正在冲击我们专业课，你们在干嘛？
“可这不是我们布置的。”孙复初委屈地说。
每年，当孙复初的“科技英语”课程结束，打完成绩之后，他会对学生作一次问卷调查，请他们对孙复初本人、对英语教学提意见。没想到，这些写着班号、学号、真名实姓的意见，竟有相当一部分针对四六级考试。
意见说，四六级考试对提高英语运用能力没什么帮助，“过了六级，不等于掌握了真本领；写的英文论文，外国人看不懂；学了一些日常口语，但老外来的电话不敢接。”孙复初回忆说，“学生明确讲，四六级考试培养的就是应试能力。”
他将上千名学生的意见装订成册，一份不落地交到教务处。教务处一位处长用了两个星期时间看完，写了一份长达11页的简报，摘录的全是有名有姓学生的原话，送给教务处正副处长，正副教务长和正副校长。
教务处还委托由各系主管高年级英语学习的教师组成的“英语教学委员会”，命题进行了一次考试，结果发现，“学生英语掌握程度很不理想”。
各系教师反应强烈：学生们四六级考试倒是过关了，可是英文文献读不了，英文论文写得错误百出。
最后，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综合各方意见，经过慎重讨论，一致同意清华同四六级考试脱钩，四六级考试不再计入清华成绩。并从1996年起，代之以清华英语水平I、水平II级考试。
当时的主管副校长，曾打电话给孙复初叮嘱说，外语系干部到校外参加教学会议，一定要明确表示学校不同意四六级考试的态度。
有意思的是，绝大多数清华学生在参加清华英语水平I、水平II级测试之外，都参加了四六级考试。一位还在求职的清华大学研究生说：用人单位大多要求四六级证书。
资料显示，1987年，全国报考四六级英语考试的人数仅为10万，而到2004年，这一人数猛增到1100多万。
尽管去年四六级英语考试出台了改革方案，但四六级考试并未降温。来自湖北省的数据，今年共有42.5万余人报考四六级，人数再创历史新高。而福建省今年的报考人数也达15.3万余人。
“标准化考试从根本上违背了语言的学习规律”
面对这四六级红火景象，这位英语教授越发焦虑：“标准化考试跟语言学习，完全是两股道上跑的车。”
他常爱引用清华大学前副教务长在文章中讲到的一件事：两位中国外交官常年在美国工作，任满后带自己的孩子回国，插班上大二，这位长期在美国生活和学习的大学生，做了一张现行的标准化英语试卷，竟然没考及格。
另一个例子是，北京一份著名期刊登载，有6位外教参加2005年高考的英语考试，平均得分71分(满分150分)。考后他们问媒体：“你们这是考英语吗？”
而那些能考130分、甚至140分的学生，在孙复初的班上，并没有表现出相应的英语应用能力。
他给大二、大三的学生开科技英语课。课上有时要求学生当堂翻译英文文章。这些文章，通常都是他从英美报纸杂志上选摘的科普文章或报道，全是通俗易懂的科技语言。
他发现：学生读文章读得很快，从段落句子中抓关键词，再把几个词一连起来，想当然地就蒙大体意思，并还能诌成一篇文章，可是却跟英文原文“牛头不对马嘴”。
孙复初连连摇头：“同学，这是翻译，不是创作啊！”
“真是气不打一处来，又不知找谁说理去。”孙教授苦笑着说，“不能怪学生，他们就是这么被训练的。否则，三四页的考卷怎么做得完，阅读理解看不懂，又怎么做题？”
他曾经会同清华大学几位教师与参加英语应试辅导后获得高分的学生座谈，学生告诉他，比如阅读理解部分，老师说看不懂没关系，可以用“分类法”、“排除法”等等，从给出的ABCD四个答案反推过去蒙。老师还为学生支招，如果实在不会做或者来不及答题，就一律填上C，选C蒙对的几率最高。
孙复初跟清华几位老教师还做了一个对比实验：把学生选对答案的试题，用另外的方法去考，或者让学生讲讲这些试题的意思。结果发现，许多题目学生根本没有看懂。
“标准化考试不仅不能提高学生的英语应用能力，反而“约束学生的思维能力、表达能力和创造能力”
