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接到九江师范学校录取通知后的躁动，到爸爸妈妈喘着粗气忙进忙出为我准备行囊和筹备上学的钱，再从一个一百多公里的水乡折腾进九江，足足用了我三天三晚的时间。
在我的记忆中，那次远行的具体实施办法真不亚于接待联合国专家来山考察那样复杂。先得把我的行装绑上一只独轮车，将我送到一个离家乡三十多里靠车站最近的一个姑父家住下来。第二天一早，姑父家又全家出动，用独轮车把我送到车站，在那里等一辆从景德镇开往都昌的班车。一直等到下午三四点，父亲的黄烟丝已不知抽完了多少袋，才看到那个奇迹的出现。车子一到，父亲大步跨上去，亲戚朋友帮我把担子送进窗口，在父亲长一声短一声的“崽，到学校后，就写信来”的话语中，我的眼睛模糊成了一片雾。车子卷起一股厚厚的灰尘，“呼”的一下开动了。
一路上我总是担心，到了都昌以后怎么走。在车上问了许多人才打听到有几个到九江的，我跟着他们到了县城的水码头准备搭“洋船”走。在候船室里，我紧紧抱着全部的行装，做了第一个远行的梦。第三天，朦朦胧胧的晨光中，有人摇醒我：“到九江的快上船呐。”我挑着那只篾箱急急上了船。在船上，我又担心，到了九江怎么找学校。那时我一点普通话都不会，每到一处问路，都得不到任何回答。实在纠缠不清，就只好写在手心上。总之，那几天我几乎没有睡稳过，一直在琢磨在当时看来比什么都重要的任何一步的任何一个细节。
当我从纷乱的人流中，磕磕碰碰，挑着一只几乎与自己个头同高的祖传的篾箱下船时，一颗十五岁的心是何等激动而惶恐！出了检票口，人像开了闸的水，几乎挪不动一步。直到现在，我都想象不出当时我是怎样一步一步将篾箱拖出从船上到江边码头那段长长栈道的。就在我再次摸出临出门时，父亲稳稳交给我的那张折皱了的入学通知书去寻找九江师范的地址时，一条横幅标语在码头出现了：“欢迎你，九师新校友。”没等我站定，我的那副沉重得有些受不住的担子，就被几位素不相识的九师同学抢挑走了。
好像是一个黄昏，从都昌过来的船本身晚了点。当我跟着他们经过这个城市的第一个十字路口——西门口时，车灯人仿佛一齐冲着我碾压过来，我一步也不敢乱动。我不知道要让多久才能把所有的车子和人流让开再走过去。就在我立在那里一动不动时，又是那些素不相识的同学一把拽住我，牵着我顺利通过了西门口。
那天晚上，我好像什么也没吃，只是把被子随便抖开后，就倒在床默默地想家。
（《在下沉的世界里上升》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8年出版 赵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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