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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被 鄱阳湖 执行置顶操作(2021-1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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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与《浔阳晚报》结缘较早，《浔阳晚报》于一九九六年创刊，我家收藏有该年十月份出版的《浔阳晚报》创刊号。
第二年，我便在《浔阳晚报》发过几则百字短讯。其中有则短讯，如石子击入水潭，居然溅起少许浪花，这小小浪花，让我有缘近距离结识晚报的幕后人。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一九九七年，我刚娶妻生女不久，便被父母分开，组建了自己的小家庭。随后，我一边在乡下耕种田地，一边农闲时去县城踩蹬士（人力三轮车）载客，赚点零花钱，勉强支撑起三口之家的生活。
白天工作虽然辛苦，但我灵魂深处，始终与文字有亲近感。每天夜深人静时，孤灯清影，我写写日记，或看书写稿，这成了我每天的必修课。
有天上午，我踩着蹬士，缓慢地路过幸福路北门口的城镇派出所，正好看见一个骑自行车的乡下中年人，在避让行人时，不慎连人带车侧翻到路旁的吉普车上。紧跟着从对面派出所，张牙舞爪地跑出来一个胖子，骂骂咧咧地喝斥着骑自行车的中年人。中年人争辩两句，便遭到一顿胖揍。胖子虽然身穿便装，但他的车悬挂的是警车牌号，这引起了众多围观者的不悦，大家便替中年人求情开脱。好在当年的双方车主，对车辆遭刮蹭后，还没有索赔和碰瓷的意识，乡下中年人挨了几拳后，在路人的帮助下安全离开。
我将亲眼所见的内容加以整理，写了一篇以警察打人为题的百字短讯，邮寄给《浔阳晚报》社。
没想到这则短讯被《浔阳晚报》刊登以后，引起了九江市公安局领导的关注，因为当时正逢公安部门开展，整顿警纪警风的活动，由于我的那则短讯里，列出了吉普车的车牌号，领导便让报社派人下去了解情况。
报社派了两个年轻人下来，他们为了找到我，费了不少周折。这是因为，当年手机还没有普及，稿件上自然没有留电话号码。我投稿时用的又是笔名，地址留的是县环卫所。当年我二舅在环卫所上班，我的蹬士每天晚上放在他的房间窗前过夜。
报社来的人先找到环卫所的所长老郑，老郑说环卫所没有这个人。然后分头去问环卫所的职工，最后问到我舅舅头上，舅舅也不知道我的笔名。但他知道我喜欢写文章，便推测可能这个人是我。舅舅便领着他们在街头守株待兔，最终截到了我。
我没想到自己随手投的稿件，会引起反响，便有些惴惴不安起来。因为当时我县的治安太差，经常有人坐蹬士不给钱。年轻的我心智不够成熟，害怕报复，核实车牌时，便吞吞吐吐含糊起来。报社人便让我带他们去了事发地点，幸福路北门口，他们便向街两旁的店主采访求证。然后我又拉他俩去了彭家阁县公安局大院，寻找辨认那部吉普车，但没什么收获。
忙了将近一上午，这件事最终没查到实质性的进展，我很是不安。和报社两人分别时，他们中为首的那位，给了我两份当期的《浔阳晚报》和一张名片。这位年轻报人，虽然个头不很高，面相看上去也有些文弱，但人很精明干练，说话也利索。从名片中得知，他就是当期报纸的责任编辑谢亨先生。
通过这次接触，我看见了晚报人对工作的认真和执着，对职业的敬畏和热爱，也让我对报纸有了全新的认识。
时光匆匆，白驹过隙，二十多年过去了，只可惜由于生活的不定，这些年一直没有一张安静的书桌和得体的书柜，那份登有短讯的样刊和谢老师的名片都不知去向，要不然，手握这张泛黄的名片，下次再去九江拜会著作等身的谢老师，呵呵，绝对能换来两本谢老师的大作。
如今，我作为当年那个孔武有力踩蹬士的青年人，如今也已是满头华发。迫于生计的压力，我辗转全国各地，从事过各种职业：当过制衣厂流水线的缝纫工，卖过衣服、图书和保险，开过副食店，直到现在在送快递。变来变去的是工作和生活方式，没变的是，对文字依然热爱如初恋。
今年五月，《浔阳晚报》采用了我的一篇小说，我又和晚报重续前缘。感激之余，适逢晚报举办成立二十五周年的活动，便写下上面的文字，以表对晚报人的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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