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天地，一本书，一盏灯，筑起一个安静而缤纷的世界，隔离了外界的喧嚣与芜杂，不觉秋风渐凉，夜已深沉。
杨绛先生说过：“读书好比串门儿。”这比方真是绝妙。我常常早上一起床，便去院子里探访我的花花草草，然后去朝拜某位诗人或者词人，和他们一起吟哦一两首风花雪月的诗词；吃过早饭，突然心血来潮，想要去求教于某位大名鼎鼎的哲学家，跟他探讨关于生与死的终极问题；午休起来，头脑还不十分清醒，便出门去散步，顺道到公园看望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小说家；夜晚，在看了两集电视剧或者观赏了一部奥斯卡电影之后，有点兴奋，便去找梭罗谈谈瓦尔登湖，和他聊聊森林里的野兔、湖里的罗非鱼。无论我要拜见的主人住在哪里，也不管他们生活在哪个时代，不用预先打好招呼，我想去谁家串门就去谁家串门，主人都一律热情相待。每次造访，都是一次心灵之旅。主人家温暖的光芒，照得我心里亮堂堂的。
当然，这里说的是我现在的状况。在我上大学之前，我是没有资格去到处串门的。我能读到的书极少，但就是那极少的几本书，像一束束温暖的光，照亮了我前行的路。
我入学之前，不认识一个字，没念过一句诗，也就更谈不上读书了。哥哥们的语文和算术课本，用牛皮纸包得严严实实的，我连摸摸它们的机会都没有。有时候我刚要伸手，他们像防贼似的叫喊：“妹妹，别动，别弄坏了我的书。”
我的书？我什么时候能拥有一本自己的书呢？在小妹妹的摇篮边，我一边唱着奶奶教的摇篮曲，一边幻想着坐在教室里读书的情景。
那时候，村里的学堂就在我家门口的祠堂里。每天，我都能听见学堂里传来的咿咿呀呀的读书声。祠堂后边连窗户都没有一个。我怕老师骂，不敢到正门口去，只好隔着厚厚的墙听书。没有多久，我竟然能把一年级的语文课本从头到尾背诵出来，三年级的乘法口诀也背得滚瓜烂熟。当老师的三叔对母亲说：“姐，这女崽俚应该上学读书。”
1969年春天，我穿着过年做的新衣服，背着妈妈缝制的花布书包，蹦蹦跳跳上学了。
那是一所很袖珍的学校。后墙边竖立两个大谷仓，是生产队用来储存粮食的；中间有四排课桌，东边墙上有一块黑板，一年级到五年级集中在一起上课。靠门边有一扇窗户，窗户下摆一张较大的方桌，那是老师的办公桌。
我记得那天的天气特别好，阳光很温暖，树上的冰雪开始融化，有小鸟在树上唱歌。
上学第一节课，发新书了。我第一次拥有了属于自己的两本书：一本语文，一本算术。我真的无法言说当时的喜悦心情。我好似面对稀世珍宝那般，用微微颤抖的双手轻轻抚摸着封面上的每一个字，小心翼翼地从第一页翻到最后一页。
放学后，我先是冲到奶奶那儿，骄傲地说：“奶奶，奶奶，我有新书啦！”
又跑到灶台旁，“姆妈，你看你看，我的新书！”
三岁的妹妹屁颠屁颠地靠过来，“姐姐，我也要新书。”我不耐烦地推开她，“去去去，别弄脏了我的新书。”
然后，我拿着奶奶给的两块爆花糖，“哥，给你吃。”于是，哥哥就用牛皮纸，把我的两本新书包得妥妥帖帖，棱角分明，还分别在封面上写上“语文”“算术”。可怜我那小妹妹，远远地瞪着一双大眼睛，分明写着羡慕嫉妒恨。
上学了，有教科书，能够在教室里读书识字，学习算术，这对一个农家女孩子来说，已经是登上了天堂。我却人心不知足，渴望读到更多的书，懂得更多的道理。可那个贫穷的年代，连吃饭穿衣都成问题，哪还有闲钱买书？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除了一本新华字典，我没有别的任何课外书。那本《新华字典》，应该是四年级的时候，我央求母亲用卖鸡蛋的钱买的，具体细节我已记不清楚。这本小小字典，是我生命中的希望之光，从小学四年级，一直伴随着我到高中毕业，考上大学。我做过这样一个假设，假如没有这本字典，我的人生可能会彻底改写。没有《新华字典》，我的语文基础就不会扎实，我可能因此考不上大学。即使勉强考上大学，也不会学习汉语言文学专业。