有一次，孙复初看到一道选择题，觉得A和B答案都对。于是去请教当时的外语系主任。系主任也觉得两个答案都可以。他们又去请教外教，外教也持同样的看法。令孙复初不解的是，课堂上却非要把B否了。
“语言不像数学，一加一就等于二。语言那么多种多样，简练的语言、委婉的语言、隐讳的语言……一个意思可以有十几二十几种表达方式，为什么非要用僵化的方式来约束学生呢？”孙复初质问，“学生不会说自己的话，只会写与标准答案相同的话。”
去年2月，《南方周末》登出对孙复初的访谈：《标准化考试可以休矣》。
3月，一位从事教育测量研究的学者在媒体上发表了另一种观点：“如果有人用菜刀伤了人，需要追究的是用菜刀伤人的人的责任，而不该去责怪菜刀”。“四六级考试功大于过”，只是这把“菜刀”被误用了。
对此，孙复初很不认同。他说：“标准化最不适合语言教学。语言教学不能用标准化的思维，两者天然地冲突。”
他认为，标准化考试必然导致学生语言能力的下降。“有人说，中国学生汉语水平普遍下降，是由于英语的冲击，其实同样是因为标准化考试”。“标准化考试从根本上违背了语言教学的规律”。
“几十年前已经解决的问题，现在怎么又成了问题？”
孙复初最初开始学习语言，是在抗战时期母亲带着他逃亡的路上。随身行李中，母亲斯霞惟一不舍得丢弃的，是一包儿童读物。
逃难间隙，母亲就通过读故事书来教他识字。当他认识一些字了，便要求他写日记，或者给远方的亲戚写信。
这位著名的儿童教育家这样在长子身上实施她的语言教学实践：随课文分散识字，字不离词，词不离句，句不离文；在识了一些字后，就想办法让孩子应用。事实上，在她后来几十年的小学教学生涯中，她也是这样教育学生的。在她从1958年开始实施的小学试验班里，二年级的学生可以认识2000多个字，读了174篇课文，还可以写几百字长的作文。
颠沛流离中，孙复初跟着母亲从3岁学到6岁。第一次上小学他就直接被分到了五年级。
母亲的语言教学经验，对孙复初产生了极大影响。“英文与中文学习的规律是相通的。”他强调。
孙复初回忆，上世纪40年代，他在南京上中学时，当时的中学英文老师就是按照同样的规律进行教学。
那时，中学生孙复初英文课上读的是英文原著，高二时，他们的教材便是原版的《林肯传》。老师要求他们大声朗读课文，背其中的好句好段。他和同学还被要求用英文回答问题，用英文写日记、写作文。
中学生孙复初那时常常使用英文。除了课堂上用英文听课和交流之外，学校在某些课程上使用英文原版教材，要求他们用英文做习题，写实验报告。
考大学时，英语考试也跟平时学期考试一样，只是要求答几道问答题，然后“哗啦哗啦”写篇作文交上去完事。“管他什么作文题，拿起笔来就能写。”他说。
孙复初的夫人郑老师，那时在天津上中学，各校采用不同的教材，“我们英文课就是读《项链》、《灰姑娘》什么的。”郑老师说。初三时，她和同学已经能用英语编小戏剧在圣诞夜里演出了。
尽管没有“好记星”、复读机、电子词典等现代工具的帮助，两人都在中学即掌握了基本的英文应用能力：写信、写日记、读报纸、读原著，开口能说。
两人考入清华大学土木系之后，学校不再开设专门的英语课。但用原版教材上微积分等课程时，学生们没有语言障碍。“不管来自沿海城市还是内陆小地方的同学。”孙复初肯定地说。
然而到了上世纪90年代的清华课堂上，孙复初让大三的学生用英语翻译“画一条线，平行于AB边，垂直于CD边且与CD边相交于O点”，全班竟没一人能胜任。“画”用哪个词，“平行”怎么翻，没人知道。
“为什么以前能做到的事情现在反而做不到了？”孙复初不解，“我们曾经有过搞好英语教学的经验。”
孙复初当年在中学班上，英语水平属中上。后来，这位土木工程系的毕业生竟成了清华的英文老师。据他说，靠的基本是中学打下的底子。
然而令孙复初不解的是，“几十年前已经解决的问题，现在怎么又成了问题？”
他在清华课堂上的学生们，已经学习英语多达9~12年，却依然没有掌握基本的应用能力，开口说不了话，读不了英文报纸，用英文上课，语言障碍很大，不得不在大学里继续上1~2年的大学英语必修课，甚至读到研究生，还要补基础英语。
