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清明节前后,在封建宗族残余势力蛊惑下,都昌县掀起了全县性的祭扫祖墓、争夺坟山权属的大规模风潮事件。这次风潮延续50余天,参与者之众多,涉及面之广泛,声势之浩大。事件虽已发生近70年了，但那一幕幕惊心动魄的混乱情景,仍然留在一部分人的记忆之中。
陈姓拉开全县大祭的序幕
都昌解放,经过土改后，农村地区面貌焕然一新，1953年春，广大农民度过了一个安定丰盛的春节。都昌向有春节后祭祖习俗，此时便有人串宗通族,发起祭扫祖坟、煽动群众夺取坟山权属,企图挑起械斗,制造流血事件。
最早掀起大张旗鼓祭祖的是一区诸陈姓村庄。
一区松林乡庙前陈村有一座祖坟山，坐落在新桥乡蛇形地张村,名叫虎山。面积约五亩，葬有全县陈姓始祖陈继铭。陈继铭为宋朝进士出身，官至左仆射。山上树木严禁砍伐,自生自灭,有一说法:“砍树是拔虎毛，动了虎毛，陈姓不太平。”
在旧社会里,陈姓族众势强，无人敢犯。士改时,政府将此山权征收,分给张村张化林管理。1953年2月，张化林建房,在山上砍了20余棵树，引起陈姓村民不满,起诉控告。
另有一山，座落在新桥街旁,叫黄金山,面积约20亩。陈姓说他们的祖婆葬此山上,而新桥乡阳家港村欧阳氏说他们的祖宗亦葬于此,并有谱谍可供查考。为此,两姓一直纠纷不息,械斗不止。清同治年间,两姓发生血流械斗,官司打到南康府,因欧阳氏持有家谱,证据确凿,官府判了“坟作古冢,祭扫欧阳,各安本分,免履讼饬”16字。在相当长的年月里,陈姓只是向天焚香,不得上山祭祀。
挑起陈姓大祭的是一区錾岭乡陈寿山村陈典习、陈木喜、陈昭喜、陈娥生等人。陈典习曾在“青年救国团”任过中队文书,解放军解放都昌时,他参与割电话线两次,偷电话机一部,土改复查时判处管制。这数人串通一气,先后在庙前陈村、陈寿山村和十区东山乡红门楼村开会多次,商量通姓祭祖事宜,定于农历二月初十(3月24日)集体祭祖。通知由陈典习拟定,并分头向全县陈姓送达,每村供肥猪一头作祭品,锣鼓一付,神铳数把,硝药由红门楼村专供,计划出动三千人,往上述两山祭扫,并夺回山权。
后因事宜过多,祭祖推迟一天。3月25日,二千余陈姓族人，携带神铳二百余把，齐向新桥黄金山涌去。一路上炮声震天,硝烟滚滚,队伍浩荡,人声鼎沸。阳家港村村民出来阻止,提出不准上山,不准打铳。陈姓人不答理他们,执意登山、放铳,双方争执不下。
在这紧急关头,一区区委书记王宪振带领区乡干部赶来，上前劝阻,但是无效,便将指挥放铳的人带到新桥乡,指定松林乡农会主席(陈姓)出面做好工作。参与祭扫的部分人不满,当即辱骂区乡干部,煽动说丢了神铳,区里抓了人,扬言要绑架干部。区府火速电告县政府,直到县委各部、人武部、公安局等单位负责人和干部赶来,分头进行说服工作,两姓才作罢。
大祭风潮席卷全县
眼看陈姓进行了集体祭祖，好不风光，其他各姓各村也按捺不住，于是纷纷串连，筹划祭祖事宜，一股大祭风潮迅速席卷全县。各姓祭祖队伍川流不息,络绎不绝。
虬门一带曹姓村庄选出主持大祭的正副经理、委员,设立祭祖办公室,头目开会一礼拜,对党团员、乡村干部不参加者,则以“谱上除名”、“开除姓籍”、“不准过年”、“取消烟头”，直至“赶出村庄”等族规,予以惩处,加以威胁。坏分子骂党团员骨子分子是“不要祖宗的杂种”,提出“爱祖国先要爱祖先,爱祖骨”等口号。十一区曹姓头目曹金贵拟出三大题目,分发各庄开展讨论:①祭祖是否妨碍生产?②为什么要祭祖,要不要祖宗?③政府干涉,扣人怎么办?