我读的第一本长篇小说应该是《战斗的青春》，大概是小学四五年级的时候。我曾经写过一篇小文《怀念一本书》，里面有详细的记述。那是我看的第一本真正的文学书，是从大哥的床顶上发现的。为了不被大哥发现，我总是等他不在家，偷偷地从床顶上拿下来看。估摸着他要回家，又急急忙忙放回原处。时间长了，封面和封底有些磨损、卷角。我很害怕，万一大哥发现了我偷看他的书，怎么办？幸好，这样的事没发生。这是我的原生家庭提供给我读的唯一一本课外书。
我是什么时候拥有了一本自己的文学书呢？难道是《沸腾的群山》？
初中毕业前夕，女同学之间依依难舍，彼此互赠礼物。我记得，平时关系要好的，赠送的基本上是小手绢之类，或者是自己编织的小包包。男女同学之间泾渭分明，两年间几乎连话都没说过，当然不会互赠礼物。
我做梦也没想到的是，他，一位下放干部的儿子，竟然送给我一本小说——《沸腾的群山》。
我俩小学四年级开始同班，一直到高中毕业，到各自考上高一级的学校。可以算是一同长大的发小，但在学校里，却没有任何交集，除了那一次。
我已经记不清楚，他是怎么把那本书送给我的。是神不知鬼不觉地放在我课桌的抽屉里的，还是下自习的时候，趁着没人偷偷塞给我的？虽然我没有回赠东西给他，但内心深处对他的感激无以言表。他的这份情谊，今生今世都会铭刻在心。
我们现在一直保持良好的同学关系，几乎每次回老家经过九江，他都要召集几个同学聚一聚。他没有提及过那本书，我也没有。这是我俩豆蔻年华里共同拥有的一个小小秘密。
那年的暑假有些漫长，等待高中录取通知书令我有些焦虑。双抢大忙季节，母亲在田间地头挥汗如雨，让我待在家里，躲避太阳的暴晒。家务活之余，我把这本小说读了一遍又一遍。毫无疑问，它烙上了深深的时代印记，但它为我打开了一扇了解外面世界的窗口。我第一次知道，矿山很大，矿工很辛苦，矿工很危险。从此在心里埋下了一颗悲天悯人的种子。
高中的时候，除了课本，依然很少有课外书读。偶尔从同学那里借到一本书，简直像过年一样兴奋。即便晚上躲在被子里打着电筒读，也是一种莫大的幸福。依稀记得读过的有《苦菜花》《桐柏英雄》《敌后武工队》《小兵张嘎》等等。也许正是这些小说不经意间滋润了我干涸的心田，催生一颗文学的种子，慢慢地生根发芽。
高二的时候，我的语文老师考上九江师专。他从九江买了一本《唐宋词一百首》送给我。我如获至宝，从前到后一首一首阅读、背诵。这是胡云翼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一本薄薄的书，共选唐、五代、两宋词作一百零八首。可说是句句精华，篇篇经典。我常常于薄暮时分，一边在田野阡陌散步，一边诵读那些脍炙人口的词章。从此，我认识了李煜、柳永、晏几道、李清照、苏东坡、辛弃疾等一系列光耀词坛的精英，也初步受到了中国古典文学的熏陶。
1979年，我考上了省城最好的大学，读的是汉语言文学专业。相比于很多同学，我是从文化沙漠里走出来的。与生俱来的营养不良，促使我如饥似渴地汲取着知识文化营养。正如高尔基所说：“我扑在书上，就像饥饿的人扑在面包上一样。”
大学里除了图书馆，还有一个小小的书亭。我在书亭里买的唯一一本书，是《现代汉语词典》，是一位哲学系的老乡大哥抢着帮我付钱的。因为他知道我囊中羞涩，每月二十一元的助学金，有点不够花。大学四年，他像大哥哥一般关心我，照顾我，可说是情深义重。这本词典也一直伴随着我，从省城南昌到家乡的县城，再到南国大都市广州。每每看到这本书，我就会想起那位大哥。将近三十年没见，大哥，你还好吗？
在大学里有图书馆可以借书读；参加工作以后，有工资可以买书读；尤其是1995年调入大学图书馆工作之后，更是每天坐拥书城。如今，我可以轻而易举地读到自己想读的书，可以随心所欲地去拜访古今中外的大师。每当我站在一那一排排图书前，面前仿佛展开一个奇妙的世界，一片思想的海洋，一座浩瀚的宇宙。但是，我永远不会忘记，在我求学的路上，那一本本普普通通的图书。它们就像一束束温暖的光芒，照亮了我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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