在孙复初看来，对于非英语专业的大学生来说，大学英语教学该走的路子，应该只是目前已开设的英美文学选读、英语写作、诗歌欣赏等各种选修课，而不包括现有的“大学英语”。
“从教材的编排到教学方式，跟中学差不多，成了中学英语的延伸，这是个怪胎。”孙复初说，“反过来说明，我们的中学英语教学效率实在太低了。”
孙复初发现：“英语课变成了学习期限最长、周学时最多、考试最多、财力和精力投入也最大的一门课。”
“他们学得很苦味”，与他当年不同，学生们现在都忙着机械地做题、背单词、啃词汇，以及语法重点和难点。语言学习被“肢解”了。
孙复初所在外语系的一位教授，辅导自己的女儿学英语。他对孙复初抱怨道：现在中学里讲被动态，要讲那么多形式。讲虚拟语气，也那么多用法。那是专门搞语言研究的人才探讨的呀！
“大潮流下，一个小孩子能怎么办？”
在孙复初一家三代人中，“我们不是被这样教育过来的”。郑老师觉得自己“很幸运”。他们的双胞胎女儿，虽然“文革”中都“上山下乡”去了，但恢复高考后考入大学，“还没有开始推行标准化考试”。
而两个外孙，却全程体验了这个时代的教育。
在他俩还没上小学之前，外祖父孙复初已经在北京的课堂上发现学生们开始做模拟题，而外曾祖母斯霞在南京也发现，小学生的书包越来越沉，她都拎不动了。
有感于此，1989年，由斯霞口授，孙复初执笔，在报刊上呼吁：“减轻负担，救救孩子们！”。
“有些小学毕业班学生，不但午饭后要到校做作业，晚饭后还要写到10点多，比我们大人还辛苦。连一些老师也感叹道：看到学生这么苦，我们也于心不忍。但是学生升学靠分数，评价老师靠分数，衡量学校靠分数，我们只好违心‘抠分数’。”文章写道，“我希望各级党政和教育部门的领导同志：评价学校千万不要只看分数和升学率。”
“我们教学的对象是活泼的人，是有思想个性的人。看不到这点，就会把儿童当成装灌知识的容器，儿童就会处在被动的地位。”文章说。
尽管1990年前后，全国推行素质教育，但孙复初两个外孙跟他们的同辈，似乎并没有因此而减轻负担。
一个亲戚的上初二的孩子，刚开始学习物理，便拿了一道物理练习题来请教郑老师，郑老师一看，竟是她大一时做的习题。
郑老师在清华从事人体运动力学研究，为“神舟”系列设计假人。两个外孙读小学和初中时，她辅导起来还能胜任，但到高中时，这位清华教授已经感到力不从心了。清华大学数学系一位教授告诉郑老师，高中的数学题，有时连他也做不出来。
大外孙很聪明，读四年级时就喜欢就某些论题跟老师辩论，结果被罚站。有段时间，这个孩子考试成绩下降，家长会上，老师从排名最后的开始点名，挨个数落家长，弄得孩子的妈妈“恨不得找个地缝钻下去”。
由于看不惯当下的应试教育模式，有时郑老师试图为两个正读高中的外孙矫正一下学习方法，“作些补救工作”。但外孙们会大嚷：“来不及啦！”最后甚至连郑老师的女儿、孩子的妈妈都发话了：“您不能这么教他们，这么做题太慢了。”
“大潮流下，一个小孩子能怎么办？”孙复初迷惘地问。
他家一个邻居的女儿，本来想从海外回国发展，但考虑到国内中学生学习现状，为下一代人的教育着想，一直滞留在外不敢回国。
几年前，孙复初从《南方周末》上读到，黄冈中学一位毕业生将这所高升学率的高中称为“地狱”和“集中营”。他当即给母亲斯霞打电话交流。
斯霞叮嘱他：“我现在是走不动了，你们是当老师的，一定要替孩子呼吁！”这位年近90岁的老人生气地质问：“不是一再说了要减轻负担吗？怎么都不听呢？”
事实上，孙复初这些年按照母亲的嘱咐一直在呼吁。“一有机会就到处讲，跟中学教师讲，跟校长讲，跟教育官员讲。我到处不断嚷嚷，不屈不挠，不过可能收效甚微。但是我决不罢休。”不过，他却不敢对自己的外孙多讲。
有人问：“那您连自己的外孙都影响不了，怎么能影响其他人？”
孙复初回答：“难道让他们也做不屈不挠的战士？那以后只能打工去了。这个问题不能跟他们讲，他们是完完全全的受害者。”
他只是对外孙说：“你不一定非要考清华北大。”
“这根指挥棒还要把青年摧残到什么时候？”