枫田乡有人造谣说:“龙王垴有水牛精,过去有庙镇着,现在庙拆了,水牛精要显灵现身,横直40里都要遭殃”,煽动群众重修神庙、宗祠。不少姓氏规定大祭之日,必备酒宰猪,凡能走路的人都得参加。一区七角乡蒋、黄两姓去辉辰乡祭祖,族内头目规定走路稳的人,就要出六百元办酒。九区沿湖乡张姓祭祖前,各村派出代表60余名,开会二天,每餐设酒宴九席,大吃大喝一番。
3月30日,全县邵姓千余人到十区襟带乡大祭。
4月中旬,全县进入大祭高潮,自农历三月初一至初八,全县张、余、冯、刘、江、曹、石、李、谭等姓大祭,声势超前，并且开始爆发械斗流血事件。于是有的地方请铁匠突击赶制钢叉,有的组织青年学练拳术,有的将青年壮丁估价,每人估定四百万元(旧币）,若械致死,即按四百万元抚恤。
4月18日,全县张姓聚集一千五百余人,手持木棒等武器,至五区江家村后祭祖,两方争执,发生械斗。张姓重伤18人，轻伤37人。江姓重伤22人。
二区陈姓祭祖,将参加群众编为三个大队,即先锋队(妇女),中坚队(青少年),后援队(中老年),推举了械斗的领队人,规定了三项纪律,即:①要齐心协力;②一致对外(外姓)。发生械斗,若有退缩,格杀勿论。身亡包耕,以烈士同等;③以妇女打头阵,暗藏石灰包,每人以袖系红带为记。
事态发展日益严重，中共都昌县委即日下达紧急指示,指出:“凡有大祭区乡,区委、区长需亲自带领得力干部到场,分头掌握,反复教育,不能有任何粗暴 行为对待群众。”县、区、乡三级干部虽然泡在群众中,进行工作,但仍然处于被动地位,风潮一地稍停滞,另地又起,而且声势越闹越大,纠纷和械斗屡有发生。
此后,刘、曹、张、谭、黄、郭、袁等姓,仍然继续大祭。余姓还通知了都、湖、鄱、彭四县,准备去茅垄乡祖山大祭。
截至4月24日,一月时间内,全县有93姓投入祭祖,蔓延十三个区各乡,大祭一百六七十次,参加人数突破五万,浪费财产折金三亿余元,重伤多人。
4月25日,县委在土塘区召开区委书记、区长联席会议,省公安厅王厅长传达省委指示,指出都昌祭祖事件情况严重,为历史上所罕见,发生在解放后人民政权刚刚建立,新秩序刚刚建立之时,不是一般旧风俗问题,而是反革命分子和封建势力同人民政权的一次较量,是它们蓄意有计划的破坏人民内部团结、破坏生产,企图复辟的阴谋活动,是一场政治斗争,对坏人必须严厉打击。
会议决定,深入向人民群众进行新风尚的教育,团结人民,孤立敌人,把群众迅速引导到春耕生产上来。要以贯彻婚姻法为中心,以贯彻中南区十大措施为基本内容,迅速稳定秩序和各阶层群众的情绪。会议决定,对为首分子逮捕法办,对于主谋、民愤又大的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必须严惩,决不姑息。
5月,江西省省长邵式平和秘书长黄知真等同志,家临都昌视察,加强领导。7、8两日,各区召开群众大会,宣传党的政策,动员群众生产,同时宣布逮捕不法分子86人。对几个祭祖风潮厉害尚未平息的乡,派出工作队,专门开展群众工作。从此,全县大祭开始转入低潮,至5月12日,完全平息。
祭祖风潮发生原因和教训
都昌县祭祖风潮,前后延续一个半月,参加人数达六万余,除上述统计各种情况外,另发生包围区政府事件二起,干部和公安战士被打三人。
都昌县祭祖活动兴起,迅速波及全县,乃至形成浩大风潮,首先,有其历史根源和社会根源。都昌百姓历来重婚丧祭礼，解放后,虽经历次重大政治运动,但对封建迷信,如做斋醮,求菩萨,讲风水等迷信风气,没有根本上触及。对于专门以巫术骗人的人,亦未采取必要的措施,加以引导。封建宗族、迷信活动易于被坏人所利用。一遇适当的温度、气候,他们便蠢蠢欲动,兴风作浪。
其次,土改复查中,对封建宗族、姓氏公会管辖的祖坟山地,处理时缺乏周密的调查研究,出现过于急躁,过于粗糙的倾向,以致引起群众不满。姓氏祖山、祠堂、港堰、草洲,历来纠纷不断,处理时曾发生过械斗迹象,待到问题成堆,清明祭扫便成了问题暴露的导火线。
其三,农村的政治工作薄弱,经济上存在某些严重脱离群众,脱离实际和背离党的政策等问题。当时,各部门各自为政，强调垂直领导,组织庞杂,干部兼职多,会议多,公文表格多,关心群众生产、生活少。1952年,农业税征收是在没进行查田定产的情况下开展的,由于田地等级、产量不准确,出现负担畸重畸轻,引起群众的抱怨。
经济部门出现将好事办成坏事的情况。1952年棉花收购,合作社贷给棉区的棉籽、肥料、农药、药械,不分农民是否需要多少,一律逐级强行分摊,以致有的棉农棉籽过多而霉烂,收贷时又一级一级扣除。有些合作社还硬性将肥料贷款改成贷放肥田粉,合作社供应的枯饼价比市场要高出六分之一。春季供粮,本可解决农民春荒,但粮食部门只图手续简便,多买贱卖,使大批粮食流入富裕农民手里,真正缺粮的农户反而得不到粮食。因此,一些坏人借落后群众不满情绪和我们工作中的弱点,进行煽动,与乡、区政府对抗,甚至围攻区政府,绑架干部。
其四,基层干部不敢负责,工作畏首畏尾。有的区干部竟被坏人整得痛哭流泪。对于一些反攻倒算、聚众赌博、造谣惑众的事件,听之任之,不敢过问。民主运动中,又过于限制了对敌斗争锋芒,而把锋芒集中于整干部,加上掌握政策的偏差,许多乡村干部元气大伤。
其五,县委有的负责人对这次群众祭祖认识不清，陈姓首先祭祖后，县委领导未意识到其他姓氏会跟样大祭的严重后果，未及时采取有效手段防止。本文来源：今日头条@趣味历史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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