江苏省教育厅2005年12月公布的《江苏素质教育调研报告》称：“参与调查的教育系统与非教育系统的同志一致认为：近年来应试教育明显回潮是不争的事实。”
这份报告指出：“目前的校际竞争偏离了正常轨道，已走向仅以升学率为目标的恶性竞争”。“有校长戏称，校长头上压着‘升学、经费、安全’三座大山。升学排首位，因为升学在某种程度上直接影响着经费来源、经费多少等”。“高中比拼的指标，已不再是本一、本二的人数，而是考入北大、清华的人数”。“升学竞争明显提高，从高中延伸到初中，从小学高年级延伸到小学中年级”。
报告建议，“改变目前应试教育、升学竞争愈演愈烈的状况刻不容缓，需要党和政府痛下决心、铁腕治理。”
孙复初认为，这是他“目前看到的由教育行政部门所发表的最好的一份调研报告”。
孙复初曾在清华参与江苏和浙江两省的招生工作。座谈会上，“有些教导主任私下跟我说，我们对外都总结素质教育搞得怎么好，开了什么什么课，但只是装装门面，我们搞得全是应试教育”。
而在应试的压力下，某市教育局局长曾公开表示，2005年该市高考升学率要“争一保三”。
同样还是江苏省这份调研报告显示：“地区间升学率竞争明显升级，地方党政直接干预加强。市、县、区党政领导为了体现自己的政绩，像抓经济指标GDP那样抓教育的升学率。更有少数政府官员明确表态，抓升学率就是体现‘三个代表’，就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在这样一种思想指导下，市、县政府对教育局的年度考核，主要看高考升学率指标，甚至直接对教育局施加压力，直接给学校校长下达刚性指标，中考、高考结束后，按达标程度和水平奖励教育局和学校。”
郑老师从1985年至2000年一直负责清华大学在广东省的招生工作。她去招生，“中学老师就说，我们班高考排第几；校长讲，去年我们学校升学率排第几；教育局长也讲，我们从第几排到第几”。
“为什么地方官员要这么干？学校要这么干？关键在于全国上下都盯着应试的指挥棒呢！”孙复初说。而当下，这根指挥棒的魔力，已经传递到中学、小学，甚至幼儿园。
一些老师对孙复初说，“我们是挂在应试列车上的一节节车厢，不跑也得跑”，因为“直接跟职称、奖金挂钩，还要末位淘汰”。
去年孙复初到浙江某市访问，该市一所重点中学负责人说，“现在的教育完全是摧残学生。为什么我们学校不抓应用能力、实验动手能力，高考不考这些啊。只要高考一考，我们马上就抓。”
“这已经不是某个城市、某个学校、某个家长的问题，而是全国性问题。”孙复初分析道，“所以，根子在上面。”
在孙复初看来，这根指挥棒造成我国自上而下的考试经济，形成庞大的考试产业。考试产业赚足了家长们的钱。
一次，他到一家出版社座谈。他问：能不能带个头，不出这些应试教辅类图书？对方当即笑答：做不到啊，孙老师！
2005年9月，国家审计署指出，2003年至2004年,教育部一些所属单位未经批准自行收费1.54亿元，其中全国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委员会向各地主考单位归集英语四六级考试费1.4亿元。
“权力加利益。”孙复初一语道破。这是应试教育非但不见好转而且愈演愈烈的根源所在。“这根指挥棒还要把青年摧残到什么时候？”孙教授愤怒地问。
“请出教育家来治理教育”
上世纪80年代初，美国国会图书馆大厅挂起一块横匾，上书：“每一个国家的根基是对青年一代的教育。”
1983年，美国高质量教育委员会发布了一份报告：《国家在危机中：教育改革势在必行》，从而引发了一场全国性的旷日持久的教育改革大讨论。
而事实上，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美国已经逐渐形成具有战略意义的教法改革——以问题解决为中心的课堂教学。
一份资料介绍，所谓“问题解决”，不是以设问组织课堂教学，也不是站在问题面前，去分析、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而是教师创设提出问题的实际情境，刺激学生提出高质量的问题。包括合情合理的常规性问题，也包括并非显然的非常规性问题，类似达尔文提出物种起源，牛顿提出为什么苹果下落等问题。而问题解决的途径并不是单一的，提出了“开放式答案”这个概念，即问题的答案可能是多种多样的，甚至是无数解的。至此，美国基础教育的立足点已不仅仅是学到什么，而是学会探索什么。
几乎同一年代，我国引进了标准化考试，并且，由于极其复杂的原因，这种考试模式逐渐影响到课堂教学。
“科学研究不是去解别人出的现成的题，而是自己去发现问题，提出问题，然后解决问题。这才是创新能力。”孙复初说。
在孙复初与郑老师这两位老清华毕业生看来，“标准化考试什么东西都只有一个标准答案，严重约束了学生的创造性思维”。
孙教授在他的课堂上，看到了这种“一刀切”的应试教学模式在学生身上暴露出来的缺陷。
他为一批高考英语拿了高分的学生，选读美国大学一年级的物理教材中《测量》这一章。并非深奥的科学理论，如果翻译成中文，内容相当于国内中学物理教材难度；也没有生僻的科技语言，学生说通篇没有生词。然而他挑了其中的10个句子让学生翻译，结果全班平均成绩不及格，全班无一人全部翻译准确。
“对非英语专业学生来说，英语是研究和学习的工具，”孙复初说，“现在学生们读内容浅显的文章尚且如此，以后这些学生作科研时，要用英语去学习一些不懂的专业和知识，又该怎么办呢？”
“你们掌握不好英文，就自动地把自己降为二流三流。”孙复初在课堂这样对学生说，“懂行的人来参观清华，不看有多少大楼，而去看图书馆，看究竟有多少学生借阅学校花了大笔外汇购来的大批外文期刊杂志，如果这些杂志从上架到下架没多少人翻看，就说明清华大学的学生外语不行，科研创新能力较差。”
郑老师也说：“外语不行，你都找不到前沿在哪。”她从研究土木结构，跨学科转而研究人体结构，整整跟踪看了10年国外资料，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数学大师林家翘从国外回清华后发现，他跟在清华带的博士后和研究生竟很难交流，英文成了大问题。学生写东西给他，先用中文写，然后翻译成英文。他要写东西给学生，也先用英文写好，然后翻译成中文。
“应试教育到了不得不刹车的地步，”孙复初感到焦急，“再不刹车，就更刹不住了。”
有人说，取消标准化考试，会大开腐败的后门，有损公平公正。
孙复初反驳道：“现在，标准化考试是一杆‘假秤’，无法‘称’出学生真实的才能和能力，这才是最大的不公平不公正。”
孙复初说，1958年大跃进，后果几年后就显示出来了；“文革”关了学校，耽误了一代人，后果直接影响到今天，而且还会接着影响下去；而应试教育的危害目前还没有完全暴露出弊端，耽误的绝不仅仅是一代人。“对国家和民族的危害怎么估计都不过分”。
“现在是到了请出专家对教育问题进行会诊的时候了。”老教授宣称，“希望中央决策层像重视农业问题、经济问题一样重视教育问题，请出教育家来治理教育！”
坐在北京北郊的家里，老教授忧心忡忡：“这个问题不能再拖下去了”。“总有一天，历史要为此写下沉重的一笔，有些人是要对历史犯罪的”。
最近，孙教授琢磨出一个认为可行的招儿：应该制定素质教育质量评估标准，然后把评估结果与分配给各校的招生名额挂钩，这样，“就让指挥棒换一面大旗，从应试教育改成素质教育，让全国上下盯着这面大旗运行”，以此解开高考这个难解的“结”。
他的母亲斯霞两年前去世了，不能再跟他一起关注当下的教育。
这位小学全国特级教师提倡的“童心母爱”式教育，“文革”期间曾被批判为宣传资产阶级人性论和修正主义教育学。“文革”后，她多次被选为全国人大代表。去世前，“她最放心不下的就是孩子们负担越减越重”，自己却不得不离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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